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同新（1800—1860），原名綸機，中舉後改名爲同新，字應辰，號矩亭，是樑經國的第四子。〔1〕他是身體力行實踐樑經國期望後代讀書登科入仕起家的第一人。同新不負父教，少年好學，聰明英特。嘉慶二十二年（1817），補府學生員；翌年（1818），中恩科舉人；道光七年（1827）援例授内閣中書。此後，連續十年應參會試，於道光十六年（1836）考取進士，改晋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和總纂；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甲辰會科，殿試彌封官。從此，同新步入仕途，步步昇遷，爲官一生，忠實爲清朝政府效勞。

　　一、爲湖南、陝西、甘肅選拔人才 

　　樑同新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督湖南學政，着力校閲試卷至深夜，不肯休息，致使舊病復發。他爲湖南選拔取名士頗衆，如湘鄉縣的羅澤南、王鑫、劉岳昭，新寧縣的劉長祐、劉坤一，茶陵縣的譚鐘麟，湘潭縣的黎培敬，桂陽縣的陳士杰等，均是能建勛業的一代。於是湖南人均稱贊同新能以文相士，歷久不衰。到了咸豐二年（1852），同新擢昇禮科給事中，並充任陝西、甘肅的鄉試副考官，選得高岫等62名知名士生。〔2〕

　　二、提出不怕英人恫嚇的主張

　　鴉片戰争後，英國人屢次要求進入廣州城，但均遭到拒絶。於是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般翰（S·G·Bonham）自携照會乘火輪趕赴上海投書，聲稱粤督耆英、徐廣縉失信。同新看出英國這種行徑意在恫嚇而已。只要疆吏不怕事，則不會有事發生。於是向清廷上疏説：

　　臣聞有英夷火輪船赴上海投書，傳説爲廣東入城一事，果爾則必以督臣耆英許約於先，今督臣徐廣縉失信於後爲詞。查此事，上年經徐廣縉與該國夷酋往返面商，據情入奏。仰蒙宣宗成皇帝，俯順民情，特詔優奬。維時夷酋震懾，不敢抗違，即在香港出示，禁止諸夷不準入城，而移復文書亦雲，以後不必再辦此事矣。今忽越境來訴聞，托言奉國命而來，即奉命亦當在粤投書，其所以不在粤者，爲督臣徐廣縉熟悉彼情，難於挾制，因陰行其反間之術，以窺探朝廷。我皇上天亶聰明，彼雖譎詐多端，難逃洞鑒，且事事上承先志，下協民情，自必撫馭得宜無處過，當然臣愚竊有慮者，恐老成恃重之。臣鑒於前事，謂夷情叵測，桀驁難馴，若拒其所求，必致滋生事端，有壞撫夷大局。臣學識拘迂，何知遠大，顧生長海濱，習知夷務，參以近日所聞所見，而可决其必無事者，其故有三，請爲我皇上敬陳之。一者諭之以理，而知其無可藉口也。今者之來，果以失信爲詞，則是彼既以理言，即可以理喻，使耆英之許其入城，而必約以兩年者，爲民情汹汹不可强壓，非故緩期以相欺。該夷酋之肯爲姑待者，亦明知衆怒之難犯也。迨徐廣縉接任，以民情激則生變，於彼無益，故勸其不必入城，原非背約。倘得官可制民，不知官可禁民爲非，不能威迫以强民之所不欲，故凡無厭之要索，當據理以開導之，無由曲從也。二者揆揆以情，而知其不敢輕動也。凡外夷之强弱，視乎貿易之盛衰，國用出於斯，民生賴於斯，而貿易之盛，則恃能通中國。中國地廣人稠，財物豐盛，凡入口諸貨無物不可銷，而出口之茶葉湖絲，夷民得利甚深，其國收税亦不重，是外夷實賴中國爲生財之地，中國可借貿易寓馭夷之權也。夷人萬時航海，血本所關，基動干戈，即須停市，淹延歲月，賠累實多，故非萬不得已，不欲動兵，今則上海、浙江、厦門皆準通商，又得香港以爲駐留之地，所願已盈，此外所求皆節外生技，非其要旨，不過欲顯其求無不得，夸耀諸夷。若據理不從，彼此知難而返，安肯以無關緊要之故，致貿易不通乎？故知其情必不輕動也。三者，度之以勢而知其不能妄爲也。夫謀事必知彼知此，乃能悉中機宜，聞英夷所居三島，不過若中國一行省耳，物産無多，所恃以致富强者，全在佔據埠頭，收其貨税，貨税多則兵餉足，偶遇不足，則藉資於民，而與之息，是貨税之外，又恃有富商大賈，以濟其窮。近年貨物滯銷，該國夷商倒敗至數千萬，則民財已非昔比，聞其與佛郎機搆兵，所借民款，數十年始能清完，又與米利堅媾和，賠餉三萬萬，年前入擾内地，所費亦復不貲，元氣已虧，國勢日蹙，所幸照常貿易，得已强自支持耳。若見事勢難行，彼亦乘機思轉，蓋其心未嘗不懼。我天朝赫然震怒，下令閉關，此時欲興兵，則禍由自作，師出無名，欲相恃則有礙通商，勢難久待，所争者小，所失者大，故知其勢必不妄爲也。又况寡衆不敵，主客异形，樓船巨砲，所利在水，舍舟而陸，非其所長，故前所擾者，皆沿海通商之地，粤中三元裏，以鄉民尚勝夷兵，乘其隙而攻其短，是在應變之善爲用耳。總之，夷人之情，不知止足；愈畏事則愈生事，能處事乃能無事，若沿海疆臣果能内修法度，以全國體，毋失之過柔；外示懷柔，以顯皇仁，毋失之過剛，剛柔適中，則不戰而勝，海内可以久案（安）矣。〔3〕

