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徒尚紀 許桂靈

　　如果説，珠璣巷遷民是廣府係居民主要來源，開發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區主力軍，深刻改變這些地區社會經濟面貌的話，那麽，後珠璣巷遷民，除了移居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以外，主要遷移海外和港澳，這些遷民不僅爲僑鄉建設及僑居地開發作出重大貢獻，而且傳播中華文化，特别是嶺南文化在中華文化與海外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對中國走向世界，推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實現當代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功不可没。

　　以廣府係爲主體入居廣東移民，取道南雄珠璣巷，順北江而下，多扺達珠江三角洲，繼流佈其他地區，形成廣府係人口分佈格局。南雄珠璣巷由此被視爲廣府係居民發源地，千年情結所在。而在珠璣巷遷民中，以保昌縣（今南雄市）牛田坊羅貴爲首33姓97人組成的一支，到達珠江三角洲後，輾轉定居於今江門市新會棠下鎮良溪村，辟草萊，開耕地，建聚落，長子孫，不但把大片荒地變爲沃壤，遍地荆榛化作稻糧，使良溪村形成爲當地一個著名聚落，而且隨着人口增長，羅氏後人大量遷居海内外。據1986年統計，良溪村當地有1719人，另有東南亞華僑785人，港澳同胞1648人，後兩者人口爲當地人口1.4倍[1]，顯見良溪也是羅氏後人外遷的一個基地和中轉站。從這個意義上説，良溪雖小，仍不失爲繼南雄珠璣巷之後一個移民轉移中心，最近被譽爲“後珠璣巷”，這不無道理。從歷史地理視角出發，這個後珠璣巷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區位、區域經濟開發、人口、文化等根源，它們綜合作用的結果，造就了這個移民中心。

　　

　　一、優越地理區位

　　良溪村位於江門市新會區棠下鎮區西北3公里，爲低丘和低地相間地區，常受水浸，原稱蓢底，明洪武初取其諧音，改曰“良溪”，意爲“良材大用，溪水長流”。附近有雅瑶河、天沙河流入西江干道，通北街水道，經虎跳門出海。良溪上依託鶴山雅瑶鎮、下靠江門、新會兩大重鎮和粤中交通樞紐，交通頗便捷。爲適應日益興盛商品流通需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門設立通税口，隸屬於在廣州粤海關。嘉慶二十二年（1818年），江門又成爲粤海關下轄一個常關。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根據《中英續議通商條約》，江門被闢爲對外通商口岸，洋貨、洋人開始涌入，江門商貿地位不斷提昇。據新編《江門市志?海關》統計，設關前一年經江門過境旅客爲20.9萬人，設關當年上昇到25.2255萬人，1910年爲30.1894萬人，1920年爲37.5748萬人，分别比上一年相應增加21％、20％和25％。中外貨運量也隨着設關而上昇，設關當年，按普通行輪章程，進出江門的英倫達1930艘次，載貨量70.6萬噸，另有葡、法、美、德等國船隻。而進出江門港的船隻達1.33萬艘次，載貨40.5萬噸[2]。江門海關代理税務司烈悌（O.G.Ready）在《江門海關十年報告》（1901—1911年）中寫道：“江門連接三角洲有五個入口水道，許多世紀以來是這個地區的重要貿易中心。……各種各樣的船隻緊緊地擁擠在江門河的情况，在中國其他地方可能不易看見。……官鹽船、滿載陶器或生猪、活鴨、水果、蛋類，以及絲蠶的民船；兩邊有孔洞、有流動水艙用以裝載活魚的船艇、舢舨、巨大的竹排或木排以及數不清的各種小船艇；一些被放逐的麻瘋人居住的家宅船。上述無數的船隻造成江門河十分擠擁，以致小船行駛其間也十分困難”[3]。1913年，愛國華僑陳宜禧集資興建我國第二條民辦鐵路——新寧鐵路竣工通車，帶動了潭江流域經濟發展，沿途興起一批新城鎮。與江門近在咫尺的良溪，深受這些交通因素的影響，不但有助於附近農業開發，促進商品流通，也加快戰後人口外流。區位意義使良溪成爲戰後五邑地區人口遷徙一個象徵性基地，它自己也從這種人口變遷中發展起來。

　　

