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鬆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當今引人注目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經歷過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的商品貿易全球化，和19世紀中葉兩次工業革命後的産業經濟全球化演進的三個階段的。新近由日本朋友書店出版關西大學鬆浦章教授的新著《清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一書，就是反映17-19世紀初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佳作。全書分總論、第一部、第二部共九編34章撰寫，洋洋60萬字，堪稱巨著。我們通讀本書之後，覺得有如下的優點和特點：

　　一、内容全面而有重點

　　本書按國際貿易的内容規範，從中國民間（私商）海外貿易視角，對清朝的海外貿易政策、貿易航綫、貿易商人、貿易地域、貿易商品、貿易方式、貿易組織、貿易管理和貿易移民等進行全方位的闡述，指出：清政府雖然在清初頒佈過禁海令和遷海令，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則取消海禁，開放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對外貿易；至干隆二十二年（1757），雖然又撤銷了江、浙、閩三海關，只準粤海關對外貿易，但民間私商却有悖於政府的政策羈絆，從寧波、上海、福州、厦門、廣州等港口出海，航至亞洲、歐洲、澳洲、非洲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向這些國家出口生絲、絲織品、砂糖、瓷器、漆器、茶葉、藥材等商品，和進口白銀、銅、香料、色物等，實現了以中國出口商品爲主的貿易全球化。書中統計，到18世紀中葉，中國每年出海貿易的商船達到90-110艘，至1830年，增至220多艘，且船隻噸位不小，每艘可載60-80人和大量貨物。所以貿易商品量值亦相當大，到1830年，外國商人因購買中國商品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400-500萬兩（見本書第22-23頁，以下只標頁數）。

　　同時，作者又突出福建、浙江和江蘇的海外貿易重點，“着重研究以浙江省乍浦爲中心的對日貿易、以福建省厦門爲中心的對南洋貿易”（見本書中文摘要第1頁），專辟第一部第一編第二章和第二部第一編第二章進行專論，指出：“乍浦是干隆、嘉慶、道光時期對日貿易的中心地”（第101頁）；“干隆中期福建出港的海外貿易船隻，一年達到60-70只”（第462頁），“結果一年就賺取200-300萬外國銀兩”（第463頁）。

　　二、觀點鮮明而有新意

　　作者在本書表明的學術觀點是很鮮明的。諸如不能因爲清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曾頒佈過禁海令和鎖國令而籠統地説當時中國和日本完全實行閉關鎖國的外貿政策，因爲當時中國仍然開放福建、浙江、江蘇和廣東四海關和日本開放平户、長崎等港口對外貿易。况且，實行海禁政策是一回事，歷史事實又是一回事。當時在東中國東海和南中國海沿岸的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和廣東等地區的民間商人違禁出海貿易者照樣進行，且相當發展。作者鑒於學術界對“明代後期以來有悖於朝廷政策的民間海外貿易史的研究却未受到重視，基至是一片空白”（中文摘要第1頁）的情况而撰寫本書，從而提出自己的新觀點。諸如：

　　第一，福建的民間海外貿易超過廣東而居首位。

　　關於清代的民間海外貿易，以往學者一般認爲是廣東位居首榜。本書則認爲，當時“沿海的福建、廣東、江蘇、浙江、山東五省，都從事着民間海外貿易活動，其中以福建省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廣東省”（第462頁），並統計出海外貿易的商船爲证，指出：

　　十八世紀中期，從福建省出港的海外貿易船隻，一年多達六十至七十餘艘。與此相比，      廣東省經粤海關每年出入港的海外貿易船，僅爲二十至三十餘艘；而來自歐洲諸國的貿易船爲十餘艘至二十餘艘。亦即同福建省的六十至七十餘艘相比，廣東省只占其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中文摘要第2-3頁）。

　　這種新觀點，是持之以故，言之成理的。

　　第二，民間海外貿易的商人組織已是現在被用於稱呼企業組織的“公司”（company）

　　作者在總論第二章論述民間海外貿易的資本搆成有共同出資“合股”和個人出資兩種形態，並在第三章“清代海船和公司組織”中指出，商人共同出資“合股”形態則多稱爲“公司”了。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商人黄成供等六、七人出資、在臺灣出海到日本、暹羅貿易的商船，就註明是“公司貨物”；安永三年（1774）到長崎貿易的6番船更註明“管公司餘慶，二十二歲”；寬政元年（1789）的安利船，直稱“安利公司”；文化四、五年（1807-1808）到長崎貿易的商船稱“乍南公司”（第48-56頁），等等。

　　三、資料豐富而翔實

　　本書利用正史、政書、起居住、實録、會典、檔案、關册、方誌、文集、筆記、日記、族譜等豐富而翔實的中外文歷史資料撰寫而成。據我們統計，本書直接引用的史料就達到1629條（其中西文48條）。而且着重引用檔案、海關關册、商人日記等第一手資料。諸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黄册》、硃批奏摺；臺灣出版的宫中檔各朝奏摺；日本的《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録》、《崎港商説》、《通航一覽》、《領事報告書》，等等。尤其可貴的是，作者還新發現和首次利用中國商人到長崎貿易所寫的日記《豐利船日記備查》和長崎寺院中獻納扁額的稀有資料。據我們所知，鬆浦章教授爲了研究和寫作本書，10多年來，除了在日本收集資料外，還多次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廣州和臺北等地的檔案館、博物館和圖書館收集資料，並到各港口進行實地訪問調查。可見本書是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具有很强的説服力。

　　四、圖文並茂而恰當

　　作者在本書中十分注意選擇珍貴的歷史圖片和地圖共39幅恰當配插於書文中。例如在總論第一章闡述海外貿易地域時，在文中附上17-19世紀的東南沿海地圖一幅（第9頁）；在第一部第四編第一、二章闡述清代到長崎貿易的大順 、永興、得利、萬勝、寶泰、金太平、豐利等號烏船配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浙海關發給商人出海貿易的兩幅“浙海鈔關商人護照”圖片（第593-594頁）。這樣的有機附插圖片，使讀者讀其文，見其圖，具有極强的歷史形象真實感。

　　與此同時，作者還根據本書屬經濟史的範疇，在闡術貿易商船、商人、商品等有關數量時，均注意編制規範的統計表52個附於文中論説，使本書具有更高的科學性。

　　誠然，本書亦有不足之處，諸如在重點闡述福建海外貿易時，比較少地叙述與歐、美洲國家的貿易；全書也未注意撰寫海外貿易必然引起的中外文化科學技術交流的情况。但是，本書不失爲一本反映全球經濟一體化第一階段商品貿易全球化的好書。

　　（原載《史學集刊》2003年第4期，本文與張德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