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國偉

　　“珠江文化”的概念，最早見於郭沫若1926年發表的《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上世紀90年代起，廣東一批專家學者重新提出這一概念，並啓動珠江文化工程，進而成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既然已有“嶺南文化”的概念，爲什麽要提出“珠江文化”？是時代要求，還是標新立异？“珠江文化”與“嶺南文化”是什麽關係？珠江文化研究的優勢在哪裏？珠江文化研究應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學術品格和學術個性？鄧國偉先生的文章對此作了自己的闡釋。

　　本文就“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學術個性等方面的問題，簡略地談幾點很不成熟的看法，希望會有助於理論的建設。

　　一

　　有人認爲，我們既然已經習慣了使用“嶺南文化”的概念，學術界也一直是在使用這個概念，提出“珠江文化”這個概念來，是不是故意另立山頭呢？這種意見認爲，“嶺南文化”已把“珠江文化”包含在内，談“嶺南文化”也就等於談“珠江文化”了。但我認爲，“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不能説完全是主觀的、人爲的，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和時代的要求的。

　　改革開放之後，廣東之所以成爲一個受到特别關注的地域，是與地域的優勢有關的。在向來的觀念中，南海海域是中國的邊陲，廣東是“邊緣地域”。古人談論“嶺南”，强調的通常是這個地區的劣勢。而在新的時期裏，人們看見的却主要是這個地域的優勢。地域的優勢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會凸現出來的。人們面對着這個地域的許多過去未能認知的或未能正視的優勢，在認知上便有了新的要求，因而也會期待着對嶺南地域的歷史和現狀有更多的瞭解和解釋。我認爲正是因爲有這樣的客觀的要求，驅使學術界有時並不自覺地會在“嶺南文化”的概念之外，使用一些新的詞語來描述“嶺南”地域的相應的變化。而過去被掩蓋着的或不大引起人們關注的一些語詞，在特定的時候也會特别地浮現出來，與不斷形成和涌現出來的新的話語結合，成爲描述嶺南現狀的新的話語群。比如“珠江”、“珠江三角洲”、“粤港澳文化”、“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圈”、“沿海貿易”、“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國土”、“海洋大省”等等。我想“珠江文化”便是在這個詞語群中出現頻率比較高的一個分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在談論“嶺南文化”時，已經對“嶺南文化”有了更豐富的表達了。所謂“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人們認識到廣東地域不單只是古代“五嶺”以南的荒蠻的地域，與“五嶺”的横亘有關係；它更與“水”與“海”有着密切的關係，與中國和世界發展的現代格局有着緊密的關係。廣東不但是與“内陸”緊密相連的“邊緣”地域，更是有异於内陸的其他省份的一個面海而在的熱帶和亞熱帶的地域。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使廣東地域的海洋特性顯得更鮮明瞭。由於“大珠江三角洲”經濟的迅速的發展，人們又關心到由西江、北江和東江水系形成的珠江三角洲的網狀水系結構和由此而成的地理環境及人文環境了。事實上，“珠江三角洲”早已成就了既是面對“北方”也是面對“海洋”的獨特的個性。對“珠江三角洲”的關注必然也是對“珠江文化”的關注。并且，由於這時候的“珠江三角洲”在經濟領域的强勢的存在，使以往只具有弱勢意義的對“珠江”的描述（例如在文學作品裏的“珠江”總是柔順而細小的，而黄河長江總是波濤汹涌，一瀉千里的），這時候逐漸也有了强勢的意義了。研究界進而發現而且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用“珠江”水系對南粤大地的哺育來描述嶺南地域的物理人情，讓海洋與内陸産生出更豐富的聯想，會讓自己的論述變得更切實而明晰。我認爲，“珠江文化”的概念應該是在這樣不斷的使用中逐漸流行開來的。

