廣東北枕五嶺，南頻南海，海岸綫漫長，島嶼衆多，港灣優良，是中國的海洋大省。她位於太平洋西岸，歐、亞大陸的東南端。從廣州出發入南海，向西航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亞、北非與南歐，南航直達東南亞，過太平洋可扺美洲各國，是我國與歐亞大陸與西太平洋之間交往的重要紐帶。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經濟條件，使廣州與海外貿易和文化交往源遠流長。自漢代以來，海上絲綢之路，長盛不衰，不斷拓展，遍於全球。本文論述的是清代前期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與十三行對外貿易。

　　一、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溯源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統一嶺南之後，便以南海郡尉統制嶺南三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表明南海郡治番禺有着特别重要的經濟地位和非常便利的水陸交通(番禺居西、北、東三江的總匯，兼具河港與海港功能)。秦漢王朝交替之際，南海郡尉趙佗擁衆自立。在嶺南地區建立南越國，都番禺。番禺成爲南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長達90餘年，直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全境，嶺南才回歸漢王朝的直接統治。

　　《史記·貨殖列傳》説：“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根據《史記》記事“尤詳於戰國、秦、西漢”，可以斷定上引《史記·貨殖列傳》這段話當然是指秦漢時期番禺的經濟狀况。但這段時間的嶺南，恰恰主要是南越國統治時期。南越國後五主，立國93年，即漢高祖三年(前204年)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按司馬遷撰寫《史記》，大約始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成書於征和二年(前91年)。而漢平南越距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僅6年，且《史記》有關漢武帝天漢以後史事，乃係後人所補，所以，《史記·貨殖列傳》所説的“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無疑出現在秦至南越國時期。這一時期的番禺不僅僅是國内一般的商業都會，而是有着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的海産和海外舶來品的海外貿易的都會。另據考古學專家考證，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些屬於海外舶來品。如出土的多枚象牙全屬粗壯型，與非洲象較接近，與亞洲象的區别較明顯，應是海外舶來品。又如出土的一個扁體型銀盒，其造型與紋飾均與中國器物的風格不同，而與伊朗出土的公元前5世紀的刻有波斯薜西斯王名字的金銀器類同。可以認定是來自海外的舶來品〔1〕。此外，在南越國時期的墓葬中還有陶制犀角模型出土。以物证歷史文獻所載，完全可以説明南越國時期的民間商人，已經以番禺爲出海貿易的始發港航行到南海有關國家或地區貿易，從海外商人那裏購進商品在番禺市場上銷售。

　　嶺南回歸之後，漢朝政府在地處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設置“左右侯官”，開闢南方海市，中國官方正式啓動海上貿易。據《漢書·地理志》可知，帶着黄金和絲綢，從徐聞、合浦出發，沿着海岸邊航行，先後到達北部灣、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度東南海岸，斯裏蘭卡等地，“市明珠、壁流離、奇石异物而歸”，除了官方的海上貿易之外，還有民間的海上貿易，且不斷發展。這時期，除原有的廣州始發港之外，又增加了徐聞、合浦兩處港口，形成了嶺南不同區域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並共同開闢了中西海上交通的東段。到公元一世紀，民間商人在黄支國和已程不國〔2〕擁有貨棧，與來自埃及的大秦商船交换貨物，也與當地居民做交易。此後，經過大秦商人的努力，在公元二世紀中後期(東漢時期)又將海上絲綢之路予以延伸，實現了與大秦直接通航與貿易。

　　吴晋時期，隨着南海航行技術條件的進步，船隻可以作深海航行，有條件穿過南海中的“漲海”。從此，南海國家的航船不經海南島以西而經過海南島以東到廣州。從廣州啓航，穿越海南島東部，西沙群島海面而至東南亞的新航綫的開通，使廣州的海上貿易較前愈加繁榮。

　　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極盛時期。廣州是這一時期的海外交通中心，也是東西方海上貿易的東方大港，居於全國外貿中心地位。唐朝中央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院，作爲總管東南海路外貿的專官和專門機構。各國商賈來華，必先至廣州，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脚，禁珍异”，然後讓其轉販到國内各大城市。

　　唐代的遠洋交通，從廣州啓航，貫穿南海、印度洋、波斯灣和東非海岸的90多個國家，航期89天(不計沿途停留時間)，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稱爲廣州通海夷道。〔3〕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外交通綫。同時，廣州還開通了與朝鮮、日本的直航。

