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康寧

　　“一種語言從地球上消失，就等於失去一座盧浮宫。”那麽，珠江文化圈擁有數十種並未消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就等於擁有數十座迄今保存完好的“盧浮宫”。

　　當今世界，在經濟走向全球化的同時，文化正走向多元化。如何對待文化之間的差异，也就成爲一個世界性課題。2004年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該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審視並否定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該報告引述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圖圖的話作爲結論：“爲我們的差异而喜悦。”

　　中華文化、西方文化、伊斯蘭文化之間，存在着較大差异。但並非像亨廷頓所斷言那樣，搆成新世紀世界的衝突圖譜。中國各個民族、各個民係、各個區域的文化之間，同樣存在着差异。正因爲存在差异，才搆成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之林。就語言來説，漢語七大方言，都有各自的源流和特色，相互之間的差异，比歐洲一些國家語言之間的差异還要大。但不管有多大差异，它們始終是漢語這個大家庭的成員，使用着同一種文字。由於兼容各種方言，漢語才成爲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使用人數最多的語種，成爲維係中華文化五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

　　珠江文化的獨特品格，在於不僅以兼容精神對待本地域各個民族、各個民係文化之間的差异，而且以開放精神對待海内外文化之間的差异，因而成爲溝通海内外文化的橋樑，成爲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與當代改革開放試驗的精神動力。珠江文化的兼容精神與開放精神，在漢語方言得到充分的體現。下面只就整體特徵談些淺見。

　　一、豐富多彩的方言種類

　　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種類之多，差异之大，在全國首屈一指。漢語七大方言，這裏就有六種：粤語、客家話、閩語、湘語、贛語以及西南官話。其中粤、客、閩三種方言主要通行於珠江文化圈；湘、贛兩種方言既通行於珠江文化圈，又通行於長江文化圈；西南官話則是官話的一個分支。除六大方言外，還有多種小方言，例如廣西的平話，粤西北的標話，海南的儋州話、臨高話、邁話。在廣東、廣西以及湘南一帶，還有一大批土話，如廣東韶關、清遠的星子話、豐陽話、西岸話、保安話、阿B話、黄圃話、長來話、北鄉話、皈塘話、藍山話、蓮塘話、連灘話、樓下話、煤田話、虱麻話、長江話、雄州話、鶴話，博羅的平婆話，龍門的路溪話，廣西賀州的民家話、七都話、八都話、九都話，以及湖南新田的茂家話、嘉禾話等等，它們不僅有别於周邊的粤、客、湘方言，相互之間也並無歸屬關係，因此都是獨立的小方言。這麽多的漢語方言，來自不同時代，來自五湖四海，聚集於珠江周圍，實在是一個奇迹。

　　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不僅種類多，而且差异大，包括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差异，方言與方言之間的差异。有差异便有特色。筆者曾經撰文論述，粤語來源於兩漢時期的雅言，保存着雅言音係的特色。而客家話來源於兩宋時期的中原正音，保存着中原正音音係的特色。西南官話則來源於明清時期的官話，保存着明清官話音係的特色。雅言是上古時期的漢民族共同語，中原正音是中古時期的漢民族共同語，官話則是明清時期的漢民族共同語，歷史上三個階段的漢民族共同語，尤其是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的雅言和中原正音，都保存於珠江文化圈，這對於漢語發展史的研究，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例如，宋朝以前的古漢語，包括雅言和中原正音，都有平、上、去、入四聲。唐詩宋詞就是根據四聲的抑揚頓挫，創造了一套平仄韵律，將漢語的音韵美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在元朝之後形成的官話及今天的普通話中，古代的入聲，一部分變成了平聲，一部分變爲上聲或去聲，因此，北方人要分清平仄，只能查《詩韵大全》，平仄韵律已經成爲一個没有美感可言的軀殻。而粤語和客家話保存着宋朝以前古漢語音係的特色，包括平上去入四聲，可以“原汁原味”地領略傳統詩詞的平仄韵律，全面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這一瑰寶。珠江文化圈的各種小方言，也有各自的特色和文化價值。如分佈於懷集、封開、陽山部分鄉鎮的標話，是一種獨特的小方言，跟周邊的方言差异很大。據一些學者考察，標話區居民的祖先是春秋戰國時期由中原遷來的，比秦始皇進軍嶺南的五十萬大軍還要早得多。其語言吸收了當地百越土著語言的大量因素，可以説是古百越語言的活化石。美國一位學者説：“一種語言從地球上消失，就等於失去一座盧浮宫。”那麽，珠江文化圈擁有數十種並未消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就等於擁有數十座迄今保存完好的“盧浮宫”。

