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三泰

　　“今天的歷史是文化”。發生於1979年中國南海邊的“春天的故事”，是珠江文化最輝煌的一頁。

　　在“一個老人”畫的那個圈裏，有個名叫“寶安”的邊陲小縣。改革開放的春風，使它神話般地崛起一座大城市—深圳，而“寶安”隨即變爲這座大城市的一個區。

　　讓我們跟着洪三泰先生的筆觸，去追溯這段扣人心弦的歷史故事，感受它所體現的新的文化理念。

　　一、迷惘：尋找經濟實在的位置

　　仿佛一切都爲寶安的未來作鋪墊。

　　1984年10月17日，深圳市博物館人員在寶安西鄉鎮發現的漢至六朝的墓。古墓出頭的紀年磚寫着四個字：“大興”、“太寧”。

　　這是二千年前的天意？人類的渴求？或者，是某種權威力量神秘的暗示、睿智的預言？

　　“大興”—崛起，興旺發達。這是古人的祈求，今人的渴望。“太寧”—安康，團結和諧。這是人類追求世界和平的共同願望。

　　在寶安這塊土地上，珍藏着的這一“天書”，今天讓我們來解讀，難道是巧合嗎？多灾多難的中國，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有新生和發展的希望。但要實現“大興”、“太寧”，也將是非常艱難曲折的過程呵！

　　寶安的“大興”、“太寧”，到底需要經歷怎樣的迷惘和陣痛？何時讓世人獲得驚喜？

　　人們知道，寶安所處的獨特位置和空間，使之在歷史的進程中出現多元的豐富多彩的風景綫。許多令人驚嘆的鏡頭，使國人震驚，也令國人自豪。

　　歷史是遥遠的，但發展的脈絡却很清晰。

　　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設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幾個郡。香港地區歸南海郡博羅縣管轄。東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將南海郡東部劃出，另設了一個東莞郡，下轄寶安、興寧、海豐等六個縣。這是寶安縣之始。寶安縣的轄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區和深圳市、東莞市，縣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頭城。隋朝又廢東莞郡，將轄地並入廣州府南海郡，寶安縣也改爲隸屬南海郡，香港則仍歸寶安縣管理。

　　歷史，已經注定寶安與香港同在一片藍天之下，彼此山水相連，唇齒依存。

　　20世紀50年代後60年代初，香港的金融、商業興旺發達、市場繁華的時候，寶安和全國各地一樣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兩地經濟生活的差异，必然使毗鄰地域的民衆心理上發生波動。這種波動，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歷史上，寶安和香港兩地的群衆來往來密切。寶安縣有4000多畝耕地散佈在香港新界。一年四季，村民無論男女老少都到地裏播種收穫。兩地的農民、漁民和蚝民，經常同在一片地或一片水域勞作。對於過邊界耕作和養蚝的農民、漁蚝民，港英當局没有加以限制和干涉。農民、漁蚝民可以從香港買回一些生活必須品。

　　1951年强化邊境綫管理時，我方仍允許邊境農民持证過境耕作，漁、蚝民也可以出海捕魚養蚝。彼此相安無事。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面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生産力下降，經濟蕭條，老百姓的浮腫病出現了。寶安縣委經請示省委、省政府批淮，在寶安縣實行“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三個五”及“小額貿易”政策。“三個五”即允許過境耕作的農民和下海作業的蚝民，每月可以有五次，每次可以帶5斤副食品或價值不超過5元的商品入境。“小額貿易”，即允許邊境社隊對國家外貿部門不經營的稻草、河鮮雜魚、吊鐘花、甘蔗尾、草皮等農副産品，由社隊在指定的口岸自營出口售銷，所得外匯，可購回化肥、農藥、農具等生産資料自用。同時，允許蚝、漁生産隊在香港銷售或在海上交易漁蚝産品。所得外匯，就地購置生産隊自用的漁船、漁網等生産工具。1961年，實行這些對外開放、靈活變通的邊境經濟政策，促使寶安縣經濟形勢很快好轉，農業生産發展較快，較早地解决了三年經濟困難問題，幹部群衆十分高興。

　　這是寶安的空間傳出的多麽令人振奮的改革開放的先聲。這是最早出現在寶安地平綫的改革開放的曙光。

　　可惜，這聲音還很細小，這曙光還很微弱。

　　盡管它細小，却因它是前奏，而孕育着巨雷。

　　盡管它微弱，却因它是火種，而注定要燎原！

　　此刻，讓我們破解先聲和曙光首先出現在寶安空間和地平綫的秘密吧！

　　在法國和國際史壇享有盛名的年鑒派史學家、法國學士院院士費爾南．布羅代爾研究了十五至十八世紀西歐資本主義開始興起時地中海周邊的共振現象。他認爲，特殊的經濟世界的共同特點是，横跨幾條政治和文化邊界，而每條邊界又分别以自已的方式，切割地中海世界，並顯示其差别。“無孔不入的經濟推動着貨幣流通和交换”。經濟世界的形成表現出多項特徵。這是有界綫的地域；這塊地域要求以一個城市爲中心，資本主義在那裏占統治地位；這塊地域的内部具有等級差异，它是許多獨特的經濟區的總和，其中有些貧窮，另一些屬於一般，唯獨其中心比較富裕。

