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終年雲霧深鎖的湘東山區，中華民族始祖的炎帝的陵墓近側，曾經有那麼一位將戶口揣在口袋裏生活了不少時光的“遊乞僧”，他的足跡踏遍了茶陵、酃縣的幾乎所有的鄉村，並且，從那裏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殺聲不絕的“一打三反”之中寫出來的，且在知識青年中輾轉傳抄。那是一首長詩：題為《被貶的天使》。看標題，作者之狂妄及目空一切是不消說的了，如在當日便被查抄出來，他三進牢獄，也就不會有三出的僥倖了。這首詩的末段，是這麼寫的：

　　

　　“我從墳墓裏，

　　

　　向著紛擾的人間，

　　

　　高高地舉起一隻手

　　

　　不是道別

　　

　　而是召喚……”

　　顯然，這該是召喚死的，然而，不，縱觀全詩，卻體現了作者在當時倒置的世界中的一種獨特的追求。那時的天堂，是什麼呢？不正是紅極一時的“左派”們踏著“牛鬼蛇神”的肋骨當階梯往上爬的極樂世界麼?倒過來，地獄——生活的底層，相反要純淨得多，符合人性得多，也自由得多。他在那個“墳墓”裏探索著人生的真諦，瞭解我們這個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思考著華夏大地上這場空前的劫難——是的，湘東，日寇也未能入侵到此地，相傳是因為神農炎帝的保佑；可那時，炎帝陵卻化作了一片廢墟，“割尾巴”割到了每一個偏僻的山鄉。

　　他在那片廢墟前面徘徊了許多日子。

　　於是，取材於湘東山區農村，取材於炎帝陵周遭的一部部中、長篇小說，便在七八十年代相繼問世了。他試圖把嚴酷的現實生活與東方那神秘主義、象徵主義及浪漫主義的色彩緊密地膠結在一起，以形成他創作中獨有的特色與風格。縱然他已經在都市生活了許多年了，可人們仍覺得他象個農民，他的夥伴們老把他的農民形象當作嘲弄的笑料，編輯在審讀他的作品時，也常常驚歎他農民心理探究的深切，農村生活描寫的逼真……．

　　他，屬於我們這片古老土地上的大山和鄉村，他是決不以夥伴們的嘲弄為然的。

　　我們已經有了湘西風情的長幅畫卷，這是以沈從文先生及當代眾多脫穎面出的湘西中青年作家孫健忠、吳雪惱、蔡測海的一系列長、中、短篇構成的，被譽為中國文學的一朵奇葩，並在全世界引得了注目。那麼，湘東呢?炎帝陵所在地、嶽飛的光泉以及近代、現在中國革命的聖地——這裏有譚嗣同的墓塚，有秋收起義的遺跡，以及第一個紅色根據地的邊卡，……難道不應當產生更為璀燦的文學明珠麼?

　　他和他的文學好友、自然也是湘東籍的彭見明等青年作家，都這麼希望著，也這麼努力地奮鬥著……

　　能這樣描繪自己麼?

　　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也許永遠與他人眼中關於我的形象無法統一起來。這個“我”既是主體，又成了客體。“我”被加上了文學化、乃至於理想化的色彩。這實在是自我完成的急迫表現，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折射。

　　但一個作家過早地完成自己，無疑是對自身的一種限制，甚至是窒息與毀滅。我期待著完成，但又不能完成，永遠不可以完成——只能無限地接近完成。正如直到今天，人們尚未完成對我們文學史中許多著名人物的認識一樣——直到死後也不能完成。

