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這仍舊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對於我個人而言是這樣，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也是這樣。“天何言哉？”這是我一部未發表的寫潘漢年與他的戰友們的紀實作品的序言，那便是我的無言感慨。

　　剛剛接受完《南方日報》記者王雨吟的採訪，她提出問題是，寫有南京大屠殺一書的華裔作家張純如為何會自殺？她之所以這麼問我，是因為我剛剛出了《東方奧斯威辛紀事》等書，揭露日軍在廣州進行細菌戰殺害了上十萬粵港難民的罪行。我說，我完全理解張純如為什麼自殺？因為，當我下筆寫出那些慘烈的歷史事實時，我的心幾欲碎了，真不願意寫下去，那種絕望感攫住了我，寫一回，就等於下一回地獄，對人類、對人性的絕望。寫過這樣作品的人，心理恐怕是很難復原的。同樣，拿起潘漢年的獄中遺詩——這是我在湖南省茶陵洣江茶場最早見到的，我心中也是這般碎裂的感覺，不是我選擇了潘漢年，而是冥冥之中一種宿命……恐怕大家都記得，在《潘漢年》那本書中，我是怎麼寫到如何在“米篩坪”裏與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面。無言的見面。

　　只要讀過我的大部分作品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我筆下那層“悲涼之霧”，如何遍被書頁的，這是一種終身擺脫不了的感覺，這實際上也決定了我的選材、我的思想、我的價值觀。如曾為秦兆陽力薦的《一個年代的末葉》，如150萬字的《客家魂》三部曲、100萬字的《後知青女性三部曲》，還有數十個如《楚河漢界》的中短篇，在我近百部2000多萬字的文、史、哲專著中，都始終有這樣一種哀憫眾生的人道主義、悲觀的人道主義。

　　三中全會後，我走出冤獄，便不知不覺投入了潘漢年的材料的搜集中，我當時所在的文聯，其主席陽光，當年與潘漢年一同在洣江呆過，所以，也就早早“重返”洣江。我與漢年見面時，只是知青，到處亂竄，無意間撞進了米篩坪。而後三次，從81年到86年，則是三走洣米，為了尋找當事人，曾在酷暑下步行近百里地，山裏交通不便，好在還算年輕，甚至爬上了雲陽峰頂。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當年是怎麼挺住的，再來一遭，必定沒有人會來了。所以，潘漢年剛一宣佈平反，江蘇南京的《鄉土情》（82年）甘肅蘭州的《飛天》（83年）上海的《小說界》（85年）便一口氣發了三個中篇紀實，《一個堪稱當代嶽飛的人》、《不遠就是光泉》與《愛的祭奠》，為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季滌塵老先生，83年便約我寫《潘漢年》了。《潘漢年》一書完成於1985年，《潘氏三兄弟》完成于1987年，後者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約稿。

　　縱然有過那麼悲慘的經歷，可我還是太天真了。也許是我採訪中冒犯了什麼人，也許是當時的思想解放還沒到一定程度，很快，人民文學出版社便接到通知，不得出版此書；而中青社的編輯，精神也出了問題……雖然人文社也給了當時可視為相當豐厚的退稿費，足可以補償我天南地北的追蹤採訪，可我還是痛哭了一場——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前，《一個年代的末葉》也遭此命運，連退稿費也沒有呢。命中註定，這部書與潘漢年一樣，也歷盡坎坷，直到10年後，《潘漢年》由另一個出版社出版後，該社的良好招牌卻為此給摘了，責編嚴虹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兩年後，又由北京出版了《潘氏三兄弟》，出版後，責編丁寧給我寫了一句話：

　　“這部書的價值，正在於它的末盡之言。”

　　而第三部的出版，當迢迢無期了。當然，我還會再認真打磨它。

　　不僅書的物件這樣，書的內容這樣，連它的出版經歷，也是這般風雨交加、雷鳴電閃，一樣讓我再度墮入到絕望之中——不是為出版而絕望，我寫書，並不為了出版，我手頭中還有幾十部書稿，也從沒指望一下子便出版，我只是為了我的心，為了我的心對得起死去的眾多先驅們，對得起南石頭上十萬的冤魂們。塵歸塵，土歸土，我總歸會重見他們，給他們一個交代的。

