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是一個有着深厚天主教傳統的國家，民衆信奉天主教意識特别濃烈，而且影響到國家上層統治者的施政决策。自從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以後，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和明清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政策，使之得以在澳門生存和發展。因此，從羅明堅、利瑪竇進入肇慶、韶關、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傳教開始，澳門葡萄牙當局便給予物質的全面支持。而當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受阻時，葡萄牙國王就緊張起來，想方設法搞好中葡關係，以保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進而保住葡萄牙租居澳門的利益。清朝雍正三年（1725），葡萄牙國王若望五世（Dom JoaoV）派遣麥德樂（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e Menezes）出使中國就是如此。

　　一

　　自從天主教隨澳門—果阿—裏斯本貿易航綫傳入澳門和中國内地之後，到17世紀20-30年代，在耶穌會士内部發生傳教方略的“禮儀之争”。争論的焦點是中國天主教徒是否可以參加“祭祖尊孔”等中國傳統禮儀活動。以利瑪竇爲首的耶穌會士認爲可以。因爲“孔子與祖先之崇拜，是純粹一種非宗教性質，而並不與天主教義相背”。早期的耶穌會士對儒家文化傳統的認同，促進了他們在中國傳教的成功，康熙皇帝將這種傳教方法稱之爲“利瑪竇規矩”。

　　但是，利瑪竇死後，接任耶穌會中國傳教會長的龍華民（Nicolau Longobardi）則反對“利瑪竇規矩”，認爲中國教徒“祭祖尊孔”，將破壞天主教的純潔性。於是在1633年前後，召開了數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使“禮儀之争”在中國和歐洲均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康熙三十二年（1693），福建省主教閻當（Carlos Maigrot）嚴禁教徒“祭祖尊孔”，禁用“上帝”與“天”稱謂。其他耶穌會士得知此事，於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上奏康熙皇帝，請求聖裁，奏稱：“拜孔子，敬其爲人師表”，“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惟盡孝思之念而已”。康熙皇帝閲後稱是：“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是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1〕

　　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克力門十世（Clementus X）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參加“祭祖尊孔”。並派特使釋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處理“禮義之争”。此事引起康熙皇帝的極大反感，一改過去容教政策，於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實行領取居票制度，要求傳教士主動進京申請，宣誓表示願意留居中國，永不回返西方，交上自己履歷，經内務府批準後方可留居。當年即對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進行一次檢查，領票者留下；未領者，或待審，或驅逐至澳門。

　　1723年（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同樣采取禁教政策，他在硃批浙閩總督滿保等關於禁教和驅逐教士等上奏時諭：

　　朕自即位以來，諸政悉遵聖祖皇帝憲章蕃典，與天下興利除弊。今爾等往住澳門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衆，朕因封疆大臣之請，庭議之奏，旅行政者公事也。朕豈可一私恩惠爾等，以廢國家之輿論乎，今爾等既哀懇求，朕亦只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確認再定。〔2〕

　　於此可見，雍正皇帝驅逐耶穌會士的態度和决心是不會改變的。從此之後，全國各地督撫掀起驅逐耶穌會士的浪潮。除北京傳教士之外，各省的傳教士一律押至澳門。教堂、住院或改爲祠堂、書院、糧倉，或拆毁；教徒被迫棄教，並嚴厲禁止華人入教。天主教在中國遭到致命的打擊，使得無數耶穌會士驚呼：

　　花了二百多年心血建立的傳教會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3〕

　　終雍正一朝，公開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僅餘在北京的戴進賢（Ignace Kogler）等20多人，以修身爲名，不得再行傳教。

　　面對雍正皇帝這一禁教措施，葡萄牙人感到重臨危機之中，更唯恐雍正一怒之下采取對澳門不利的措施，自然不能坐以待斃。於是，葡萄牙國王若望五世（Dom JoǎoV）便派遣麥德樂出使中國，拜見雍正皇帝，謀求解决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矛盾。