　　二、五邑地區珠璣巷遷民

　　在中國封建社會，戰亂是人口遷移一個主要動力。從五邑地區保存家乘、族譜、地名等資料可以發現一個事實。五邑居民大部分是南雄珠璣巷遷民，良溪也是其中一支。據1986年地名普查，江門五邑由南雄珠璣巷遷來建村的有113個村，其中江門市區4個、新會41個、臺山4個、開平22個、恩平1個、鶴山41個。僅良溪村所在新會棠下鎮即有北達、向陽、横江、良溪、桐井、樂溪、新昌、石滘、周郡等村，包括譚、樑、吴、蕭、羅、張、黄、謝、陸、盧、鄧、容、菇、甘、周等姓，遷建時間絶大部分在南宋咸淳年間，個别在德佑年間[4]。當然這僅是指開村時間，實際上，以後各朝都有遷民陸續村其他地區遷來，也不限於南雄珠璣巷。珠璣巷只不過是一個遷民地域符號而已，故直到民初黄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仍説“不忘分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潁，以志故鄉之思也”。民國《新會鄉土志》亦稱：“綜查各譜，其始遷境之祖，皆唐以後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璣巷遷至者約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良溪範湖顯學岡《羅氏族譜》説：“‘彦壞’宋忠翊郎，由（河南）祥符縣遷徙居於南雄珠璣巷。七傳孫羅貴於宋高宗紹興（1131年），因皇上緝蘇妃之禍，挈眷及里人38姓97家南遷至岡州（即新會）蓢底，更籍辟居，公（共）有9子47孫，分佈於廣東郡縣繁殖。？軒乃羅貴祖之裔孫財禄祖也，居於南海小欖圩邊長延鄉東南。妣張氏生四子，長大周遷小欖圩邊白仙鄉，次子細周居小欖長延鄉大堝村”[5]。良溪謝氏也是入居當地一支，《新會縣地名志》引調查結果得出：“咸淳十年（1274年），謝姓先祖從南雄遷此。隨後羅姓九十七人亦來此定居”[6]。於是形成良溪多姓雜居。良溪附近各姓，也大不乏這種遷民記録。如棠下周郡（即“蘇君”轉寫）蘇氏、周氏、謝氏、黄氏即是。《新會縣地名志》：“咸淳年間（1255～1274年）蘇姓道人來小丘上結廬修行。隨後，周、謝、黄等姓先祖從南雄遷來，築圍造田，開墾種植”。鶴山本爲新會一部分，又在西江西岸，也是珠璣巷遷民上岸之地。良溪之北的雅瑶有多個姓氏，也是這樣遷民。兹列若干例子。

　　雅瑶隔蓢陸氏，據《開越大夫祠紀异》雲；“三世士龍由窑頭徙居古勞都隔蓢村，今改屬鶴山縣”。又陸汝來《自述世系》曰：“四世德明宋咸淳四年（1268年）解元，於元貞元年（1295～1296年），率母由古岡遷居窑頭新村，後再移居古老都隔蓢鄉”。

　　雅窑平岡宋氏，《鶴山縣地名志》載：“紹興初年（1131年），江西人宋氏到南雄保昌，旅遷新會鬆蓢，後遷此定居”。

　　雅窑黄洞黄氏，《鶴山縣地名志》曰：“紹興元年（1131年），黄姓先祖從南雄遷新會杜阮，南宋咸淳二年至九年（1266～1273年）又遷此開村。”

　　雅窑陳山李氏，《鶴山縣地名志》亦載：“咸淳二年（1266年），南雄李氏遷此建村。”

　　雅窑雲蓼何、胡、吕、源氏，《鶴山縣地名志》同樣曰：“咸淳年間（1265～1271年），南雄人歐、馮二姓，徙此開村”[7]。

　　實際上，經南雄珠璣巷遷入新會的移民還很多。這些遷民往往以新會爲第一站，經過一段時間休養生息以後，一部分遷民繼續西進，遷入臺山、開平、恩平、陽江等地，故宣統《開平鄉土志》指出：“（中原遷民）轉徙而至本境者，多在宋元以後。考各族初祖，多從新會來”[8]。這也包括了作爲移民象徵性符號的本縣棠下良溪。