　　是的，我見的涉及潘案的人太多了，北至東三省，南到兩廣，我不僅僅是寫，我也盡自己力所能及，為他們的平反、甄別做一點事。這包括一直為人誤解的袁殊，被歷史詬病的張資平在內。袁殊的女兒曾曜，設法找到了我的地址，寫信告訴我，《潘漢年》一書，“有深度，敢於觸及一些根本問題；有激情，出於一個正直人的良知。創作態度嚴諾，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調查、採訪。因而也是唯一一本對我父親沒有歪曲的書。”在所有的寫潘漢年的作者中，我是唯一見到過袁殊的人，可見面的一刻，迄今仍叫我心碎，不堪回首！那已是他瀕臨死亡的前夕，他仍拿著留有尾巴的平反結論給我看，可怎麼也吐不清一個詞了……而客家研究者們則對我查清張資平是怎樣加入一個其實是由潘漢年掌握的“漢奸組織”，從而抹掉了加在客家人頭上的一個污點，對我一再表示感激……

　　２０００年第五期的《黃河》，發了我一個長篇紀實《毀譽》，寫的是袁殊，也寫到了我自己。也許，在一個非健康的社會狀態下，任何一個健康者，都擺脫不了毀譽的命運。持身在我，毀譽由人，話是這麼說，可中國的知識份子重名節的傳統，又取消得了麼？在我，直至今天，一個又一個毀譽，亦接踵而來，連苦心栽培者，也會在網上顛倒黑白，為個人一點可恥的私利，不惜對當日於他“恩同再造”的人，極盡造謠污蔑之能事。人性的卑劣，今天比起昨日，只會變本加厲，無以復加，誰叫這是個消費主義的“文學”時代呢？！

　　但潘漢年與他這樣一個群體，並不僅僅屬於文學，雖然我們今天只能用文學來對他們進行表述——他們最終還是屬於歷史的。

　　可說到歷史，我又一次心碎了。

　　潘漢年和他的戰友們，是這樣一個“歷史群落”——他們既是輝煌的群體，卻也是尷尬的一族。輝煌在於他們彪形炳赫于史冊上建樹的，有他人所無法替代的豐功偉績，尷尬卻在於他們無法進入歷史的主潮中，無論是政治的、文化的主潮，而且還被蒙上種種讓人黯然神傷的色彩，在前是毀譽，以及留尾巴的“嚴重錯誤”，在後則成了通俗讀物、流行小說中的素材，飛簷走壁、狎妓玩票，無所不為——終難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包括我如此之呐喊亦無濟於事。

　　他們既是有幸的群體，卻也是可悲的一族。無論如何，他們畢竟是投身於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的鬥爭之中，死不旋踵，義無反顧；可悲的是，他們本都是有啟蒙思想、追求個性自由並且有著獨立人格的一代新人，可硝煙散盡，卻只餘下一個符號，連自己也蕩然無存了。包括潘漢年在內，他已成為中國２０世紀中一個冤案的共名，沒有人，也沒有作品對他的獨立人格與個性自由作出評述。例如，他與董慧的結合，是一再受到組織警告，最後，仍不惜接受了處分，這樣，他放棄了進入七大中央委員會的機會，也就永遠被屏於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之外，這也為他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當時，他已是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也是為什麼董慧一直相伴他至死並緊跟而去，死在勞改農場，而不願回香港父母身邊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只有在採訪中才可能得知的，汗牛充棟的文字材料中，你是找不到的。愛江山更愛美人，得一紅顏知己，在他已終身無悔了。這麼寫，真擔心又會被流行小說拿去再演繹一個哀頑感豔的桃色故事，不過，不寫出來，也不甘心被種種匡定的“傳傳”把他重新規範為一個符號。

