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絲綢之路? 《辭海》的解釋,是:
古代横貫亞洲的交通道路。亦稱絲路。其主要路綫:東端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過河西走廊……轉達羅馬各地。約自公元前第二世紀以後千餘年間,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皆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其他的商品以及東西方各種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時亦多通過此路。絲綢之路……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國南部直接西航,或經由滇、緬通道再自今緬甸南部利用海道西運,或經由中亞轉達印度半島各港再由海道西運。絲綢之路在歷史上促進了歐亞非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
《中國大百科全書》、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和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的界定也如是説〔1〕。據此,絲綢之路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同西方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綫網絡,人們約定俗成稱之爲陸上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亦有人稱“瓷器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和“白銀之路”,諸如此類,意思是一樣的。
最早從學術上提出“絲綢之路”名稱者是普魯士(德國)的自然地理、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25)。他於1860年曾隨同德國經濟代表團訪問、考察包括中國在内的遠東地區,後於1887-1912年間,陸續出版五卷本著作《中國親程旅行記》書中,在其第一捲談到中國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路交通路綫時,首次使用了“絲綢之路”(Die Seidentrassen)的名稱,並加以詳細的論述。又在一張地圖上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但未作闡釋。之後,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著《西突厥史科》(Documents Chinois Sur Les Turcs Occiden taux)一書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道,雲:
絲路有陸、海二道,北道出康居(Sogdiane),南道爲通印度諸港之海道,以婆廬羯沘(Broach)爲要港。又稱羅馬Justin II,謀與印度諸港通市,而不經由波斯,曾於五三一年遣使至阿拉伯(Arabie)西南yémen與Himyarites人約,命其往印度購絲,而轉售之於羅馬人,緣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2〕
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阿爾伯特·赫爾曼率先接受“絲綢之路”的命題,並把自己的一部專著定名爲《中國和叙利亞之間的古代絲路》。但至此時,“絲綢之路”一名仍未被人們所公認和普遍接受。
到了1933年10月21日,以國民黨南京政府鐵道部顧問、“鐵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隊”隊長、瑞典人斯文·赫定(F·H·Lion)率領的考察隊從北京出發,至西安,經河西走廊,然後沿着羅布泊北岸和孔雀河直至庫爾勒,最後北上烏魯木齊回北京,對“絲綢之路”進行了歷時三年(1933~1935年)的考察,最後編著了三本探險性著作:《大馬的逃亡》、《絲綢之路》和《游移的湖》,稱爲有關“戰争”、“道路”和“湖泊”三部曲,共70多萬字。其中《絲綢之路》一書於1936年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瑞典文版;在德國萊比錫出版德文版: 1938年在紐約出版英文版;1939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向全球介紹了“絲綢之路”,雲:
絲綢之路全程,從西安經安西、喀什噶爾、撒馬爾罕和塞流西亞,直至推羅,直綫距離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遶彎的地方,總共約有6000英里,相當於赤道的四分之一。〔3〕
他還肯定地介紹一條從海上運輸中國絲綢到地中海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
在樓蘭被廢棄之前,大部分絲綢貿易已開始從海路運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鎮。〔4〕
1942年,法國著名漢學家格魯塞(Rcne Grousset,1885~1952年)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史》一書,其中有14章篇幅介紹和論述“絲綢之路”。1945年之後,法國當代最大的印度學和梵文學家讓·菲利奧札(Jean Filliozat,1906~1982年)開始致力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並於1956年出版《印度的對外關係》和1986的出版了輯録的《從羅馬看印度、有關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獻》(Inde Uuede Rome,Les documents Latins Sur Linde)兩本著作,把自己研究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解和文獻介紹和闡述出來。
