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機緣，1965年秋冬期間，我讀研究生的指導教師樑方仲教授帶我去北京收集撰寫畢業論文的資料，因爲樑老師與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吴晗是35年密切交往的摯友，使我有幸認識吴晗及其夫人袁震。又因吴晗對我的論文題目《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饒有興趣，所以樑老師囑我要多向吴晗請教指導。在京期間，我遵師囑數次到北長街3號吴晗家裏登門求教。他不僅熱情接待我，而且將他鈔録積累的有關卡片資料無私地提供給我，又讓我使用他書房的各種明史書刊；他還細心地審閲我寫作論文的提綱並加以修改，然後又教我如何收集、考訂、爬梳、整理資料，從而進行綜合分析，加以理論説明，得出自己研究的結論。由於多時在吴晗書房看書，亦得悉吴晗研究明史著述甚豐，到1965年，已出版專著16本，發表論文110多篇，其中研究海瑞的論著有4篇論文，一本通俗讀物和一出京戲《海瑞罷官》，而且都是1959年6月至1961年1月期間寫作和發表的。

　　但是無論如何想不到，吴晗却因爲寫了這六篇（本）關於海瑞的論著，而於1965年11月10日遭到“四人幫”姚文元以題爲《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並以此爲導火綫發動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遭到一場空前的浩劫；吴晗也被迫至家破人亡，一家四口死了三個，成爲“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1976年，打到“四人幫”，黨中央於1979年7月給吴晗平反昭雪了，但是總結和反思吴晗研究海瑞的歷史教訓，防止今後不至發生此類“文字獄”，很有必要。唯其如此，本文擬就吴晗何以要研究海瑞，他怎樣評價海瑞和他因此受到迫害的問題作一探索，以求正於方家。

　　一、響應毛澤東號召研究海瑞

　　1958年5月5日至23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制定和發動的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蓬勃開展，如火如荼。他希驥動員全國人民以“一天等二十年”的大躍進速度，使中國很快在經濟上超過英國和趕上美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通過人民公社這座“金橋”過渡到共産主義社會。但欲速則不達，事與願違。就在這一年，全國上下一股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産風爲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思潮嚴重泛濫起來，黨内外形成了報喜不報憂、講假話、講大話的社會歪風。

　　1959年4月2日至5日，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八届七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工作方法十六條》的重要報告。他有感於黨内幹部不敢講真話、不敢提意見、不敢向他提意見，甚至連劉少奇、周恩來等共同革命幾十年的左右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的情况，談古論今，講了《紅樓夢》的王熙鳳“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和明代海瑞敢於直言批評嘉靖皇帝的故事，説：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麽尖鋭，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没有？周恩來答：看了。〔1〕

　　然後又在觀看湘劇《生死牌》戲演出後説：

　　現在應該提倡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海瑞駡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又忠心耿耿，聞嘉靖皇帝死訊，在牢中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出來了。〔2〕

　　説後要胡喬木（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曾任毛澤東秘書）找幾位歷史學家研究海瑞，寫文章宣傳。胡喬木回北京後向吴晗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研究和宣傳海瑞的指示，請他給《人民日報》寫文章。作爲共産黨員的吴晗，自己又是毛澤東的好朋友（1948年11月，吴晗到達當時黨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時，毛主席兩次約見他，侃侃而談他寫的《朱元璋傳》一書，毛澤東對本書提出意見，吴晗作了修改。談話間，吴晗向毛澤東提出入黨要求。毛澤東於1949年1月復信吴晗，説：“我們同意你的要求，唯實行時機當值得研究，詳情恩來面告。”1949年11月，毛澤東又在頤年堂住處約請吴晗談中國邊界史和明史。1952年7月21日，吴晗又向毛澤東第二次提出入黨要求。7月22日，毛澤東復信吴晗，説：“我意還是暫不入黨爲宜。”後來毛澤東又曾請吴晗吃狗肉，邊吃邊談歷史，江青在場）自然愉快地熱接受和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欣然應命，很快寫出《海瑞駡皇帝》一文，於1959年6月1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又寫了《清官海瑞》一文，在7月22日的《北京日報》發表。