　　這股來自珠璣巷遷民高潮，持續到清朝。但明清時期，五邑地區又迎來另一個族群，即客家人遷入。客家人主要分佈在粤東北和粤北，隨着當地人口、資源、環境矛盾加劇，明朝已有部分客家人外遷至五邑地區。清初，“遷界令”、“禁海令”實施，廣東沿海居民被迫内遷，經歷一場空前浩劫。復界後，沿海大片荒蕪土地吸引外地人前來開墾。不少客家人應募前來，新會也是墾辟地區之一。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新會營隨征千總賴易勝説：“見此處（指新會）人民寥落，田地荒蕪，招得惠、潮（州）人民黄、羅、邱、蔡等姓，挈眷前來，始建坪山村，墾荒耕種”[9]。雍正初年，“督糧道陶正中臨恩（平）、開（平）、新（會）諸邑荒地，安插客氓。客氓始從惠、潮、嘉（應）諸郡挈家來遷”[10]。這些新入居者“多與土著雜居，以其來自异鄉，聲音一致，俱與土音不同，故概以客家視之，遂謂之客家”[11]。到咸豐年間（1851～1861年）客家移民進入五邑地區達到高峰。志稱五邑地區“各縣户口增至十餘萬不等”[12]，這些客家人分佈廣泛，新會、臺山、鶴山、開平、恩平山地、丘陵、平原、海島都有他們足迹。新會的大敖、雙水、古井、崖西、鶴山的龍口、鶴城、共和、址山等鎮都是客家人分布較多地區。直到1986年地名普查，這些鎮區仍保持着客家人村落。這可以説明，良溪周邊，即有這些客家人居地，他們刻苦勤勞、堅忍不拔地開墾出一片片耕地，爲五邑開發作出積極貢獻。以後隨着人口增加、環境變遷，不少客家人和廣府人一樣，遠涉鯨波，到海外謀生，五邑成爲我國著名僑鄉，良溪地區又成爲人口遷出地區之一，這容後述。

　　

　　三、珠璣巷遷民與五邑地區開發

　　按曾昭璇教授觀點，珠江三角洲爲複合三角洲，即由多個河道在穿出山丘後成爲冲决三角洲所組成。良溪村所在地區，稱新會冲决三角洲。它的開發，與整個珠江三角洲一樣，始於宋代，明清達到高潮，經濟面貌大爲改觀，這都與珠璣巷遷民有不可分割聯繫。宋代新會大片土地，據樂史《太平寰宇記》説“前臨大海，後枕群山”，到康熙《新會縣誌》已改稱“厥地漢爲海，宋元爲潮田”。即珠璣巷遷民落脚於此，廣事開墾出大片潮田，三角洲成爲糧倉。按羅貴一行扺達新會後，即向官府供結，《岡州知縣李叢芳批詞》稱：“貢生羅貴等九十七人既無過失、準遷移安插廣州、岡州、大良都等處，方可準案增立圖甲，以定户籍。現辟處以結廬，辟地以種食，合應賦税辦役差糧毋違”。而羅貴經官府批準後，也立下供結雲：“貢生羅貴等居民九十七人，蒙州官準案，逐一編定新圖，開報排裏，分住各村，具結報投州應造册務，大良都古蓢底村（即良溪村）開圖後民新增都圖，以定户籍。新充新圖一甲里長羅貴，……。各辟土以種食、辟草以結廬，聊爲窩兜。……合同裏排人户各備開單情由，逐一分勘，中間並無隱匿。如虚甘罪，所供事實”[13]。據東莞英村《羅氏族譜》載，羅貴在良溪一家連同僕人14口人，擁有山塘田地21畝多，草屋三間，耕牛二頭。另新會良溪《羅氏族譜》記，羅貴在良溪所生兒子清之，清之生子翔，始遷東莞英溪，爲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之事。遷東莞後七世孫羅亨居莞城西門，是爲“西門羅”之始。莞城有諺雲“東門古、西門羅、南街鄧、北街何，市橋下有只大鵬哥（市橋街舊多彭姓）。”即東莞和新會《羅氏族譜》所記羅貴世系有出入。此外，明代陳璉寶安《羅氏族譜》又雲寶安羅姓同樣來自珠璣巷，定居英溪。但宋代寶安地屬東莞，所以應爲一回事。又據香山有關族譜“羅族始祖王常，係出珠璣巷，原籍新會蓢底村，明遷小欖”[14]。與羅貴相關羅姓遷民還有順德樂從鎮大羅羅氏，《順德縣地名志》稱“1265～1274年間開村，當時有羅、阮、徐三姓，以羅姓人數最多，遂稱大羅村”。樂從羅沙羅氏，同書雲：“咸淳九年（1273年）。由羅姓人到此海灘定居”，據調查來自珠璣巷。又順德大良羅氏，咸豐《順德縣誌》卷22引文：“羅鑄夫，字義隱，先是遠祖有綱者，……宋宣和初……移南雄珠璣巷。……紹興末避金人難，乃徙南海大良（時大良屬南海縣）”，而據範湖顯學岡《羅氏族譜》謂：“羅貴祖商孫？軒居小欖圩，生四子。三子谷周遷順德大良村。於咸淳九年（1273年）以（賈）似道煽惑，胡妃溺死，有匿妃之疑懼，乃於十年（1274年）正月甲子夜，各乘筏南遷廣州古岡南海，今遷順德龍山居焉”。另《開平鄉志》載獅子羅村，“世傳（羅）貴翁，紹興元年（1131年）從南雄遷蓢底，即今新會良溪，次子利用分居開平獅子羅村，男女七千多人”。《鶴山縣地名志》説鶴城鎮大官田，“咸淳四年至十年間（1268～1274年），以羅貴爲首三十八姓九十八人，自南雄南奔，沿江兩岸遷徙，陳、黄、李、吴、樑等姓至此開村”。高明《羅氏族譜》亦記“貴祖因宋朝烽火離亂，由南雄珠璣裏遷新會蓢底。太祖兄弟六人同來耕肇，後卜居於高要孔堂，今屬高明。但中更世變，屢遭兵妣，是以終年號，及各子孫長次，無從細考。現有朝端、朝冕、一鄉、懿、榮五公之裔支分派街，日就繁昌，各祖今即以五公分五大房焉”。三水縣也有羅貴子孫一支，上述範湖顯學岡《羅氏源流》稱：“？軒乃羅貴祖之裔孫財禄也……妣張氏，生四子，長大周遷小欖圩邊白仙鄉；次子細周，居小欖長延鄉大堝村；三子谷周遷順德大良；四子米周遷居三水縣田螺布村，其子孫奉米周公爲始祖。公傳到第三代孫羅文貴，在大明朝之世，出仕巡畢，財禄祖至第五代孫羅全，乃文貴祖之第三子也”。不管怎樣，羅貴後人曾遷鶴山、順德、開平、高明、三水、番禺、中山和寶安等，爲珠江三角洲開發作出貢獻，特别是宋代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水網密佈，大量土地未開發，羅貴等遷民帶來中原、江南先進生産技術，與土著居民相結合，共同開墾這些肥沃冲積土，所以到南宋時，“廣米”。甚豐，大量輸往閩浙、珠江三角洲被列入中國“次等基本經濟區” [15]，爲明清以來以桑、蔗、果基魚塘爲代表專業性經濟作物種植區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以羅貴所遷入新會爲例，在北宋王存《元豐九域志》，新會爲下縣，到南宋時已上昇爲中縣。明《永樂大典?廣州府》引《廣州新圖經》雲“（新會）海有膏田沃壤，倉廪舟楫多取給”，即這一帶墾耕取得很大成就，遷民爲此發揮重大作用。