1955年,中國文化大師、北京大學教授季羡林發表了題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的五萬多字長篇論文,提出“中國蠶絲的向外傳播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開始了”,並提出“横亘歐亞的‘絲路”’命題。文章除了簡述中國蠶絲向西域、波斯和西歐傳播外,重點論述中國蠶絲輸入印度的過程和道路,認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有五條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在論述“南海道”一節,就是引用了《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這條最早的和非常重要的史料爲依據,論证中國蠶絲從南海道的“雷州半島發船”輸入印度伊始,以後經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中國絲從這重要道路運至印度”,雲:
綜觀自漢武帝以來中印海上絲織品貿易的情况,我們可以看到,在漢代運去的是“雜繒”,……到了宋代元代,中國海上貿易空前發展,於是“絲帛”、 “纈絹”、 “五色絹”、 “青緞”、“五色段”,甚至“蘇杭色緞”就大量運至印度。金烏古孫仲端《北使記》裏記載, “(印都回紇)金、銀、珠、玉、布帛、絲帛極廣”。可見數量之多了。到了明初可以説是達到中印海上貿易的最高潮, 中國的“紡絲”、“色絹”、“色段”、“白絲”源源運至印度。〔5〕
1963年,法國著名學者布爾努瓦夫人(Llice Roulnois,1931),努力研究“絲綢之路”,出版了具有嚴格限定意義的科學專著《絲綢之路》(la Routc de La Soie,1963)。該書法文版在巴黎重版三次,並被譯成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匈牙利文、日文、中文出版發行。該書將“絲綢之路”的時空擴展了,從古代寫到現代,從中國寫到全世界。她寫道:
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説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歐洲大陸,也涉及到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麽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 個世紀。 〔6〕
她特别肯定公元1世紀中國絲綢運入印度至羅馬有三條道路:第一條途經中亞,即通過大夏國的道路,“這條道路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山脈”:第二是“緬甸之路”;第三是海路:
它從中國廣州灣(今湛江市)的南海岸出發,繞過印度支那半島,穿過馬六甲海峽,再逆流而上,直至恒河河口,這條路似乎僅僅由印度商船通航。商人們再從盂加拉灣海岸出發,沿恒河頂風破浪,一直到達‘恒河大門’,然後便停止了海航,商品經陸路一直運輸到西海岸的海巷、波斯和阿拉伯地區,後來也運銷於歐洲……在1世紀末以前,地中海地區所進口的大部分絲綢似乎都是通過海路而運輸的,並不經由穿過波斯的陸路。
1994年,布爾努瓦夫人又在《第歐根尼》雜誌發表長篇論文《天馬與龍涎:12世紀之前絲綢之路上的物質文化傳播》。〔7〕
196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出版其著《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成爲此前專論“海上絲綢之路”的專著。
1974年,香港學者饒宗頤教授發表了《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長篇論文,〔8〕除了論述蜀布從陸路輸入印度、緬甸外,並在最後以《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一節,專論“海道作爲絲路運輸的航綫”,雲:
海道的絲路是以廣州爲轉口中心。近可至交州,遠則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據點,近年合浦發掘漢墓,遺物有人形足的銅盤。而陶器提笛,其上竟有朱書寫着‘九真府’的字樣,九真爲漢武時置的九真郡……這個陶笛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見交、廣二地往來的密切……
中、印海上往來,合浦當然是必經之地。而廣州自來爲衆舶所凑,至德宗貞元間,海舶珍异,始多就安南市易。 〔9〕
廣州始終是整條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如果宣傳和挖掘得不够,這個‘起點’就會被人拿走。 〔10〕
從此之後,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絲綢之路”熱潮隨即興起。其時,正當我國“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可惜中國學者無人對此問津。
打倒“四人幫”後,國内學者加强了對陸、海絲綢之路的研究。1981年7月15日,北京大學第十六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組成了以寧可教授、胡守爲教授爲正副隊長,宿白、王永興教授爲顧問的24人的“絲綢之路考察隊”,對陸上絲綢之路進行實地考察,歷經陝西、甘肅、内蒙古、青海、新疆等5省區,行程8000公里,歷時55天。最後由各專家撰寫論文,匯編成《絲路訪古》一書,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可以説是我國著名學者研究“絲綢之路”的良好開端,對於進一步開展“絲綢之路”的研究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預示着“絲綢之路”研究熱潮即將到來。正如該書的代序中所説:
一個研究絲綢之路的熱潮定會很快到來,豐碩的成果也將計日程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寶珠將像繁星一樣閃現於世。 〔11〕
確實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内外研究“絲綢之路”的熱潮興起來了。1981年,法國雅克。布羅斯(Jacques Brosse)在巴黎出版了其著作《發現中國》(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1981),在第一章第一節“絲綢之路”中,介紹了陸、海“絲綢之路”,雲:
一世紀時, 中國的絲綢傳到了羅馬,在貴婦人中風靡一時……
當時存在着兩條通商大道。其一爲陸路,由駱駝隊跋涉,這就是絲綢之路。它從安都(Antioche)起,穿過了整個安息帝國(LEmpire Parthe),然後在到達中國之前要越過帕米爾和塔裏木盆地的緑洲,最後到達了可能爲長安城的首都賽拉(Sera Métropolis,絲都)……