　　准此，香港作爲經濟世界的存在顯然是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的。這個經濟世界對於毗鄰的寶安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處於困難時期。人們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物質生活（衣、食、住、行）。寶安的廣大農民，自然感到物質生活貪乏，甚至有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他們“這個時期的大量經濟活動是自給自足，以貨易貨，互相服務，範圍狹窄的日常生産與消耗。”（費爾南．布羅代爾）他們過香港耕作，養蚝、捕魚，以一些農産品去换取食品和生産數據，這是必要的。寶安當時提出的“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三個五和“小貿易”政策，是符合經濟規律，也符合寶安的實際的。可以説，這些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嘗試式的開放，是一種開放的萌芽。但做起來有點小心翼翼，有點瞻前顧後。人們生怕把握不了尺度，一脚滑到資本主義的範疇。

　　布羅代爾在回答資本主義怎樣和爲什麽在西歐萌芽、發展這一問題時，有他的獨特見解。他把這種萌芽和發展分爲三層：

　　第一層，是最基層，涉及人們最基本的物質生活 ；第二層，是市場經濟，即生産與交换的機制。這些經濟與農村活動、攤販、店鋪、作坊、交易所、銀行、集市、市場緊密相連，没有這種按供求關係建立的市場，就没有一般意義的“經濟”，因此，市場意味着解放和開放；第三層是資本主義。

　　這三層分法，道出了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過程。現在看來，還有現實意義。

　　寶安在解放後幾年，受香港的影響，經歷了布羅代爾所説的第一層，有小貿易，解决基本的物質生活，是很自然也很重要的事。

　　然而，1956年邊境封鎖，寶安群衆的對港小貿易幾乎停止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路綫盛行，那些符合經濟規律，有利於發展生産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全被廢除了。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人們開始失望了。

　　當初到香港去的人每月可賺二三千元，寄個“零”頭回來就可以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若出港兩三年，就能拿錢回鄉建新樓。此刻，一切蓬勃的景象都己經消失，農村開始冷落。大鵬、葵冲、坪山、龍崗等社隊的農民説：“走的走了，留下的是老弱勞動力，要承擔外流人員的公購糧任務和他們留在家裏的老人小孩的口糧，怎麽辦啊！”可是，香港的誘惑力依然强大。人們常常屈指對比，顯出無奈的神情。

　　寶安的困惑引起廣東省委的關注。1959年至1964年之間，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以巨大的魄力爲寶安縣的發展出招説：“香港和寶安是城鄉關係，香港是寶安的城市，寶安是香港的區。在寶安建立遊覽區，讓香港人到寶安遊覽。”

　　有了省委主要領導的支持，從1961年6月開始，寶安縣便大規模地向香港輸出稻草，也運出一些價值較高的農副産品。

　　這便是與香港發展的小額貿易。這樣做，真可謂立竿見影。寶安人首先感到小開放的成效。他們决定再放開一點。

　　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李富林説：寶安的群衆去香港耕地，只需寫個簡單的申請，蓋個公社的章就可以了。多數群衆同時帶上本地生産的産品到香港换取生活必需品。

　　自1961年8月28日全面放寬邊防管理後，對港貿易便逐漸出現了嶄新的局面。令人欣慰的是，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寶安並没有出現餓死人的現象。寶安還借糧給博羅、海豐等縣，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呢！

　　可是不久，有人提出收縮“小額貿易”政策；隨後，又來了打擊“投機倒把”運動，風裏雨裏，寶安到香港的貿易之路又被堵塞了。

　　逃港之潮又在涌動。而寶安又沉寂了。他們時而暗望香港，想着散佈在香港那邊的農田，想着那通往香港的彎曲的小路，慨嘆着，時而屈指算賬，想着從香港買回的生活必需品，心情是復雜的。一種渴求被深深地壓抑在心中了。

　　他們知道，寶安和香港之間在經濟物質生活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以1978年爲例，寶安農民分配年均收入每人134元人民幣，而香港新界農民的收入人均13000多港元。這個對比太强烈了。

　　講求實際的寶安人普遍認爲，“笨蛋”才會留下來。留下來，“做死也無法擺脱貧窮”。

　　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受到嚴重的挫傷……

　　這時，寶安這塊寶地在顫動，不可避免地摇動着。

　　日裏夜裏，田埂河邊，一批批人非法越境，到香港去。寶安的大片土地丢荒了。

　　寶安，怎樣在發展經濟方面尋找到自己實在的位置？人們似乎感到十分困惑了。

　　爲什麽逃港，怎樣制止逃港？這些問題嚴重地困擾着寶安的老百姓，也困擾着寶安縣和廣東省的領導們。

　　   

　　二、面對“偷渡風”

　　   