　　二

　　1725年（雍正三年），麥德樂携帶國書及30箱禮物，隨張安多（Antóin de Magaihaens）等9位神父，從葡萄牙乘坐奥利維拉聖母號（Nossa Scnhora d’Oliveira）船，經巴西裏約熱内盧前來中國。1726年（雍正四年）6月10日到達澳門。麥德樂及其隨從共64人，受到澳門葡萄牙當局和市民的隆重歡迎，各砲臺和戰艦禮砲齊鳴，三隊官兵在門口組成儀仗隊，人們希冀着這一位大使能减輕雍正皇帝對天主教之厭惡情緒，進而改善在澳門的處境。

　　張安多神父扺中國後，康熙已駕崩四年。雍正嗣位，便急行入京，於11月19日扺京，24日入覲復命。雍正對其大加奬賞，並命其爲葡萄牙專使譯人。雍正遣其皇弟十三親王詢問張安多神父大使是否爲教務而來。張神父表示大使前來是對康熙之死表示哀悼和對雍正登基表示祝賀，並請求皇帝保護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雍正對此答案不十分滿意。澳門議事局將大使扺澳的消息報告給中國官員，稱葡國王爲了祝賀新皇帝登基，特遣使來賀。〔4〕

　　雍正帝心裏清楚大使此行定與天主教教務有關，便聲稱大使應不談教事方可進京，並下令於12月先將囚禁的穆經遠（Joao Mourāo）處死，這暗示着等待大使的並不是光明的前景。

　　麥德樂在澳門停留期間，同議事局舉行了會議，廣泛接觸澳門各界人士。他們請求大使“將澳門所受到的壓力和勒索全部是報給皇帝，並請求中國停止一切不公正和令人困擾的舉動”〔5〕。麥德樂得知中國官吏把他當做貢使上報時，極力想維護葡萄牙國王及自身的尊嚴，表示“寧可返回歐洲，也不願以一名帝國臣服者的身份跋涉至此”〔6〕，要求皇帝將他當作進賀的使節。在廣東官員許諾勘合中没有插進“進貢”或其它侮辱性的詞語後，大使决定動身。結果麥德樂得到雍正皇帝的旅途安排，中國史籍記載：

　　（雍正）五年，議準西洋博爾都噶國王盛被德化，遣使來京，不比尋常進貢。所帶貢物，令其由水路來京，其來使從人，願帶來京者聽願，願留粤省者，令該地方官從豐拔給房舍食物。又奏準，該國初次進貢，遣内務府郎中一人，同在京居住西洋人一人，往迎來使。至回國時，仍遣前往迎之人伴送，由水路至廣東，交該督撫護送出境。〔7〕

　　此後，在廣州巡撫楊文干指派的官員陪同下，大使携帶三十箱禮物及表文，沿水路前往北京。大使此次北上，豪華的裝備，豐盛的禮物及使國成員奢華的裝束，都盡力渲染葡萄牙的富庶繁榮，以示使國之榮耀。與此同時，12月9日，雍正派遣張安多携同一内務部郎中南下迎接，他們與大使在江西匯合後，一同北上，在離北京不遠處與巴明我神父等會合。

　　1727年（雍正五年）5月18日，麥德樂大使正式進入北京，雍正爲他安排了極爲隆重的進京儀式：先是一隊200人的滿族軍隊及三隊樂手；接着是260名著紅衣的僕役抬着30個覆蓋着黄色絲綢的裝有禮物的箱子；然後是身着藍色和銀色制服的鼓號手，伴隨着舉有鑲着金邊旗幟着緑色的錦緞的葡萄牙士兵；然後是手持兵器的皇家衛士、馬夫和身着金銀衣服頭帶羽帽等候的紳士和秘書，每人有一僕役牽馬跟隨；然後是數量更多的着藍、銀色制服的皇家士兵；接下來是坐在八人大轎上的大使，轎子用藍色天鵝絨裝飾，八個轎夫均着藍衫、係紅腰帶和戴羽帽，另有一名士兵護衛轎子；澳門議事局的副官坐轎隨其後，大使的坐騎被套上精緻的馬裝。之後是隨從神父、翻譯、宫廷教士及其它使團成員，最後有一隊中國官員，全隊伍一共有800人。〔8〕雍正對大使禮節的安排出乎尋常，使負責接待外使的官員陷入混亂之中，他們習慣了平常其它貢使的程序安排。大使亦命令使團成員不失時機地向人群抛撒銀幣，使人們驚异於大使的慷慨大方。

