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桑基魚塘”這種世界少有的農業生態系統，過去我和一些農史學家曾撰寫過論文，作過“基種桑、桑養蠶、蠶養魚、魚肥桑”食物鏈的分析〔1〕。但對“桑基魚塘”發展的原因却缺乏深入分析。本文擬對“桑基魚塘”發展的原因作一探索，以求正於方家。

　　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大環境來考察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發展的原因，應該説，它是世界海洋經濟（包括廣東海洋經濟）發展的産物。所謂海洋經濟，是泛指海洋沿岸國家或地區的漁撈、航運、貿易等經濟活動以及爲這些活動提供勞力、資金、技術、商品和市場等的陸地（主要指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動。可以説，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就是爲當時海洋經濟的發展提供勞力、資金、技術、商品和市場等陸地經濟活動帶動下發展起來的，是一種貿—工—農的經濟模式。

　　一、商品貿易全球化的拉力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Da·Gama）繞過好望角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綫；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ā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範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就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爲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爲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説，則是有賴於中國强大的商品製造能力和生産出來的豐富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競争力。正如當地一個西方作家報導説：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它次要的物産。〔2〕

　　特别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讚嘆不絶，説：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没有一種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國的絲貨。〔3〕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爲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使中國成爲當時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而15-19世紀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爲主”的海禁政策時期，却對廣東實行開放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 〔4〕干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5〕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爲全國唯一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6〕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聚到廣州進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間，運來5億兩白銀到廣州購買中國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後，葡萄牙人從廣州購買大量絲貨，“每年由葡人輸出之絹約五千兩三百箱。每箱裝綢緞百卷，薄織物一百五十卷”，〔7〕運往歐洲；萬曆十四年至崇禎十七年（1586-1644），每年從廣州經澳門運往日本的生絲2460擔，價值銀1476000兩。〔8〕萬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從廣州經澳門輸出到日本的生絲達到12939275斤，〔9〕每年平均爲300913斤。到了干隆年間（1736-1795）後，雖然廣東出口商品的絲貨退居茶葉之後第二位，但每年輸出的生絲和絲綢仍然達到20-33萬斤，道光十年（1830），在廣州出口的廣東生絲增至36.8萬斤，占當年在廣州出口的中國生絲總數的52.2%。到了光緒六年（1880），廣東生絲由廣州輸往歐洲的達到96-112萬斤；輸往美國達到75萬斤，輸往緬甸的爲21.5-37萬斤。〔10〕如此大量的廣東生絲和絲貨外貿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進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生産的日益發展。

　　二、近代機器繅絲廠興起的助力

　　明代，廣東、福建和三吴已成爲中國三大絲織業中心，〔11〕到清朝達到鼎盛。廣東絲織品的質量，可謂達到一流水平，史稱“廣紗甲天下”，特别是“粤緞之質密而匀，真色鮮華，光輝滑澤”，“粤紗，金陵蘇抗皆不及”。〔12〕加上當時絲貨可以在廣州合法出口，就更加吸引商人投資絲織業生産了。正統七年（1442），南海縣商人聶天根，把經商積累的部分商業資本投向絲織業，其家譜記載：

　　四世祖根……流賈於門水濱……後以紡織爲業，勤儉成家。〔13〕

　　康熙年間（1662-1722），順德縣商人樑俊偉到佛山創立機房，從事絲織業生産，史稱：

　　樑俊偉，字桂軒，順德水藤鄉人。康熙間佛山創立機房，名樑諱號，因家焉。誠實著聞，商業遂振。〔14〕

　　清代後期，商人投資絲織業者更多，而且生産規模日益擴大和生産技術日益提商。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縣商人陳啓沅、陳啓樞兄弟創辦的“繼昌隆”機器繅絲廠，就是突出的例子。