　　這是令人感到渺茫，感到焦慮的日子。

　　在寶安和香港交界的邊境在綫，越來越多的人非法越境到香港去了。來勢好似難以遏止。

　　有些社隊的水稻成熟了却没人去收。這樣下去，村民連基本的物質生活也難以保证，還談什麽發展致富？寶安的農村，一時人心惶惶。

　　“偷渡”風潮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邊境在綫，日日夜夜都有人偷渡香港。村頭村尾，都談論着越境的信息。寶安的許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守家了。

　　一時間，寶安一帶無法制止這突起的風潮。

　　廣東省委經多方考慮，認爲要平息“偷渡”風潮，必須加强領導，增强防範的力度。省委認爲方苞較長時間在沿海一帶搞公安工作，又曾在寶安搞過“四清”和擔任代理縣委書記，比較熟悉沿海邊境的情况，是前往寶安任職的合適人選。

　　於是，方苞被任命爲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

　　方苞上任後，時刻牢記組織交給的重任，馬不停蹄地做着多方面的工作：嚴密邊境綫管理，加强堵截工作；依法懲處以贏利爲目的的偷渡團伙的爲首分子和引渡分子；每年由縣委領導帶隊，組織幾百名機關幹部深入社隊蹲點，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加强對農業生産的具體指導，落實增産增收的各項措施。省政法戰綫和省軍區的領導同志也很重視，帶來一批批幹部到寶安縣蹲點指導。

　　這些工作之後，在一段時間裏，非法外流者少了些，但却未能從根本上解决問題。

　　建立深圳市之初，非法越境外流不但屢制不止，而且有發展漫延之勢，港英當局每天從文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員達四五百人之多。

　　方苞夜不能眠。

　　他把寶安的現狀、歷史以及經濟、民生等情况想了又想。越想越感到問題復雜。寶安群衆現在到底在想些什麽？他們對於寶安的現狀和將來到底怎樣看？方苞很想知道。

　　那段時間，他下到基層，和幹部群衆促膝談心。又在各種會議上收集群衆的呼聲。

　　從歷史上尋找原因，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上尋找有關方面的經驗，不難看出，逃港潮的泛濫不是偶然的。它是對我國的長久封閉和禁錮的强烈反抗，是對某種自由的追求。從華僑經濟發展的源流看，廣東是全國外出華僑最多的省份，占70%左右。寶安的華僑大多到荷蘭等國家。華僑經濟的興起和長期發達開了先例。寶安必然是反對封鎖、禁錮最積極，追求開放自由最强烈之地。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决不能堵截，只能及時擴大開放，加以正確引導。

　　事實正是這樣。

　　1978年12月召開的以開展整風學習爲主要内容的縣委常委擴大會上，來自基層的幹部反映了農民的强烈呼聲：恢復邊境經濟政策，實行開放改革。

　　這呼聲是自然地發自心底的，那樣果斷，那樣迫切，那樣不可逆轉。一些社隊偷偷實行“聯産到組到户”了。由此，農民的積極性逐步得以提高。他們嘗到了開放、自由的甜頭。

　　方苞敏感地感到這種呼聲就是廣大農民的心聲。它有如驚蟄雷，迸發在早春時分。這些心聲告訴領導者，要發展，必須實施好的經濟政策，必須順應民心，改革開放。

　　可以預言，如果再不改革，再不開放，搞活經濟，要徹底平息偷港風潮是極其困難的。

　　香港的經濟對内地的影響是直接而長期的。

　　方苞想：如果根據寶安靠近香港這一特點，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華僑港澳同胞衆多，進出口方便以及過去行之有效的邊境經濟政策等條件，改革不利於邊境經濟發展的管理體制，發展經濟，改善群衆生活，那麽，群衆非法外流問題是可以解决好的。     

　　方苞又想：只靠人海戰術，堵截偷港人員，是不能從根本上讓寶安人心服口服的。截了一批，又出另一批，白天截住，夜晚又出，東堵西漏，怎麽能制止群衆非法越境。

　　歷史，似乎隱約地出現在人們的眼皮底下。清初實行“遷海政策”，即“海禁”，官方下令東南沿海居民内遷移50裏，嚴禁沿海漁民下海捕魚。包括寶安在内的沿海居民，被迫内遷。其中，寶安縣三分之二的區域在被遷之列。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把新安未遷的地區並入東莞縣，新安縣隨即被撤銷。遷了的地方，村莊變廢莊，田地荒蕪，船艇絶迹，餓殍遍野，慘不忍睹。

　　官迫民遷，走進了死胡衕。到了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廣東巡撫王來任冒死上疏，痛陳遷海之弊，請求弛禁復界。於是清政府宣佈取消遷海之令，通告遷海之民回原籍定居，並重新恢復了新安縣建制，仍隸於廣州府。沿海的鄉村又開始復蘇了。