另一條路就是海路,它就是未來的“香料之路”,經紅海和印度洋而扺達馬拉巴爾的印度海岸之謬濟裏斯(Muziris),或者是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河岸的本地治裏(Pondichéry Pondonke),然後再經馬六甲海岸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國海岸北上,一直到達《厄裏特利亞海航行記》(Péripie de 1a mer Erythrée)中所説的“特大城”秦那(Rhina)。 〔12〕
1984年,資深學者吴豐培先生組織學者搜集西漢至明代有關“絲綢之路”的資料編纂成《絲綢之路資料匯編》大型資料書共28種,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出版;1986年他又編纂了《絲綢之路資料匯鈔(清代部分)》影印出版,爲世界學者研究“絲綢之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85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在季羡林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努力把陸、海“絲綢之路”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撰寫數十篇論文,出版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兩本專著。
1987年,季羡林教授在《中印智慧的匯流》長文中,再次論述了中國絲貨經“絲綢之路”傳到世界許多國家,而且説是中國皇帝用“賜”的辦法將絲綢給予各國的君長或商人,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蠶絲很早就傳出了中國,傳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去,其中包括印度。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説, 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都没有絲、漆,絲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傳播的道路是後來有名的 ‘絲綢之路’。中國許多史籍裏都有關於中國絲傳向西方的記載。中國很多皇帝喜歡用絲或絲織品“賜”給西域各國的君長或者商人。中外商人也都熱衷於販運絲或絲織品。將近一百年來的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在沿絲綢之路的許多地方,都找到了成捆的絲和一些絲織品,……絲綢走出中國國界,經波斯等地傳至西亞和歐洲。所有這一切都有翔實可靠的中國典籍爲证。
中國絲也傳進了印度。在 胝厘耶的《政事論》(Arthas ' āstra)中有cinapatta這個字,意思是“産生在中國的成捆的絲”,梵丈裏還有cīnām s' uka這個字,意思是“中國衣服,絲衣服”。這些同絲有關連的字都有cīna(支那,中國)這個字眼兒,可見絲是産生在中國的。 〔13〕
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决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並實施1987~1997年《“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pf Dialogne)》十年規劃大型項目。在制訂這項研究考察規劃的時候,對以“絲綢之路”命名曾進行過熱烈的討論和争論,有些國家的學者提出,“絲綢之路”貿易的商品不僅有絲綢,而且有大量的香料和瓷器等貨物,因此這條東西方國家之間的商路應稱爲“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但更多國家的學者認爲,古代東西方國家之間經此路往來者不僅僅是商品貿易,而且有廣泛的文化交流,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聶思脱裏教的東傳;中國印刷術、指南針、造紙術、火藥等的西傳,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體現。假若將十年規劃定名爲“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則限制了項目自身的含義。經過討論和争論,最後一致認爲,“絲綢之路”是以中國絲綢貿易爲開始的,影響頗大,而且能够涵蓋東西方國家之間的物質的、文化的交流的豐富内容,最後爲各國學者所接受。於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采用了“絲綢之路”的名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十年研究規劃得到世界許多國家政府龢民間組織以及廣大研究學者的積極響應和參與。1990年10月2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由30多個國家的50多位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組織而成的海上遠征隊,乘坐由阿曼蘇丹提供的“和平方舟”(Ship of Peace)號考察船,從意大利的威尼斯港起航出發,先後經過亞德裏亞海、愛琴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泰國灣、中國南海、東海和朝鮮海峽,途經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裏蘭卡、馬來西亞、泰國、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十六個國家的威尼斯(Venice)、雅典(Athens)、庫薩達吉(Kusadas)、亞歷山大(Alexarldria)、塞拉萊(Salalac)、馬斯喀特(Muscat)、卡拉奇(Karachi)、果阿(Goa)、科倫坡(Colmbo)、馬德拉斯(Madras)、普吉(PhtJked)、馬六甲(Malacca,)、蘇臘巴亞(Surabaya)、曼谷(Bangkok)、文萊(Brtlnei)、馬尼拉(Manila)、廣州(GtJangzhou)、泉州(QuanZhou)、釜山(PuSank)、博多(Kyongin)、岡山(Hakaka)、大阪(Osaka)等22個港口城市進行考察,歷時近4個月,行程21000公里。考察船於1991年2月9日到達廣州,停留三天,與廣東學者在東方賓館舉行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座談會,出版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和《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然後轉赴福建泉州,於2月17-20日舉行《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並出版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3月到達日本大阪市。
