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元亨

　　在建築上，廣府民居的形態，在南江已經相當成熟，且得到較完整的保留，這與廣府文化較早進入南江很關係，也從另一方面，印证了廣府文化最早形成於與南江相接的西江流域的結論。

　　一

　　“南江文化”一説，是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同仁們，在對粤西南部，包含雲浮、湛江、茂名、陽江四市進行了長期、深入、全面的調查研究之後，所提出的一個文化上的新概念，用以整合如南江、南渡江、鑒江、漠陽江、新興江乃至南流江這樣一個獨特的文化區域。在這個文化區域中，古南越文化的遺存較之附近的珠三角、北江、東江文化區域，無疑要保留得深厚得多，在與中原文化交融中呈示與其它區域不一樣的特色，無論從宏觀，還是從細部而言，都頗其研究價值，從而大大地豐富了珠江文化的内涵。

　　本文擬從南江的建築文化上入手，試圖從這一方面，去破譯其文化的密碼。

　　所選取的研究個案爲兩個：

　　一是鬱南縣大灣鎮古民居;

　　二是雲城區腰古鎮水東村的明清古民居。

　　這兩個個案，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以及作爲南江建築文化的典型。

　　前者，環山抱水，水便是南江（即羅定江），而民居後邊，却不乏山林，這些山林，一般被稱之爲風水林，是民居的“胞衣”，起到調節小氣候、水土保持等作用。建築的整體感很强，一座座以“大屋”相稱，形制上也基本統一。

　　後者，當是“擇水而居”，爲新興江畔，地勢平坦，無前者的山丘與谷地，擇的是“蓮花地”，村民建屋則不存在坐北朝南的取向，可以隨意任何一個方位，這對古村落建築群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者，在建築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但也有差别,與文化傳承、地域環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從其异同中，解讀出很多的文化、藝術，乃至於經濟、習俗。

　　　　

　　二

　　儒家理念，是二者體現出來最爲一致的方面。

　　二者的宗祠，在整個古村落中都很爲突出，成爲一道最爲鮮活的人文風景綫。立祠，自爲拜祭祖先，和眭宗親，從而光宗耀祖，好流芳百世。這對一個宗姓而言，是頭等大事，更是千年大計。無論大灣古村落，還是水東村徽式民居，宗祠始終是一個姓氏的中心，它超越了貧富、尊卑，僅以血緣爲紐帶。其實，這也是數千年中國社會呈“穩態”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廣泛的因素。我們曾一度試圖打破乃至粉碎這一紐帶，其結果是衆所周知，造成道德淪喪、人性顛覆、倫理敗壞，迄今仍難以修復。

　　我們看到，大灣古村落中，聚族而居的特色尤爲明顯。本來，較早爲海洋文化薰陶的廣府民居，獨門獨户已占優勢。但大灣却不一樣，仍保持古代這一傳統，甚至有點跟客家圍屋相類似，如舊興昌大屋，儼然就似一座圍屋，怡昌大屋前邊，更有半月塘這一格局，如果不留意其鑊耳墻，以及圍内各個家宅的排序，很可能就會産生誤會。當然，無論廣、客、潮三大民係的民居如何千差萬别，但最早自中原承載過來的儒家理念，僅是有深淺之區别，而不是有無的差距。而生活在山區，又在水邊的南江民居，自與海邊及三角洲典型的廣府民居拉開相當的距離。是以“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動天地”，①《黄帝内經》這一説，核心在“感動天地”上面，乃天人相洽，天地人合一矣。

　　水東村更臨水，縱然立村於明永樂年間，其中有明朝所建祖祠三座，清朝所建祖祠六座，作爲理學大師程顥的後人，自然更重視儒家理念的體現。因此，整個村落，雖没有各自的圍屋，却是一個完整的圍村，仍是“聚族而居”——全爲程氏血脈，其堂號“序倫”、“篤慶”、“聚順”三大堂號，也反映出程家治族的意識。當然，作爲徽派建築的本身，也同樣爲觀念的外化，當然，到了廣東，也會隨形就勢有所變化。

　　　　