　　我遠還沒有做到我在前面的描繪中所希望做到的一切……

　　是的，我太酷愛綿延幾百公里時羅霄山脈，太酷愛湘東那片古老的土地，太酷愛那裏的人民了。雖然我是被押送、被流放到那個地方的，一開始便蒙有一層感傷、憂鬱的色彩，雖然我在那裏差點讓不明真相的農民打聾了耳朵；雖然我的朋友們一個又一個在那裏被批鬥、被判刑，雖然包括象潘漢年這樣老一輩革命家也在那裏最後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雖然……不幸太多地降臨在這片土地上，可我仍不能不愛它。也許，正是不幸太多了，才希望它能早日贏得幸運，太悲慘了，才在憐惜中積蓄起更深厚的愛來。也許，正如東方神秘主義聽昭示的，愛是一種直感，用不著講出什麼道理來。愛，本身也是一種疾痛，我常含著憂鬱的淚水注視著那裏發生的一切，作出一次又一次的祈禱——莫非我們的始祖炎帝不再保佑這個地方了嗎?炎帝後裔的命運就該如此多劫麼?先帝留下的種種美好的傳統就不復存在了麼?

　　我不相信。

　　就從這“不相信”開始，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中國，是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幾千年來，一直是以農為本，以農立國。而炎帝神農氏，不僅僅是太陽神，人們更多的是知道他為農業之神，醫藥之神，他之所以被稱之為“神農”，則是他教會人類怎麼播種五穀，向土地索取充腹的口糧。南方氣候濕潤，農作物生長繁茂，所以，作為與黃帝是同胞兄弟的炎帝，又是分管一半的南方的天帝，擅事農桑，則是很自然的。傳說中他還是牛頭人身，專門為人類耕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果真為識藥草，日中毒七十次，不幸夭亡的。可見，他是極仁慈的，不愧為人民的公僕。

　　因此，炎陵山附近，流傳有不少關於神農炎帝的傳說。

　　毫無疑問，愈是邊遠的山村，愈是不為現代文明衝擊的窮山僻壤，就愈比較完整地保留有我們這個民族古老的文化傳統。譬如說，在一般農村，誰家造房子，請了人，自家還得親自備下一頓又一頓的酒席，給泥木匠們頓頓享用，偶有怠慢，這房子就有可能被做上一些手腳，不是漏雨，便是悶煙，甚至還會有什麼怪異的事情出現。可在這裏，誰家造房子，全村人都得擱下手中的農活，自覺地聚到造房子的地方去，各顯神通，根本不用主人操心。更為感人的是，全村每家都得出一次酒席，代主人宴請泥木工們，從頭至尾，不需要主人操持。為什麼呢?因為造房子是喜事，每家都應為他慶賀，再說，他造房子已夠忙的了，要弄飯弄菜的，更忙不過來了。所以，理應由全村各戶承擔起各項職責，頗有點原始共產主義的味道。我在小說《穿山的風，過嶺的雨》中就寫到了這一現象。這說明了什麼呢?

　　也許可以一言以蔽之，這是風俗民情。

　　說得對，這是風俗民情。但風俗民情本身又反映了什麼呢?

　　縱覽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成功的傳世之作，無一不是反映作者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風俗史、民情畫。且不說《紅樓夢》、《水滸》中種種民俗描寫了，象巴爾扎克，不也把他的作品分為各類生活場景，並且在他的《人間喜劇》前言中宣稱：“法國社會將要作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編制惡習和德行的傳單、搜集情況的主要事實、刻劃性格、選擇社會上主要事件、結合幾個性質相同的性格特點揉成典型人物，”並由此而斷言，“這樣我也許可以寫出許多歷史家忘記了寫的那部歷史，就是說風俗史。”

　　風俗史——一個貌似淺易卻包涵有巨大的內容的名稱，這，正是每一位有作為的作家所應致力描繪的。

　　風俗習慣，或民俗民情，本身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過了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歷史生活所形成的。湘東山區某些母氏社會的特徵、原始共產主義的特徵，更有幾千年的歷史，它們世世相承，代代相襲，約定俗成，形成了一種比法律強制力更為強大的心理影響，使得人們自覺地遵循它，服從它，連想也不會想到去背棄它、超越它。可以說，這種民俗風情，是某個地域、某個民族長期生活積累、反復沉澱而形成的，因而它帶有相當大的穩定性，很難改變。要改變，甚至得付出巨大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這種風俗史，實際上是一個民族的深層的意識流動，或者說，是一種潛意識，是整個心理結構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它實質上沉澱有很深刻的哲理內容。

