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誠

　　本文所述的兩項考古發現，雖然不是出自古廣信的地域範圍，但却與古代廣信的歷史有直接的關係，對探討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一、漢“廣信令印”

　　1953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清理了一座漢代墓葬，編號爲23號墓。這是一座土坑竪穴墓，長3.8米，寬2.2米，存深1.75米，出土隨葬品有銅鏡、銅帶鈎、鐵刀、石壁、石壓板（黛硯？）和陶鼎、陶罐、陶薰爐。此外，還有陶五銖錢。從隨葬器物分析，此墓當爲夫妻合葬。最爲重要的，是在墓室中部發現一枚滑石質，印面近方形，邊長2.5×2.6厘米，背有環形鈕耳，通高2.3厘米。印面陰刻“廣信令印”四字，隸體，刻字草率，當爲隨葬之冥器。墓葬年代爲西漢中期，發掘者進一步推定在武帝時期[1]。廣信縣，漢爲蒼梧郡所轄，王莽時稱廣信亭，最早建於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漢滅南越國之時所置，因此，有理由認爲這座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廣信縣的第一任縣令，其原籍爲湖南長沙人，武帝時被派遣到廣信縣任職，死後歸葬原籍。以武帝元鼎六年算起，到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歸西，其間共24 年，如墓葬年代推斷無誤，則廣信縣第一任縣令在職時間不會超過24年。

　　漢代的縣官在异地任職，死後歸葬原籍，這在徐聞也有一例。1990年在廣西合浦縣廉州鎮黄泥崗清理的一號墓，是東漢初年的磚室木椁墓，有墓道，分前後室，前室長1.9米，寬3.7米，後室長5.3米，寬3米，隨葬品極爲豐富，銅器有劍、鏡、燈、壺、碗、釜、蒸酒器和明器倉、井、竈；陶器有罐、壺、罍和明器屋；玉器有璧、佩、琀、帶鈎；還有玻璃杯、琉璃串珠、水晶串珠、琥珀串珠、金花球串飾、金帶鈎、“貨泉”銅錢等。其中玻璃杯、琉璃串珠、水晶串珠、琥珀串珠似爲舶來品。此墓亦當爲夫妻合葬。值得給予特别關注的是發現一枚滑石印，印面方形，邊長2.3厘米，瓦形鈕，通高2厘米。印面陰刻“徐聞令印”四字，篆體，刻工草率。另有一枚龜鈕銅印，陰文篆書“陳褒”二字[2]。由此可知，該墓主人名叫陳褒，推斷是從合浦郡派去徐聞縣任職縣令，死後歸葬合浦。因合浦、徐聞都是漢代對外貿易的港口，故隨葬器物中有玻璃杯、琉璃串珠、水晶串珠、琥珀串珠這類舶來品。

　　將“廣信縣令”墓與“徐聞縣令”墓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後者較之前者更爲富裕，這反映了嶺南地區東漢時期較之西漢時期在經濟上有了很大的發展，但與徐聞縣作爲對外貿易港的地位也有極大的關係，故有“欲拔貧，詣徐聞”之説[3]。

　　廣信縣的經濟或許比不上徐聞、合浦，但其政治地位却不低。先秦時期，廣信縣的地域範圍就是百越先民較多的聚居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遺址、墓葬分佈很多，令人注目。秦南平百越，這裏是雙方交戰的主戰場，秦軍過靈渠，下漓水、賀江，在廣信轉入西江，再通向南海郡番禺（廣州），故廣信一帶極爲重要。南越國時，趙佗封趙光爲蒼梧王，其地當在廣信地域。武帝時滅南越，即置蒼梧郡，廣信縣爲郡治之所，其後又曾一度作爲交趾刺史部的駐地，廣信縣地位之重要亦由此可見一斑。　