　　1959年7月2日，在廬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廬山會議），本來是糾“左”的，並寫出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决議紀録（修正草案）》。但7月13日，彭德懷寫了一封3000字的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在信上加了《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爲標題，印發會議討論，並决定延長會議時間，對彭德懷進行批判，使原來糾“左”的會議變成了反“右”。並於8月2日至16日召開八届八中全會。在16日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就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問題作長篇講話時，再次講到明朝的海瑞，説：

　　現在聽説海瑞出在你們那個裏頭，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個左派，他代表富裕中農、富農、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鬥争。現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着馬克思主義作鬥争。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嗎？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海瑞作鬥争。

　　我們提倡左派海瑞，海瑞歷來是左派，你們去看《明史·海瑞傳》。講我提倡海瑞，又不願意看見海瑞，對於右派海瑞來説，千真萬確。但不是右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歡迎的。如果不歡迎左派海瑞，不喜歡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批評我們的缺點錯誤的這種人，這種同志，那末，就是錯誤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了。决議案上有一句説：對於那一些站在正確的立場而批評工作中的缺點的，這是完全應該保護的，應該支持的。這就是我指的海瑞，左派海瑞。〔3〕

　　毛澤東在這裏説“右派海瑞”，明顯是指彭德懷了。因爲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産黨八届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决議》，並在8月17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决定撤銷彭德懷、黄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的黨内外職務，就是最好的證明。

　　就在廬山會議批判和處理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之後，吴晗又寫了《論海瑞》一文，並送給胡喬木審閲之後，於9月2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當時，吴晗出於知識分子的小心謹慎和自己對政治鬥争不可揣測的恐懼心裏，在文章中還畫蛇添足地寫了一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假海瑞的文字，以表示自己提倡的正是毛澤東説的“左派海瑞”，同“右派海瑞”劃清界限，説：

　　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不站在今天的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却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説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這個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太陽裏面找黑子，十個指頭裏專找那一個有點毛病的，盡量夸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群衆頭上潑冷水，泄人民群衆的氣。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的人，反對人民事業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不但和歷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恰好和當年海瑞所反對而又反對海瑞的大地主階級代表們的嘴臉一模一樣。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群衆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臉目，根本不是什麽海瑞。〔4〕

　　看，吴晗的這段話已經體現了毛澤東的反對“右派海瑞”的精神了，而且已點出了廬山會議反對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了。作爲歷史學家的吴晗寫歷史論文，如此緊跟形勢和緊跟毛澤東，古爲今用，可算得上是學術爲無産階級政治服務了。

　　接着吴晗又編寫《海瑞的故事》通俗讀物，列入《中國歷史小叢書》由中華書局於1959的11月14日出版。1960年，吴晗又寫《海瑞》論文，在《新建設》雜誌1960年第10—11期合刊發表。之後，他在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等戲劇界的朋友鼓勵下，“破門而出”，利用1960年近一年時間寫了《海瑞罷官》劇本，在《北京文藝》1961年第1期發表（後出單行本），並於1月由北京京劇團首場演出，戲中海瑞由馬連良飾，裘盛榮飾徐階。

　　毛澤東得悉北京上演京劇《海瑞罷官》，很高興，在中南海家中接見了馬連良，並一起喫飯，然後請馬連良當場演唱海瑞，看完後對馬連良説：

　　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也寫得不錯。吴晗頭一回寫京戲，就寫成功了。〔5〕

　　馬連良回家打電話告訴吴晗，説：“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衆。”吴晗聽了非常高興。

　　北京的馬連良、廖沫沙、侯外廬等專家也發表文章，稱贊和祝賀吴晗《海瑞罷官》的寫作和演出成功。

　　我們必須指出，上述吴晗所寫海瑞的論文和劇本，均是以《明史》卷226《海瑞傳》、《明史》卷213《徐階傳》和《高拱傳》；王宏梅：《海忠介公》；李贄：《海瑞傳》；談遷：《棗陽雜俎和集》以及《海瑞集》等和明代地方誌有關海瑞的原始史料進行寫作的，基礎是十分札實的。