　　二、紛繁複雜的分佈格局

　　珠江水域自古以來就是漢族移民與衆多少數民族雜居之地，其中漢族移民來自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地域，形成多個民係。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多數是民係方言。這些方言在分布上，也不是依據地域，而是依據民係的遷徙軌迹。廣府民係的形成與海上絲綢之路有密切關係，因而粤語的傳播主要憑藉西江及其支流，形成“沿江分佈”的格局。福佬人“習於水鬥，便於用舟”（《漢書·嚴助傳》），“以船爲車，以楫爲馬”（《越絶書》），閩語也就從福建沿東南沿海一路擴張到雷州半島、海南島以及臺灣。因此，閩語是“沿海分佈”的。客家人的遷徙方式是散發的，使客家話在分布上也呈現散發式，覆蓋國内十多個省市，基本上泛珠三角各省區都有客家話區。同時，客家人多數定居於山區，“凡客皆住山，無山不住客”，使客家話“沿山分佈”。不同的傳播和分佈方式，使各種漢語方言互相摻雜，漢語方言又與少數民族語言互相摻雜，形成許多“雙方言區”或者“雙語區”，往往在一種大方言區中又有若干個小方言島或者少數民族語言島。例如，粤語是珠江文化圈最具强勢的方言，珠三角是它的中心，但在佛山、中山、珠海等市，就有不少客家方言島和閩方言島，它們處於周邊粤語的包圍之中，其使用者早就學會粤語，却並没有放棄自己的母語。

　　不同方言相互摻雜，是否引起矛盾甚至衝突？毋須諱言，珠江文化圈各民係之間，確實有過衝突。如在清咸豐、同治年間，廣東臺山就發生過粤客械鬥。至於起因，民國《赤溪縣誌》説是“只因方言不同”。然而，這只是官方的結論，對此我一直存疑。縱觀廣東境内所發生的多次械鬥，既有民係之間的，也有同一個民係的，哪一次不是由於經濟利益？所以，説這次械鬥“只因方言不同”，恐怕未必合乎事實。同時，與中原逐鹿及漢胡戰争相比，局部地區的械鬥畢竟是“小巫見大巫”。縱觀兩千年，在大多數時期大多數地區，各民族之間，各民係之間，是和睦相處的。因爲這些漢族移民大部分經歷過中原逐鹿或者極權專制，渴望和諧與寬鬆的環境，不約而同地將遠離統治中心和逐鹿戰場的珠江水域作爲落脚之地。正如白居易一首詩中所寫：“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因此，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的差异不成爲溝通的主要障礙。各種方言互相摻雜、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各自發展，從而形成今天這種紛繁複雜、多姿多彩的格局。

　　三、兼收並蓄的詞彚特色

　　一個地域社會生活變化上的共同趨勢，便形成這個地域方言特徵詞的整體特色。珠江文化圈方言特徵詞的整體特色，則是古代詞語與當代流行詞語交融，本地詞語和外來詞語交匯。

　　珠江文化圈的幾種主要方言，包括粤語、客家話和閩語，都來源於古漢語，保存着大量古漢語詞。其中有些通用於粤、客等方言，例如“佢”（他）、“著”（穿）、“頸”（脖子）、“面”（臉）、“翼”（翅膀）、“屋”（房子）等；有些保存於粤語，例如 “鑊”（大鍋）、“揩”（洗）、“飲”（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慳”（節省）、“幾多”（多少）、“舊時”（過去）、“卒之”（終於）等；有些保存於客家話，例如“孵”（蹲）、“搣”（做）、“搇”（按）、“擘”（張開）、“涿”（淋雨）等；有些保存於閩語，例如“汝”（你）、“伊”（他）、“目”（眼）、“卵”（旦）、“骹”（脚）、“糜”（粥）、“曝”（曬）等。也有來自古百越語的，例如粤、客、閩方言通用的“睇”（看）、“啱”（剛剛）等。