　　官迫民遷，必使民苦。現在，民向外流，若硬性堵截，也不是上計。

　　但逃港是不行的，如此逃下去，不也是田地荒蕪，生産停滯，民不聊生！這樣下去還談什麽發展？

　　逃港不行，堵截也不行，唯有順應民心，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實行改革開放。

　　想到這裏，方苞的思想豁然開朗了。

　　然而，方苞依然心裏不踏實。改革開放，這是關係到國家發展的重要决策問題。人們的觀念千差萬别，要做的工作千頭萬緒。改革開放，談何容易！是的，人們都看到了寶安和香港差别很大的事實：中國剛解放，寶安分田地，一段時間得以自由，但香港更能放開發展，速度比寶安快得多；1957年，寶安搞高級社，農民集中起來干活，却出勤不出力，生産力低下，生産後退，市埸蕭條，物質奇缺，農民貧困，而香港發展很快，寶安哪有香港繁華？農民看不到前景了，就開始逃港；三年經困難時期，香港依然發展。逃港風更屢禁不絶；内地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生産力受挫的時候，香港發展得特别快。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寶安的經濟和香港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因此，逃港人數有增無减。事實讓人驚醒：改革開放，勢在必然。

　　方苞開始向省裏寫報告，要求在寶安搞外貿基地。希望上頭减輕寶安的糧食任務，如果不减，也可只通過上調外匯，以作補償。

　　報告送上去了，方苞在耐心等待。

　　没有回音。

　　方苞又寫。他連續寫了三個報告上送，却依然石沉大海。

　　報告雖然未獲批淮，但方苞不灰心。他利用一切機會向上級匯報情况，提出具體建議。

　　這段時間，谷牧帶一批人到外國去參觀；鄧小平帶一批人到外國去視察。他們在外面看到了很多新鮮東西。他們認爲，這些好東西如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是完全可以學習的，完全可以在實踐中借鑒。

　　非法越境風潮越來越加劇了。1979年5月6日，一夜之間，有2．4萬人逃港。

　　方苞徹夜奔波在邊境在綫上。他和幹部一起去規勸要逃港的人、堵截夜半人流。結果還是有800多人逃出去了。

　　中央對這一嚴峻時態十分重視，再次派員到寶安瞭解情况。

　　寇慶延急傳方苞上省匯報。方苞説自己的工作未做好，正繼續努力。他並不講一些領導的責任，自己包攬了所有責任。

　　無論如何，只有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改善群衆生活，才能從根本上杜絶逃港現象。這是方苞久懷於心中的信念。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順應民意，抓住機遇，推動着歷史性的大變革。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糾正了以階級鬥争爲綱的“左”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總政策。在祖國的大地上，出現了可喜的曙光。

　　中央在這時更加迫切地關注着寶安的逃港問題。不少領導親自前來調研，要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1977年春，財政部長張勁夫到寶安調查研究。方苞陪他到沙頭角、蓮塘、羅芳、皇崗、福田、漁農村等邊境村鎮視察。

　　方苞邊看邊向張勁夫講述邊境經濟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變化及其影響。當他們到深圳河邊察看了丢荒了的耕地時，張勁夫慨嘆道：“看來讓農民過境耕作並搞小額貿易是可以搞活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爲什麽要把這條路堵死呢？”

　　他説，他回去要向國務院領導反映這裏的情况和他們的意見。

　　方苞很高興。畢竟有領導知道了實情，並願意向中央國務院如實反映情况了。

　　同年秋天，當時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的姚依林到深圳口岸凋查研究。又是方苞陪同他到邊境視察。這也是個好機會。方苞匯報邊境經濟政策的變化及影響，傳達農民一致要求改革開放的願望。姚依林肯定了方苞他們的意見，也表示回京後向國務院領導反映。

　　這期間，省委、省革會負責同志劉田夫、王首道、王全國、寇慶延、範希賢、曾定石、李建安、國務院外貿部鄭拓彬、賈石等部長也到寶安邊境來調查研究，聽了匯報和實地考察之後，都表示要把寶安、珠海兩地建設成供應香港、澳門鮮活農副産品的出口商品生産基地。

　　1978年3月，國家計委、外貿部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建立供應香港、澳門鮮活農副産品生産基地問題。方苞全程陪同工作組成員。他們參觀創匯高、成本低的出口傳統産品生産基地，跟社隊幹部傾談，制定生産和出口的年度計劃和三、五年規劃，研究落實規劃的措施，寫成會議紀要，上報省政府和國務院審批。

　　1978年5月，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到寶安調查研究，傳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的一段批示：“無論如何要把寶安和深圳建設好，不建設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

　　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前來廣東商議如何落實中央領導的批示。方苞和縣委副書記李新亭向他匯報外貿生産基地情况，並如實反映，目前最突出的是資金困難。段雲答應每年從寶安縣出口的海沙收入中撥出400萬元人民幣，支持出口商品生産基地的建設。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也記罣着寶安，派省計委副主任張勛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省委、省革委會聽了工作組匯報後，於1978年10月向國務院上報《關於寶安、珠海兩縣的規劃和設想的報告》。

　　報告提出：3－5年内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爲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産基地、遊覽區和邊防城市。