　　麥德樂進京以後，領班軍機大臣立即奏報皇帝，雍正隨即詢問了許多關於大使的問題，諸如其才幹、性格、身份以及其出使目的，得到的答案仍如同張安多神父之言。麥德樂大使面對在“西夷”面前趾高氣揚的中國朝廷，始終努力保持葡萄牙及整個歐洲的榮譽和尊嚴，總是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有些行爲是要惹惱中國朝廷的。但雍正均以出乎尋常的寬廣胸懷接納了大使，他處處以隆重的禮儀對待大使，給予其極高的榮譽，其規格之高使朝廷百官和京城百姓均瞠目結舌。雍正唯一没有給予大使的機會便是提及傳教士事務，顯示雍正在這方面持否定的態度。

　　5月23日，按照禮部安排，麥德樂應前往禮部演習朝觀皇帝的禮儀，但大使却認爲有損於其榮耀身份而拒絶前往。在傳教士的機智對應下，以大使已經十分熟悉中國禮儀爲藉口推掉了這個安排。之後，在大使怎樣遞交葡萄牙國王信件給皇帝的方式上，雙方發生争吵。按中國朝廷慣例，貢使應先將信件放在一張桌子上，由大臣轉呈皇帝，但麥德樂要求按葡萄牙國王的指示，親手將信件遞呈皇帝。因爲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沙皇大使伊兹邁諾夫（Leoff Vasilievich Ismailoff）覲見康熙時是親手遞交國書的。這件事在歐洲廣爲流傳，被歐洲人認爲是對中國的一大勝利。大使的堅决態度激怒了負責此事的皇太子，他向傳教士指責大使固執和不識時務：“一到這裏就挑起争端，今天就一張桌子的問題挑起争端，以此類推將没完没了”。〔9〕雍正却極其和氣地寬容了此事。26日諭令：按照大使的要求行事。當時處在雍正禁教時期，此事在傳教士心中投下了陰影。他們不得不小心謹慎地一方面在皇帝及大臣面前忍受訓斥，使皇帝及大臣們明白大使的唯一目的是祝賀皇帝登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清醒地告訴大使，大使給朝廷留下好印象比他按預定計劃行事要好，他們要求大使不要提及傳教一事。

　　這件事後争端再起，麥德樂要求坐八人大轎朝見皇帝，按中國禮儀，在京城只有皇子可以坐八人大轎。大使的過分要求在當時等級森嚴的中國招致的只能是反感和拒絶。最後在傳教士的調解下，麥德樂作出讓步。盡管大使一再挑起争端，但雍正一直不改其盛情款待的態度。

　　5月28日，麥德樂正式朝見皇帝。他在禮部官員的指引下，按照中國禮儀及程序，在太和殿對雍正三跪九叩首，與前兩次使節基本相同，唯一區别是他親手將葡萄牙國王的信呈給雍正，而這封信是真正來自葡萄牙國王的，前兩次均是澳門或果阿葡當局假借葡萄牙國王名儀的代筆之作。儀式完成之後，大使發表了極爲禮貌得體的演講，陳述了葡萄牙國王對雍正的美好祝願，並懇求雍正如同康熙一樣與葡萄牙保持友好關係，關心和愛護居住在澳門及中國其它地方的葡萄牙人，“協調在澳門和中國土地上居住的葡萄牙人和中國臣民的關係”。〔10〕隨後，雍正與大使閒聊了一陣，氣氛十分愉快，大使機智的對應與高雅的舉止使雍正十分滿意。他對大臣説：“這個人不錯，很懂禮貌”。〔11〕之後，麥德樂離開宫廷，完成了第一次覲見。在整個過程中，大使牢記傳教士的忠告，没有提及教務，一個字也没有！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一個多世紀後，在中國和西方列强的談判桌上，西方殖民者要求種種特權時的强霸之氣焰。大使在返回駐地的路上又向人群大撒銀幣，以示闊氣。