　　珠江文化得風氣之先，因此，珠江人創造了許多流行詞語。例如粤語中的“炒魷魚”、“炒更”、“埋單”、“搞掂”、“生猛”、“入圍”、“搶手”、“爆滿”、“人氣”、“减肥”、“花心”、“靚女”、“煲電話粥”等等。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的發展，新的流行詞語大量涌現，僅房地産方面，就有“置業”、“物業”、“按揭”、“樓盤”、“樓宇”、“樓花”、“寫字樓”、“爛尾樓”等。它們出現於粤語，流行於各地，而且堂而皇之地進入官方文件，以致許多人忘記了它們的“籍貫”。此外，個别流行詞語，傳到北方之後，發生了變化，例如“搞掂”變成了“搞定”，“埋單”變成了“買單”，使用率似乎還高於“原裝”。

　　珠江文化兼容海外傳入的多國文化因素，包括外來詞語。不過這些外來詞語多半不是“原裝進口”，而是“來料加工”的。其中較早的是由海上絲綢之路輸入的中東及東南亞語言音譯詞，例如粤語中的“邋遢”（臟），“冚”（蓋）等來自阿拉伯語，閩語中的“阿沿”（鐵絲）、“動角”（手杖）、“署甲”（合意）、“逃隆”（饒恕）來自馬來語。18世紀，廣州成爲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隨着中外交往日益頻繁，出現一種“廣式英語”，將英語單詞用粤語音譯，用漢語語法“組裝”。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結合的詞語，例如“冷衫”（毛綫衣）、“恤衫”（襯衣）、“撲飛”（買票）“打波”（打球）、“波恤”（球衣）、“波鞋”（球鞋）等。改革開放以來，融入粤語的英語單詞越來越多，有直接音譯，例如“的士”（出租車）、“巴士”（公共汽車）、“飛士”（面子）、“波士”（老闆）、“啉巴”（號碼）、“士多”（小商店）、“貼士”（提示）、“杯葛”（扺制）；也有“組裝”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領呔”、“酒巴”、“網巴”等。

　　上述流行詞語和外來詞語，已經成爲珠江文化的一種符號，隨着南風北漸而傳播全國。對此看法不一，有人斥之爲“語言污染”，個别地區還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扺制。例如在1986年，上海市政府就明文禁止“的士”這個詞語，規定所有出租汽車都要去掉“的士”字樣，否則不準上街營業。由政府出面來禁止一個詞語，實屬罕見，何况是在一個國際大都市。與此相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現代漢語詞典》在1996年修訂時，就將“的士”一詞收録入該詞典的第四版，同時收録的還有“巴士”、“生猛”、“炒魷魚”等。2005年出版的該詞典第五版中，收録了更多粤語流行詞語和外來詞語。修訂主持人晁繼周先生指出：粤方言對漢語貢獻很大，有查詢和解釋價值的廣東話越來越多。進入《現代漢語詞典》的粤語詞，其中一部分前面加有方言標誌，但可能過不了多久，這些方言就會變成普通話的一部分。

　　語言的吸收是雙向的。隨着華僑而漂洋過海，到達東南亞甚至登陸美洲，珠江文化圈漢語方言的一些詞彚，也進入外國語言，收入當地的詞典。例如，泰語中的糜（稀飯）、厚栗（栗子）、蓮果（荔枝）、灌腸（臘腸）、屐（木鞋）、齋缸（花瓶）、桌（筵席）、箔（捕魚用的竹栅）等詞來自閩語，英語的tea（茶）也來自閩語；silk（絲）、wok（鑊）、pak choi（白菜）、kumguat（柑橘）、longan（龍眼）、dimsum（點心）、wonton（餛飩）、kungfu（功夫）等單詞來自粤語。

　　總之，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充分反映了珠江文化一貫的兼容精神與開放精神。只要堅持并發揚兼容精神與開放精神，珠江文化就一定可以成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排頭兵，爲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單位：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