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由於較早地廢除了領主制割據和實現了全國統一，所以商業一向比較發達，商人資本比較雄厚，特别是到了明清時期，隨着商業的日益發展，商人也空前活躍。一方面，有一部分封建官僚、地主在比較了商業利潤高於農業之後，“逐末者多衣冠之族”，如徽州的“閥閲之家，不憚爲賈”；蘇州的“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爲急”。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手工業者和農民，棄本逐末，經營商業，成爲富商大賈。例如洞庭商人吴小洲，初在南京開一個槽房，後來經商發財，成爲擁資一二百萬銀兩的富商；浙江湖州烏程縣的朱佐明，祖上世爲木匠，至其兄弟始往湖北經商，往返江西景德鎮販賣瓷器，賺利甚巨，至明朝末年“家有十餘萬矣”。明中葉以降，隨着商品流通範圍的不斷擴大，在不少商業發達的地區出現了長途販運的地域商人群體——商人集團（亦稱商幫）。其中名聲顯赫的有徽商、晋商、浙商、蘇商、粤商、閩商、秦商、魯商、洞庭商、龍游商等。這些地域商人通過長途販運貿易的賤買貴賣商業活動，發財致富，擁有商業資本十、百、千萬者，不乏其人。例如，徽商汪廷璋“以鹽莢起家……富至千萬”。晋商“太谷縣孫姓，富約二十萬；曹姓、賈姓富各至四五百萬”；“平遥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江蘇“淮商資本之充實者，以千萬計”。粤商李念德、李廷實、胡大展等數十萬計。特别是十三行怡和行行商伍秉鑒的資本達2600萬元，同文（孚）行商潘正煒的資本達一億法郎。這些富商大賈，資本雄厚，人數衆多，經營範圍不僅覆蓋全中國，而且還覆蓋全世界。真正是足迹遍天下。

　　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商品、商人、商業資本始終是一種進步的因素和力量。“商人對於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説由於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説，是一個革命的要素……現在商人來到了這個世界，他應當是這個世界發生變革的起點。但是，他並不是自覺的革命者；相反，他與這個世界骨肉相連。中世紀的商人决不是個人主義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時代人一樣，本質上是共同體的成員”。（《資本論》第3卷，第1019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瞭解中國歷史上商人特别是明清時期的地域商人集團的商業活動、商業資本的積累和流向等，對於瞭解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軌迹和特點，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正確理解和認識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商人和商業資本的價值和功能，從而推動我國實現由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具有借鑒意義。

　　因此，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劃組織出版一套“中國地域商人叢書”，邀請一批對中國地域商人素有研究的學者撰寫書搞，並約我充當主編，無疑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借此叢書付梓之際，寫下以上的認識，與讀者共勉。

　　曹植曾在《與楊祖德書》中説過：“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事實正是如此。這套叢書的主編和各書作者，在中國地域商人研究的理論方面，尚有不足之處，書中自然有些缺陷和錯誤，我們懇切希望得到國内外讀者的批評指正。是爲總序。

　　（原載《中國地域商人叢書》第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