　　6月7日，雍正在西山别宫第二次接見了麥德樂，大使將從葡萄牙帶來的三十箱禮物奉上，中文史籍記載：

　　是年（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等，具表慶賀，恭請聖安，因進方物：大珊瑚珠、寶石素珠、金珐琅盒、金鑲伽什倫瓶、蜜臘盒、瑪瑙盒、銀鑲伽什倫盒、藍石盒、銀鍍金鑲玳瑁盒、銀鍍金鑲雲母盒、各品藥露五十瓶、金絲緞、金銀絲緞、金花緞、洋緞、大紅哆羅呢、洋制銀柄武器、洋刀、長劍、短劍、鍍銀花火器、自來長槍、手槍、鼻煙、葛巴依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璧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裏巴爾撒木油、各色衣香、巴斯第裏葡萄紅露酒、葡萄黄露酒、白葡萄酒、紅葡萄酒、伽什倫、各色珐琅、烏木鑲各色石花條桌織成遠視畫，凡四十一種。

　　其來使呈稱：國王蒙聖祖仁皇帝撫恤多年，恭逢聖上御極，仍一視同仁，盛戴鴻恩，敬備方物，願恭奉至御前，親身進獻，庶得遠國王敬奉皇朝之盛心。”〔12〕

　　由於中西禮儀的差异，在收受禮物時又出現了一段小插曲。雍正表示按中國習俗一般不接受全部禮物，但他很體諒地詢問是否歐洲也有類似習俗，如果只收部分，歐洲人是否不高興，雍正表示：葡萄牙國王是一片誠心，但禮物太多，無法全部授受。麥德樂表示歐洲習俗是全部收下禮物，况且這些禮物相對於葡萄牙國王對中國皇帝的敬意而言，只是區區小禮，“皇上如果退還哪怕一點點禮物的話，也是太侮辱人了”。〔13〕雍正聽罷此言，頗善解人意地命令全數接受。之後，在場的兩位大臣暗示地問大使還有什麽事要奏報皇上，大使稱無。之後，雍正又給予大使極大的榮譽：首先，他允許大使及其隨從在京城自由活動；其次，賜大使白銀千兩，以便在京城購買中國土特産帶回國。

　　6月13日，大使第三次朝覲雍正，此次是謝恩，隨雍正參觀各處花園。雍正依舊熱情好客，只是不給大使暢所欲言的機會。數次大使談及教務，均被雍正制止，這讓大使迷惑不解，他不時地嘆息：“如果他不讓我爲基督教説好話，何必如此款待我呢？”。〔14〕大使依照傳教士的勸誡盡量地給朝廷留下好印象，同樣熱情大方地與中國官員接觸、贈送禮物，在葡萄牙國王的命名日，宴請某部大臣佟老爺及留在公館裏接待他的官員。此外，嚴格使團紀律，使團無一人因可以自由在京城走動而到處亂逛，以免影響形象。在傳教士眼中，麥德樂的確在北京留下了好印象，“他的一表人才，他的靈活技巧，他住處的井然有序，爲他自己也爲歐洲人在中國朝廷上下贏得高度的尊嚴”。〔15〕這已經是傳教士所希望的了，但遠没有達到澳葡當局的要求。

　　麥德樂最後一次覲見雍正是在7月7日，雍正把這次見面安排在圓明園。他以隆重的禮節款待大使，親自賜酒一樽，並把自己桌上之食物賜給大使，這要是發生在五十餘前薩爾達尼亞或本托·白壘拉之時，定會讓傳教士們欣喜萬分。但此時，傳教士小心翼翼地陪着大使，只求他不要再有半點差錯就足够了。在這次會見中，大使重新提到澳門之困境，請求雍正保護澳門及愛護居住在澳門和中國内地的葡萄牙人，並將此旨意下召給廣東官吏。雍正仍以其雍容大度的帝王氣派應允下來，並賜給大使七個小玩藝。大使在請求雍正確定回國日期後便告退了。整個會見和宴會表面上充滿着愉快的氣氛，但雙方都在掩飾着實質性的話題。雍正根本不願提及傳教事務，但只是爲了顯示其繼承康熙善待外國人的傳統，和其本人雍容大度的帝王風範，而擺出種種友好姿態。麥德樂牢記傳教士的忠告，除了盡量維持葡萄牙的尊嚴及大使榮耀外，也只字不提傳教事務，如同被薄紙隔開一樣，雙方都在極力扮演一種角色，一個不願而另一個不敢去捅破這一層薄紙。在這種情形下，薄紙會慢慢變成厚厚的墻，把雙方嚴實地隔開。雍正從維護自身統治穩固出發，鏟除潜在的危險因素，使天主教在華突然中斷，也使中國失去了大批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充當橋樑角色的傳教士，直接造成清前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究其原因雖然並不能歸於給雍正或其它某個君王的個人喜好或謀略，應該從更深層次的原因中探尋。但歷史事實至少説明，雍正一味地强調“西洋人何裨益於我中國”的態度及驅逐傳教士的行爲，並没有從根本上對中國起到保護作用，而是將中國置於與世隔絶之中。