　　三、疏請禁絶天主教

　　本來天主教自16世紀中葉經澳門傳入廣東以至内地以來，經過明末的“禮儀之争”，至19世紀初葉，已退出歷史舞臺。但是鴉片戰争之後，隨着耶穌會在歐洲的逐步恢復，於是耶穌會士又重來廣東以至中國内地傳教。1841年4月28日，南格禄等3位神父乘坐法國的“埃裏戈納”號輪船啓程，經新加坡、馬尼拉，於10月21日到達澳門，先去拜見澳門署理主教德博爾吉亞神父。署理主教即把聖方濟各·沙忽略手臂上的一塊對骨作爲禮物送給他們。此三位神父即於1842年3月12日，離開澳門到達浙江舟山群島的定海去傳教。1845年，馬他（J·J·de Mata）主教又在澳門大力修復教堂，並設立華人獨立傳教區，决定以望德堂爲華人傳教區的教堂，使澳門的天主教傳教活動又活躍起來。到了同治年間（1863—1874），法國經常以湖南、江西、四川、天津等省發生教案，而伺機欲動。在此情况下，樑同新即時向清皇帝上疏，請嚴禁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雲：

　　竅臣前見兩江督臣陸建瀛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一折，奉旨飭令督撫學臣實力奉行，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慝，正本清源之道也。惟以教人以善，尤當禁民爲非，今所謂邪慝乃天主教，非他邪教可比，今日之天主教，又非昔日之天主教可比。查歷來邪教，其始不過聚衆斂錢，然爲所愚者咸自知其不法，治之尚易爲功，若天主教既爲法所不禁，而夷人復誘之以利，聞入此教者，人月給二十元或十餘元，愚民以爲既可得財，又不犯禁，遂因而漁色漁利，無惡不爲，地方官以其天主教也，畏而不敢辦，是彼教行而法不行矣。法既不能制，復有所籍以爲援，治之殊屬不易，故曰非他教可比也。前法夷請準天主教流行内地，諸臣議事不詳，以彼信奉天主，不過欲與釋道兩教並行，且其教自明季至今未聞生事，故議如所請。不知今昔夷情迥异，其特爲此請者，欲得吾民以爲用也。聞習其教者，餌丸藥，遂專心信教，雖死不悔，是一人習教，則一家變爲漢奸，百人習教，則百家變爲漢奸，而至千萬家輾轉相傳，何可勝數。往者沿海肆擾，亦欲佔據疆域，潜圖要地，持兵力不足，難以分守，人心不服，難以久居，衣服語言不同，難以深入，若得此數十萬習數之漢奸，同心協力，爲羽翼，爲爪牙，則無事不可爲，無地不可至，若有戰争，則受鋒鏑而被殺戮者皆吾民也，而彼則有厚利而無大害，故曰非昔天主教可比也。知習教必爲漢奸，則不可不禁，知夷人欲用漢奸，愈不得不禁，在陸建瀛意謂前既弛之，今復禁之，未免予以口實，不如自扶正學，自治吾民，然思患必當預防，亦明刑乃可弼教，如良醫用藥，無病培其本，標病不去，元氣亦傷，臣豈不知弛而法治中國，非禁彼教之不行，第禁民之不得入教耳。但禁之當寬既往，而締將來，其前已入教者設法約束，咸使自新；後有犯者，議律嚴懲，無使幸免，相應請旨飭下廷臣妥議嚴禁，曉諭中外，免致蔓延，庶姦萌永息，而風俗淳矣。〔4〕

