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偉宗

　　珠江文化有自身的江河文化成分和系統，有自身的發展歷史和代表人物系列，有自身的特質和風格。與李白詩所寫“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黄河文化風格、蘇軾詞所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長江文化風格不同，珠江文化的風格則如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所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具有海洋性、寬宏性、包容性、共時性的特質。

　　2002年5月30日，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幾位負責人應霍英東基金會的邀請，對剛開發的南沙進行了一次考察。霍英東先生親切接見了我們一行。我向霍先生匯報了我們進行珠江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情况，霍先生表示熱情的支持和鼓勵，對我們提出的珠江文化的最大特點是江海一體的看法表示認同，並肯定地指出：“珠江文化是很有特點的。珠江出海口有八個門，實際上是江海一體的；珠江的水量超過黄河，僅次於長江；珠江口的游泥量最小，黄河是11億立方米，長江是5億立方米，珠江則是2千立方米。所以，在中央提出要重點開發的三個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珠江三角洲是最有優勢的。而南沙，正好是珠江三角洲在地理上的中心，是珠江最大最深的出海口，是最佳的江海一體的良港。所以，我們選擇在此開發。”霍先生還談到發展南沙海港和高科技産業等設想。我根據霍先生的談話、設想和考察所得，向廣東省領導提交了一份參事建議，題爲：《建議將廣州南沙建設成爲具有珠江流域文化科技中心功能的“珠江之珠”城》。霍先生接見談話和我們提出參事建議，到現在已經四年了，南沙已由一個小小的開發區發展爲廣州市新設立的一個大城區，在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開始或正在實現霍先生開發南沙的設想，已經初露作爲“珠江之珠”的峥嶸。珠江文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最近出版的《珠江文化叢書·十家文譚》不僅是我們協會專家們辛勤探索的歷程和實踐的成果，而且代表了珠江文化崛起的又一里程碑，體現了六個創新點：

　　一、運用新方式

　　所謂新方式，有多層意思：一是我們的組織方式，是多學科交叉結合的。因爲省政府參事和文史館館員，是省長聘任的智囊團，是多種學科的專家學者或代表人物；我們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是掛靠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黨組的省一級學會；這個會的骨幹多是省政府參事或文史館員，同時又是多學科專家，如：文化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詩學家、美學家、地方文化學家、海洋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民俗學家、建築學家、園林學家等等；二是我們的研究方式是多視角、多途徑、多方位進行的，即：各個學科的專家以其所長學科爲視角、途徑和方位，去對同一課題進行研究，對同一對象進行論证，得出共同的結論。如：對封開古廣信文化的研究、對西漢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的研究就是如此；三是寫作和編輯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即對每項研究成果的進行和表述，有理論剖析的方式，有歷史陳述的方式，有歷史或文物考據、考證的方式，有文藝的報告文學或散文、小説、電視文學的方式等等，并且將這些不同方式的著作和作品編爲《珠江文化從書》系列，搆成共同課題的研究叢書。如：2001年，爲舉辦“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我們編寫出版了“海上絲調之路專輯”，包括兩部歷史報告文學：《開海》和《千年國門》，一部學術論著《廣府海韵—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一部古詩選注《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兩部資料匯編《交融與輝映—中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的發現—外國學者談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最近出版的“十家文譚”專輯也是這樣，有兩部文章選編（即《珠江文化的歷史定位》《海上絲路的研究開發》），五部理論論著（即《珠江文化係論》《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粤語與珠江文化》《嶺南文化珠江來》），三部散文報告（即《珠江詩雨》《珠江遠眺》《珠江流韵》），既是研究珠江文化的系列叢書，又分别是文化學、文章學、地理學、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詩學、美學、地方文化學的論著。