　　雍正在此次會見後賜給葡萄牙國王和大使相當豐富的禮物，中文史籍記稱：

　　（雍正）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人入貢，賜國王大蟒緞、妝緞、倭緞各六疋、片金緞四匹、閃緞、藍花緞、藍緞、帽緞、素緞各八疋，綾、紡絲各二十有二疋，羅十有三疋，絹七疋。貢使大蟒緞一疋，妝緞、倭緞各二疋、帽緞一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緞各三疋，綾、紡絲各六疋，帽三，銀百兩。護貢官十人，每人倭緞一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綾各二疋、紡絲二疋、綢二疋，絹二疋，銀五十兩。從人三十名。每名綢、紡絲三疋，絹二疋，銀二十兩。廣東伴送把總彭緞袍一領。又特賜國王人内府緞、瓷緞、洋錫器、荔枝酒、芽茶、紙墨、娟鐙、扇、香囊等物，來使亦加賜有差。〔16〕

　　這些禮物給國王的裝有三十五箱，大使七箱。大使爲了保持葡萄牙國王的尊嚴，向接待他的中國官員表示，他不會接受一封以不平等的方式和語言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信，佟大臣讓他放下心來，7月16日，大使離開北京。

　　7月21日，在京傳教十巴多明（Dominkque Parrenin）、蘇霖（Joseph suarez）、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戴進賢（Ignace Kogler）等前往圓明園感謝雍正給予大使的榮譽，巴多明向雍正説了許多恭維話，這並没有引起雍正太多的好感，因爲他心裏明白歐洲人的真正意圖，也明白麥德樂大使是失望而歸。他對傳教士説：

　　巴多明，倘若爾將事實真相告訴了麥德樂，倘若爾對伊正確地解釋了朕所講的道理和意圖，伊是絶不會對朕説出那樣的話的。伊請朕下令歸還所有的教堂，並允許傳播爾等的教義，就像父皇康熙在世時那樣。請爾等聽朕之言：爾等要轉告在這裏和廣州的所有的歐洲人，并且要盡快轉告他們，倘有别的使臣而來，爾等應事先告知他們，要他們注意，不要像麥德樂那樣講話。當麥德樂清楚了朕之理由後，他也會贊同朕的這些道理的。〔17〕

　　即使教皇和各國國王親臨吾朝，麥德樂提出的那些要求也會遭到朕拒絶的。因爲這些要求没有道理。……倘若是一位比朕修養差的君主，早就將爾等驅逐出境了。麥德樂向朕提出要發執照，好讓朕知道爾等皆是好人，朕不想那樣做。朕會懲罰惡人，會認識誰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傳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爾等歐洲各國去，爾等的國王也是不會允許的嘛。〔18〕

　　傳教士們心情緊張地聽着雍正的訓話，感受着一種末日來臨般的凄凉。雍正頭腦清醒、言語冷静地把傳教士和澳門葡萄牙人的最後一絲希望抹滅了。

　　麥德樂在御史常保住的伴送下，離開京城，走江蘇、浙江、江西一綫前往澳門，雍正此意是想讓大使親眼目睹中國經濟繁榮和人文發達的地方，並授意各地厚待大使。雍正同時也密切關注大使的行程。御史常保住在路程中爲勒索地方官而故意抬高麥德樂的身份，遭到一些官員扺制，浙江李衛於雍正五年（1727）九月十九日奏報麥德樂轎横，常保住“不原國體，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很欣賞李衛，原批曰：“所奏珠屬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諸臣悉能如此居心，顧惜國體，天下何愁不治”，要求李衛調查使臣離浙赴粤之情况。〔19〕麥德樂扺澳門後，兩廣總督孔毓珣折奏，稱常保住“一路廉静，待夷人亦甚得體”，雍正硃批令其據實奏聞。〔20〕孔毓珣回奏：前報常保住廉静，是因他離廣州時拒收各官公送程儀八百兩，其實他在廣東，來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銀、小包及其它費用，“在澳門收受西洋人禮物，則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禮物，則外人不知。”〔21〕，説明常保住確實不惜以傷國體撈取錢財。