　　北宋，最早在廣州設市舶司，管理往來遠洋的對外貿易。從廣州啓航，可達東南亞、印度、波斯灣和東非，可能達到北非。當時，宋朝的對外貿易“唯廣最盛”。廣州的出口貨物搆成了“香藥和陶瓷、絲綢貿易”。據學者研究，宋代廣州商船已能横渡印度洋〔4〕即從印度南端到今索馬裏海岸。這是中西航海史上的一大進步。從此，從印度半島以南到東非，再也不必限於曲折的傍海航行。

　　南宋時期，福建泉州海外貿易發展較快，逐漸趕上居於領先地位的廣州。大約在南宋末，泉州市舶貿易已超過廣州。

　　元代，“廣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聚。”〔5〕據《大德南海志殘本》記載，同廣州有使臣、貿易往來的國家與地區達140餘個，包括今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印度，斯裏蘭卡、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索馬裏等國。

　　明初設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司，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廣州海外貿易區域廣闊，居於主港地位。明代廣州除沿用和發展原有的航綫之外，還在中後期開闢了歐洲葡萄牙以及南美洲航綫。

　　二、清代前期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向歐美拓展

　　清初廣州通向歐洲的絲綢之路，仍沿明代的航綫。美國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著《廣州“番鬼”録》一書中説：“英國人和荷蘭人在17世紀前半期出現在廣州，相繼而來的是丹麥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曾一度邀請中國人到他們的殖民地馬尼拉去，後來，他們自己也來到廣東省城。”他又説：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最初到達廣州是1600年至1650年之間。”〔6〕上述兩段話，大體上概括了明末清初西方國家的航船進入廣州的情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行賄手段租居澳門之後，便以印度西南岸的果亞爲基地從事果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葡萄牙從澳門、廣州收購的生絲、絲綢等貨物，除運向果亞銷售之外，還直接運回葡萄牙出售，從而在明代開闢了廣州、澳門、果亞、葡萄牙的海上航綫。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侵佔吕宋(今菲律賓的吕宋島)後，每年派出船隻横渡太平洋，來往於墨西哥與菲律賓的馬尼拉之間，將中國海商(主要是廣東海商)販運到馬尼拉市場上的絲綢等再轉運到墨西哥，開闢了廣州——馬尼拉——南美洲航綫，并且從菲律賓把我國絲綢等貨物直接運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人還謀求與中國直接貿易，於萬曆五年(l577年)開始第一次對中國的遠航。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派船到廣東，在“虎跳門結屋，群居不去”，並提出將澳門不遠的小島作爲西班牙對中國貿易的基地的要求，未逞。

　　萬曆三十年(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加强了與西班牙争奪海上霸權的勢力。在該公司未成立的前一年，荷蘭派出武裝船隊直扺澳門。明朝的税使“召其酋入城，游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7〕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和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荷蘭又派船到廣東，“試圖在廣州打開貿易門路”。由於受到澳門葡萄牙人的阻撓，未能實現，但在天啓、崇禎年間多次進入澳門與廣州。荷蘭亦争做中國絲綢生意，派船將貨物運往歐洲。

　　英國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設立“倫敦到東印度貿易商人的公司”(即東印度公司的前身)。明泰昌元年(1620年)，英國商船“獨角獸”號到達澳門。1637年(崇禎十年)，英國派出4艘船突入廣州。由於澳門葡萄牙人從中作梗和英國船炫耀武力，引起廣東地方當局的懷疑，只允許該船在鬻貨後而歸。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下令“開海貿易”，並在廣東、福建、浙江、雲南四處設置口岸，置海關和建立關税制度。從此結束了從順治至康熙二十三年的禁海閉關政策。一些歐洲國家循着明末已經開闢的歐亞航綫先後來到廣州。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國商船“防禦號”首先進入廣州，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分爲兩隊，分年輪流駛來，有些船指令經由孟買、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到中國，而其他船則是直達船。它們的船是1800噸到2000噸的豪華大船。船隻的式樣是後部寬闊，船弦隆起，船頭寬園。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國“安菲德裏蒂”號來到廣州，正式開始中法兩國的貿易。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奧地利3艘商船駛扺廣州。據統計，康熙五十三年到五十九年(1714~1720)，英、法等國到廣州貿易的船有68艘。〔8〕干隆四年(1739年)，瑞典“哥德堡”號首次駛入廣州。

