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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經濟史之管見



  改革開放17年來,特别是《中國經濟史研究》創刊10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空前繁榮。無論是研究機構的建立和擴大、研究隊伍的增加和成長,還是研究論著出版、發表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兩年一次的中國經濟史學會年會的召開,同仁們歡聚見面,無不嘖嘖稱贊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科學春天。

  如何把現在繁榮的經濟史學術研究深入一步,以推進經濟史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呢?借《中國經濟史研究》創刊10週年紀念,略抒拙見,與同仁們共勉之。

  首先,正確處理經濟史和經濟學理論的關係,提高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水平。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社會我們還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和考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的介乎歷史學和經濟學的邊緣科學。這無疑是要以大量的經濟歷史資料爲依據,舍此就無從研究。但如何整理、分析經濟歷史資料,從中發現每個歷史時期(階段)經濟發展的特點,並找出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就需要有良好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不然的話,經濟史研究就容易停留在就事論事的水平上。

  經濟學理論林林總總。諸如古典經濟學理論、馬克思經濟學理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以A·馬歇爾爲代表)、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理論(以P·A·薩繆爾遜爲代表),等等。不管那一種經濟學理論,我們都可以把它當作方法論來研究經濟史。恩格斯説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條,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這樣,我們研究經濟史,就能站得高,分析得透,得出科學的結論。譬如,我們研究中國明清以來500多年的經濟史,既可以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第二節第一目《交往和生産力》中關於商業脱離行會手工業,出現專業商人階級,造成城市之間的分工,從而出現工廠手工業的經濟學理論;也可以運用凱恩斯學派關於從傳統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换的經濟學理論去分析中國500年來商業和市場的經濟歷史,並與歐洲國家的經濟史加以比較,從而在理論的高度説明:西歐國家由於市場的發達和擴大而發生了工業革命,最後走上近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則由於工場手工業不發達,市場不擴大而没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或稱生産方式)的理論,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現代化,是可以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的,但市場經濟却不能超越。我國解放後,曾設想和努力實踐超越市場經濟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結果是行不通。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總結了經驗教訓,下决心轉回去補市場經濟的課,而取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濟效果,使中國社會經濟沿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前進。這是馬克思在研究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候,非常重視商業和市場經濟的作用的重要原因。

  其次,加强經濟史的綜合研究。10多年來,經濟史研究工作者結合自己的專長和工作領域 ,進行了大量的個案的、專題區域的研究,出了不少優秀的研究成果,。這完全是必要的,因爲專題研究是綜合研究的基礎;缺乏專題研究,綜合研究就是無木之林。但鑒於專題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今後在進一步做好專題研究的同時,需要花大力氣進行經濟史的綜合研究,這裏用得上系統論的研究方法,即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行横向與縱向、順向與逆向、宏觀與微觀,史料與史論以及多角度、多層次、多中心的有機統一的研究,以便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的經濟史問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只有如此,我們纔可以出現一些理論層次高、跨度大、綜合程度强的經濟史論著,從而發揮經濟史科學的社會功能。在這方面,我感到一些外國經濟史研究者的研究是值得借鑒的。例如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所著《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他以15-19世紀500年的歷史大跨度爲背景,探索這個時期各國的經濟發展,總結500年間大國興盛和衰落的經驗;同時描繪了未來21世紀世界格局的前景,特别是他作爲一個局外人,分析了“在中古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的更先進和更優越”(見本書第4頁),到近代中國是如何衰落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又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思勤(Carl Riskin)所著《中國的政治經濟學——1949年以來對發展的探索》一書,亦是一本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富於理論色彩的綜合性著作,同樣值得我們參考。

  我認爲,如果我們經濟史研究者,做好上述兩方面的研究,就有可能實現毛澤東同志早在1942年提出的“産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的科學的理論書”(《整頓黨的作風》)。這樣的書就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我期待這本書早日問世。

     (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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