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仍很難相信報紙上的消息，說交響樂如何在羊城受歡迎，說芭蕾舞如何場場“爆棚”，說高雅藝術又怎麼復興……等等。我寧可相信是“大款”們附庸風雅，卻不願認為廣州人的口味有如此迅速的演變。他們太務實了，粗俗如法國貴族所看不起的中等階級，如果貴族們認為中等階級也高雅起來，豈不是歷史也得改寫麼？中等階級該有中等階級的文化——自有其承認的高尚一面，不必附庸于貴族——否則，那可成了“階級投降”了！

　　讓我產生這麼個看法的，莫過於前些年上海話劇團來穗演出的兩台戲各自不同的命運。《喜福會》幾欲門可羅雀，沒門票坐進去都受歡迎；而《留守女士》場場爆滿，黑市票炒得翻幾番。平心而論，二者一樣“高雅”，可前者無人問津而後者竟擠破門檻，何解？因為後者太切近現實了，廣州有幾家人沒有人上海外的？留守女士之多不消說——人心之共鳴，陪上小姐太太幾滴眼淚，這再務實不過了。

　　我抨擊廣東所缺的“精英文化”之內涵，其實，我是講的，在現有廣州文化的基礎上——這包括流行文化、商業文化，更上一個檔次，形成自身有特色的文化氛圍。君不見，六七十年代美國“反叛的一代”，其流行音樂、搖滾什麼的，當日被斥之流俗、等而下之，可如今，卻早已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雅之堂，連林肯藝術中心也得為其開放。有誰還說其粗俗呢？這可是整整一代人的創新，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凡庸走向輝煌。廣東文化在中原文化背景下似乎缺少一種自信，唯有這種自信才足以向上，成為精英——這種精英文化，自然大不同於內地自命的宏博、崇高與食古不化，卻一樣博大精深、高尚與日新夜異。沒有“自己的，”卻混同於他人，又有何“精英”可言？

　　當年，廣府人是夠精英的，花縣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南海康有為的百日維新，中山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一部近現代史，廣府精英們的光輝足以照徹，且還有不少文化名人。嶺南畫派也在此成為中國大師一級的作品而自成一統。文化的南移，是歷史的邏輯使然，只可惜有非邏輯的斷裂、中隔，以至今天成此不尷不尬的格局——要不，當在洪楊、康梁、孫中山之後，崛起更多大師級的文化精英。人才的“群體激發效應”是當代人類思維科學一大成就之一，這亦可以證明廣東一度的失落以及自今之後有可能的星漢燦爛！

　　如今，浮在面上的俗文化可謂喧囂一時，“東北人什麼敢做，北京人什麼敢說，廣東人什麼敢吃”，吃蛇的一族得此歷史殊榮也實屬不錯——食文化不也是一種文化麼？吃更是一種文化心態：什麼都敢嘗試，而比陸地大上一倍多的大海，更有吃不盡的源泉——說不定也能吃出幾位大師或精英來！

　　在“吃”上也苛求於大一統的，是統對吃不出什麼出息來。

　　忙忙碌碌的“食文化”，掩藏了許多生意場上的龍爭虎鬥。廣府人絕不似人家，以為把客人請至家中便是客氣與尊重，卻寧可請人上星級賓館，大大方方花上一筆錢。家可是絕對的個人世界，與“隱私權”相提並論，是不可以“統”起來的。他們把家寶貝得稱之為“二人世界，”豈容他人闖入？

　　可這並非嚴苛，平日，無論多激烈的對峙，多難排解的糾紛，他們也可以統統用一句幾乎不帶感情色彩的、中性的“你有冇搞錯，”便化解掉了，排到了腦後，不再去爭個高下，是非與對錯。你說你沒錯，行，說錯了，也行，人世何須這般勞累地計較、權衡，不妨寬鬆一點，寬容一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世界本就是多元的，為什麼偏只取一個尺度，一個標準，你用米，並不妨礙我說尺呀！這種現代的寬容，該是新的精英文化成長的沃土，沒有容忍，在良莠不分之際，統統“排頭砍去”，那什麼也長不出來了。

　　新東西冒出來時，總會被視為“異端邪說”而遭到圍剿的。而廣府人卻偏好標新立異，老外的東西亦不妨拿來試試。這邊，奮起抗英，充分表現出了廣府人強悍的民性，反抗精神，可另一方，西方文明先進的東西，亦照拿不誤，並無“崇洋媚外”之說，哪怕去吃西餐什麼的。“不二價”也是從英國人那裏“拿來的，由此興盛了中國百貨業，崛起了中國的民營工商業——與洋商、官商成鼎足之勢。

　　當然，如我們光看到引進的東西而花了眼，那也就認不清廣府人了，不妨到順德看看，那裏的鄉鎮企業不乏引進項目，可整體還是自己的。決不會讓別人左右了自己的命運。在科技上，他們絕對擁有自己的隊伍，尖子的隊伍，決不在洋人面前有幾分媚色。能不寄望於這種狀態下，迅速形成自己的文化精英重麼？