　　說到這裏，我想插幾句話，這便是有人指責我們一些作家只注意民族傳統而不善於汲取當代優秀文化的養分，其實，這是誤解了。在當代的創作心理學上，人們強調的不正是力圖發掘在顯意識下面的潛意識、無意識的層次麼?發掘一個區城，一個民族的整體的潛意識，恰巧正要對這個區域、民族的民俗風情作深入的瞭解，才可能加深作品的歷史厚度和時代感，也才能使作品帶上鮮明的當代文學特徵。試想想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不正是如此麼?民俗風情——包括老百姓的家族婚姻、民間文藝、宗教信仰等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生活史，文化史，任何文化愈古老，就愈包含有更豐富多彩的民俗內容。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生活在—定的民俗風情之中。如果忽略了這根本的一條，就會使我們的作品：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而顯得輕飄飄的，不可能有多大的價值。

　　湘東的一村人為一家人造屋，它的心理深層是什麼呢?是家天下的根源麼?還是神農炎帝當日的楷模——炎帝時代，人類共同勞作，相互幫助，沒有主人，也沒有奴隸，彼此之間親如兄弟姐妹，炎帝教太陽哺育萬物，又教人類識別五穀百草，功德都是屬於他的，所以人們彼此間是平等的，沒有恩恩怨怨、親親疏疏，炎帝可以為大家而亡，那麼，彼此間為何又不能伸出友愛之手？

　　我還一時說不清。

　　在那裏，我還十分感動地看到，許多女子，竟然可以嫁給勞改農場中刑滿釋放的犯人（當然，在那些年月裏真假犯人是分不清的），而不為當時甚囂塵上的政治道德說教所左右。而她們也善於用自己的溫存、憐愛來感化物件，在物質生活極為貧乏的狀況下建造一個溫暖的“小窩”。要知道，十年動亂中，那種至高無上的道德教化是非常厲害的，多少人為此鬧個夫妻反目、乃至於“大義滅親”。然而，這又是怎樣一種力量，居然可以抗禦住這種駭人道的德教化，從而促使這些純潔無邪的女子嫁給被世所公認的“罪人”而不變易呢?

　　僅僅從物質匱乏（刑滿者可拿工資）上來解釋是不足以說服人的，僅僅從人的基本欲望（嫁人，需要有一個小家庭等等）上來說明更是不會叫人相信的，這使我想起了炎帝陵前的白鹿。我的中篇小說《白鹿》，正是寫這方面的內容。相傳炎帝誕生後，母親就不在了，是一頭白鹿把他哺育大的。白鹿便成了善良、慈愛的象徵。那麼，就犯人而言，他們不正是社會的棄兒麼?他們不正是更需要慈愛與撫慰麼？這麼些女子，正是白鹿的傳說自小便在她們心靈中潛移默化了，所以，長大後，她們才會做出這令世人驚駭而自己卻認為再理所當然不過了的事情來。然而，這恰恰是符合人類共同道德準則的。歷史也證明了，當日那甚囂塵上的政治道德教化恰巧是違反人倫、悖逆天理的。

　　無獨有偶，我在蘇聯的吉爾吉斯民間傳說裏，也發現了同樣的情節，作為人類始祖的哺育者恰巧也是頭鹿媽媽。不過，這個傳說卻有著悲劇的結局——忘恩負義的人類最後竟把鹿母殘殺了，以她的鹿角插在祖先的陵墓上作裝飾品。我們不知道蘇聯這個東方民族與我們中華民族的淵源如何，但是，母親的天性以及母性的力量，則始終在影響著和制約著人際關係。它是作為人類集體的潛意識在各個民族中流動著，並且，不時顯現出來。