　　事實上，這一批人中，一個個都是有著強烈個性色彩的、活生生的人！創造社的小夥計們不說了，就拿馮雪峰來說，這位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黨員，只因與王明意見不合，一怒之下，竟跑回鄉下去寫小說，竟連一點“組織觀念”也沒有，袁殊更是羅曼蒂克，進入了解放區，還好上館子，還養寵物——組織上不得不背著他把狗除掉；關露當年的逃婚，以及在平反後的自殺，至死仍不失的天真；惲逸群耿介、楊帆的潔癖，一直到瘳承志的達觀……等等，在採訪中，有要人這麼惋惜過，說這些人如果不因為潘漢年而去搞報情工作，毀譽一生，繼續留在文化界，那麼，中國一部文化史、文學史，當留下他們的名字，而現在卻不復有了。例如，袁殊對於報告文學與新聞學的貢獻，關露過人的文學才華……等等，他們都是文人呀！驅趕一批文人去當“間諜”，未免太冷酷了一點。春江水暖鴨先知，這批文人，這些中國２０世紀優秀的知識份子，他們本來就是啟蒙的一代，先鋒的一代，他們理應為中國的思想解放、民主演進作出更大的貢獻，他們個人，本身也更有自由個性的色彩，他們每每是獨立不羈、自由放達的，一下子他們服從嚴酷的秘密工作紀律，不允許有個人活動的天地，更不允許抒發個人的感情與見解，無疑是太可怕。

　　然而，沒有這批想像豐富、才華橫溢的文人進入這一特殊的戰線，又怎會導演出如此驚天動地、有聲有色的大劇、壯劇來呢？

　　包括日後的悲劇，少了他們，也就少了應有的色彩——也許我這麼說，也實在是太冷酷了。

　　不管怎麼說，他們加入這一大劇、壯劇，導演得如何出色，說到底，也還是悲劇，悲劇在於，他們比任何人，更早意識到個人的獨立、自由在歷史進步中的可貴，卻不得不犧牲它們，服從民族救亡的召喚。他們也並沒有錯，為了相對而不得不犧牲絕對。可是，在相對的狀況下，我們又為什麼不允許他們獨抒性靈，表現一點個性色彩呢？尤其是在民族救亡任務已經完成之際。當然，我們這麼說，也還是太天真了點。

　　理性、寬容，說到底，也就是對人性的認識，反過來，也是人性的表現。尤其對於在秘密戰線工作的人來說，他們時刻都得把生命置之度外，對“白區工作路線”的否定，正是要把這麼一批可歌可泣、九死一生過的同志再度置之於死地。這已不僅僅是“左”，而是滅絕人性了。

　　平反了並不等於一了百了。

　　平反只是案件的了結，而遠非事件、更非思想上的了結。

　　因此，無論是潘漢年，還是馮雪峰、袁殊、關露，他們在死後，在平反後，仍承受那些其實已非組織，卻偏偏要擺出一副“組織”面孔的、自以為革命得不得了的人的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未免太教人氣噎。

　　是的，該結束的一切，遠還沒有結束。

　　在這一事件上呼喚理性，呼喚人性，我們還僅僅做了層面上一些看上去必不可少的事情。而在事件的深層，我們如何作全方位的思想文化上的探究，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尋索其更深刻的、更警世的內容，恐怕，在今天僅僅是開始。

　　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我們的話題，回到了上世紀初發生在我們這個大陸另一端的、一個已擁有民主傳統國家中發生的德累福斯事件上。眾所周知，這一事件，給一個自命民主制度最為先進的國家拉響了警鐘，從而使這個民主國家開始了又一輪新的民主進程——民主本身也是在不斷完善與進步的。那麼，對我們這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發生在世紀末的潘漢年這一事件，又該給我們怎樣的啟迪呢？