1991年冬,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使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進一步深入開展。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陳高華、吴泰、郭鬆義研究員編寫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書。
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絲綢之路辭典》;同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山大學薑伯勤教授費時10年心血寫成的《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一書,該書運用陳寅恪先生贊賞和倡説王國維研究學問的“二重證據法”,以大量第一手吐魯番文書證明,中國確實是有一條從西安出發經西域到中亞、東羅馬、波斯、印度等國家的陸路絲綢之路,並説“發見陸、海路絲路形勢頗不相同。唐中葉以後,大食商人在海路絲路上嶄露頭角,並漸次成爲主要力量”〔14〕。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上下卷)、《海上絲綢之路與福建》、《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絲路文化·海上卷》;1998年汕頭大學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廠《海上絲綢之路研究》;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陳良偉的《絲綢之路河南道》一書,等等。
以上100多年來關於“絲綢之路”研究的進程事實,説明“絲綢之路”是國内外專家借連接東西方陸上和海上貿易交通道路的名義研究中西方國家陸上和海上交通、經濟貿易、國家關係、政治、文化、歷史、地理、宗教、科學、技術、移民等學科内涵極爲廣泛和豐富的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而且爲絶大多數國家的學者所認同;社會上人們也就約定俗成地稱之爲“絲綢之路”。現在國家文物局也决定與有關國家共同合作,以“絲綢之路”之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産〔15〕。這就説明,“絲綢之路”一詞是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等長期研究定名而爲人們所接受的學術名稱。
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在中國。陸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在長安(西安),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在廣東的廣州。
所謂發祥地;其義可以追溯到《詩經·商頌·長發》,説:“浚哲維商,長發其祥”,謂商“受天命而爲帝王,發見禎祥,慶流子孫”。《後漢書》卷40下,《班彪傳.附班固典引》:“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亦乎千載。”注:“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辭源》解釋爲:“後因謂帝王生長、創業或民族文化起源之地爲發祥地”;《辭海》則雲:“歌頌帝王出生或創業之處爲‘發祥地’,也泛指開始建立基業的地方。”
按此發祥地的界定,番禺(廣州)確實是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而且歷2000年不衰。現據史料記載闡述於下,可見一斑。
西周番禺(廣州)開放對外貿易的萌芽
根據《竹書紀年》一書記載,在周成王十年(約公元前ll世紀),就有位於今馬來西亞南部的“越裳氏(國)來朝”。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處在“百越之地”的番禺和沿海的齊、吴等國一樣,已有木船出海航行了。戰國時,南洋已有甘蔗、檳榔運入番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統一嶺南,在嶺南設置桂林、象、南海三郡,此時的番禺已經成爲“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的奇珍异寶集散地,番禺開放對外貿易已經萌芽,正如著名史學家吕思勉研究指出:“《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爲珠機、犀、玳瑁、果、布之凑。此事非指漢時,可見陸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至交(州)廣(州)者矣”。
漢代番禺(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大都會
漢武帝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派兵平定南越,南海郡治在番禺。此時的番禺(廣州)已形成了港市,而且是全國九大都會之一。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譯使自此還矣”〔16〕。這是西漢中國南海絲綢之路最早的最詳細的文獻。時間大約在漢武帝中期(公元前110-87)。這段史料説明:第一,番禺(廣州)是商賈多和進口商品多的對外貿易的大都會;第二,漢武帝派出屬於黄門的譯長與應募者組成的官方船隊,携帶“黄金雜繒”等物品,從徐聞(今徐聞縣五裏鄉的二橋村和仕尾村地帶)、合浦(今廣西合浦縣的干江)港口出發,沿中南半島海岸航行,到達都元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西北部馬賽河附近),又航行至邑盧没國(今緬甸南部薩爾温入海口西邊的直通),到諶離國(今緬甸舊浦甘城附近的悉利)上岩,步行10多天,到夫甘都盧國(今緬甸舊浦甘城即太公城附近),然後下海西航,繞過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東南部的黄支國(今印度南部海岸的馬德拉斯市),最後扺達已程不國(斯裏蘭卡)。這是一條水陸聯運的沿海航綫,全程所用時間爲11個月又20天,約3500-5300海里。這就是我們共識的從徐聞、合浦出發的南海絲綢之路。