　　隨着英國、法國、瑞典、丹麥、奧地利、西班牙、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商船先後進入廣州和廣州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的同時，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於1784年(干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自紐約啓航，載着40多噸的洋參，於8月28日到達廣州。這艘360噸的船是一群紐約商人購置和裝備的。船長是約翰·格林。該船扺達廣州黄浦港時，受到廣州海關官員的歡迎。船貨管理員山茂召説：“中國人很喜歡她(船)……稱我們爲新民族。當我們用地圖示以我國的疆界及現在和日益增加的人口時，他們看到他們的物産將有這樣一個廣大市場，很爲高興。”〔9〕該船於翌年5月12日返扺國境，帶回了瓷器、絲綢、織錦、茶葉、漆器、傢具等多種品種的中國貨。山茂召在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一次駛往廣州。他在寫給他的弟兄的信中説：“我這次出行的條件，頗有大展宏圖的希望。”〔10〕“中國皇后”號的航行路綫，是按照歐洲國家商船航行的傳統航綫，即從紐約啓航之後，向東航行，横越大西洋，到達非洲大陸的最西點塞内加爾的佛得角。又横渡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和爪哇島之間的巽他海峽，然後駛向中國的澳門〔11〕。扺澳門後，由中國引水員領入内河，扺達黄浦。值得注意的是，稍後紐約的“白特塞”號(93噸)的出航是繞道合恩角駛往南洋，再從那裏駛赴廣州，然後取道好望角折回紐約，全程計23個月。

　　“中國皇后”號兩次勝利遠航廣州和運回名貴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物品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波士頓、費城、塞勒姆、普魯維登斯、巴爾的摩等東部沿海城市。這些城市的富商們也紛紛派遣商船到廣州貿易。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費城的“廣州”號商船和塞勒姆的“偉大的土耳奇”號商船相繼駛往廣州。繼l790年(干隆五十五年)3月，“馬薩諸塞”號從波士頓駛向廣州之後，接着又有“華盛頓夫人”號、“香客”號從波士頓駛入廣州。隨着中美貿易的不斷擴大，“1805年有三十七艘美國船裝載價值近五百七十五萬元的貨物至廣州一地進行貿易……。”〔12〕到18世紀末，美國的對華貿易僅次於英國而居第二位。

　　清代廣州絲綢之路主要通向歐美諸國。歐洲航綫由明代通向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三國擴展到與英、法、荷蘭、丹麥、瑞典、奥地利等許多個歐洲國家直接通航，還開闢了中國直達北美洲航綫，實現了以往不曾有過的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自從廣州一口通商之後，歐美諸國都同廣州貿易。

　　三、十三行先後獨攬廣州和全國的對外貿易

　　清政府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下令開海貿易並設立粤海關等四所海關之後，又實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海外貿易的制度，於二十五年(1686年)在廣州設立十三行經營對外貿易。十三行亦稱“洋行”、“洋貨行”、“外洋行”。

　　十三行之名源於明代。清初設立十三行並非固定十三名行商，而是時多時少。當粤海關設立之初，由於外國商船扺港者不多，所以當時的十三行只有數家行商〔13〕。十三行行址分佈在今廣州文化公園至海珠南路一帶。凡屬從内地運來的茶、絲等貨物，都在這裏交易，過稱，打包，加上標記。經與外商洽談定貨之後，從這裏運往黄埔，“十分便利”。

　　十三行是廣州官府特許經營海外貿易的唯一機構，它的職能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經營“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14〕，即獨攬廣州的對外貿易，代購代銷進出口貨物。第二，行商向粤海關代納所有進出口貨物的關税。第三，按照官府的指令，轉達政府對外商的有關規定和與外商之間的各項交涉。第四，負責監督外商，爲外商做擔保人。上述四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清政府設立海關和在廣州成立十三行作爲專營對外貿易的機構，這些都是歷史的進步，但賦予民間商業機構某些外交事務則給行商造成了不應有的壓力和困難，甚至受到不應有的懲罰。這無疑是不合時宜的。究其原因，是由於清政府對國際貿易事務和世界形勢的無知。

