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山中學副校長 羅桂根

　　《中國青年報》2005年1月25日刊登馮雪梅先生的文章，用“史無前例和蔚爲壯觀”來形容今年的“考研熱”：117．2萬人報名，比去年增加22．7萬人，增幅爲24．1％，其中，應届本科畢業生60．5萬人，占報名總數的51．6％，自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生以來，報名人數首次突破百萬……而據我所知，這幾年國人熱衷“昇本、考研、考博”的浪潮遠遠不是這幾個數字所能説明得了的，校園内外，各種各樣的學位進修、學歷培訓，在“終身學習”時髦的口號和旗幟下，勢頭正猛，通常是本學業的文憑還未曾到手，高一級學歷的報名就已經開始。專而本，本而碩，碩而博，學歷追求，形似逐浪，節節而高。目前，中國社會在文憑學歷方面出現的持續昇温，足以引起人們的深思。

　　是國人突然迸發了對知識的狂熱追求了嗎？是這一代人特别的比其他時代的人更愛讀書了嗎？是知識經濟時代刺激了國人的求知慾望了嗎？

　　先看看不久前來自《中國新聞出版報》和《信息時報》的讀書調查：

　　“5年來中國國民的讀書率持續走低，去年中國只有51.7%的識字國民讀書，這一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8.7%。人們讀雜誌的比例更比五年前下降了一半之多，只有不足1000萬人喜歡讀小説、詩歌和戲劇等文學作品，一些青少年甚至不知道中國四大古典名著是什麽，對於中國當代的文學作品及作者能説出一二的不足10%……” 

　　另有調查顯示，2003年，我國年人均購書只有43.67元，與此相關，雖然我國國民有家庭藏書的比例已經達到60%以上，其中識字城鎮居民中有藏書的家庭高達80%，但專家們分析指出，我國家庭藏書的數量並不多，國民家庭藏書100本以上的只有10%。而根據韓國1995年的《國民讀書形態調查》，韓國1995年有藏書的家庭比例高達96.9%，家庭藏書數量在500本之内的家庭占到93.3%……

　　如果説普通國民讀書與昇本、考研、考博没有直接關係，那麽我們可以看看在校大學生的生存狀况。一位大學生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自從上了大學之後，和許多同學一樣感到極其失望，原來現實中的大學生活竟是如此的無聊，如此的鬱悶，如此的令人失望。與我高中時對大學美好生活的憧憬相差十萬八千裏。空餘時間太多，大家都覺得過的十分不充實，所以很多人學會了抽煙，喝酒，空閒時間多了，人無事可做時，内心就會感到極度空虚，自然會想到找個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就開始了尋覓……關鍵是大家都很空虚，很寂寞……”

　　空餘時間太多，寂寞，無聊，找异性填補空虚……那麽讀書呢？讀書自然是“業餘愛好”的了。臨考前有教師們的筆記傳閲，60分過關萬歲，這種情况大學生們彼此心照不宣，學業考試如何過關已經至成爲大學校園的一種“潜規則”，而即使這樣的大學生，一邊不喜歡讀書，不會讀書，一邊仍然在瞄着本科、碩士、博士學位，抓緊時間啃那幾塊敲門磚，跟上我們的潮流，去追求社會所需要的“學歷”。

　　這就是我們當代教育的怪現狀。

　　面對考研昇温現象，馮雪梅先生曾一連串發問：有高學歷是否就意味着好工作？上了研究生是否一定能“物有所值”？對學生而言，付出3年的時間和精力，是否有所收穫與回報？對社會而言，是否真正培養了所需之才？ 

　　前三個問題，學子們無法回答，也無須回答，因爲他們根本不會去想這些問題，即使想了也白想。還是作者自己回答得好：不讀研吧，没出路；讀研吧，後悔——這就是學生們兩難困境。而後一個問題，得問問我們的教育體制，問問我們社會的用人環境。馮先生説：徹底改變現狀，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們當然寄希望於教育改革自身……我認爲，這話只講對了一半——因爲教育的改革决不僅僅靠自身就可以實現。

　　昇本、考研、考博的背後，是應試教育的潜流在涌動；而應試教育的背後，是人的價值取向在寫着判决書；人的價值取向的背後，是中國社會用人環境和人事制度在操縱。單單改革教育自身，行嗎？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領導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出臺以來，中國的人事制度就一直牽制着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幾十年。在這個大背景下，各行各業的用人機制也傚仿“三化”，攀上了時代列車，用人門檻越來越高（前不久，某區一所普通高中招聘教師，開口閉口就是“研究生”），罔顧自身的實際，罔顧中國社會在人才資源上的結構特點和人才市場上的實際需要，上下一起，共同營造了一個巨大的、影響深遠的人事“場”和價值“場”，導引着全部國人的價值取向：當今社會，只有考大學、挣文憑、搏學歷，才能適應時代，把握命運。學子們，家長們，教師們，親朋們，全社會的人，只認準一種價值觀可以掌握命運，只認準一條通道可以通往羅馬，那就是昇學！那就是考試！於是乎，應試教育應運而生，且轟轟烈烈，且愈演愈烈。

　　在這種環境下，才會有中國教育和人才資源結構上的畸形呈現：小學低年級就開始上晚修，中小學節假日大量補課，家教家輔成風，重點中學學位千金難買，考中學比考大學還難，普通高中人滿爲患，職業高中備受冷落，專科生一邊讀校一邊自考，本科生不想着修好自己的學業却熱衷考研；人才市場上碩士博士找不到工作，本科生打出“零工資”要求謀飯碗，高分低能兒比比皆是，技術型人才空前奇缺，人人都想考公務員，技術勞動崗位少人問津，寧願做低級“白領”也不願做高級“藍領”；假文憑泛濫，培訓機構泛濫，出國鍍金泛濫；天下論文一大抄，天下論文一大賣；“北航”也會有醜聞，民間幾多悲慘事；“槍手”出擊，英語“泄題”，集體作弊，高官落馬……總之，凡天底下所有離奇古怪、莫可名狀之事，在應試教育的今天應有盡有。

　　這些，僅僅改革教育自身，行嗎？

　　其實教育自身一直也在改，可其收效也甚微：改學制、改課標、改招生、改收費、改試題、改考試制度、改職高普高比率、改社會辦學體制、改教育教學理念、改教育教學方法、改辦學硬件設備、改教師聘任制度、改義務教育、改高校體制……凡此種種，有的雖然有投石微瀾，但最終不能有大作爲，如取消小學、初中的昇學考試；有的却成了煮不熟的“夾生飯”，如當今的高中新課標改革，舉步維艱。原因就是没有觸及到社會的大動脈，没有改變當前中國人事制度這個大環境。如果不改變中國的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不扭轉國人的價值取向，就走不出“應試人生”的泥沼，最終就不能避免國家在人才培養上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偏差，甚至因此而可能影響到的國民的人格缺陷和社會競争力的弱化。

　　馮先生説：除了考研，（我們）還能做些什麽？

　　我的回答是：改革我們的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以適應中國國情，轉變我們的價值觀以淡化應試教育，健全我們的人才市場以滿足我們各項建設的真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