　　陳啓沅（1834-1903），原名如郎、字芷馨，號啓沅，南海縣簡村堡簡村鄉人。啓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個兄弟早殀，僅有三人長成。老二啓樞、老三啓標，最少者老七啓沅，家景貧困，約咸豐元年（1851），啓樞得其岳父麥憲培資助，到越南謀生，先在麥氏的安南商店做工，旋自立商店經營，三年間略有積蓄，於咸豐四年（1854），回鄉帶啓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兩兄弟合力經營，先是開辦怡昌蔭號商店，經銷絲綢雜貨，後又承辦堤岸怡豐餉當（即當鋪，時堤岸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餉承的），“約十餘年，兄弟倆已成爲當地巨商了”。在此期間，啓沅爲拓展商務，“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機之學”。他發現南洋市場的外國絲綢質量比家鄉的絲綢好的原因是用機器繅絲。於是産生了“特仿西人之法，變通製造繅絲之器”的想法，並决心回家鄉興辦機器繅絲廠，以振興家鄉的繅絲業。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啓樞的贊賞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啓沅先期離開越南回到南海，在簡村鄉創設機器繅絲廠，名曰繼昌隆。

　　同治十二年（1873）春，繼昌隆繅絲廠籌建啓動，“動用資金白銀七千多兩，全由陳啓樞由安南先後匯返，因此繼昌隆的股金，悉爲他兄弟二人投資，從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兩資金中，用於流動開支如收繭、工資、雜支等約三千兩，建廠設備等約四千兩”。至同治十三年（1874）冬，正式投入生産〔15〕。全廠初招工300多人，最多時達到600-700人。該廠的原料蠶繭，主要依靠南海、東莞、順德、香山等縣的桑葉養蠶供應。該廠辦至1928年才告結束。這是廣東華僑商人投資興辦的廣東第一家（也是中國第一家）近代民族資本的工廠。在它的影響下，珠江三角洲的機器繅絲廠象雨後春笋般發展起來。據統計，光緒十三年（1887），僅順德縣的機器繅絲廠已達到42家，〔16〕19世紀末增至100家；宣統三年（1911）增至142家；〔17〕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絲車女工達15萬人之多，〔18〕遠遠超過上海、無錫兩地的機器繅絲廠。機器繅絲廠所需要的大量蠶繭，直接促進“桑基魚塘”生産的發展。

　　三、桑基魚塘經濟效益高的推力

　　從中國傳統農業的農（糧）、林、牧、副、漁的生産結構來看，桑基魚塘生態系統畢竟是屬副、漁的範疇，原來並不比農（糧食）重要。但到明清時期，隨着商品性農業的不斷發展和糧食也成爲商品卷入了市場的情况下，“桑基魚塘”的經濟效益遠比種水稻高。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氣候温暖，土地低平肥沃的優越自然條件，種桑一年可採葉8-9次，爲“廣蠶歲七熟，閏則八熟”〔19〕提供充足的飼料，使年産蠶絲量很高，其經濟效益遠遠超過種水稻的價值。有人按當時“四水六基”的比例來估算，一畝地可産桑葉4000斤，養蠶得蠶沙（40%）1600斤，蠶繭（6%）240斤；蠶沙養魚可增産魚（12.5%）200斤。而100斤鮮蠶繭可繅生絲10斤，6畝桑養蠶所得蠶沙，可供養塘魚4畝，增産魚1200斤（每畝平均産量300斤）。〔20〕這樣高産量的絲魚業，其價值當然超過水稻。史稱：

　　將窪地挖深，坭復四周爲基，中凹下爲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蓄魚，桑葉養蠶，蠶矢（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於稼。〔21〕

　　〔順德〕東馬寧一帶，咸同後，田多變基塘，獲利較豐。〔22〕

　　所以，在順德等縣就有“一擔桑葉一擔米”，“一船絲出，一船銀歸”的民諺。有人估計過，當時一畝基水地養蠶養魚的價值約相當於3畝水稻的價值。所以南海九江鄉也有“九江估産，魚種爲先，左手數魚，右手收錢”〔23〕的民諺。據統計，1914至1918年，廣東生絲出口突破5萬擔，價值達1億元以上。〔24〕這種“十倍於稼”高效益的絲魚業必然推動農民去從事“桑基魚塘”的生産。