　　四、疏請服静皇貴妃喪事

　　咸豐皇帝10歲喪母，受道光静皇貴妃（即恭親王奕沂之生母）撫養。後咸豐文宗即位時，尊她爲皇考康慈皇太貴妃。咸豐五年（1855），太妃病篤，被尊爲康慈皇太后。康慈皇太后喪，樑同新以内閣侍讀學士官衔向皇帝上疏奏曰：

　　皇太后撫養聖躬十有餘年，皇上守慈母如母之文，特尊爲皇太后。臣考儀禮喪服三年章雲：“慈母如母”。傳曰：妾子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以女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死則喪之三年。此謂大夫以下，天子諸侯則不服庶母也。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若曾子問所雲：君使教子之慈母則無服，魯昭公練冠以燕君，君子謂爲非禮。觀此，則知大夫以下之庶子爲慈母服三年。天子諸侯無服，禮經甚明。昨恭讀上諭，命恭理喪儀王大臣詳稽舊典，悉心核議，臣恐王大臣等謂名實當相符，既隆太后之稱，當遵太后之禮。夫所謂禮者，無不及情，亦無過乎情，情之中當裁之以義，伏乞皇上敕下廷臣詳加參酌，上愜聖懷，下符公論。〔5〕

　　樑同新爲了説明所奏有理有效，還不厭其煩地摘録了北宋仁宗（趙禎）服喪妃爲证。曰：

　　《宋史·楊淑妃傳》載，仁宗有乳褓，章獻太后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擁佑扶持，恩意勤備。辛獻太后遺告尊爲後太后，以其所居宫曰保慶。皇太后景佑三年薨，仁宗思其保護之因，命禮官議加服小功，此事與今是頗相類，其加服僅小功，則當時典禮可知矣。謹摘録附片，以備裁。〔6〕

　　疏入後，咸豐皇帝接受樑同新奏言，下旨：“如所議行。”〔7〕

　　五、上疏清廷進口洋米裕京倉

　　樑同新眼見南方糧食品店失收缺糧的情况，上疏提出進口洋來解决北京糧食問題雲：

　　〔咸豐〕六年，以南糧歉失，請由上海招徠洋米，以裕京倉，足民食。〔8〕

　　由於樑同新處處從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出發上奏，務持大體。所以至咸豐七年（1857），被清廷擢爲通政司副使；同年十一月晋昇爲順天府府尹。按其時順天府轄京畿的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寧河、順義、密州、懷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平谷19個縣及通州、薊州、霸州、琢州、昌平州等。其管轄範圍比今天北京市所轄地區還大得多。可知順天府府尹比一般府尹之重要，其官階爲正三品，位列九卿。