　　在對外貿易過程中，清政府爲了嚴格控制外國商人特别是英國商人企圖“移市入浙”，打進中國絲茶産區和害怕“外夷桀驁”，無法駕馭，便於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只保留粤海關一口對外通商，全國的進出口貿易統由廣州出入。從這時開始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80餘年間，十三行總攬全國的對外貿易，成爲我國唯一的獨特的商貿團體，西關成爲我國唯一合法的外貿區。

　　廣州獨口通商後外國商船進入廣州的不斷增多。獨口通商後的最初十八年(干隆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即1757~1774年)，歐洲各國到廣州貿易的商船平均每年爲21.6艘，比獨口通商前八年的每年平均約20艘，每年只增加1.6艘。自干隆四十年後，外國商船進入廣州的數量增加較快，特别是干隆五十年至六十年(1785~1795年)，平均每年達到57.5艘，比獨口通商前八年，平均每年增加37.5艘，比獨口通商後最初十八年，平均每年增加35.9艘。此後，自嘉慶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年)，歐美各國進入廣州的商船，平均每年多至76.2艘，道光元年至十八年(1821~1838年)，平均每年更多至110艘〔15〕。以個别年份計，道光十三年(1833年)進港船隻多達189艘。駛扺廣州的外國商船不斷增加和大幅度增加，反映出廣州進出口貿易不斷發展。

　　除廣東的出口産品絲、綢、茶葉、瓷器、菸草、藥材、傢具、漆器、糖以及其他手工藝品之外，從全國各地運到廣州的貨物多達80餘種，諸如福建的紅茶、樟腦、糖、靛青、菸草、紙、漆器、上等夏布、礦産品；浙江的絲織品、紙、扇子、筆、酒、棗子、皮貨；河北的人參、葡萄乾、棗子、皮貨、鹿肉、藥材、菸草；山西的皮貨、酒、麝香；陝西的黄銅、鐵、寶石、藥材；甘肅的金子、水銀、麝香、菸草：四川的黄銅、錫、寶石、麝香、檳櫛、禽鳥、孔雀翎；廣西的米、肉桂、鐵、鋁、扇子、木材；貴州的金子、水銀、鐵、鋁、菸草、香料、藥材；湖南、湖北的大黄、麝香、菸草、蜂蜜、寧麻、多種鳴禽；江西的粗布、寧麻、瓷器、藥材；河南的大黄、麝香、杏仁、蜂蜜、靛青〔16〕。由於中國物産豐富，甚至好些貨物只有中國才能爲世界市場大量提供，所以廣州的出口貿易一直保持着增長的優勢，特别是絲、茶、瓷器、藥材的增長尤爲突出，而茶葉與生絲則居於第一位和第二位。據統計，干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760~1764年)，從廣州港輸往英國的茶葉，每年平均爲42065擔，干隆五十年至五十四年(1785~1789年)，每年平均爲138417擔，嘉慶五年至九年(1800~1804年)，每年平均爲221027擔〔17〕，此後繼續增加。又如嘉慶九年至道光九年(1804年~1829年)，美國從廣州購買的茶葉約241.4萬箱，平均每年多達9.7萬箱，綢緞約380萬匹，平均每年多達15.2萬匹〔18〕。概而言之，從18世紀60年代初到19世紀30年代初的70年間，廣州出口的茶葉增長了10倍〔19〕。19世紀初30、40年内，廣州出口的生絲增加幾乎達8倍之多〔20〕。從合法貿易(不包括外國向中國出口的鴉片)來説，廣州出口貿易直至道光十年(1830年)，一直處於出超的地位。

　　從國外進口的貨物雖比不上出口貨物之多，但也在逐漸增加，特别是19世紀初增長得較爲迅速。進口的商品主要的有毛織品、棉花、棉織品、棉紗、金屬及其製品和玻璃製品。道光九年(1829年)，從廣州進口的平織棉布只有910000碼，此後逐年上昇，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增至21355763碼，12年内增加到23倍多。棉紗，道光九年爲500000磅，雖在以後幾年内增長不多，並一度有所下降，但從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開始迅速上昇，到道光二十年增至2419560磅，十二年間也增至4.8倍〔21〕。棉花在19世紀20、30年代，曾達到每年平均40多萬但。這是由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最先從輕工業開始，推動了織布機的發明，並在布匹的漂白、染色、印花等過程也發生了變化。化學方法的應用既縮短了這些工序的時間，又提高了産品的質量。如道光《廣東通誌》就説：“洋布五色，愈洗愈鮮；内地印花，一洗之後就模糊矣。”《通誌》的編纂者客觀地承認中國的土布在印染方面落後於洋布。