　　1979年2月，國務院批復，原則上同意省政府的上述報告。國務院在批復中明確規定，爲了實現“三個建成”，可按實際情况調减兩縣的糧食征購基數；可以使用銀行外匯貸款；對虧損的出口商品，在一定時期内實行按收購價格給予價外補貼；兩縣的税收龢利潤除了歸還貸款之外，1979年到1982年暫不上繳，留給當地用於經濟建説和各項事業開支。國務院批復中還强調：“總之，凡是看準了的，説干就干，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一股令人感到新鮮、和暢的春風吹到了寶安和珠海。

　　一切漸漸地開始順應民意了。

　　方苞明顯地感到了中央對寶安的親切關懷和愛護。他在1979年1月省委常委擴大會上，一邊聽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和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一邊聯繫實際發言，再次反映“文革”破壞邊境經濟政策以及幹部、群衆對恢復邊境經濟政策和改革開放的强烈要求。他還向習仲勛、劉田夫等領導提出恢復和擴大過境耕作、邊境小額貿易等建議。

　　黄静波副省長受省委、省政府委托與寶安、珠海兩縣的代表討論、研究。方苞和分管這項工作的李廣鎮副縣長就地起草了正式報告。

　　2月，省政府正式批復了方苞他們的報告，同意邊境社隊自産的農副産品和海淡水産品在完成國家任務後作爲小額貿易出口，所得外匯40%留給社隊，用於進口生産資料和生活必需品自用。深圳農村非邊境地區社隊的同類産品，也可按上述辦法交由外貿公司代辦出口，所得外匯40%留給社隊。

　　這是從未有的改革外貿、外匯體制的一種有益嘗試。

　　這是微開窗口，與香港接觸的一種新的嘗試。

　　方苞爲有這種嘗試，這種新的開始而深感欣慰。

　　1979年5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派主管這方面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一個强有力的工作組到廣東、福建，和兩省省委一起研究，起草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報告。在工作組的幫助下，廣東省委、省革委會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制。這些體制包括：計劃體制以地方爲主，擴大地方對外貿易的權限；財政體制實行分收支，定額上交，五年不變；金融體制在國家統一政策、規定和安排下給地方以適當的機動權；物資體制根據生産基建等各計劃，以省爲主管理；商業體制實行以省爲主管理；勞動工資體制允許地方有靈活性；物價體制在執行國家物價總方針的前提下適當擴大地方定價産品的範圍。

　　兩個月後，即7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以中發〔1979〕50號文件，批準廣東、福建兩省《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

　　谷牧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分管這一工作。9月，谷牧同志到廣東與省委負責同志座談時，特别强調説：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大鬧天宫的精神。仲勛同志當場説，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吴南生當時在省委分工中是管特區工作的，由於中央强調：“廣東省應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區建設好”。因此，省委决定由吴南生擔任廣東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

　　吴南生領導起草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在1980年8日26日，五届全國人大第15次會議得以批準公佈。這就等於向全世界宣佈：社會主義中國創辦了經濟特區。

　　此後，中央明確給地方，特别是給特區深圳以更多的主動權。

　　這段日子，方苞和縣裏的其它領導配合對經濟特區的宣傳，一方面做非法越境農民的工作，最大限度阻止外流，一方面日夜奔走，推動改革開放進程的工作。人們風聞寶安大地有望先行改革；和香港之間不是斷絶聯繫，而是有更密切的經濟往來；黨中央和國務院正關注着寶安經濟的發展。

　　漸漸地，寶安的有關報告，省裏也作了批復。

　　寶安的農村形勢，開始發生了變化。

　　情况正向好的方面發展。逃港的人數明顯下降了。寶安的田野，又開始有了耕作的氣氛。丢荒的田地開始長出莊稼了。

　　寶安，出現了曙光，出現了春天的氣息。

　　   

　　三、改革旋風

　　   

　　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一系列政策貫徹到寶安大地的時候，一切都開始蘇醒。

　　非法越境風潮，曾使寶安一時喘不過氣來。

　　勞動力外流了，寶安勞力奇缺和耕地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全縣9萬勞動力每年要完成70多萬畝水稻種植任務。這是相當繁重的任務。

　　這時，深圳市成立不久，市委、市政府及時調整農業生産方針，將65000畝水稻田改種蔬菜和養魚。同時調整糧食種植計劃。兩年裏，挖魚塘7萬畝，改種蔬菜7萬畝，10倍於原有的魚塘和菜地。

　　農民的負擔减輕了，收入增加了。

　　開始實行“包産到户”、“包干到人”，多勞多得，農民有奔頭了。

　　漸漸地，出現了種養大户！

　　靠外流香港的勞力寄錢養家的農户屈指一算，和種養大户一比，相形見絀了。叫兒子外逃的父母紛紛催兒子回鄉定居，大搞種養。

　　農民致富的路上露出了希望的曙光，陽光大道很快就會出現了。

　　寶安人在奔走相告。寶安以外，多少人的目光在注視着這一片天空！

　　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向深圳市委、市政府出謀獻策，支持改革開放，真誠而熱烈。

　　然而，寶安人是冷静的。他們在考慮，千頭萬緒，該先走哪一步？

　　方苞想：對中央决策的理解有一個逐步認識和提高的過程。這個時候，極左思潮是改革開放的巨大障礙，必須清除。

　　在寶安，方苞發動群衆批判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綫，肅清其流毒的影響。平反了冤、假、錯案。