　　這些南遷氏族，不僅經濟上有優勢，而且也帶來先進文化，帶動當地文教事業發展。如羅貴七世孫羅享信，明永樂二年（1404年）中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永樂四年（1406年）表繼業，守制在家，在莞城城西開館授徒，“凡宗人，朋舊子弟咸不受束修”，如是三年。景泰元年（1450年）致仕，在莞城建義齋，“延師教子孫與族人、裏鄰子弟” [16]。羅亨信後因事貶爲交趾鎮夷衛吏，交趾鄭公正作亂，他剿滅之。後又任宣府、大同巡撫多年，有政聲、邊防充實。正統十四年（1446年）打敗也先的入侵，以功進左副都御史[17]。羅亨信之子羅泰，與莞城北街何氏後代何潜淵及陳靖吉等組織“風臺詩社”於道家山鳳凰臺畔，推揚風雅，使東莞詩風一脈相承，至今不替[18]。這對東莞成爲嶺南文化之鄉功不可没。

　　

　　四、後珠璣巷遷民向海外發展

　　以良溪爲遷民符號的五邑地區，隨着人口增長，耕地日蹙，環境壓力增大，人口不得不向外遷移，首選之地爲東南亞，繼及歐美等地，揭開向海外發展歷史，這也是後珠璣巷一個重要内涵。