　　因此，反映中國當代的農村生活，努力刻劃當代農民種種複雜的心理，離開這種民俗風情而寫出的作品只能是淺薄的、貧血的，沒有多大的生命力。

　　不少作品，也喜歡把這些東西當作佐料、當作點綴，瞭解這些，也只是為的獵奇，在作品中添加一點地方或鄉村的色彩，其實，這是大錯而特錯了。從這些民俗風情中，我們不僅可以增加作品的歷史厚度，更可以進一步深入瞭解我們今天的社會。它應該是作品中的血肉，甚至是貫穿的骨骼，是我們文學的根，是一個民族的文學之魂。只要你肯下一點功夫，你就可以從中找到很多你過去所找不到的東西：歷史、哲學、人生諸方面的真諦、找到藝術的核心——真與美。

　　民俗和它所包含的思想意識，的的確確存在于我們的現實之中，並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環境裏，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教你無形之中受它的制約與影響。長久以來，它鑄造了不同民族代代相傳的不同的心理結構，陶冶了民族的情操並決定了各自感情的表達方式。某些民族溫柔敦厚、某些民族卻慓悍豪爽，都不難從其民俗同情中找到答案。而這還只是淺層的，更深一層的民族意識，則要通過對古老民俗、文化生活的歷史作深刻的反思，才可能予以理解。

　　在我第一篇長篇小說《鼓角相聞》中，由於個人的閱歷和時代的局限，對這些的反映只是很淺很淺，所以，作品雖然轟動一時，但卻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還記得它的人已不多了。後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認識過程中，我還寫了不少農村生活的作品。也只是在最近的幾部中、長篇，諸如《白鹿》、《斷層》、《我的姊妹》裏這種探究才轉化為尋找作品的內核或靈魂，因此，作品才有了其成熟的特徵和民族化的色彩。但是，這在我來說，又仍只是個開端。

　　前面，我比較偏重於民間（所謂民間，也只能是鄉村農民當中）傳說當中的極積、美好、優良的成分，但其間的糟粕，尤其是迷信、因果報應、安於天命……種種內容，都不曾涉獵。當然，這些東西也不是不可以在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的，問題是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什麼?在優良傳統之外，我們民族的某些劣根性，也在此得到充分的顯示。甚至說，某一種民俗，也有其兩面性，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所謂“農民意識”為何會成為一個貶詞，便有這方面的道理在內。

　　在炎帝陵香火興旺的年代，每當皇帝登基、立太子、祝壽……都必須派禦祭官前來告祭，最後一次還是在本世紀內——宣統皇帝登基的—九○八年。由於年復一年的祭祀活動，對當地的民眾心理、文化、風俗也起了很深的影響。於是，人們敬仰炎帝，又化為一種在天災人禍面前無能為力而祈求炎帝保佑的愚昧迷信。一位嘔心瀝血當人民公僕的炎帝，便被神化為至高無上的天尊……農民總是相信真命天子的，把希望寄託在一位好皇帝身上。於是，當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此地撒了—泡尿，居然就有士紳們捐款立了一塊“皇恩浩蕩”的碑。在炎帝陵被毀的年月裏，也有一個個的忠字台取而代之……我們承負的是何等沉重的歷史遺產。而今，炎帝陵尚未修復，但祈禱的、燒香的又絡繹不絕了。

　　這裏，人們怕“咒”，結婚也得“哭嫁”……等等的民俗，都仍舊沿襲下來，被咒者總是惶惶不可終日，如有鬼神附體；不哭嫁，男方就難以發跡，女子便該遭殃了……這也是人們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一種反映，而它的再度興起，則同十年浩劫，造成的深刻創傷有著很是密切的關係。

　　這些，都是值得作家們去思索，並且在作品中得到較為準確反映的，而不能簡單地去否定它、排斥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忽視了這種傳統的惰力或消極因素，也同樣會給作品造成致命傷。