　　極“左”思潮，是閉關、封鎖在思想觀念上的延續。極“左”這把刀，砍斷人們的手脚，也削去智慧者的腦袋。它，使人們困於枯井中，等待死亡。

　　寶安人並不是愚者，他們懂得思索。經歷了極“左”路綫的危害以後，他們不得不去思索中國的歷史和世界的先例。明清的禁海，製造多少人間悲劇！其最終的反作用力是巨大的：爆出了一個香港！

　　香港的出現也有歷史的必然！

　　中國歷史上的長期禁錮和封閉，國力内傷，元氣不足。懦弱必受欺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群起而入侵，誰不想張開虎口狠狠地咬中國一口？

　　於是，中國的大門被轟開了。寶安被敲出了一個香港。

　　寶安又爆出一個深圳是怎麽回事？深圳的封閉落後已走進了一個死胡衕，已無路可走，被迫打開大門。一個是被敲開的，一個是被迫打開的，時隔100多年，難道這是歷史的一次衝動？

　　其實，時勢也在促使我打開大門。

　　開放初期是什麽形勢？整個世界的産業結構調整，已向東移，向亞太發展。四小龍已喝頭啖湯了！世界上有九萬億美元在游盪，尋找歸宿地呀！我們要適合這個大趨勢，决意開放。

　　這，還容得半點猶豫嗎？

　　150年前，位於太平洋西岸的島國日本，在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砲的脅迫之下，生存陷進了危機，幾乎沉没。然而，他們的法寶是棄舊圖新。經歷了200多年的閉關鎖國，日本的幕府醒悟了：自閉鎖國，死路一條。作爲唯一的窗口長崎，允許當時世界上最富强的國家中國、與荷蘭往來通商。17世紀的世界霸主荷蘭，讓這個2000多年來一直以中國爲師的島國興起了“蘭”學，日本的士族階層竟用荷蘭語來研討歐洲近代的天文、地理、醫學等新興科學，並由此瞭解迅速發展着的西方世界。

　　這巨大的破關力量，讓日本得見天日！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組織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節團，從横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考察學習。使節團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這個數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爲了這次出行，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2%。

　　在1年10個月的漫長考察中，他們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寫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實録。

　　耗巨資，花長時，終於獲得了三個字：驚、醉、狂。

　　驚—驚嘆西方發達的文物制度。

　　醉—迷醉於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狂—破釜沉舟，學習西方，如德國一樣由國家來主導工業發展。

　　日本，終於擠入帝國列强，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强國。

　　這些歷史和世界的事實，使面臨改革開放的寶安人信心百倍。

　　人們看到，歷史上的禁海，爆出了一個香港；改革開放，又爆出一個深圳。

　　方苞，之所以下决心掃除極“左”路綫的流毒，正是爲了順利地改革開放，建設一個富饒美麗的寶安。要知道，這是千年寶安唯一的選擇呀！

　　和全國一樣，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廣東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解開了“左”的精神枷鎖，將“以階級鬥争爲綱”轉爲以經濟建設爲中心。

　　這是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開闢了中國發展史的新紀元。

　　寶安，走進了這一偉大運動的前沿陣地。思想交鋒，總在明裏暗裏，在理論和實踐之中。

　　改革，必須破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寶安，廣大的農村應擺下什麽“戰場”？舊的經體制，違背了價值規律，阻礙着生産力發展，應當破掉。

　　1776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這本書的出版與牛頓去世相距30年，比1765年瓦特發明蒸氣機遲11年。它們都是給世界帶來震驚的大事，是人類歷史上昇起的福星。這位經濟學家的基石是當今人們熟知的口號，即“自由競争”。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茨説：“他最著名的觀點是：看不見的手。他認爲在市場經濟中，個體間的自然交易將會創造出高效的資源分配模式，並有利於促進市場經濟，創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國富論》提出的控制經濟生活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簡單地説，就是今天經濟學家常講的市場供求規律。根據這個理論，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對外貿易戰略。

　　寶安，以摸着石頭過河的辦法，首先按市場供求規律辦事。以方苞爲首的縣委領導班子，勇敢創新，毫不猶豫。他們要破以往舊的經濟體制，大膽進行改革，並使之深化和完善。

　　他們瞄準香港和特區市場，實地考察了這兩個地方。這裏需要鮮活産品，包括鮮活魚蝦、三鳥、蔬菜、水果等等。市場需要就是任務。必須從實際出發，廢除舊的管理體制，調整農業生産方針，調减糧食種植計劃。發揮市場導向作用，按照市場需要和價格規律，指導引進外資，發展經濟。