　　用機器生産的毛織品、棉織品、棉紗和其他一些産品有其自身的優勢，盡管暫時受到中國農村的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的扺抗，不可能很快便擴大銷售量，但畢竟在廣州市場上的銷售逐漸增加，個别時候甚至增加較快。如果當時英國政府把眼光放得長遠些，不采取和鼓勵以鴉片走私貿易來迅速扭轉貿易逆差，並以此破壞中國社會正常的購買力，而是從實際出發，堅持用其“科學化的機器和製造技術”，生産出“售價較廉或是售價相同而品質較好”的産品向中國市場漸進地發展，那末，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的扺抗力將會不斷縮小，外國商品將會不斷擴大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

　　概括地説，清代前期廣州的對外貿易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的高峰，而廣州也“成爲對外貿易極盛之地”。據統計，從干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廣州的外國商船達到5107艘〔22〕，噸位從雍正八年(1730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的一百年間，增加了將近22倍〔23〕。

　　伴隨着廣州與西方各國的貿易往來，西方的藝術家、科學家、學者，旅行家、傳教士、醫生也接踵而來。這些人或者出於商業的需要，或者慕名前來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和瞭解人情風俗，或者出於傳教，或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搜集情報，推動着好些西方國家的人士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和生活習俗，搜集中國國畫、文學作品以及中國重要産品的製造技術和方法，並在一些西方國家掀起學習、仿制中國瓷器、紡織品和精湛的手工藝品的浪潮，出現了一股“中國風”。意大利、荷蘭、法國、德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都先後仿制中國瓷，英國於18世紀60年代在弓城(Bow)設立的“新廣州”瓷廠，設備和圖式都來自廣州〔24〕。英國牛津的青年博物學家布萊克很喜愛中國的繪畫和瓷器，他住在廣州西關搜集了700多幅畫，打算在返回英國後進行宣傳。西方一些藝術家，還先後出版了《新編中國裝飾紋樣集》、《中國建築、傢具、服裝設計式樣》、《中國漆器圖案》等著作〔25〕，把中國的各種藝術風格介紹到了西方。據香港藝術館館長何金泉先生在《香港藝術館藏選粹——歷史繪畫》的《序言》中説：廣東外銷畫家啉呱(關作霖)是衆多外銷畫家中的早期大師之一。他的“作品曾於一八二五年在倫敦皇家畫院展出。”之外，中國的哲學、文學著作也被傳到西方國家。至於語言文字則是交往的工具。一些在廣州、澳門的西方傳教士和其他人員還編輯了《中法字典》、《華英字典》。爲了傳教的需要，還譯成了漢文的《聖經》新約全書於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廣州出版。

　　中國在學習外國的科技文化方面，盡管清朝統治者不識時務，頑固昏聵，而廣州這個長期以來的通商口岸，畢竟得風氣之先，開始浸染西方的文明。爲了便於開展商貿業務和與西方人士交往，廣州人在與外商交往過程中成功地創造了一種“廣東英語”。“廣東英語這個名詞，是專指在廣州的中國人與‘西洋人’之間用作進行商業交易和往來媒介的獨特語言。”〔26〕能够講“廣東英語”的，不僅有店鋪主，還有僕役、苦力、廣州瓷器綵繪作坊的畫工、匠師……。甚至廣州西關一些商店還用“廣東英語”書寫店名，用的人還取了英文名字。西方商品進入廣州的西方文明，擴大了人們的眼界，表現出可貴的求新的探索與觀念的開始更新。例如，“廣彩”的繪畫，仿照了西洋的畫法；一些建築物，仿照了西方的建築風格；一些工匠仿照西方的製作，自己製造自鳴鐘。特别是道光二年(1822年)本的《廣東通誌》的編者在物産欄介紹西方國家生産的自鳴鐘、風琴、玻璃鏡、千裏鏡等産品之後，加了這樣的按語：“大西洋設奇器科取士，所以器用精巧，不可殫述。”這個按語反映出對西方取才之法的贊賞，並初步觸及到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萌發了觀念的更新。此外，十三行行商鄭崇謙翻譯和刊出《新痘奇書》一捲，並有樑輝等人開始學習西方的種牛痘的技術。嘉慶十五年(1810年)，又有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還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請邱熹等人接種牛痘〔27〕，開創了我國種牛痘之先聲。有的傳教士還在澳門、廣州先後創辦眼科醫院、眼科醫局，在澳門創辦第一所西式學校；課程有漢語、英語、算術、代數、幾何、化學……。如此等等，搆成了鴉片戰争前廣州的歐風美雨的濫觴。