　　咸豐八年（1858）四月，英法聯軍警告，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軍營需餉，樑同新奉命於通州設立糧臺。七月，以僧格林沁奏請派員督辦樁料以應津沽軍事要工，上諭着同新親往通州一帶督辦樁料解赴天津，以修整砲臺營壘。八月，樑同新監臨順天鄉試，提調官府丞蔣達以闈中供給闕少，斥責治中蔣大鏞辦理草率；樑同新則寬大不苛小節。兩人意見不合。於是蔣負氣出闈，參奏樑同新袒護屬吏。結果，蔣被革職；樑同親交部議，降爲四品京堂候補。〔9〕

　　樑同新晚年多病，但仍“勤慎供職”。咸豐九年（1859）秋天，病勢劇增，“彌留之際，猶諄諄以國事爲念，旋即棄養”。〔10〕至咸豐十年（1860）正月十二日於北京逝世，享年61歲。其子肇煌（已至翰林院侍講）扶棺運回廣州、安葬於白雲山濂泉滴水岩（土名犀嶺，又名鳥哥竇）。同縣國子監學録銜、前任河源縣學訓導陳澧、咸豐九年（1859）探花、順德縣李文田爲其撰刻墓誌，立石於前，稱贊樑同新“爲言官能言事，其議禮尤犖犖大者，近時奏議所罕見也”。〔11〕樑同新雖然一生爲官，但酷嗜墳典經史，旁及術數星命，著有《碧山草堂詩文集》2卷、《圖書奥義》4卷，後浙江歸安縣（今吴興縣）姚承輿撰寫《陰陽指正》一書時，多所采用其説；《短亭遺集》1卷。

　　樑同新有子四人，長子肇璟（1825—1891），字振耀，號杰卿，鹽運司銜；次子肇煌（1827—1886），字振侯，號檀浦，進士，亦官至順天府尹；三子肇淦（殤）；四子肇亞（1844—1882），字振康，號少亭，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孫21人，即慶淶、慶恩、慶驤、慶城、慶奎、慶棻、（以上屬肇璟子）；慶驄、慶桂、慶衍、慶壽、慶  、慶鏘、慶暄、慶澄、慶禄、慶榜、慶鑾（以上屬肇煌子）；慶鈞、慶真、慶礪、慶鬆（以上屬肇晋子）。〔12〕

　　注　釋：

　　〔1〕以前的學者多誤認樑綸樞是樑經國第三子（《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第160頁），又誤認樑同新是樑經國的第七子（《樑同新新傳》）載《史學匯刊》第7期）。今按《番禺黄埔樑氏家譜》卷二《宗支譜》，樑經國四個兒子排列應是：長子樑綸勛（1786—1805）、二子樑綸樞（1790—1877）、三子樑綸焕（1794—1840）、四子樑同新（綸機）（1800—1860）。

　　〔2〕丁仁長等：《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十九，《人物》。

　　〔3〕 丁仁長等：《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十九，《人物》。

　　〔4〕 丁仁長等：《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十九，《人物》。

　　〔5〕《番禺黄埔樑氏家譜》，卷九，《 塋譜》。

　　〔6〕《番禺黄埔樑氏家譜》，卷九，《 塋譜》。

　　〔7〕〔8〕 丁仁長等：《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十九，《人物》。

　　〔9〕《東華録》（咸豐朝），卷四十六。

　　〔10〕〔11〕《番禺黄埔樑氏家譜》，卷九，《 塋譜》。

　　〔12〕 《番禺黄埔樑氏家譜》，卷二，《宗支譜》。

　　（原載《名城明珠黄埔村》，廣州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