　　19世紀中期我國人口增長十分迅速，給土地帶來巨大壓力，廣東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區更不例外。清道光以前，良溪所在新會地區，這種人地關係矛盾尚較緩和，故民生較爲穩定。此後，新會人口上昇到60萬，清末達到80多萬人[19]。志稱新會“計每口得田不足一畝，一畝之人，歲以谷三百斤爲率，是每口僅得半年之糧”[20]。開平“地不足以容人”，“邇來地狹人稠，所謂天然物産者，既不足以贍其家”[21]，糧食不能自給，一年全縣只能供應4個月口糧[22]，而臺山一年所産糧食，只够全縣60萬人“半年”食用[23]。糧食不足只能依靠大量進口洋米，新會所需糧食60～70％來自海外[24]。臺山“餘日則仰給洋米，倘舟楫偶斷，炊烟立斷”[25]。這帶來巨大社會震盪，“富者驟貧，貧者愈貧，教養並缺、民起爲盗，賭盗相緣，而游手遊食之輩遍城鄉矣”[26]。在生活壓迫下，部分人口選擇遠走异國他鄉，謀求出路。如民國初年，臺山“縣民挈眷，往南洋各埠寄居謀生者，計每年不下數百家”[27]。可爲五邑向海外移民一個縮影。五邑也是廣東自然灾害頻仍且嚴重地區。每遇灾害，也逼使百姓向海外逃荒。如良溪附近新會棠下周郡村經常旱澇相繼，十年九不收，11913年就有300多人因水灾出洋或到廣西謀生[28]。另外，清咸豐年間發生在廣東南路土客械鬥，也使五邑地區不少人家破人亡，結群外逃出洋。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咸豐四年（1854年），新會爆發陳鬆年、吕萃俊農民起義，圍攻縣城達2個月之久。五邑各地紛紛響應，形成革命大潮。後來起義軍失敗，大批人亡命海外。又辛亥革命以後，五邑地區匪患甚熾。新會古兜山、臺山大隆洞山成爲土匪淵藪，經常打家劫舍，勒索錢財。1915年7月21日，發生新寧鐵路中外旅客百餘人被土匪劫持事件，中外震驚。生活在驚恐中黎民百姓同樣走上逃亡海外道路。

　　鴉片戰争後，美洲、澳洲和東南亞開發急需大批勞動力，五邑逃亡或被誘欺勞工多被輸往這些地區，成爲最早一代僑工。據調查，良溪北部鶴山（原屬新會）雅瑶鎮青溪村，有最早從南洋引種多株隔木，樹齡在170年以上，即200多年以前已有良溪附近人出洋謀生[29]。據江門市僑務辦1989年對五邑各地僑情調查結果，五邑華僑在世界分佈，以美洲最多。其人數依次爲臺山、開平、新會、恩平、鶴山；在亞洲分佈，則人數首位爲新會，次爲開平，再次爲臺山、鶴山、恩平；在澳洲，華僑人數排位是臺山、新會、開平、恩平、鶴山；在歐洲，這種排列是臺山、開平、新會、鶴山和恩平[30]。從這個分佈格局可見，五邑華僑中，新會華僑以東南亞居首，次爲澳洲、美洲和歐洲。所謂後珠璣巷也是以新會爲主體，包括五邑其他縣市居民，遷移上述大洲的跨境行爲。另外，新會在港澳人數，又居五邑地區之首，這説明江門的興起和便捷的潭江水運，是新會人選擇港澳謀生的一個動力。當然，五邑其他縣市居民在港澳也不在少數，但新會能够領先，地緣優勢無疑發揮重要作用。至羅貴子孫也向海外遷移發展，1991年1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稱“據中街七家頭的羅奇生、羅致生的創辦人羅兆齡、羅兆貴兄弟的後人説，他們的祖籍南雄珠璣巷，後來遷居到新會良溪鄉，從他們的祖先羅貴祖開始定居新會，而成爲新會人，他們這一代已經是第二十三代了”。“羅氏，……由於百餘年前，他們先輩在星（新）加坡中街建立了羅致生醬園雜貨王國，還在馬來西亞從事園丘種植，於是大批羅氏族人從廣東移來新馬。當中街七家頭式微之後，又有許多羅氏族人移民到歐、美、澳等地”[31]。羅貴後人這一遷移海外實例，是五邑居民向海外發展一個代表，更是良溪作爲“後珠璣巷”一個有力佐证。

　　改革開放以來，放寬了對居民出入境限制，五邑居民移居海外的機遇更多，規模更大，近十幾年平均每年約1萬人，1979～1997年18年五邑累計爲18.24萬人。其中家庭移民又爲新移民高潮主要形式，占約移民總數91％，以“後珠璣巷”發祥地新會爲例，在此期間21936名新移民中，家庭移民的有21018人，約占總數96％[32]。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年羅貴等也是舉家從南雄珠璣巷集體南遷珠江三角洲的，而當今他們的徒子徒孫又以家庭移民形式遷居海外，當是一種歷史的回歸。