　　四、十三行的經營管理

　　清代前期，廣州對外貿易不斷發展，興旺發達，固然是由於中國物産豐富，特别是絲、綢、瓷器、茶葉等大宗商品備受歐美諸國的歡迎，以及廣州自干隆二十三年起又成爲我國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口岸，各國商船都駛向廣州；但它畢竟與十三行的努力經營和善於經營分不開的。使十三行獨佔廣州和全國的對外貿易能長達150多年。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其經營管理確有值得稱道之處，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爲外商提供寬敞舒適、設備齊全的商館

　　在與十三行行址毗鄰很近的珠江北岸，行商自己出錢，營建十三商館(當時亦稱“十三夷館”)，租給外國商人居住，辦理商務和堆放貨物。一些西方國家的商人先後租用商館的房屋，建立各自的商館，如英國商館(康熙五十三年設)、法國商館(雍正六年設)、荷蘭館(雍正七年設)、丹麥館(雍正九年設)、瑞典館(雍正十年設)、西班牙商館、奥地利商館、美國商館(約嘉慶五年前後設)。

　　據美國人亨特記載，“外國僑民在廣州所佔據的地方離珠江邊約300英尺……離黄埔碇泊所10英里。這片地方東西寬約1000英尺，各國商館就是建在上面。每個前來貿易的國家，最初各以一所大房子作爲居停貿易之所，由此形成商館。每座商館的正面是一樣的，全部朝南……每座商館都包括許多相聯的房屋，一間接一間，中間由狹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開來，商館由南向北伸延。前面的稱爲一號，後面的稱爲二號、三號，以此類推，幾乎全部是三層樓的房子……。

　　以上共有13座商館。在這些商館的背後，是一條長而狹窄的重要街道，從東到西，名叫‘十三行街’。

　　商館是行商的私産，租給外商使用。……商館的後面與前面有一條有拱頂的通道相連。底層爲帳房、倉庫、儲藏室、買辦室及其助理、僕役和苦力的房間，以及一個築有石墻、鐵門的銀庫，這是商館的一個基本特徵，因爲當時還没有銀行。每間銀庫的前邊有一片鋪砌得很平的空地，擺有天平秤和法碼等，爲銀錢交易必不可少的設備，因爲當時一切銀錢交易皆通過稱量，只有少數例外。二樓爲飯廳和客廳，三樓爲卧室。每座樓房都有寬闊的走廊，并且建築得很精細，盡管未多加裝飾，用起來還是很舒適的。”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外商商館的設計頗具匠心，做到了考慮周密，安排細緻，設備齊全，且寬敞、舒適，給外商居住和辦理商務、堆放貨物提供了極爲方便、良好的條件。這種周到的安排，同時也反映出十三行對外國商人的尊重和友好。

　　(二)總攬黄埔——廣州的外商進出口貨物的報關與運輸

　　官方規定，凡外國商船到廣州，均先泊澳門，經批準，由海關委派引水員，引入海口，至虎門，往海關檢查後，按定例繳納税款，方可入泊黄埔港。“黄埔島上是一個住有好幾千人的市鎮，他們差不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外國船運有關，充當買辦、裝卸工、鐵匠，等等。”入泊黄埔之後，外商先將貨單交給行商，並由行商支付碼頭卸貨等項費用，然後將貨物運至商館。