　　秦漢時，縣官有“令”與“長”之别，“萬户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萬户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4]。但是否如此嚴格，尚有討論的餘地。按《漢書·地理志》載，蒼梧郡領縣十，包括廣信、謝沐、高要、封陽、臨賀、端溪、馮乘、富川、荔蒲、猛陵。總户數爲24379，人口146160。雖然没有編入户籍的應爲數不少，但以十縣之數，平均每縣户數爲兩千多户，即使廣信縣兼作蒼梧郡治之所，户數與人口是其它縣的兩倍甚至更多，但要達到萬户亦不容易。這種情况在南海郡和合浦郡也是同樣存在。合浦郡領縣五，含合浦、徐聞、高凉、臨允、朱盧，户數爲15398，人口78980，平均每縣户數爲三千多户，以合浦縣爲郡治所在，人口應不會少於徐聞，這個統計數字尚難證明合浦和徐聞的户數能在萬户以上。南海郡領縣六，含番禺、四會、中宿、博羅、龍川、揭陽，户數爲19613，人口94253, 平均每縣户數亦只有三千多户，番禺縣爲南海郡治所，有萬户之數估計不成問題，但龍川縣能否有萬户之數則存疑問。因此，嶺南各郡之縣大概都無法按萬户之數來界定“令”的稱謂。不足萬户而稱“縣令”，也許是中央王朝給邊陲地區的一種特許。從出土印章看，廣信、徐聞均稱縣令；另據文獻所載，趙佗在龍川任職時也是稱“令”的[5]。需要討論的是在湖南出土的一枚“龍川長印”，能否説明龍川縣曾因户數不足萬户而稱“長”呢？這枚印是1994年在湖南郴州國慶中路3號墓發現的，滑石質，印面近方形，邊長3.2×2.9 厘米，陰刻篆隸體，背面有覆瓦形鈕。墓爲帶墓道的土坑竪穴，墓坑長3.8米，寬4米。隨葬品有小鐵刀、陶器罐、盒、鼎等[6]。隨葬品的種類不多，數量也較少，似乎與縣官的身份不大相符。有學者以這枚印爲证，説明南海郡的龍川當時爲長沙國的屬地[7]。按該墓的年代如判斷無誤，則時爲南越國時期。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將象郡、桂林、南海等郡封給長沙王吴芮，其實是虚封而已，不過是象徵性地遥奪趙佗的權力，因爲那是無法執行的事情。實際上，趙佗在此之前（公元前205～公元前204年）已發兵擊並桂林和象郡，以秦三郡之地建立了南越國。龍川地屬南海郡，那是趙佗立南越國之前爲官之地，後人稱爲趙佗興王之地[8]，趙佗也是不會輕易放棄的，龍川東去不遠的五華山下（今五華縣華城鎮）有趙佗的行宫長樂臺（獅雄山建築遺址[9]）就是明证。因此，以郴州出土的“龍川長印”並不能論定龍川曾是長沙國屬地，恰恰相反，更進一步證明長沙王吴芮也曾虚封了一位“龍川長”。以趙佗曾任龍川令的邏輯，斷不會將龍川縣官一職從“令”降爲“長”。而這位“龍川長”因從未到任，他的墓葬隨葬品與其身份不那麽相稱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不過，這枚“龍川長印”，或許説明當時龍川縣的户數實際上是不足萬户的。

　　二、晋“廣信侯”墓

　　2001年，在肇慶市城區北面的坪石崗清理了一座東晋泰寧三年（公元325年）的磚室墓，墓室由墓道、前室、過道、後室、耳室、壁龕六部分組成，全長9.55米。隨葬品雖略有散失，仍收集到50件，包括有金器手鐲、指環，銀器釵、簪、耳勺，銅器甗、盒、弩機，鐵器矛、劍、刀，青瓷器罐、碗、盞、魁、洗、唾壺、薰爐、燈、虎子、水注，陶器瓮、罐和作爲明器人俑、馬、城堡、水田、井、畜圈、鷄籠。還有一件屬舶來品的玻璃器[10]。可以肯定，這是一座級别較高的夫妻合葬墓，又以隨葬器物中有劍、矛、刀等武器，男性墓主無疑當是一位武將，遺憾的是未見隨葬的墓主人印章，未能得到墓主姓名及所任職務等信息。所幸的是，在一塊墓磚的平面陰刻有草隸“高□□□廣州蒼梧廣信侯也”，由此而推斷墓主人生前曾被封爲“廣信侯”。廣信縣最早建於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其後一直爲蒼梧郡所轄。其時蒼梧郡的轄地包括了今肇慶城區一帶（屬高要縣）。一般地説，埋葬之地應就是墓主家鄉，廣州黄埔姬堂西晋墓（Ｍ３）墓主爲南海郡增城縣西鄉樑蓋可作例证，故坪石崗東晋墓墓主應爲蒼梧郡高要縣人，如判斷無誤，則是蒼梧郡人在本郡域内被封侯的一例。再以此推論磚銘的“高□□□廣州蒼梧廣信侯也”，其意很可能是“高要某某”爲“廣州蒼梧廣信侯也”。東晋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從蒼梧郡中又分設了晋康、新寧、永平三郡，今肇慶城區一帶劃屬元溪縣，爲晋康郡所轄。據此，肇慶坪石崗這座“泰寧三年”墓，是蒼梧郡轄屬該地的歷史見证。