　　三

　　在北美當訪問學者之際，曾與一位著名教育家、阿爾伯達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哈利.加芬克有過幾次長談，他問我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的沿革，我不假思索地告訴他，在中國古代農村裏，一座祠堂就是一個學校，從家塾或私塾起步，而後才有書院遍及中州、江南。水東村是安徽程氏一脈過來的，自不消説。而在大灣，我們在其正村李公祠裏，讀到這麽一段文字：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納國民於教育之中，所以成人才而厚風俗也。歷朝壽考，作爲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思，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 ②

　　此文中的“庠”、“序”出處乃是，殷曰序，周曰庠，爲教化之宫也。可見這一崇文重教的習俗何等源遠流長。

　　這種教化，甚至深入到建築的格局中。

　　在水東村，其建築形式、規劃布局，無不與中國傳統文化代代相承的“天圓地方”相適應，整個村子如此，連9個宗祠合用的一口水井，也都是方的，與别處的圓井口不一樣。

　　天圓地方是外在的自然，那麽，做人，則“外圓内方”，當是一種道德規範，這與程朱理學是分不開的，所謂人情練達，處事圓融，當是一種操練，而内裏，則是剛直、方正。“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自是後儒的先師，他就在《與於衰陽書》中就這麽寫過：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③

　　後現代建築中，有所謂“意念性建築”，在當代頗爲風行。其實，在古代中國，這一類建築，早已比比皆是。水東村是一例，宏村是一例，恩平的歇馬村、肇慶的八卦村……等等，均是如此。因此，如何發掘、保護並予以弘揚中國建築文化，水東村當是一個很好的啓示。

　　　　

　　四

　　前幾節，叙述了南江建築當中藴含的人文精神，這裏不僅僅是儒家理念、宗教意識、倫理秩序、崇文重教,等等,融匯其中，而且綿延不絶，源遠流長,寸寸節節，都給人以深厚的歷史感。

　　但歷史感並不是單一存有的，它更凝固在建築的審美藝術之中，在《南江古風》一書的序言中，我是這麽寫道的：

　　令我興奮不已的是，不少古民居拍攝的角度，都是半俯角的，也就是把建築群的頂部，非常逼真地攝録下來，一幅一幅翻閲下來，我眼前也便連成了一片……化作了韵致無盡的意象：那是連綿起伏的墨緑色的山巒，那波濤起伏的青緑色的山林，那是……同樣是青色的波浪的山莊一個接着一個：可不，作爲古民居的青瓦、屋脊、山墻，在蒼茫的雲天下，也一般似滚滚波濤，那麽極富動感，那麽生生不息。於是，山巒、山林、山莊，都在墨緑、青緑、黛緑、蒼緑中交融在一起，在駘盪的長風中，如同起伏翻涌的波濤，從天邊延伸到眼底，成爲南江一幅山水建築歷史畫卷，也只有這個時候，你才會真正感悟，古人是如何把“天人合一”這一充滿生態智慧的理念，運用到自然與建築當中。古村落民居，就這樣不露痕迹地與大自然融爲一體，從而獲得頑强的生命力，一直衍生到了現代，保住了其原汁原味，讓你爲之驚喜。

　　我想，正是這《南江古風——廣東省鬱南縣大灣古民居賞析》最爲獨特之處，方勾惹起我無盡的遐想。中國文化的精要之處，每每是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的，無論是自然、人類還是别的什麽。是什麽時候開始，我們却把什麽都割裂開來，只見局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於是，連建築也失去了其整體感，其實，注重鳥瞰的效果，换一個視角，不過是一種回歸而已。洞悉一切，自然也包含這一俯視，這絶非僅屬於哲學家的命題。④

　　　　

　　引文似乎長了一點，但在這裏，我想闡述的是，在南江文化區域中，這種相當成熟的建築形態，也許正由於其處於相對穩定的歷史環境中，才得以有如此完整的呈示。到南江後，我曾驚奇地發現，在粤文化的中心地區，人們正在努力並大聲疾呼，要搶救粤劇，可在羅定，却有一個粤劇團，幾十年間，幾乎没有被關閉過，以至成爲整個廣東的一個文化亮點，不久前，力挽狂瀾要振興粤劇的前廣州市市長黎子流，還親此率一批粤劇藝術家來此。