　　二、實事求是評價海瑞

　　第一，吴晗按照毛澤東關於“要宣傳海瑞剛直不阿的精神”的指示，論证了海瑞於1564年做京官（户部主事）之後，敢於冒死批評嘉靖皇帝，結論説：

　　公元一五六四年，海瑞調到北京作官。

　　兩年以後，海瑞寫信給嘉靖帝，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説他迷信道教，妄想長生，多年不上朝辦事，又自以爲是，拒絶批評，弄得君道不正，臣職不明，吏貪將弱，政治腐敗，語氣很尖鋭。嘉靖帝看了，氣極，丢在地下，又撿起來看。想要殺海瑞，一聽説海瑞在寫信前已經託人買了棺材，並不怕死，倒愣住了。把海瑞關了幾個月，嘉靖帝死後，被赦出獄。

　　一五六九年六月，海瑞被任命爲江南巡撫，管理現在江蘇、安徽大部分地方，巡撫駐在蘇州。〔6〕

　　第二，吴晗平實評價海瑞任江南巡撫七個月，爲江南人民辦實事、與徐階等大地主鬥争的事實，結論説：

　　這一年，江南遭到嚴重水灾，田地被淹，糧食漲價，農民逃荒，情况很嚴重。

　　江南是魚米之鄉，號稱全國最富庶的地方。但實際上百姓生活很困苦，原因是田租、徭役的負擔特别重。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裏，特别是松江，鄉官（退休的官僚）田宅、奴僕之多，全國找不出第二個，鄉官中以前任首相徐階家爲第一，他一家就有田四十萬畝。

　　鬧水灾的原因，經過親自勘察研究，是因爲多年水利不修，吴淞江淤塞了，太湖的水排不出去，一遇特大雨量，便泛濫成灾。海瑞想法子張羅了一些糧食，採工賬辦法，救灾和治水並舉，讓灾民做工疏浚。他坐上小船，到處巡視督促，灾民很興奮，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這項工程不但没有向人民要錢，還救了灾，變水害爲水利，對生産好處很大，人民很是喜歡，感激。

　　解决人民生活問題的關鍵，海瑞認爲一條鞭法是好法子……。

　　最困難的還是限制大地主的過分剥削。海瑞决心强迫大地主退田，首先是徐階。徐階當年作首相，海瑞坐牢的時候，曾經在嘉靖帝面前，替海瑞説過好話，對海瑞有恩。但是，海瑞知道徐家是惡霸地主，便堅决不顧私人關係，執行退田法令，徐階知道海瑞剛直，不講情面，勉强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滿意，親自寫信，要退出一半以上，才算了事。

　　這一來，鄉官們大地主們都嚇慌了，有的逃到外地躲風頭，有的只好忍痛退田。徐階恨極了，想盡法子，派人到北京，買通了當權的太監和同鄉京官，同鄉京官告海瑞‘縱容刁民，魚肉鄉官’。説老百姓像虎像狼，把鄉官吃慘了。大地主階級聯合反攻，終於把海瑞趕出了江南巡撫衙門，回到海南島，一直閑住了十六年。〔7〕

　　第三，吴晗科學地評價海瑞的一生，結論是：

　　海瑞（1515—1587，明武宗正德十年——神宗萬曆十五年）是我國十六世紀有名的好官、清官，是深深得到廣大人民愛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爲了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統治，减輕農民市民的負擔，向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鬥争了一生。〔8〕

　　第四，吴晗提出如何學習海瑞精神，結論説：

　　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反對壞人壞事；肯定、歌頌他一生反對貪污，反對奢侈浪費，反對鄉願；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處處事事爲百姓設想，爲民謀利；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不向困難低頭，百折不撓的鬥争精神；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言行一致，裏外如一的實踐精神。這些品質，都是我們今天所需要學習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時代，這些品質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揚，雖然我們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時代的海瑞在社會内容上有原則的不同。

　　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我們需要站在人民立場、工人階級立場的海瑞，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百折不撓鬥争的海瑞，反對舊時代的鄉願和今天的官僚主義的海瑞，深入群衆、領導群衆、鼓足幹勁、力争上游的海瑞。〔9〕

　　以上説明，吴晗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評價海瑞的。他既指出海瑞作爲明朝封建統治階級的官吏，他與其它官吏一樣，目的都是爲了鞏固封建統治階級長遠利益的良臣、忠臣；但海瑞與一般的封建官吏有所區别，他敢於向大官僚、大地主階級如徐階等進行鬥争，甚至敢批評皇帝；又盡力减輕農民負擔，興修水利避灾，公平執法，解决勞苦大衆當前實際利益，辦了實事的清官。這種實事求是的評價海瑞是有時代精神的，也是符合毛澤東關於“海瑞是好人”，“現在應該提倡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精神”的指示的。