　　本來，“珠江文化”的概念也是内在地存在着的。既有“珠江”，自然就有“珠江文化”。有學者認爲，至少在宋元時期，“珠江文化”已經定型，只是在歷史上不被重視和强調罷了。因而現代的研究者並無需要去創造新的概念，他們只是敏感地抓住了一個既是舊的却也是新的概念，進而研究這個概念的本有的和新的内涵，並希望用它來更好地詮釋本屬於“嶺南”地域概念中的舊有的話題以及新出現的話題。

　　誠然，“嶺南文化”研究早已是一個根基深厚的學科，“嶺南文化”不是一個可以輕率地加以否定的概念。但這個學科還是需要有新的發展的。問題在於，在“嶺南文化”自身的繼續的發展中，它的内涵也還在拓展，它仍有着充分的自信。而“珠江文化研究”好像是新冒出來的，是要來替代它的。但其實，“嶺南”的觀念重山，“珠江”的觀念近水。是否需要開展“珠江文化”的研究，關鍵在於“嶺南文化”的研究是否還需要一個“水文化”的研究去作爲補充。我想，使用“珠江文化”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詮釋“嶺南”，使“嶺南文化”的研究成爲更豐富更切實的現代性的研究。説到底，這也是“嶺南文化研究”的發展本身所要求的。要言之，“珠江文化”研究是由研究對象所提示的、所决定的，是廣東歷史發展的順勢的産物，是“嶺南文化”研究的合理的開拓和發展。它的出現應該是合理的，是值得嘉許的。 

　　“珠江文化”和“嶺南文化”兩個概念的内涵同中有异，可以互容，可以互補；可以並行不悖；一致的目標是爲了使對祖國嶺南一隅的認識變得更爲深廣，更爲豐富，更爲切實。

　　二

　　學術界歷來重視對大河流域文化的研究。“黄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研究都已受到充分的重視。遺憾的是，珠江流域雖然也是一個大河流域，而“珠江”却是一向很少有人把它跟“文化”兩個字聯繫起來。“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雖然是客觀地存於中國的土地上，却是有“中心”和“邊緣”之别，有“先進”和“落後”之别。在等級社會的觀念中，同是自然狀態的山河，“珠江”與“黄河”“長江”却不在同一個級别上。“嶺南”是邊陲之地，珠江既是“嶺南”的珠江，也就變得無足輕重，也會變得没有“文化”了。在“嶺南文化”概念的長期使用中，在其俗成了相對固定的内涵中，有許多未免是等級社會的遺留。例如學者並不十分注重對南粤大地的水域文化的研究，更不能如“珠江文化研究”那樣細緻地對待西江、北江、東江以至南江的文化的存在。因而在歷史上“嶺南文化”事實上是較爲粗糙地去包容或漠視了“珠江文化”的存在。這無疑是一個缺陷。

　　我認爲“珠江文化研究”的提出，首先是就需要加强“海洋意識”與“江河意識”方面而言的。“嶺南文化研究”的内質是中國整體性的内陸文化的研究。就廣東人的思維習慣來看，“嶺南”這一方水土似乎是相對於“嶺北”的一大片的“北方”而存在的（嶺南人對“北方”的指認是模糊的，幾乎没有“長江以南”的“南方”的觀念）。在歷史上，“嶺南人”覺得自己既是“天朝”的臣民，却又是“天高皇帝遠”的邊緣人。“天子”認爲海洋是“率土之濱”的絶地，是土地切割的天然的分界；“嶺南人”也習慣了面北而在，在一般民衆的意識裏同樣缺乏對“海洋”意義的認知。但其實，廣東的邊緣雖然是南中國内陸的結束，却也是與海外世界接壤的新的開端。“嶺南人”可以向“嶺北”方向走，向他們認識的“中心”的方向走，也可以向本没有路的“海外”方向走。這個“海外”對於嶺南人來説是實實在在的，不是想象中的蓬萊仙境。他們到港澳去，到國外可以去的地方去。它們以民間的方式，較早地形成了與世界的溝連。這地方的“港澳同胞”和“華僑”都特别多；最早的中國留學生也大都出在廣東。而外國人通過商船的運載，也容易在這個地方踏足中國的土地。他們在廣東或逗留，或貿易，或傳教，先是對廣東産生影響，然後把信息帶到内陸去。在封建等級社會中，這樣的生存方式，事實上讓嶺南多了一層不被認可的選擇，也可以説是嶺南民衆的“絶地逢生”的表現。此種生存方式對嶺南社會和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是需要有足够的重視的。