　　旋風式的改革開始了。寶安的土地無形中與香港、特區的市場連成一片了。農民的生存和發展也與之緊密相連。

　　機關的科局之類機構也應立即改裝，否則便成過時的孤立機構。

　　政企分家，確定了新的坐標。畜牧局、水産局、林業局、工業局、輕工業局、鄉鎮企業局、商業局、二輕局等，全部撤銷，改爲專業公司。“内外貿一體化，産、供、銷一條龍”的體制，生産、供應和銷售的服務均由一個公司承擔，實行隨行就市，按質論價，以出口創匯賺得的利潤彌補内銷供應的虧損。内於處理好出口和内銷的關係，價格合理，産品增加，收購、運輸、銷售及時，生産者和消費者都比較滿意。這些公司在做好這些工作的同時也壯大了自己。寶安、華寶、寶恒、康達爾等上市公司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但是，外貿價格體制改革較早也不容易。如荔枝、蔬菜、三鳥等價格不好定。

　　方苞認爲不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不開放價格，改革只是空話。

　　寶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以外貿補内貿，這是發展的道路。

　　公司帶農户，首先在寶安搞起。

　　1978年初，寶安就開始這樣做了。4月，國家計委、中央農村部等聯合來調查：寶安怎樣以農産品换外匯？

　　方苞對外貿廳長説：“我失敗過，163個鷄場全部覆没。後學習香港辦鷄場，成功了。”

　　先前，從香港買鷄苗和飼料，花費大，成本高，不合算。後來，自辦公司，公司與農民簽合同。他們以排價向公司購買鷄苗和飼料，既降低成本，又節約了時間。只用120天就推出一批鷄。公司以排價收購産品。這叫低價來低價去。

　　這樣一來，農民的積極性得以提高，養鷄的數量和質量都有較大的提高。寶安一年可産1000萬只鷄供應特區和香港。到了1987年己有2000萬只。一只鷄純賺2元，2000萬只就賺4000萬元！

　　種荔枝，也是寶安農村走向市場之路。

　　但開始時，農民擔心荔枝價格低，不願意種。

　　後來，作了嘗試：農民出土地，公司出種苗，一棵荔枝投資15元。

　　農民開始種荔枝了。

　　公明鎮，僅樓村便出現萬畝荔枝園。由此還孕育了生態平行循環經濟。一萬棵荔枝600到1000畝地，可配養50000只鷄或1000頭猪，鷄、猪糞可爲荔枝施肥；或7000畝荔枝配30000畝魚塘，1000畝魚塘配50000只鷄……

　　改革形勢的迅速發展令人難以預料。

　　農民從不敢種養到自覺種養；從不敢管到自己管。他們勇敢地撞開了市場經濟的大門。

　　1982至1983年，寶安平均每一個勞動力一年可以創造了1．8萬元到2萬元。超過了上海工人的産值。

　　寶安華寶公司，先養了一萬多頭猪，後又壟斷了中國的飼料生産。公司帶農户，獲得了雙贏。最初的資本積累開始於寶安的農村。

　　寶安農村之“特”，就特在這裏。

　　短短二年，深圳的蔬菜面積從七千多畝發展到七萬畝，養魚面積從六千多畝發展到7萬多畝。開墾荒坡地新辦荔枝場18個，面積達二萬多畝。到80年代，全市活鷄上市已達二千多萬只，其中出口一千多萬只，占香港活鷄市場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1983年，特區對糧、油、糖、布等群衆基本生活消費品的供銷、價格體制實行了大膽的改革，在全省率先取消了發票定是供應制度。運用市場價格調節供銷的需求。

　　有人對此擔憂，怕引起搶購風，影響安定團結。

　　事實上，運用市場調節，符合價值規律，能較好地調整産品的供求關係，發展生産力。這樣，不僅不會出現搶購風，而且發展了生産。特區市場的商品漸漸豐富了。到80年代中期，百分之七八十商品的價格由市場調節，深圳市向市場經濟邁開了一大步。

　　寶安這片土地，是率先創出奇迹的土地。

　　人們還在觀望、等待之際，它己出現了許多新鮮、奇特的景觀。

　　當“三來一補”這個特有名字在寶安的土地上出現的時候，一時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

　　“三來一補”，是四種貿易方式的統稱：一是來料加工，二是來件配裝，三是來樣生産，四是補償貿易。

　　1978年秋冬，寶安引來德信行老闆。李廣鎮成立了洽談辦公室。

　　1979年4月要建立外貿基地……

　　有人就説：“引進剥削了。”

　　他們以爲，國外商人走進寶安，就是爲了實行剥削。和外商接觸就會受其剥削。

　　寶安區和一些鎮引進了車衣機，在一些舊飯堂，舊祠堂爲外商進行來料加工，制成衣服，只收取加工費。大批女子得以就業，改善生活。實踐證明，有來料加工比没有好，靠我方搞不起來。不要出錢，不要銷售，農村勞力又多，這樣可以賺錢，又能安排勞動力，何樂而不爲？