　　三、《海瑞罷官》遭批判

　　如前述《海瑞罷官》京劇演出後是得毛澤東稱贊爲“好戲”的。但是時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和全國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特殊身份的江青，却於1962年7月間，去找中宣部的陸定一、周揚、張子意和許立群四位正副部長，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説：

　　在舞臺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是資産階級和封建主義的東西。〔10〕

　　四位部長不理採江青，毛澤東也不表態。於是江青只好另外組織文章批判孟超的《李慧娘》。

　　一個機緣有利於江青。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就中宣部文藝處編輯的《文藝情况匯報》所載《柯慶施同志抓文藝工作》一文對文藝工作第一次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説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爲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産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却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1〕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又就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况的報告》對文藝工作作了第二次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説有少數幾個是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作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12〕

　　於是從1964年開始，文化藝術界以至意識領域逐步開展了文藝的、哲學的、經濟學的、歷史學的等方面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批判所謂封資修的電影如《青春之歌》、《保衛延安》、《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暴風驟雨》、《逆風千裏》、《林家鋪子》、《早春二月》、《兵臨城下》、《聶耳》等幾十部電影；批判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批判孫冶方的“生産價格論”、“企業利潤觀”；批判翦伯贊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等。批判勢頭猛烈，火藥味甚濃。

　　在這種形勢下，江清插手周總理和彭真組織召集的6月5日至7月31日的文化部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野心勃勃，一心要批判《海瑞罷官》，並去《人民日報》找文藝評論家李希凡寫批判文章，李不肯接受。恰好此時康生向毛澤東提出：

　　吴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同彭德懷問題有關。〔13〕

　　這就觸動了毛澤東。毛澤東鑒於曾經接到過彭德懷於1962年6月16日寫的要求平反的《八萬言書》，並在9月24—27日召開八届十中全會上進行了批判和作出“不能給彭德懷平反”的决議；加上在1964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討論四清運動重點問題上發生分歧和争論，各執已見；在修改《二十三條》時，毛澤東嚴厲批判了劉少奇關於“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内外矛盾的交叉”和“人民内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交叉”的提法，堅持“重點整黨内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觀點，並從此下了在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的决心。於是到1965年1月，同意江清批判《海瑞罷官》的請求。

　　1965年2月，江青春風得意，跑去上海找市委書記柯慶施，得柯支持。柯把寫作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任務交給宣傳部長張春橋，張又找《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姚文元，姚滿口答應。但姚文元只是個高中畢業生，不懂明史，他又去復旦大學歷史係找朱永嘉幫助查找史料。這個過程，1967年4月17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爲《爲人民立新功》講話中，公開説：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爲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吴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我説：别，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吴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説。因爲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7、8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説，一定和批判吴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録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爲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14〕

　　1967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談話時，也談到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經過，説：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的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爲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3遍，認爲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爲要給他們看了，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15〕

　　從上述江青和毛澤東的公開講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江青一伙炮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早有預謀的，而且不僅得到毛澤東的“允許”，還是毛澤東“建議”的。所以江青才敢這麽猖狂。文章從2月開始動手寫作至11月10日發表，整個寫作活動都是在秘密狀態中進行的。從黨中央領導來説，除了毛澤東之外，其它任何一個人都是不知道的，可見毛澤東謀略之深矣。

　　毛澤東“建議”和“允許”江青一伙寫作和發表批判吴晗《海瑞罷官》的文章，説明他已經下了决心發動“文化大革命”，并且把這篇文章當作“導火綫”。

　　姚文元的文章，捕風捉影，把《海瑞罷官》所講到的“退田”、“平冤獄”，同1961年所謂“單幹風”和“翻案風”牽强附和地聯繫起來，硬説成是當時資産階級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鬥争的焦點，然後定性《海瑞罷官》是影射現實的“一株毒草”，説：

　　《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麽？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麽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産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爲連續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麽“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爲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麽“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麽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産階級專政對抗，爲他們抱不平，爲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産階級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争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争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麽請他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麽東西呢？