　　就一般觀念而言，“嶺南”既相對於“北方”而存在，“嶺南”的存在就似乎只是一個整體。研究者會因爲作爲一個整體去關注它，也就容易忽略了對其内部的關聯性和差异性的細緻的表達。研究者在談論“嶺南”的“文化”時，爲了使之與“北方”的“文化”的觀念成爲對稱的存在，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研究的對象做出省略，使“嶺南”的許多地域不能進入研究和論述的範圍（例如我們不會拿“東江文化”來做論述的主要内容，羅浮山和韓江都很難出現在與“北方文化”對應的視野中）。這是頗不利於準確歸納嶺南地域的文化特點的。我們試試轉换成珠江水系的角度去看“嶺南”，則我們會比較關注嶺南地域的内部的研究；雖是同一個“嶺南”而會顯出另外一番風景來了。對於内部地域來説，珠江水系是這個地域的獨具個性的自足的存在，這個獨立的水系的自然的聯繫會幫助我們對相關地域的差异性進行考察，讓我們對各個流域的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有更豐富的聯想和深入的瞭解。研究者因而可以獲得地域研究的新的架構，比較充分地考察地緣性的歷史變化，比較容易看見地域内部的特點，對歷史與現狀研究也可以較好地結合起來。由此言之，“珠江文化研究”是恢復“嶺南文化研究”本來就應該有的内涵；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説也是在爲“嶺南文化”的研究收復失地。

　　在“全球化”的時代，不同類型的文化的研究本是可以多元并存的。對“珠江文化”進行專門的研究，在學理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珠江文化研究”更是新時期提出的新課題，是研究現代廣東文化的需要，因而也是研究現代中國文化的需要。

　　三

　　“文化”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對“珠江文化研究”應該做出一些合理的界定。

　　我認爲，“珠江文化研究”主要應該是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它需要以多學科（例如是地理學和經濟學）的綜合的研究作爲基礎，但它本身不可能是泛文化的研究。珠江文化研究與嶺南文化研究的基礎是一樣的。其主導方向是研究一個地域的人文社會，包括歷史沿革、社會變遷、族群狀况和精神習俗等方面的問題。在物質文化研究和精神文化研究的關係中，它的側重點是在非物質文化而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珠江文化研究和嶺南文化研究的宗旨都是要宏觀地詮釋嶺南。但“珠江文化研究”則更重在説明“中國”大環境中的“嶺南”一隅的個性化的存在；在以水脈爲架構的對地域社會的文化流程的觀察中，説明珠江地域文化與其他文化個體之間的差异和相互的關係。

　　也由此，“珠江文化研究”與“嶺南文化研究”一樣，内質上是一項基礎性的研究而不是實用性的研究。研究中的發現是在深厚的學術基礎上的發現，不是浮光掠影的追波逐浪的發現。它尊重事實而摒棄夸飾。其研究成果對現實雖然可以肯定地説是有指導作用的，但研究本身並不以現實的利益爲皈依。

