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範岱克(美國)

　　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江河是人類文明的摇藍。世界文明古國埃及、印度、中國、巴比侖是分别發源於尼羅河、恒河、黄河、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文化人類學理論確認，江河對人類文化的發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有一位歷史文化學家叫陳原，他翻譯了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著作《尼羅河傳》，在書評中説，江河與人類社會關係密切：

　　“每一條大河，都經歷了盛與衰，都記録了人間的歡樂與苦難。每一條大河都是一部人類奮鬥的歷史，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説，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社會史。”(埃米爾·路德維希：《尼羅河傳》(中譯本)第1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黄河是中國文化的摇籃。位於珠江水系的主要河流西江的廣信(今廣西梧州市及廣東封開)則是廣東文化的摇籃。

　　就我研究中國歷史特别是廣東歷史的體會，在秦漢時期，廣信地區得以首先開發，是廣東經濟文化的最早發展地區，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物質文化的開發

　　漢代廣信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是人口的增加。據史料記載，西漢時蒼梧郡有“户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東漢時增至“户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而此時，南海郡的人口僅爲九萬四千二百五十八人。可見，蒼梧郡的人口列於嶺南諸郡之首。人口的增加，使農業生産獲得充足的勞動力，爲廣信地區農業生産的發展創造了先决條件。

　　漢代廣信地區的水稻和園藝種植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廣西梧州地區發掘出土的漢代各種農具、糧食等遺物、遺址就是佐证。又如賀州市蓮塘發現的東漢墓地中的兩把鐵犁，經考證是由北方經賀江傳入“封中”(西江支流賀江流域一帶)的。由於鐵制農具使用於耕作，使廣信地區的糧食不斷增加，倉庫儲存豐富糧食。蒼梧縣出土的漢墓發現的立柱式鑄銅糧倉模型，保存有殘留的若干稻穀化石，就是很好的説明。東漢時劉熙《釋名》卷四中提到名爲“蒼梧酒”的米酒，説明糧食有用以蒸酒，顯示了廣信是一個産糧區。稻作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廣信地方的方言中有很多以“那”字爲起首的地名，也是標誌之一。例如高要縣的“那落”，新興縣的“那康”，等，就是越語水田之意，一直保留至今天。與此同時，廣信地區的園藝也發展起來了，梧州市鶴頭山東漢墓出土的銅盤中盛裝柑橙類的果核化石，就是例证。又漢代蒼梧有個被譽爲巨孝的人叫丁密，他“非己耕種果不食”，“非家織布不衣”。可見，漢代廣信一帶的經濟作物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在古代，水稻和園藝種植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兩種作物的帶動下，廣信地區手工業生産發展起來了。梧州富民坊出土的西漢燒窑遺址，旺步東漢墓地的銅碗，工藝精湛，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錢千二百”的字樣。雲浮市出土的漢代銅鼓，經過測定其含錫量爲百分之十二點七，含鉛量爲百分之十點九，屬銅、錫、鉛三元合金，其含錫量比之春秋末年《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鑄鼎略低一些，但技術也已相差無幾。羅定出土的戰國銅鼎與中原的青銅有淵源關係，其鑄造方法就是中國傳統青銅工藝在廣信得到具體運用。1980年，德慶縣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長四十五厘米，高二十厘米，分爲頭艙、船樓、舵樓，還有操舵狀俑人，説明當年廣信地區造船技術和工藝是有一定水平了。

　　漢代廣信地區的貨幣也有所發展，從封開縣江口鎮蛇衝口出土的五銖錢、貨泉銅錢、鐵刀、銀指環等貨幣文物可以得到説明。而封開縣發現杏花村的河床有一處一百多米長、一米多厚的西漢層，正是漢代“封中”交通發展的遺迹。

　　二、精神文化的開發

　　隨着上述廣信地區物質文化的發展，廣信的精神文化也出現一個光輝的發展。

　　首先，廣信是廣東最早的教育基地。

　　當時一批南下士人在廣信地區興辦私塾，普及文化和講授儒家經典，從學者百千人。如漢末北海郡人劉熙，建安中期“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三國時名臣虞翻曾罪放“嶺南十餘年……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廣東本土人也跟着辦學讀書，如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通《論語》、《毛詩》，冠弱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教授生徒”(《道光廣東通誌》卷4)。

　　其次，佛教傳入廣信。

　　西漢至三國時期，佛教從海路傳入廣州，然後到廣信，再北上内地。據蕭樑釋慧皎《高僧安清本傳》，説是東漢靈帝時(170-191)已有佛教徒來到。三國時代，天竺僧人真喜沙門來廣州翻譯《十二游經》。西晋武帝時(265-290)，梵僧迦摩羅扺達廣州，建三歸寺和王仁寺。梁武帝初年，天竺僧智藥禪師來廣州後，北上曲江曹溪水口，建寶林寺(今南華寺)。梁武帝中，禪宗始祖達摩泛舟來廣州，在“西來初地”登陸，並創建西來庵(今華林寺)。東漢末至三國初年，在廣信縣定居的牟子，成爲中國第一個佛學大師。他飽讀儒、道、釋和諸子百家之書，26歲在廣信名揚全縣。他通過設問，用賓主問答的形式，編寫了《理惑論》一書，共35篇，澄請了當時廣信人們對佛教的誤解。他以儒家、道家的學説解釋佛教教義，從而奠定了佛教中國化的基礎,開了廣東獨具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先河，開闢“三教合流”傳播佛教的新路，成爲印度佛教轉變爲中國佛教的奠基人，從而推動了佛教在廣東以至中國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