　　內地人來到廣東，把大海當作了世界的盡頭。殊不知廣府人卻把大海看作世界的真正的起點。

　　於是，大海非但沒隔絕他們，相反，卻給了激勵他們去開拓、去冒險、去創新的勇氣——海給他們帶來對彼岸世界的浪漫幻想，恐懼不安與返樸歸真的祈願，海給生活在堅實土地上務實的人群以最不實在的無限想像力，海上的漂流，巨浪與“海不揚波”（這是南海神廟上的題匾）的交互，激發他們的衝擊與對享受的渴求，他們也就最雄心勃勃又同樣凡庸世俗，他們太容易由激烈轉入平和，又由安逸投入動盪。

　　他們也就擁有了大海的性格，大海的文化。

　　不妨設想將冒出海平線上高高的桅尖——精英的出現。

　　中國是太需要來自大海文化的補充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是內陸文化的最高境界；大海無垠，所向無涯，這該是大海文化另一重啟迪。

　　由宗法制度的“德治”（其實不可能、也從來未曾有過真正的德治）轉向現代的法治，不是以“景行”來制約人的行為，而是以舟楫等功利性的物質來度量人的欲求，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是兩種不同意義、不同層次上的文化。

　　沒有高山的阻隔，海邊上的人們是容易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看得更遠一些。正因為看得更遠，才懂得自身的局限，才有那麼多人在驚呼廣東的“文化危機”。

　　可廣府人也絕不為此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依舊心平氣和地接受這一評論，而且，由其自然而然地消退，毋須大驚小怪。這同他們歷來的自信力不無關係。

　　他們照舊去品嘗“生猛海鮮”，照舊一早去喝早茶、點點心，照舊把一個客廳裝點得似叢林中一般，有樹有花，有山有水，照舊過著中等階級悠閒的世俗日子。

　　他們毋須在此操心。

　　“大款”是買不來文化的，“大腕”們到此也失去了魅力，狂熱已經退潮，一個多元的文化格局，誰知道日後哪一家成得了氣侯呢？

　　文化自有它獨特的氣候與生存環境。

　　說“沙漠文化”也罷，“殖民文化”也罷，說迷失了“文化自身品格”也罷，說不定，這個可以把蓖麻長成大樹的地方，會玩魔術地長出一個什麼怪胎來呢。

　　再怪，廣府人也不會少見多怪，怪胎也許正是希望，正是新生，正是精英呢。

　　不妨認真看看，為廣東文化“沙漠化”而捶胸頓足的，大部分竟不是廣東人自身，而是自命為廣東人了的外地人。也難怪，廣府人歷來的排外心態，也為他們所接受，所以把我這順德人也整得嗚呼哀哉，他們操著吳儂軟語，蔑視地稱“你從那偏僻的內地回到了廣州，有什麼不滿的，受點逼也只是小意思……”

　　在海外講學之際，我竟發現這麼一個“怪”現象——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世界地圖上，Canton（即廣州）這個地名，都印得比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儼然是中國第一大都市。

　　更讓我吃驚的是，老外竟毫無例外地認為，Cantonese,是正宗的中國話，而普通話，竟被譯成Mandarin（官話，國話），竟是從“滿大人”轉來的。

　　後來一想，也釋然了，在海外的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早早在幾個世紀前，講的也就是Cantonese，所以，自古以來，老外能不把Cantonese當作中國話麼？

　　錯的不是他們，誰也沒錯，他們每每振振有詞：幾個世紀來這裏的中國人，不就是這麼說話的麼？

　　也難怪他們把Canton印得那麼大。

　　Canton是他們認識中國好幾百年中的唯一視窗。

　　Canton，也是中國走向世界最早的Passport！

　　歷史該怎麼給這Canton定位？

　　當然，地圖上的定位是早就不可移易了的。作為文化地理上的定位，似乎也一般不可移易了。

　　人說，中國在近代來了個“百年再造”。那麼，在這百年再造中，重鑄中國人的靈魂。重鑄民族精神，廣東以及廣府人又起到了一個怎樣的歷史作用？

　　無論是20世紀初的政體更迭，到20世紀末的經濟激揚，歷史學家們，是無法躲得開廣東的。

　　廣東，在燃燒起一個民族的生命。

　　廣東，不僅是中國的廣東，亞洲的廣東，也是世界的廣東。

　　那麼，廣府人，也就更具有了世界公民的最初資格。

　　也同樣有了一種跨世紀的豪邁氣魄。

　　那麼，就讓廣府人以其獨立不羈、野心勃勃、自以為是、傲視一切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任人評頭品足好了。

　　我知道，不會有也不應該再有一次反“地方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