　　

　　五、後珠璣巷遷民的社會經濟效應

　　如果説，珠璣巷遷民是廣府係居民主要來源，開發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區主力軍，深刻改變這些地區社會經濟面貌的話，那麽，後珠璣巷遷民，除了移居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以外，主要遷移海外和港澳，則他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效應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對僑鄉，帶來巨大僑匯收入，中西合璧式生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等，形成僑鄉地域特色，有别於非僑鄉，這是廣東省情最有特點一部分。二是對僑居地，這些遷民不僅爲僑居地開發作出重大貢獻，美洲、東南亞、澳洲開發，即留下他們深刻印記，而且傳播中華文化，特别是嶺南文化在中華文化與海外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對中國走向世界，推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實現當代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功不可没。

　　

　　六、小結

　　“後珠璣巷”是新近提出的移民發祥地概念，對應於南雄珠璣巷而言。衆所周知，南雄珠璣巷實質是遷民過境居留地，後演變成一種遷移符號，以致珠江三角洲乃至幾乎所有廣府係居民都自稱先祖來自珠璣巷。實際情况恐非如此，珠璣巷是進入嶺南通道之一，還有其他通道可循，只有出於某種情况，珠璣巷成了這種遷移代號。但不管怎樣，珠璣巷遷民對廣府地區特别是珠三角開發，社會經濟繁榮起了决定性歷史作用。而“後珠璣巷”主要是明清時期，特别是鴉片戰争以後，以五邑地區爲主體珠璣巷遷民後裔，向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及海外和港澳遷移行動，並由此産生一系列社會經濟文化效應，推動不同區域發展和進步。南雄珠璣巷遷民以羅貴爲代表。羅貴等人到達新會良溪，並先後遷東莞、中山、開平、鶴山、高明、順德、南海、番禺、寶安等地，散佈五邑和珠三角其他地區，後又向海外發展。新會良溪因是羅貴在廣東第二站，又是他埋骨之地，稱爲“後珠璣巷”，既有象徵移民意義，因而是一種移民符號，又反映五邑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對故土一種情結，有很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應繼續加以研究，並開發利用，爲振興僑鄉服務。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東行政學院現代化戰略研究所）

　　

　　注釋：

　　[1] 江門市地名委員會：《江門市地名志》，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3：131

　　[2]《江門市志?海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153

　　[3]轉見龔源超. 《江門通商口岸的開闢與海門關的設立》（未刊稿），2003：12。

　　[4]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4～37。

　　[5]轉見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142。

　　[6] 轉見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144。

　　[7]轉見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166～167。

　　[8] 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0。

　　[9]道光《鶴山縣誌》卷11.羅紹倫《十七村紀略》、

　　[10]民國《恩平縣誌補遺》附録一。

　　[11]民國《赤溪縣誌》卷8。

　　[12]民國《恩平縣誌補遺》附録一。

　　[13]東莞英村.《羅氏族譜》，轉見吴述超主編《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史話》，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36。

　　[14] 東莞英村.《羅氏族譜》，轉見吴述超主編《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史話》，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57。

　　[15]冀朝鼎.《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附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16]（明）羅泰《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羅公年譜》，轉見[13]第138頁。

　　[17]楊寶霖.《珠璣巷氏族的南遷及其對東莞的開發》，轉見[13]第139頁。

　　[18]楊寶霖.《珠璣巷氏族的南遷及其對東莞的開發》，東莞英村.《羅氏族譜》，轉見[13]第139頁。

　　[19] 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0]光緒《新會鄉土志》卷9。

　　[21]宣統《開平縣鄉土志?户口》。

　　[22]新編《開平糧食志》第三章，1989年鉛印本。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3] 新編《開平糧食志》第三章，1989年鉛印本。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4] 光緒《新會鄉土志》卷9。

　　[25]鄭德華《臺山僑鄉成因及其剖析》，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6]光緒《新會鄉土志》卷9。

　　[27]民國《赤溪縣誌》卷4。

　　[28]鄧國雄《周郡今昔談》，轉見張國雄、劉興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9]梅偉强、張國雄.《五邑華僑華人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9。

　　[30]梅偉强、張國雄.《五邑華僑華人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8～64。

　　[31]轉見曾昭璇、曾憲緯等.珠璣巷人遷移路綫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192。

　　[32]梅偉强、張國雄.《五邑華僑華人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