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黄啓臣

　　王元林

　　從明清經濟史到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從澳門史到海上絲綢之路史的研究，在嶺南學術天地中，有這樣一位學者勤奮耕耘，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不斷鑽研，將不同專業逐漸融匯貫通，自成一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這位學者便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和中外關係史專家、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黄啓臣先生。

　　黄啓臣，祖籍廣州。1938年1月出生於廣西靈山縣，1957年考入中山大學歷史係，1961年考入中山大學歷史係明清社會經濟史專業研究生，師從中國社會經濟史創始人之一、著名的經濟史專家樑方仲教授。樑先生的言傳身教和嚴格要求，爲他日後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打下了深厚而堅實的基礎。由於“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影響，1968年秋，他被分配至山西太原鋼鐵公司，1972年調至廣西省委黨校工作。直至1980年，歷經多次艱難才回到中山大學歷史係工作，重操舊業，開始了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道路。至1990年，被評爲教授。1992年1月，根據黨組織需要和安排，擔任中山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兼社會學係主任。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學工作之餘，仍從事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研究，兼融並蓄，逐漸凸顯出以歷史學爲主，兼融社會學、政治學，以明清社會經濟史和澳門史、海上絲綢之路史爲特色的歷史學諸專業融合的學術風格。1996年冬，他重回曆史係任教，仍然從事歷史學的教學和科研。先後被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商業史學會、中外關係史學會、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等16個學會選爲理事，兼任中國對外貿易史分會副會長、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廣州炎黄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顧問、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是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經先後應邀到港、澳、臺、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區和國家訪問和講學，並被聘爲日本大阪大學、西關大學客座教授和應邀爲華盛頓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多倫多大學、渥太華大學、蒙特利爾大學、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麥吉大學、神户大學、神奈川大學、京都大學、廣島大學、吉備國際大學訪問教授。

　　明清社會經濟史是黄先生大半生矢志不移研究的重點。黄先生先從一個與國家生産力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鋼鐵生産爲突破點，選取十四至十七世紀（明代）中國鋼鐵生産高度發展的歷程這一斷面，並與世界各國作比較，揭示中國鋼鐵生産發展的原因，分析鋼鐵生産中的官營管理體制龢民營管理體制，注意鋼鐵生産中的生産力和生産關係，出版了《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産史》一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該書的出版受到同行專家的贊許，成爲黄先生早年研究經濟史的代表作。此後，黄先生專注於明清廣東商人和商業以及商品經濟的研究，先後出版了《貨殖華洋的粤商》（第二作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明清廣東商人》（第一作者，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等書，發表了《試論明清時期商業資本流向土地的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編入彭雨新主編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六編第二章）、《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商業與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3期）等論文二十餘篇，内容還涉及明清時期的人口、田地、農業生産、農村家庭等。特别是《明清廣東商人》一書，集中闡述了明清時期爲世人矚目的廣東商人的類型及其經營方式、地緣和社會搆成、會館公所、商人家族、海外移民、資本流向和歷史作用等内容，使之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以史爲鑒，“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很好的借鑒作用”（《南方日報》2002年4月10日評語）。由此可見，黄先生不僅是一位經濟史學家，而且是一位關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知識分子。