　　在炎帝陵畔的思索，遠遠還沒有終止……

　　要獲得創作上成功，以達到思想與藝術上的爐火純青，內容與形式上的完美一致：可以有很多的途徑。我以為，我上面所敍述的關於風俗民情的探索，只是提供了一條逼近成功目標的方法，而不是惟一的方法，我們還需要在思想上、藝術上、創作手法上等許多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而在我來說，離真正的成功，也同樣有著遙遠的距離。

　　舊日的創傷，在我心靈間留下的印痕太深太深了。牢獄裏漫長的歲月，使我如今害怕哪怕是綿延十來天的陰雨時節，我渴望陽光，渴望無羈無絆的自由，夜間寫作，我總是把所有的燈打開；一個人在屋子裏呆上幾個小時，就會下意識地跑到室外去拼命地活動上一陣——以證明自己已獲得的自由並非虛妄。於是，創作中，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我都在追求一種嶄新的、自由的境界，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更新，不斷地開拓。

　　是的，如今的農村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急驟的變化之中，不可以再用老眼光看待今日的農民。尤其是經濟改革的春風，已經吹遍了祖國的三山五嶽，自然，也吹臨了湘東，吹臨了炎陵山的周圍。我當日不相信會泯滅的民族的美好傳統，也正在日益發揚光大，並且得到了理性的昇華。

　　我更酷愛這片土地，更酷愛這裏的人民，我願拿出更美好的頌歌，奉獻給他們。我不善於言語，也生性不好熱鬧，但是，默默地祈禱，也許會比大喊大叫更有力量——在這東方神秘的土地上。

　　他，如今不再是把戶口揣在懷裏的“遊乞僧”了。

　　可他仍忘不了湘東那雲霧深鎖的大山，忘不了我們民族始祖的炎帝歿葬之地。他曾多次呼籲重建皇帝陵，讓當日的名勝古跡——炎帝陵、奉聖祠、崇德坊、天使行台，還有咪牛台、洗藥池、飛香亭、味草亭等等，重新出現在炎黃子孫的面前，好真正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

　　雖然這不是很快可以實現的事。

　　但總是應該實現的。

　　每隔—段時間，他總是愛邀當年的朋友，一道重返當年流放、勞改的舊地。當然，大家都平反了，都有了自己的事業。他們不想借助車楫的便利，而是在炎炎的烈日下，翻山越嶺，從一個山村走到另一個山村，叩訪一戶又一戶農家。柴草的煙味，實在是太親切了，煙筍和蘑菇，也實在是太可口了，所以，日行百里，他不覺苦；夜臥茅柴，他也不嫌硌背……在自己的文學領地上，一切都是可以承受的，何況澆花總得費點心血。

　　從湘東，從炎陵山輻射出去，有我們整個中國，有我們民族整部歷史。站在這，他想從宏觀的角度，探究中華民族的歷史變化、社會變遷以及面臨的政治、經濟上的變革，同樣，也更想深入到每個人的心靈，剖析人們觀念上的更迭、再新。這裏不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式的小社會了，現代的豐富資訊使得我們的社會和人都變得多維化了。包括他自己也一樣。因此，必須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與方位，去接受來自不同方向的資訊。

　　但是，他腳下的根基是不會變的，他永遠立足於湘東這片土地上。

　　站在這裏可以看到全世界。

　　他總是覺得時間不夠，人生也太短促了——牢獄生活，足以折人許多年的陽壽。於是，他馬不停蹄地走，手不釋卷地讀；也始終不放下自己的一支筆，——這是一支用了十多年、黑色粗杆的、很普通很普通的鋼筆，如今，價值恐不到一元了。他不知道，自己可否能將湘東的一切都寫出來，將自己所感受到的都寫出來，以為後人多多少少留下點什麼。

　　這似乎又有點傷感了。然而，荊楚文化從一開始，不也就蒙有傷感的色彩麼?他也許永遠擺脫不了這種傷感。一位作家，這種傷感也許不見得是件壞事，因為這能使他不盲目地樂觀、不會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天性，同時，也更清醒地注視現實，熱望未來。

　　他也許不會實現前面所提到的抱負，但是，總會有人去實現的，一代又一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