　　四、人多地少的壓力

　　廣東是一個有山地、丘陵、平原、臺地而以山地和丘陵爲主的地區，僅有一個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源，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據人口學家研究表明，廣東歷史上的人口分佈密度不一，總的態勢是人多地少。唐代，廣州府每平方公里爲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時，廣州府每平方公里爲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連州和潮州府爲每平方公里爲4.5户。元代，廣州府每平方公里爲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27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21.6人。明清時期，隨着經濟的發展，人口不斷增加，人口密度相應提高，人口對土的壓力越來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鋭化。嘉慶二十五年（1820），廣州府每平方公里達到306.84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連州每平方公里49.84人。〔25〕廣州府的總人口達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達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僅有34300709畝，人平均耕地不到1.6畝，其中廣州府南海縣人均耕地不足1.5畝，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萬人，人均耕地只有1.3畝。可見，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耕地增長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爲廣東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嚴重社會問題。明朝中葉以降，廣東逐步由歷史上糧食輸出省變爲缺糧省，而且成爲中國一個糧食輸入大省，因而發出“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廣西之米”〔26〕的感嘆。在這種糧食卷入市場的情况下，死守以種水稻爲生計，已經不能解决問題。於是，不少人想方設法另覓出路。有的人改革和優化生産結構， 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桑養魚，以取得高的經濟效益。於是“桑基魚塘”得以發展。

　　由上可知，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就是在上述的拉、推、助、壓力的作用下日益發展起來的。據史料記載，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順德縣、南海縣的種桑養蠶和基塘養魚已占農業生産的第一、二位。特别是南海縣的九江鄉、道光年間（1821-1850），已經是“境内有桑塘，無稻田”；〔27〕順德縣的大良、陳村一帶，也達到“民半樹桑”的程度。〔28〕至於養魚的面積也日益增加，洪武十年（1371），南海縣有魚塘323畝，到萬曆九年（1581），增至48326畝；順德縣有40084畝；番禺縣有10702畝；新會縣有6558畝；三水縣有10250畝；香山縣有711畝；寶安縣有2698畝；東莞縣有32659畝。〔29〕其中，南海縣的魚塘面積約相當於今天魚塘面積的一半；番禺、寶安兩縣的魚塘面積接近今天的魚塘面積；三水縣則超過今天的魚塘面積。這就説明，萬曆年間（1573-1620），除順德等三縣外，其它各縣魚塘面積基本上達到今天的水平。可見養魚業之發達。

　　注　釋：

　　〔1〕鍾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載《地理學報》1980年第35卷第3期；黄啓臣：《清代前期農業生産的發展》，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4期；樑光商：《珠江三角桑基魚塘生態系統分析》；楊曉棠：《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的發展》，均載《農史研究》1988年第7輯。

　　〔2〕Rob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restion, P61.

　　〔3〕Geo Philipa,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 戴《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4期。

　　〔4〕《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

　　〔5〕《清高宗實録》卷五百五十，干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6〕考太蘇編譯：《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第116頁，序言。

　　〔7〕Anderw Ljunge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1992.

　　〔8〕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44, Lisboa, 1963.

　　〔9〕轉引黄啓臣：《黄啓臣文集——明清經濟及中外關係》，第321頁，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版。

　　〔10〕《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四），第41-42頁，1976年。

　　〔11〕曾少聰：《東洋航路移民》，第4頁，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12〕《干隆廣州府志》卷四十八，《物産》。

　　〔13〕《聶氏家譜》。

　　〔14〕汪宗準等，《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十四，《人物》。

　　〔15〕以上引文均見桂玷：《宣統南海縣誌》卷二十一《列傳八·陳啓沅》；陳天杰、陳秋桐；《廣東第一間蒸氣繅絲廠繼昌隆及其創辦人陳啓沅》，載《廣州文史資料》第8輯。

　　〔16〕陳啓沅：《蠶桑譜》，第1-2頁。

　　〔17〕農商局編：《第一次農商統計表》（紡織業特别調查）。

　　〔18〕吕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原稿），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53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19〕〔23〕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四，《蟲語》。

　　〔20〕樑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塘生態系統分析》，《農史研究》1988年第7輯。

　　〔21〕《光緒高明縣誌》卷二，《地理·物産》。

　　〔22〕《民國順德縣誌》。

　　〔24〕考活（C·W·Howard）：《南中國絲業調查報告書》，（A survey of the se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第8、28頁，1925年。

　　〔25〕樑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第458-46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史澄等：《光緒廣州府志》卷二，《訓典二》。

　　〔27〕光緒：《九江儒林鄉志》。

　　〔28〕劉伯淵：《廣東蠶業調查報告》，1922年。

　　〔29〕《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三），1976年。

　　（原載《生物史與農史新探》，萬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