　　麥德樂於12月8日回到澳門，受到澳葡當局和市民熱烈歡迎。爲了感謝雍正的“深仁厚澤”，又恰逢其壽辰，大使便於十一月初一（12月13日）率“异官商民，排列行禮於天主堂，誦經恭祝聖壽。”〔22〕

　　三

　　麥德樂此次出使中國一無所獲，雍正仍繼續實行禁教政策，澳門再一次成爲被驅逐的傳教士的避難所。澳門不但没能得到預期的結果，反而因負擔大使的費用而使剛剛恢復了一點點的財政大傷元氣。澳門爲此花費三萬兩白銀，其中包括：

　　傳教士耶穌會日本省區捐贈：1000兩

　　傳教士耶穌會中國省區捐贈：500兩

　　澳門教士捐贈：200兩

　　十二個市民捐贈： 3000兩

　　城市財政收入：25500兩〔23〕

　　澳門克服重重困難爲籌得這筆資金，使剛於1720年建立起來的一家銀行倒閉，同時由於議事局因財政收入爲扺押，一直到1762年（干隆二十七年）才有足够的資金重新恢復正常財政運轉。〔24〕

　　麥德樂這次出使中國既没有改善傳教士的處境，也没有爲澳門争得更多的經濟利益。相反，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又實行了對澳門經濟影響更大的新政策。在兩廣總督孔毓珣、閩浙總督高其倬的屢次奏請下，鑒於東南沿海各省因禁止與南洋貿易而引起的各種嚴重社會問題，雍正下令陸續廢除廣東、浙江、福建等省的禁海令，中國商船重新獲准出洋貿易，再一次打破了葡萄牙人獨攬南洋貿易的局面。中國商人佔有種種優勢，不僅與葡萄牙人争奪海外市場，同時也争奪國内貨源，對澳門葡萄牙人造成嚴重威協。中國政府開海通商的政策，客觀上却使澳葡貿易的衰落不可逆轉。可見，澳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政府政策的傾斜。爲此，有些西方學者認爲：“這次出使最後一個結果是讓澳門的管理者沮喪，因爲没有給他們在中國和葡印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帶來任何改善。”〔25〕

　　注　釋：

　　〔1〕轉引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第317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硃批奏摺》，外交類第372號卷，第1號。

　　〔3〕朱静編譯：《西洋教士看中國朝廷》，第10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P96.98.Boston。

　　〔5〕同注〔4〕。

　　〔6〕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録》，第169頁。

　　〔7〕《大清會典事例》，卷510，《朝貢·迎送》，第3頁。

　　〔8〕Jose de Jesus Maria，Asia Sinica e Japonica， Livro 8 Cap，VI《中國和日本的亞洲》第154-155。 

　　〔9〕朱静編譯：《西洋教士看中國朝廷》，第15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朱静編譯：《西洋教士看中國朝廷》，第157、158、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同注〔10〕。

　　〔12〕《大清會典事例》，卷503，第12頁。

　　〔13〕同注〔10〕。

　　〔14〕同注〔10〕。

　　〔15〕朱静編譯：《西洋教士看中國朝廷》，第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大清會典事例》，卷506，第12頁。

　　〔17〕宋榮君原注：雖然麥德樂先生没有那樣做。

　　〔18〕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録》，第144-145頁。

　　〔19〕《宫中檔雍正朝奏摺·硃批諭旨·李衛奏摺》，雍正5年9月19日。

　　〔20〕《宫中檔雍正朝奏摺·硃批諭旨·孔毓珣奏摺》，雍正5年11月16日。

　　〔21〕《宫中檔雍正朝奏摺·硃批諭旨·孔毓珣奏摺》，雍正6年3月22日。

　　〔22〕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ttlement in China. P102. Boston.

　　〔23〕同注〔22〕。

　　〔24〕G·B·Souza,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P204.

　　（原載澳門《行政雜誌》1988年第十一捲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