到了東漢前中期,中國商人仍然沿着這條海上絲綢之路航到馬德拉斯,與大秦(東羅馬)的商人進行絲綢貿易。直到延熹九年(166),“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易,要以廣州爲終止點:蓋自紀元三世紀以前,廣州即已成爲海上貿易之要衝矣”〔17〕。既然,羅馬商人從海上來中國做生意已經以廣州爲終點,那麽,很可能此時中國商人出海到斯裏蘭卡貿易亦在廣州起航了。
魏晋南北朝時期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大港
建安十五年(210),孫權派鄱陽湖太守步騭爲交州刺史。二十二年(217),步騭將交州州治從廣信(今廣西梧州及廣東封開一帶)遷至番禺建立城郭。黄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吴岱鑒於交州境地遼闊,乃請“分海西南三郡爲交州,以將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18〕,治所在番禺。因州治從廣信遷來,故取“廣”字爲州名曰:廣州。於是,番禺正式易名廣州。從此,以廣州爲啓航港的海上絲綢之路得以確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首先表現在廣州已成爲計算海程的起點;其次,各國商貨從大秦(羅馬帝國)經印度支那半島沿岸雲集廣州,大秦等國家所需要的絲綢亦由廣州輸出。晋太康二年(281),大秦王遣使浮海前來中國,也在廣州登岸,然後轉赴京師洛陽。東晋義熙八年(412),法顯從獅子國(斯裏蘭卡)回國,也計劃在廣州上岸,但因途中遇“暴風暴雨”,却漂流到今天的青島登陸。從他所寫的《佛國記》,可以看到當時廣州到南海諸國的貿易非常活躍,説中國商船於公元三世紀中葉開始向西,是從廣州到達檳榔嶼;四世紀到達錫蘭:五世紀到達亞丁,終於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佔商權。這一時期,到廣州經商的國家和地區有大秦(東羅馬)、天竺(印度)、獅子國(斯裏蘭卡)等15個國家和地區。廣州與上述國家之間“舟船繼路,商使交屬”,“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水,環寶溢目。商船遠界,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物積二府”。因此,廣州成爲當時商賈及進行命官發財致富之地,所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
隋唐宋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
隋、唐、宋時代(58l-1276),政府堅持實行開放政策,除了政府積極經營對外貿易外,又允許私人出海貿易。大業三年(607),隋煬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帶着大量絲綢自廣州出發,訪問赤土國(今馬來西亞半島西岸吉打)。唐朝政府還大力鼓勵外國來中國進行貿易,並在廣州設立了市舶使院管理機構進行管理,使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空前繁榮的階段。貞元年間(785-804),時人賈耽在《皇華四達記》一書記載了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綫有兩條:一條是從廣州起航到日本;另一條是從廣州起航經南海、印度洋沿岸到達紅海地區。後者稱爲“廣州通海夷道”,全航程經過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當時從廣州出海直到波斯灣、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全長共14,000公里(現代縮短至10,320公里)。這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標誌着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進地位。從此,廣州成爲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各國商人紛紛來廣州進行貿易。
兩宋政府仍然推行對外開放政策,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來廣州貿易的被動局面,采取主動走出去貿易的辦法,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北宋雍熙四年(987),宋政府特派内侍8人。分爲四綱(隊)從廣州出發,“往南海諸蕃國”招商貿易。宋真宗還特派“中使”到廣州設宴招待慰勞能招徠海舶的廣州地方官。因此,自北宋至南宋前中期,廣州仍然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和正式設置市舶司的最重要的港口。
元代廣州屈居海上絲綢之路第二大港
南宋末年元初,廣州雖然保持中國開放外貿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却面臨泉州的挑戰。元朝中葉以降,隨着元朝社會經濟、政治偏向東南發展,泉州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爲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廣州只好屈居第二大港了。但是廣州仍不失爲對外貿易繁榮的港市.掘示人陳大震於大德年間(1297-1308)報撰的《南海志》一書記載,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仍然有140多個,占元代全國外貿“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餘個”的64%,很多貨物都集散於廣州。旅遊家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在至正元年(1346)來廣州遊覽之後所寫的《遊記》一書也爲廣州的繁榮而讚嘆。
明清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全球化的唯一大港