　　爲了方便運轉和不延擱貨運時間，行商在廣州港修築了自己的專用碼頭，位於珠江北岸英國公司商館前，稱爲“公司夷館碼頭”，這是從黄埔港用備有短槳的駁艇載貨運扺廣州港後卸貨上岸的重要碼頭。道光十一年(1831年)，行商伍受昌、盧文錦等10家又集資在此處淘浚，改砌坡岸石塊，並建貨棧房屋〔28〕。行商還在商館前面至江邊修築有人行道的廣場。即“在同文街到猪巷之間的商館前面有一條很寬的用石頭砌成的人行道，人行道至江邊是一個廣場，約3000英尺。廣場東邊鄰接東印度公司墻邊上的卸貨地點和圍欄；西邊鄰接章官行前面墻邊的卸貨地點和圍欄。”洋貨在廣州港碼頭裝運之後，便循此綫路運至商館卸貨，外商在商館商談進出口業務。外商從廣州運出的貨物，也由行商負責運到黄埔的船上，用來運輸的駁艇是特製的，有園形的艙板和側弦，外形像一個瓜，中國人稱爲西瓜艇，外國人則稱爲‘官印艇’。

　　行商總攬黄埔至廣州、廣州至黄埔的外商進出口貨物的運輸，加快了貨物的安全運轉，深受外商的歡迎，稱贊“各行號辦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齊，手法靈巧，是中國人的辦事特色。”

　　(三)誠實與篤守信用

　　從一些行商在經商前原是儒學生員、貢生來看，他們的文化素質不乏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傳統文化。儒家傳統的道德觀在做人方面很講究誠信；而經商也確實要以誠信爲本，才能站穩脚跟，不斷開拓進取。十三行行商在與外商交往和商務活動中就很重誠信。外國人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也充分説明瞭這點。

　　“一百多年來，(商館)這塊地方曾經是廣大的中華帝國唯一給外國人居住的地方。在商館的圍墻之内所進行的交易，是無法計算的。由於這裏的生活充滿情趣，由於彼此間良好的社會感情，和無限友誼的存在；由於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中國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們衆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對人身和財産的絶對安全感，任何一個曾在這裏居住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老廣州’。在離開商館時，無不懷有一種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作爲一個商人團體。我們覺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篤守信用，忠實可靠的，他們遵守合約，慷慨大方。”

　　“我們無需考慮我們裝運茶絲的質量和重量。諸如用‘普魯士藍’或‘中國黄’來增加茶葉表面光澤，將碎柳或榆葉摻入以擴大體積，摻入鐵屑以增加重量等姦巧辦法，還未爲那些‘异教的中國人’所實行。可能由於缺少這些‘技巧’，因而造成一種做生意的極原始的方式。”〔29〕

　　此外，著者還談到多名行商爲人“舉止謙恭有禮”、“熱情好客”、“是一個有修養和誠懇的人。”

　　正是由於十三行行商的經營活動以誠信爲本，深受外商的贊賞，所以僅距鴉片戰争爆發前幾年，英國下議院在調查對華貿易的一次會議上，“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四)適應外貿形勢，開拓新産品和發展暢銷産品

　　中國生産着世界上最高級的瓷器，深受國外歡迎，成爲自唐宋以來對外貿易的暢銷産品。但是到了清代前期，西方國家一些瓷器愛好者特别是貴族和富裕階層希望在中國瓷器上不要都是中國畫，也要有西方的繪畫藝術。爲了適應這一變化着的新情况，行商在廣州河南創辦瓷器綵繪作坊，雇請一批畫工和畫匠學習西方的繪畫藝術，並請西方藝術家給予指導，在從景德鎮運來的素胎瓷器上裝飾西方的繪畫，開爐烘染，制成彩瓷。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廣彩”。劉子芬在《竹園陶説》中説，“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瓷，運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綵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制成彩瓷，然後售於西商。”新的“廣彩’問世，開拓了我國瓷器的新品種，擴大了我國瓷器的銷路，嘉慶道光年間最爲盛行。

　　茶葉，是中國出口的重要商品，特别是18世紀80年代，英國將茶葉進口税率從119％降低到12.5%，並同歐洲其他國家競争中國的茶葉貿易，使中國茶葉出口激增，一度居於廣州外貿貨物的首位。爲了發展茶葉的製作加工，增加茶葉的産量和新品種以及更好地提高茶葉的質量，行商和行外商人在著名的産茶地區廣州河南創辦了茶葉加工工場。茶葉工場經過多道的工序，制成有香橙花、茉莉花香味的花熏茶。“外銷花熏茶差不多全部是在廣州製造的”〔30〕。廣州在明末已用茉莉花熏茶，而到清代前期發展爲大量外銷的熏香的花茶的加工製作，並通過剔去茶梗和不合規格的茶葉、茶末，進一步提高了茶葉的質量，增加了茶葉的價格。