　　晋代的“侯”，在當時已多是一種榮譽性的封號，並無實際權力。如許多“關内侯”、“關中侯”、“關外侯”、“亭侯”等[11]。那麽，這位“蒼梧廣信侯”作爲武將，其時所任何職、官階幾品呢？雖然墓中没有資料作更多的交代，但我們可以同類墓葬來進行探討。

　　1997年，在廣州東部黄埔區大沙鎮的姬堂山清理的3號墓，由墓道、前室、過道、耳室、後室以及七個小壁龕共六部分組成，全長8.52米。僅長度較之前述的“廣信侯”墓略短，壁龕數則較多。隨葬品有金釵，銅器鏡、鼎、甗、耳杯、洗、帶飾、弩機，鐵器環首刀、削刀、刻刀、鑷子、剪刀、劍鈎，青瓷器罐、盒、碗、碟、鉢、盂、盅、托盤、燈盞、虎子、壺，陶明器水田、井、牛圈、畜圈。還有硯、墨條、滑石猪及“牙門將印章”銀印、“關内侯”石印，最爲重要的是滑石銘牌和謁牌，正是根據滑石銘牌和謁牌推知墓主爲“牙門將宣威將軍武猛都尉關内侯”南海郡增城縣西鄉樑蓋，卒年60歲[12]。需要注意的是，該墓使用了不少東漢時期的墓磚，其中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的磚銘。據姬堂山同一墓群中的2號墓爲西晋“永嘉元年”，推斷樑蓋墓的年代亦屬西晋永嘉年間（公元307～313年）。將“關内侯”樑蓋墓與“廣信侯”墓相比較，兩座墓的入葬時間僅相距十餘年，兩者的墓葬結構、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都可説是大同小异，同屬夫妻合葬墓，總體上是屬於同一規模和等級，即同屬“侯”級。魏晋時期的職官，牙門將爲第五品，宣威將軍則是五威將軍中品級最低的一種，也是第五品[13]。再者，“武猛都尉”與“武猛中郎將”、“武猛校尉”一樣，都是武將中的官階，其秩均爲二千石[14]。以此類比並論及“廣信侯”在軍隊中的官位，亦當是其時在蒼梧郡任職的一名將軍，屬第五品，秩比二千石，並被封爲“廣信侯”。墓主“廣信侯”與“關内侯”樑蓋的身份相當，墓葬結構、規模及隨葬器物的種類也大體相近，由此看來，當時各地有着共同遵循的埋葬禮儀與習俗。

　　（作者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參考文獻：

　　[1]周世榮：《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研究》，《考古》1978年4期；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二七頁、一五二頁，上海書店出版，1991年；王人聰：《兩漢王國、侯國、郡縣官印匯考》，載《秦漢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90年。

　　[2]蔣廷瑜、王偉昭：《黄泥崗1號墓和“徐聞令印”考》，《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年。

　　[3]［唐｝《元和郡縣誌》。

　　[4]《漢書·百官公卿表》。

　　[5]《漢書·西南夷兩粤朝鮮傳》。

　　[6]周世榮、龍福廷：《從“龍川長印”的出土再談漢初長沙國的南方邊界》，《考古》1997年9期。

　　[7]同上。文中將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誤爲公元前211年。

　　[8]［清］樑廷楠：《南越五主傳·先主傳》。

　　[9]邱立誠、劉建安：《廣東五華獅雄山漢代建築遺址》，《文物》1991年11期。

　　[10]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慶市博物館（邱立誠）：《廣東肇慶市坪石崗東晋墓》，《華南考古》第１輯，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參閲葉其峰：《古璽印通論》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官印〉，第118頁，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2]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巍）：《廣州晋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黄埔姬堂晋墓》，《廣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通典·職官》。參閲葉其峰：《魏晋南北朝時期的將軍及有關武職官印》，載《秦漢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第172、177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90年。

　　[14]參閲葉其峰：《秦漢南北朝官印鑒别方法初論》，載《秦漢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第218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