明代朱氏政權實行“時禁時開”的海禁政策,但對廣州則實行比較靈活的政策。嘉靖元年(1522),在撤銷浙江和福建兩市舶司而禁海時,又僅允存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於是廣州成爲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唯一開放對外貿易大港。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迅速發展成爲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和東西方國際貿易的中繼港,把廣州與國際貿易緊緊聯結起來。隆慶時(1567-1572)實行部分開海貿易政策後,“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綫,西洋海舶常泊廣州”。到了清朝,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實行丌海貿易政策,設立江、浙、閩、粤四海關對外貿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宣佈撤消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但對廣東仍然實行特殊政策,决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9〕。這樣一來,使廣州成爲中國海外貿易的唯一大港。
所以,明清時期,從廣州起航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綫有:l.廣州——澳門——張崎航綫;2.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航綫;3.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綫:4.廣州——澳門——帝汶航綫;5.廣州——紐約航綫;6.廣州一一俄羅斯航綫;7.廣州——澳州航綫。於是全世界各國和中國各省的商人都萃會到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當時從廣州起航到世界各國貿易的商船大爲增加,掘統計,從康熙二十三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4-1757),去日本貿易的商船總數達3017艘。外國商船來廣州貿易更是不可勝數,據統計,干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者達到5266艘,平均每年爲59.1艘,其中以英國商船最多,爲295l艘;美國次之,爲1190艘。外國商人認爲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正如道光十年(1830),英國議會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説:“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 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0〕
縱觀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迹,顯而易見,它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長河中的地位實居首要,而且長盛不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説,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主要就寫在廣州的記録上。唯其如此,建議廣州市有關研究單位或大學組織力量研究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史,編寫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史書,以實現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
注 釋:
〔1〕《辭海》第490頁;《中國大百科全書·絲綢之路》;《中國史稿》第2册第390頁;《中國通史》第4卷第403—404頁。
〔2〕馮承鈞譯:《西突厥史科》第167頁,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3〕〔4〕 斯文.赫定著:李佩娟譯:《絲綢之路》第214、212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季羡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載《歷史研究》1955第4期。
〔6〕〔7〕 布爾努瓦著、耿昇譯:《絲綢之路》第2、4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工年版。
〔8〕按季羡林解釋Cinapatta,是由Cina和Patta(帶)兩個字合成,意思是“中國的成捆的絲”。
〔9〕饒宗頤:《饒宗頤史學論著選》第2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0〕中國孔子網(Conf.China.Com)2005年。
〔11〕《絲路訪古》第1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雅克.布羅斯著、耿昇譯:《發現中國》第3.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
〔13〕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4l頁,河南人民出版社,]987年版。
〔14〕薑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4、265頁,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15〕新華社電稿,《羊城晚報》2005年1O月19日。
〔16〕《漢書》卷28下,《地理志》。
〔17〕《廣東考古輯要·廣東得名考》。
〔18〕轉引武堉干:《中國國際貿易史》第2章。
〔19〕《清高宗實録》卷550,干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20〕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作者:杞晨,中山大學歷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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