　　這似乎應了孔子的話：禮失求諸野。

　　可以説，連綿不絶、綫條柔和、如波浪起伏的廣府民居標誌：鑊耳墻，似乎暗示了海洋文明的侵淫，那麽，楔入南江的徽派建築，又意味着什麽呢？

　　水東村的核心建築，程氏大宗祠，自是典型的徽派建築。徽州，位於内陸，地處崇山峻嶺之間，地理上相對封閉，所以，爲其建築文化的發展及其原始形態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保证，更爲後來明清徽商發達之際, 修建獨具地域特色民居創造了條件。

　　而水東村，正是程氏後人，自明代於徽州遷入，他們擇水而居，可建築却不離當年山居的傳統。因此，其建築的形制，乃至細部，都打有徽州民居深深的烙印，程氏大宗祠自是其最出色的代表作。

　　首先進入人們視野的，便是與周圍封火墻不同的馬頭墻。

　　馬頭墻本身是與徽州文化講究的均衡、穩定，有序密切相關。

　　一般的描繪稱，以建築的頂端黑色瓦墻所搆成的屋頂結構，最具徽州民居的代表性，這一黑色瓦墻也就被稱之爲“馬頭墻”。建築匠人采用的是抽象的手法，把屋頂依坡度裝飾成昂首長嘯的馬頭形狀，而後搭配上密鋪的小青瓦，從而産生馬鬃的視覺效果。而這黑色的墻脊，又與整體的白墻相映襯，錯落有致。整體上，綫條簡潔、流暢、舒展，明暗對比有度、有節奏，馬頭墻本身包含的長短不一的直綫，既平行，又有高低的相錯，從而産生起伏、重叠的秩序感——這是建築藝術所達到的一種極致。

　　這種山居的馬頭墻，一旦座落到了水邊，自會産生别樣的韵致。

　　至於徽州民居的其它特點，如高門、牌坊、戲臺……等等，這裏就不一一贅叙了。

　　　　

　　五

　　然而，在水東村，在整個建築群落中，除開中間的程氏大宗祠外，其餘所有的宗祠、民居，如還保留諸如高門外，大都不再用馬頭墻了，而是南方特有的，以金、木、水、火、土爲各種形制的封火墻了，且大量是鑊耳墻。

　　熟悉的可以指出，墻頭較尖的，當是金，圓的爲火,墻頭偏直的，自是木，而稍平的，則爲土，有簡單的波狀綫的，自是水。有“金尖火圓,木直水曲,土方平”的説法.這五種形態的封火墻，無論在水東村，還是大灣，都可以找到，而且是數不勝數。前邊引文中形容俯瞰大灣古民居，有波瀾起伏之感，正是鑊耳墻造成的視覺效果。廣府人，還有潮汕人，都講究山墻的金木水火土的意頭，當然與古代文化分不開。某種意義上，愈早來到嶺南及南江區域的，古文化的遺存也就愈豐富。

　　那麽，這兩大個案的研究，當給我們怎樣的啓迪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建築上，廣府民居的形態，在南江已經相當成熟，且得到較完整的保留，如同這裏仍有粤劇團一樣，這與廣府文化較早進入南江很關係，也從另一方面，印证了廣府文化最早形成於與南江相接的西江流域的結論。

　　第二，即便是建築文化，在定型之際，同樣仍有開放、兼容的勢態，所以仍處於流動與發展中。水東村徽州民居建築的楔入便是一例。當然，整個水東村，仍以鑊耳墻的數字最多，最密集，包圍住了當中的馬頭墻，也十分協調與和諧，粤徽趨向合一與整合勢態非常明顯。

　　第三，無論是廣府，還是徽州，從建築形態上，更有一種同質的認同，也就是對中原文化、儒學理念的認同，所以彼此方可有楔合點，能和諧共處，一道發展，以形成新的形式。當然，僅講同質，徽州民居與客家民居，也有“聚族而居”的同一之處，客家民居的直接源頭甚至可以從安、徽州尋找。但形式上發展下來，却大相迥异。南江民居與徽州民居之間，並無這種直接的師承關係，可形式上却更有類似之處。所以，其研究價值也就在這裏了，且留下這一問題。下篇文章再探討好了。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

　　①引自《黄帝内經》

　　②《南江古風》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61-62頁

　　③韓愈《與於衰陽書》

　　④《南江古風》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