　　生絲在世界市場上的需求量大，而廣州得訊息之先，加上有的行商在番禺“批築田地數百頃”，種桑養蠶，“同時並舉”〔31〕，以擴大生絲出口，因此，自干嘉以來，廣東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植桑養蠶、種茶、種菸草發展得很快，提供了大量的生絲和茶葉出口。道光十年(1830)，廣州出口的生絲共7053擔，其中廣東絲爲3068擔，占這一年出口生絲的52.2％。

　　由上可見，十三行行商决不是憑藉獨佔對外貿易有利地位守株待兔，而是積極擴大貨源，增加新品種提高産品質量，以適應外貿形勢，發展對外貿易。

　　(五)組建“公行”團體

　　隨着對外貿易的發展和行商的增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行商組建了行商的團體機構，稱爲“公行”。公行的所在地在同文街北面盡頭處的對面，稱爲“公所”，或“洋行會館”。它有很多套用來接待客人和辦事的房間，有露天的庭院，公行規定了行商與行外商人關係，即除了一些零星商品之外，所有與外商交易的貨物必須同公行議價，即使公行不議價的瓷器貿易，也須向行商交納手續費，等等。從而加强了獨佔對外貿易的地位。在與外商的貿易關係方面，更明確規定：“任何與外國貿易有關的事都需要通過公所，例如訂立新規，或重申舊規，或修改税則的，都請‘大班’即外國商館的負責人來這裏與行商商議。任何外國人如高興的話，都可以進入公所，在這裏可以瞭解許多官方法令，這些法令有些是有關做生意的，甚至有關日常散步或在河上划船的，當局連這些活動都提請注意，建議你别外出作短暫停留，或者在活動時要小心避免衝突等。或者在很少情况下其中某一行商發生破産事件，或在銀錢上出現困難時，行商們也會到公所開會，公所也是存放賬本和會議記録的地方。”

　　十三行行商組建“公行”團體，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方面的一個創舉，而且很有必要。它可以使廣州的對外貿易减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糾紛和業務上的損失，可以促進行商之間的互濟，可以加强與外商的溝通。事實上，外商對“公行”這一團體機構也很滿意。

　　注　釋：

　　〔1〕  麥英豪：《漢代番禺的水上交通與考古發現》，載《廣州外貿兩十年》，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2〕 據曾昭璇等先生的《廣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一文説：黄支國，疑在印度南部海岸，即今馬德拉斯市區。已程不國，疑即今斯裏蘭卡國。

　　〔3〕 參閲《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4〕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317頁。

　　〔5〕《大德南海志殘本》卷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第2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參閲《明史·外國傳六》；又萬曆《廣東通誌》卷六十九。

　　〔8〕 參閲《宫中檔》，轉引自《歷史檔案》1981年第1期。

　　〔9〕Blakeslee，China and the Far East，pp．49~51頁,轉引自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一輯，第一章，第6~7頁。

　　〔10〕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第7頁。

　　〔11〕朱培初編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第106頁。

　　〔12〕Blakeslee,China and the Far East，pp．49~51，轉引自《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一輯，第9頁。

　　〔13〕阮元：《廣東通誌》卷一百八十。

　　〔14〕李士禎：《分别住行貨税文告》，《李人中丞政略》卷六。

　　〔15〕參閲樑廷柟：《粤海關志》卷二十四《市舶》。

　　〔16〕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册，第305~306頁。

　　〔17〕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册，第276頁。

　　〔18〕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册，第295頁。

　　〔19〕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第10頁。

　　〔20〕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0頁。

　　〔21〕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48頁。

　　〔22〕據樑廷柟《粤海關志》卷二十四的數字統計。

　　〔23〕汪敬虞：《十九世紀兩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笫10頁。

　　〔24〕沈光耀：《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第132頁

　　〔25〕參閲朱培初編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26〕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光緒《南海鄉土志》鈔本；宣統《南海縣誌》卷二十一。

　　〔28〕參閲樑廷柟：《粤海關志》卷二十七，《夷商二》。

　　〔29〕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第19、28，29、7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民國《番禺縣續志》卷二十一。

　　〔31〕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484頁。

　　（作者：蔣祖緣，廣東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