　　對於廣東學者來説，“珠江文化”研究不可能是對整個珠江流域的文化的寬泛的研究。整個珠江流域的文化的研究可以是一個大的背景，但我們不能以江河的長度來規範研究的空間。珠江文化研究作爲一項“文化研究”，不可能把對“珠江源頭”的研究或對“南海諸島”的研究作爲重點。它的中心點明確地是對珠江流域中的廣東地域文化的研究。是通過對廣東社會的研究來表達“珠江文化”的主要内涵。廣東社會也完全具備被研究的資格。廣東地域文化是珠江文化的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現，在一定意義上説，唯有在廣東地域發展起來的文化才最有資格被稱爲“珠江文化”，這與珠江流經多少個省份是没有直接的關係的。任何一項大河文化的研究都只可能是對其最具代表性地域的文化的研究，而不可能是對大河上下任何流域的無主次的全方位的文化的研究。也因此，事實上只有廣東的學者才是承擔這項研究課題的最適當的人選，（比如説，雲南的學者可以從地理學的角度去考察珠江，但他們不會是研究“珠江文化”的主力軍）。所以廣東的學者不必因爲珠江的長度而擔心無法完成跨省研究的任務，因而簡單地認爲要有研究界的跨省的大聯合。“珠江文化研究”的本意不在此。反之，如果過分關注珠江的長度，把“珠江”所度越的地域空間完全包容在自己的研究對象中，研究就容易分散注意力，會使得文化的研究被單純的地理學的意識所冲淡。誠然，抓住了研究的中心之後，研究的視野是會遠在中心之外的，省際的聯繫也是必須的，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文化研究其實是歷史的研究，“文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當珠江流域進入了文明史的叙述時，珠江纔可能成爲文化研究的對象。珠江文化研究是對珠江流域有着四千年文明的歷史的研究。有時我們會覺得是現實給了我們一種研究的責任，所以研究更需要爲現實服務。但我們也須明白，這種現實交付的責任正是要求我們去追溯歷史，是通過對歷史的研究而更好地去認識現實。因而在歷史研究和現狀研究的關係中，雖然兩者總是互相聯繫，而且現狀通常是研究的切入點，但一地的人文社會的現狀是歷史所形成的現狀，研究的側重點必然還是在歷史研究。“水文化”的研究本身更啓示着“源流”的意義。“江河”也啓示着一種博大的精神和寬廣的胸懷。認識這一點，“珠江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學術品格。而只有建立起自己的鮮明的學術品格和學術個性，“珠江文化研究”才會有更大的發展。

　　四

　　“珠江文化研究”的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以打破固有的“邊緣地域”的舊觀念；在於可以衝擊在固有的地域觀念中表現出來的等級觀念；在於可以更得助於水的靈動和海的胸懷，因而也會有利於建立起新的學術研究的範式，有利於以更爲開放的姿態，以新的視角去研究“嶺南”地域的文化。

　　但“珠江文化”研究應當把“嶺南文化”研究的積累視爲自己的必要的積累。“珠江文化”的研究不可能是另起爐竈的研究。例如在社會心理和精神文化習俗方面的研究，“嶺南文化”的研究成果毫無疑問仍然是“珠江文化”研究的必備的基礎。“在水一方”的“珠江”同時也是“坐北向南”視野中的“嶺南”。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中，無論是“珠江文化”還是“嶺南文化”，其文化的大主體也都是中原的文化。在遠古時期，嶺南雖然也會有它的土著文化，但嶺南被開發之後，“嶺南文化”就不可能再是與“中原文化”分割或并存的獨立的文化。在等級社會中，“嶺南文化”被認爲是後進的文化，這種歷史的烙印同樣也是屬於“珠江文化”的。不能因爲珠江文化研究後起，便受到一個“新”字的迷惑。尤其不能認爲它是爲新時期的發展服務，因而在描述“珠江文化”時，就一相情願地只夸耀“珠江文化”的“先進性”。作爲一項文化研究，我們不能只把諸如“前沿性”、“開放性”、“先進性”、“包容性”等許多美麗的標籤隨意地插在“珠江文化”的頭上。要言之，我們在認識“珠江文化”的“先進性”的時候也要能正視它本有的“後進性”；我們在談論它的“前沿性”的時候不要抛開它的“邊緣性”；我們在肯定它的“開放性”的同時也還要知道它有過的“閉塞性”。在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觀念上，“邊緣地域”的民衆對來自“中心”的文化指令是難於違背的，因而也很難夸耀自己的“先進性”。歷史上的政治運動，最早必起於北方，由中心擴散開來，然後才影響及於南方。嶺南的“仕”階層的人物如要施展政治上的抱負，是必須到文化的中心並匯入到主流社會裏去的。事實上，只有準確地把握住這樣一些基本的東西，對珠江文化的描述才會是有説服力的。