　　很快，各鎮各鄉都積極搞來料加工。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的外商都來了。舊飯堂、舊祠堂和閑屋舍都用完了。

　　外商還源源不斷地來，怎麽辦？

　　方苞提出沿三條工業綫，先搞三個工業點。一是布吉，二是横崗，三是西鄉。

　　1981年有人總結説，從祠堂、飯堂模式發展爲工業區模式，是寶安最初之路。

　　後來，引進臺灣商人來租廠房辦廠的越來越多了。

　　1978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了布吉發展的新旅程。

　　當時，布吉公社幹部鄭兆棠，得知香港一位老闆想來深圳辦羊毛衫加工廠，他馬上向上級匯報，領導同意把港商請到布吉辦廠。1979年簽了一份編號爲“深紡針字001號的來料加工協議書。借部隊的一個大倉庫，從貧下中農中招募工人，辦起了深圳第一家來利加工企業。1980年，鎮裏建立了全市第一家鎮級工業區—白鴿籠工業區，由鎮建廠房，統一招商引資辦工廠。

　　從深圳有名的“001號”—深圳土地上開放的第一朵花開始，到“三來一補”遍地開花，時間只有短短幾年。布吉鎮掘到“第一桶金”以後，財源便滚滚而來了。布吉找到了迅速崛起的道路。從1979年與港商簽訂的全國第一份來料加工合同到90年代初，布吉鎮累計引進外資超100億港元，外商投資企業1000家！從1990年1月到10月，布吉鎮的工農業總産值達58．41億元，同比增長20．8%，税收總額12．17億元，同長增12．3%，預算内地方財政收入7．3億元，同比增28．1%。

　　到1988年，當其他地方的發展剛剛起步，布吉鎮的“三來一補”和鄉鎮企已經紅紅火火。當其他地方還在大力發展“三來一補”時，布吉又提出“科技興鎮”，在繼續發展“三來一補的同時，引進了“三高”（高投入、高技術、高效益）企業。500多家“三來一補”企業轉爲“三資”企業。布吉於2001年布吉進入全省農村經濟200强鎮行列之中，榮登廣東第一經濟强鎮。

　　讓我們看看横崗鎮吧！

　　横崗鎮地處深圳東部，毗鄰港澳，是深圳通往惠州、梅州、汕頭、福建的交通要道。1997年横崗鎮的工農業總産值才是99萬元，農民年收入才57元。上世紀80年代横崗最早招商引資，以“三來一補”爲主，搞得熱火朝天。鎮委書記周錦廷用了三步棋留着外商：一是建廠招商，二是外商注資建廠，延長港商的土地使用權。到1999年就有18個工業區，引資600家，“三資”企業95家，自營企業11家。鎮工農業總户值15億元，三級總收入4．83億，財政收入達1．486億元。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再度吹到這裏的時，總投資達30億的香港駱文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横崗了。這預示着横崗的“三來一補”企業將由傳統加工型過渡到高科技型。横崗，在快速騰飛。

　　是的，深圳辦特區初期，寶安從當時生産力水平較低的實際出發，引進外資主要是采取“三來一補”形式。雖然這種形式我方投資少，風險小，投資回報快，“旱澇保收”，收益穩定增長，受到廣大幹部群衆歡迎，但却引起種種非議。什麽“引進夕陽工業”，“引進污染”，“引進剥削”，“給外商占了配額，占了便宜”，“不如獨資發展工業”，“不如搞高科技”，“不如外商獨資、合資企業”等等。其實，“三來一補”也好，“獨資”、“合資”也好，不過是引進外資的一種形式，至於某個項目是否高科技，是否污染，設備是否先進，是選擇項目時應注意的問題，這與引進外資這種方式無關。

　　實踐最能説明問題。如果不引進外資，不從“三來一補”開始，由少到多，從小到大，從“三來一補”到合作、合資、獨資，從“二手”設備到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從勞動密集型到資金、技術密集型，從工業到商品住宅和旅遊業，等等，寶安以至整個特區就無法從小到大，從低速到高速發展工業、商業和第三産業。就無法同地區、世界接軌，搞特區就失去意義。

　　寶安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寶安的不少村鎮，人均出租工業廠房達200平方米，人均年收入僅此項就達2萬多元。外地勞動力來深圳市“三來一補”工廠務工的有150萬人，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寶安兩區18個鎮每年引進外資企業850多家（其中“三來一補”企業660家）。

　　在寶安7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匯集了數萬家“三資”及“三來一補”企業。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務工大軍被這個巨大的經濟磁場吸引着。他們是建設寶安的生力軍。

　　寶安，大鵬的垂天之翼像巨帆揚起，飛向這方。

　　珠江口，在海岸綫上綿延4公里的平坦大地上，一個花園式、園林式的濱海新城正初露芳容。一條岸綫，兩條軸綫，和三個圈層，構城了奇幻的意境。

　　（作者單位：廣東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