　　黄先生研究澳門史方面的成就，使他成爲一位蜚聲海内外的著名學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著名史學家戴裔煊、金應熙教授的指導和影響下，黄教授開始了澳門史的研究和著書。澳門的歷史是明中葉以後四百多年的海外貿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與黄先生從事的明清社會經濟史有着緊密的關係，將兩者融匯貫通，不僅大大拓展了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領域，而且開拓了以澳門爲載體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填補了澳門這一研究的空白。刻苦認真的精神，嚴謹扎實的學風，使黄先生在這一新的領域裏遊刃有餘，大展鴻圖。在戴裔煊、金應熙教授的指導下，黄先生不辭勞苦，先後到澳門、香港和國内各地的數十家圖書館、檔案館收集澳門歷史的原始資料，開始研究澳門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並寫成相關論文發表；同時，進行專題研究，撰寫成專著出版，至今已發表關於澳門歷史有關的論文五十餘篇，並出版了《澳門港史資料匯編》（第二編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第一編者，澳門基金會，1995年）；《澳門經濟四百年》（第一作者，澳門基金會，1994年）；《澳門宗教》（第二作者，澳門基金會，1994年）、《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等五本鴻著。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澳門通史（遠古—1998）》（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書，作爲澳門回歸的獻禮，並於1999年7月在澳門舉行首發儀式，正式向全球發行。這是國内第一部全面系統地反映澳門歷史的大型歷史書，全書66萬字，堪稱巨著。此書一出版，《澳門日報》、《華僑報》、《大衆日報》、《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歷史研究》、《史學集刊》、《廣東社會科學》等報刊雜誌都發表書評，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歷史研究》發表的書評稱：“《澳門通史》是一部全面、翔實闡述澳門歷史發展過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學術專著。”（《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史學集刊》書評亦認爲“《澳門通史》觀點鮮明，且有新意，並實事求是地依史發論，讀後令人信服”，“特别是作者用大量的中外文獻資料證明，自1553年起至1999年”，“中國政府一直擁有澳門的主權，葡萄牙並非統治澳門400多年，而是管理澳門111年（1887-1999）”（《史學集刊》1999年第4期），澄清了歷史事實，駁斥了部分西方史學家認爲葡萄牙擁有澳門主權的錯誤觀點。“該書在澳門即將回歸之際出版，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於進一步推動澳門歷史的研究也將産生積極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可以説，這是作者十數年辛勤汗水和智慧的結晶，其起到的積極作用和深遠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説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得益於導師樑方仲教授的教導，那麽澳門史和對外貿易史的研究則是黄先生自己獨辟蹊徑不斷鑽研的結果。而與明清社會經濟史和澳門史相貫通的海外貿易史即海上絲綢之路史的研究亦成爲黄先生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爲澳門史的主要内容是海外貿易，而海外貿易史又是經濟史的重要内容，因此，黄先生將三者融匯貫通，自成體系，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這一領域的研究早在1986年以《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一文（《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爲肇始，以後又不斷發表了數十篇相關的論文。正是基於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主要和首先就是寫在廣東和廣州的記録上這一出發點來考慮，黄先生編著了《廣州外貿史》（上、中、下）（第二作者，廣州出版社，1995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主編及第一作者，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樑經國天寶行史迹》（第一作者，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大大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和廣東十三行的研究。其中《廣州外貿史》是廣州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對外貿易發展的史書，填補了這一研究的空白。而《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不但是第一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史書，而且“堪稱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里程碑”（《南方日報》2003年6月19日書評）。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曾昭璇先生亦評價説：“（這）本書寫得好”，“内容豐富，重點突出，觀點新穎有所發現，資料豐富翔實”（《嶺南文史》2003年第3期）。從當前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角度出發，16至18世紀的商品貿易全球化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高峰時期，起主導地位的商品是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而廣州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其在中國和國際商貿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何開發龢利用這一寶貴的財富，黄教授身爲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責無旁貸，研究和編寫了這部史書。相信《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坎坎坷坷，黄先生不棄餘力，一直勤奮努力，辛勤耕耘在自己喜愛的專業領域裏。春華秋實，黄先生現在已出版專著22部，發表論文207篇，其中歷史學專著21部，論文187篇，另外還有社會學和政治方面的論著，共約500多萬字。其中《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産史》、《澳門經濟四百年》兩書分别獲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1992、1994年二等奬；《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明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和《清代前期農業生産的發展》三文分别獲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1987、1993年二、三等奬；《澳門大辭典》（副主編和作者，廣州出版社，1999年）獲2000年國家圖書一等奬。而《澳門經濟四百年》一書也於1999年被翻譯成韓文在韓國出版。所有這些研究成果和獲奬作品，反映了黄先生在學術界的高深造詣。學高爲師，黄先生常有崇高的學術心境，對這些研究成果，他十分自謙，正如他在自己的文集（《黄啓臣文集（一）》，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中所言那樣：“本文集所匯編的論文，只是我研究明清經濟某個問題的一思之得和一孔之見，决不是什麽絶對正確的結論，也許有些見解還是片面的和錯誤的，有待於同輩和後來學者的矯正”，“我要以樑啓超爲榜樣，視批評者爲吾師。”謙謙君子，虚懷若谷的學者風範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原載《嶺南文史》2004年第1期，作者王元林，暨南大學歷史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