　　誠然，隨着“珠江文化研究”的個性的加强，與之相關的研究是會帶來獨到的發現的。比如上述邊緣地域的精神性表現，我們如果做進一步的考察，也會發現“邊緣文化”在它内部仍有各種潜在的發展因素，會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方式，不全是被動發展的文化。相對偏僻的地理環境，以及獨立存在的江海一體的格局都會給它提供内部發展的條件。例如，歷史上的嶺南由於遠離了社會政治的中心，主流的意識相對地比較薄弱，新的思想和新的事物反而容易生長。我們從歷史上看，佛教在唐朝，其中心當然是在北方，但佛教的大改革却是在廣東的偏僻的山鄉實現的，《壇經》的誕生地是在到目前爲止仍然屬於落後地區的韶關。從環境來説，“何期嶺南有佛出世”，匪夷所思，而結果恰恰就是如此。這與廣東地域的邊緣性特點實在是有極大關係的。再説，江河海域被認爲是隔膜的象徵，而歷史上又使珠江得到最早領會外來文化的便利。胡適認爲佛教傳入中國，可能要早於漢代，因爲到“中原”之前，應該是在沿海有它的傳播過程的。（參見《論學談詩二十年》）基督教則更明確是從海路來，近代與香港澳門有很大的關係。然則文化的异端最早影響的地域是“嶺南”，則“嶺南”的文化不但一直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控制，又幾乎是同時地是最先接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並接受着這些思想與傳統思想所帶來的巨大的衝突，從而在這樣的碰撞中又表現着中國文化的新的特質。近代以來許多重要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出在廣東，可以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得到合理的解釋。我們如果從這樣一些方面看起來，“珠江文化”又不能簡單地説是“落後”的文化，它在文化上的創造力和影響力實在會比我們原先估量的要大得多。

　　我認爲“珠江文化研究”可以在充分認識自己的研究個性的基礎上，規劃出屬於自己研究領域的許多課題。例如與“水”更爲密切的研究課題（嶺南社會的歷史沿革與珠江流域的關係。西江、北江、東江由分而合的特殊的分佈怎樣形成廣東社會的不同的群落和不同的歷史文化形態。江河的存在及其水患怎樣影響着當地社會生活、精神特質和歷史的發展，等等）；與現狀關係更爲密切的課題（“珠江三角洲”怎樣形成爲“珠江文化”的典型的社會形態；現代珠江三角洲的崛起的地理原因和歷史原因，珠江三角洲漁網式的水系分佈與其社會特點的關係；珠江三角洲與三大主幹流域各地區的關係，等等）；與“全球化”格局關係密切的課題（珠江水域與南海海洋的特殊關係；珠江的出海口與廣東歷史文化的關係；香港和澳門對廣東地域文化的重要影響；珠江三角洲社會與港澳社會的關係；“粤港澳”與内陸社會尤其是“中原”社會的關係，等等）。

　　此外，從“水文化”的一個大的背景中來考察它的民風民情，考察民衆的思想心理，考察它的宗教，考察它的文學和語言，並關注到相關的歷史人物，都會規劃出許多新鮮而重大的課題。

　　我想，這種種問題，其實是早已有不少人在研究，或已經取得過不少研究成果了的，用不着我來饒舌；但我實在又不過是因爲要讓本文作一個結束，便畫蛇而添其足，多説了幾句。

　　2007 年4月20日 寫於康樂園寓所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