　　二、連續新發現

　　自1992年至今，我們在進行省政府參事工作和文史工作中，重點進行珠江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開發工作，在深入研究文史資料的基礎上，到各市縣進行實地考察。可以説，每次考察都有新的發現，其中較突出而有影響的是：1994年，在粤北考察中，發現南雄珠璣巷的歷史文化價值，對其作出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交匯地的文化定位，向當地領導提出在此開發尋根文化和珠璣巷後裔文化的建議。事後受到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廣州市市長黎子流及其他省市領導的重視和采納，成立了“珠璣巷後裔聯誼會”，我省和港澳、海外多國都有許多名人參與支持，捐款達一億多元，從此成爲尋宗問祖和旅遊熱點。1996年，我們在封開和廣西梧州發現該地就是西漢交趾部所在地的廣信，也即是當時的嶺南首府，後爲廣東與廣西的分界地。我們爲其定位爲嶺南文化古都，並根據在該地發現兩顆距今128000年的原始人牙齒，以及粤語在此發源的新論，對其作出嶺南文化發祥地的文化定位，在國内外影響甚大，被稱是將嶺南文化史推前28000年（原是將距今10萬年的馬壩人定爲嶺南人始祖）。2000年，我們在雷州半島的徐聞發現西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從而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的南宋時期泉州開始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推前了1300多年。

　　三、開拓新領域

　　這些新發現，同時也即是我們開拓的新領域，是新的文化領域，又是新的學術領域。例如，2002年，我們再次考察粤北南雄梅關珠璣巷時，更深入發現這裏既是古代中華姓氏文化的南北遷徙樞紐，又是古代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對接通道之一。由於迄今學術界對姓氏文化的研究多偏重於家族繁衍和族譜的研究，我們則發現和提出氏族與民係遷移的研究；同時，迄今學術界對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只是分别研究，我們是將兩者聯繫研究，并且是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對接點或通道的最早發現者和提出者。由此被認爲是填補學術空白之説，也由此開拓了具有極其寬廣空間和前景的新學術領域和文化領域。

　　其二，我們對每個地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歷史環境特點的考察研究，都運用多學科的途徑和交叉結合的方式去求準求深，但又都不是停留在各個學科論证的層面上的，而是更深入其文化底藴，從文化學的視角或高度去消化各學科的成果，進而作出文化學的結論的。也即是説，是以文化學爲核心去進行更深層、更新穎的研究的，從而使得研究對象雖是古代的遺存，却焕發出新的生命力和文化力。所以，在這層面上，也即具有開拓新領域的意義。2004年，我們對南江文化帶的提出和論证是典型例子。開始，我們只是在羅定縣誌的史料中知道羅定江原名南江，在鬱南縣至今尚存有南江口的地名；接着我們進一步發現：南江發源於信宜，經羅定、鬱南、在南江口匯入西江；流通茂名市並在吴川出海的鑒江，同樣發源於信宜；流通陽江市並在陽東出海的漠陽江，則發源於雲浮市的新興；雖然三江之水互不貫通，但地域相連，經濟一體，文化特質相同，尤其是保存百越族文化遺存較多，與廣東其他地方有明顯差异。於是我們便以南江文化帶作爲粤西四市的文化定位，將後百越文化作爲其主要特徵和内涵，而與以廣府文化爲主的西江文化、以廣府與客家文化并合的北江文化、以客家文化爲主體的東江文化、以福佬文化爲主體的韓江文化並列起來，從而使珠江文化名副其實地達到“光芒四射”的結構。此論一出，即受粤西四市贊同，認爲是開拓了粤西文化的新領域，也即是填補了珠江文化的學術空白。

　　四、提出新理論

　　從1989年我在《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出珠江文化的名稱和概念開始，我們即是既開拓了珠江文化這個新領城，同時又是提出珠江文化這個新理論；此後，我們又先後提出《充分發揮珠江文化優勢，建設文化大省》，提出《以珠江文化擴大嶺南文化的内涵和優勢》，提出《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9十2）的文化基礎和支撑》，提出《泛珠三角不僅是個經濟概念，也是個文化概念》等主張，都可以説既是開拓新領域，也是提出新理論。因爲這些主張，具有開闢新的研究天地並提出新理論的意義。