　　我們認爲：《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6〕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北京各報紙均未轉載。毛澤東十分關注此事。文章發表當天，毛澤東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到濟南、南京、上海。此時，毛澤東看到《光明日報》編印的一期簡報《吴晗看了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映》，吴晗説：

　　姚文元説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産生於一九六一年“颳風”的時候。這是錯了。我的《論海瑞》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一九六○年寫的，我没有那麽大的本領預見到一九六一年要“颳風”。他表示：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志。還説：“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强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

　　毛澤東看了這篇材料後批示：

　　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17〕

　　另一期是《關於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反應續聞》，裏面説：“翦伯贊認爲，現在學術界的顧慮並未解除，姚文元亂來一通，不利於百家争鳴。”〔18〕

　　毛澤東看後在旁邊畫了三個圈。他到上海後，獲悉北京各報仍然没有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出版單行本，向全國發行。正如後來他在會見外賓卡博、巴盧庫時説：

　　文章（指姚文。——引者注）發表以後，各省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説印小册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因爲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19〕

　　可以看出，毛澤東已把批判的矛頭進一步指向以彭真爲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了。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進一步關注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全國的反映動態，他在杭州專門接見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人，本意是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哲學和教育問題的，但他却又首先談到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説：

　　一些知識分子，什麽吴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

　　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評翦伯贊等歷史觀的《爲革命而研究歷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没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20〕

　　12月22日，毛澤東同彭真等人談話，又重復這一説法。這麽一來，經康生發明《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後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説：“我説過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21〕，現在又經毛澤東一再肯定，《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樣，吴晗寫《海瑞罷官》自然地成爲既是地主資産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向黨向社會主義的瘋狂進攻，又成爲代表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要求翻案的毒草了。

　　於是乎，從1965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入手，順藤摸瓜，從文化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而且迅速昇級。1966年4月16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在22日所作的長篇講話中，直接把批判吴晗的《海瑞罷官》引向中央黨、政、軍和地方的領導人，説：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争，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朝裏有人。

　　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批評一、二個。軍隊也有。所謂朝裏有人，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區、各省市。朝裏那樣清，我不相信。〔22〕

　　江清更加得意洋洋地跟着説：

　　一個吴晗挖出來了，以後就是一堆啊！〔23〕

　　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更用法定文獻形式表達了，説批判《海瑞罷官》，其：

　　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24〕

　　由此可見，批判吴晗的《海瑞罷官》，實質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謀略。這一點，毛澤東在1967年就直言不諱了，説：

　　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25〕

　　確實如此。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通過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由陳伯達、康生等人起草，又經毛澤東8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簡稱“十六條”），成爲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這樣，“文化大革命”之火在神州大地燃燒起來了。全國人民面臨一場嚴重的灾難。

　　注　釋：

　　〔1〕《毛澤東在中共八届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録》1959年4月5日，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9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肖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10年史》下册第1127頁，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

　　〔3〕《毛澤東在中共八届八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録》，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007-10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4〕吴晗：《燈下集》第167-168頁，三聯書店1962年版。

　　〔5〕袁溥之：《憶吴晗同志二三事》，見《北京盟訊》1981年第3期；亦見吴江雄：《毛澤東談古論今》第898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海瑞》，《新建設》1960年第10-11期合刊，見吴晗：《春天集》第234頁，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7〕同上，見吴晗：《春天集》第234-236頁，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8〕《論海瑞》，《人民日報》1959年9月21日，見吴晗：《燈下集》第146頁，三聯書店1960年版。

　　〔9〕同上，見吴晗：《燈下集》第167頁，三聯書店1960年版。

　　〔10〕王志宏：金若年：《吴晗畫傳》第132頁，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

　　〔11〕〔12〕《毛澤東給彭真、劉仁的批語》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的批語》1964年6月27日，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30-13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3〕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第28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肖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10年史》下册第1124頁，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

　　〔15〕同上書第1124-1125頁；亦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6〕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17〕《光明日報情况簡編》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

　　〔18〕《光明日報情况簡編》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

　　〔19〕《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録》1967年2月3日，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0〕《毛澤東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記録》，1965年12月21日，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0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亦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注釋本》第365頁。

　　〔21〕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第34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22〕《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録》1966年4月22日，見逢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0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3〕〔24〕肖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10年史》下册第1132頁，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

　　〔25〕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第34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本文是2007年參加“吴晗與明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