　　我們在提出這些總體性和階段性的理論的進程中，也是時有新理論提出的，如：中華民族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江河文化，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文化具有海洋性的標誌之一，珠江文化的特質是海洋性特重和江海一體等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們提出的新理論，都是從現實的實際和需要出發的，而且多是從爲政府决策提供依據或諮詢的需要去進行的。所以，我們提出的新理論，大都力求做到：以現實追溯歷史，以實際昇華理論，以文化促進經濟，以建議提供决策，以方案指導實踐，以定位促進開發。上列的理論觀點大都由此而提出來的。最近向張德江書記提交《以自身特性和共通性文化爲紐帶，促進區域和對外經濟合作，促使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轉化》的戰略性建議，以及《在整合中挖掘，在開發中保護—關於歷史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工作的報告》，更是如此。

　　五、初創新體系

　　經過15年的努力，現在可以説，我們在珠江文化的研究上，初步創立了新體系。首先，表現在我先後完成的《珠江文化論》和《珠江文化係論》中。在這些論著裏，我提出了珠江文化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明確珠江文化就是指珠江水系及其相鄰江河流域地區的文化，具體包括：西江發源地雲南及流經地貴州、廣西，北江發源地湖南，東江發源地江西，三江匯合地廣東及香港、澳門，相鄰江河韓江發源地福建，相鄰海域海南，與泛珠三角（9十2）合作區域大致相同。珠江文化概念是從當今世界水文化理論而提出的，是與世界接軌的，是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遼河文化、雅魯藏布江文化等並列而又有自身文化系統的，即：黄河文化始祖黄帝、哲聖孔子，長江文化始祖炎帝、哲聖孔子，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哲聖惠能；黄河的形象似龍，長江的形象似鳳，珠江的形象則似多龍争珠或光芒四射的珍珠。此外，珠江文化有自身的江河文化成分和系統，有自身的發展歷史和代表人物系列，有自身的特質和風格，與李白詩所寫“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黄河文化風格、蘇軾詞所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長江文化風格不同，珠江文化的風格則如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所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具有海洋性、寬宏性、包容性、共時性的特質。這些都是珠江文化本身具有的系統，也是我們對其進行系統研究而初創的文化體系。

　　其二，是學術體系。《珠江文化叢書》從2000年開始出版至今，先後出版四個專輯，共達千餘萬字。最近出版的《十家文譚》專輯，十册共300多萬字，是多學科研究珠江文化的系統著作，本身也是搆成學術體系的。

　　其三，我們這批學術隊伍，有不少著名作家，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有甚高的文學素養和功力，無論是寫文藝作品或寫學術著作，也常用藝術形象對珠江文化進行研究表述方或作文化定位，由此，也搆成了珠江文化的藝術形象系列或體系。如：《珠江傳》（司徒尚紀）、《深港澳三部曲》（朱崇山）、《客家魂》三部曲（譚元亨）、《風流時代三部曲》和《血族三部曲》、《女海盗》（洪三泰）等等。

　　六、打出新品牌

　　我們提出珠江文化的概念和理論，本身就是新的品牌；提出以珠江文化擴大嶺南文化的内涵和優勢，即是打出新的品牌，建設文化大省的新品牌；以珠江文化爲泛珠三角（9+2）合作區域的文化支撑和基礎，也是打出新的品牌。

　　其實，我們在啓動珠江文化工程的15年進程中，一直以文化定位的方式，爲各縣市或古文化遺存打出新的文化品牌，受到普遍認同，産生廣泛影響，取得良好效果。如：爲陽江“南海1號”宋代沉船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及國際海洋學家吴京院士的注目和認同，中央和我省領導高度重視，撥出專款在此興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此外，爲封開定位爲嶺南文化古都和嶺南文化發祥地，爲南雄梅關珠璣巷先後作出的文化定位，爲德慶龍母廟定位爲“西江神源”，爲懷集定位爲“嶺南燕都”，爲韶關南華禪寺定位爲珠江文化哲聖惠能及其創立的禪學發祥地，爲徐聞定位爲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西漢始發港，爲珠海定位爲中國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爲廣州定位爲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和世界三千年不衰的東方大港等等，都是亮麗的新品牌，是有巨大震撼力和文化力的。我們對南沙定位爲“珠江之珠”城，也是如此。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