　　發人深思的是，事件中的人物並不重要，人們在德累福斯平反後竟得知，受害者本人卻是一個專制主義者，便這絲毫影響不了因他而在法國掀起的又一輪民主浪潮。

　　顯然，我們遠還沒有獲得像法國德累福斯案件中取得的對民主的大反思，也許，正因為缺少一位如左拉這樣的大師的犧牲，而兩大事件相距卻已整整一個世紀了。

　　潘漢年不是德累福斯，同樣，也不是與德累福斯不同的左拉，事件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他個人，這也便是一本書產生的理由。它也僅僅是一個思考的開始，所以，不是寫他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更是整個的事件，力圖在這已被惡意或者善意者弄得面目全非的事件中，打撈出若干一些不僅僅屬於過去與今天，對未未來更重要的東西。

　　不是為了拯救蒙難者（包括死者，也同樣需要新的一輪拯救，以免被任意塗抹成別的什麼），更重要的是自救。

　　因為他們擁有未來，雖然仍有許多變數的未來。

　　當年，一位歷史家——他叫勞申布希，向一位德國雜貨商解釋，說放棄自由就是放棄無價之寶，這在感情上是無法接受的，可當時已坦然甚至擁抱了法西斯政權的這位雜貨商的回答卻是：“可你根本不理解，在過去，我們曾為選舉、政黨、投票擔憂，我們有責任。而現在，我們一點也不為此擔憂，我們自由了。”

　　針對這一故事，凱西爾寫下了這麼一段頗值得我們反復品味的話：“自由不是人的自然的遺產，為了具有自由，我們必須去創造它。如果人只是簡單地順從其自然本能，那他將不會為自由而奮鬥，他將寧可選擇依從。很明顯，依賴他人要比自己思想、自己判斷、自己決定容易得多。這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不管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裏，自由經常是被看作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特權。在特別困難的條件下，人們試圖拋掉這種負擔。這時，極權國家和政治神話就進入了……它們隱瞞和肢解自由的真諦，但同時它們又解除了人的一切個人責任。”

　　半個世紀前的這段話，迄今仍一樣地振聾發聵。

　　自救、自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

　　我們應當有這人勇氣。

　　中國人的希望亦在於中國人自身。

　　如果我們尚不會自我拯救的話，那麼，是不會有外來的別的什麼來拯救我們的，如果有，那也不是拯救，而只能斷送。

　　人，在其現實意義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構成“潘漢年”的，正是他如此之多層面上的社會關係的綜合——所以，從他與他的戰友們的關係上，去認識他，必定比那些光憑死材料，尤其是被冤案搞得亂七八糟的材料，要更接近於他的本來面目一些。同時，也通過對這樣一個“他”的認識，去改變我們有可能的命運，從而認識我們自己。

　　潘漢年，尤其是與他一同戰鬥過的知識份子，自“五·四”以來，一直是追求自由、民主、科學的鬥士，可以說，他們是２０世紀啟蒙的一代，是從蒙昧禁錮的封建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先行者，然而，在民族救亡的危急關頭，他們都義無反顧投入了血與火的鬥爭中，不僅獻出了生命，甚至自己的名譽——對於重名節的中國知識份子，這是比犧牲生命更為艱難的事。可他們這麼做了，憑什麼，今天我們不能為他們講幾句話，並去認識他們，理解他們呢？我不知道，從長遠來說，把這麼一批有獨立人格的先行者，置身于必須完全消失自己的群體鬥爭之中，是否合適，可在當時，卻是別無選擇了。

　　如果我們還去責備在“消失自己”之際的若干個性的表現，無疑是把你們忍痛作出的退讓當作絕對的必要，並把這種“絕對”強加於今天，那麼，歷史只會開倒車。

　　著名思想家埃裏希·弗羅姆在他的名著《對自由的恐懼》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現代人擺脫了前個人主義社會的束縛——這一社會同時給個體以安全感和限定，但沒有獲得個體自身實現——這積極意義上的自由，也就是說，他的理智、激情、感覺和潛能沒能得到表現。自由，雖然它給人帶來了獨立性和理性，但也使人變得孤立無依，導致了焦慮與無能為力的感受。這種孤獨感是無法忍受的，個體被迫面臨抉擇；那麼從這種自由的沉重負擔中逃脫，進入一種新的依賴並屈從它；要麼到積極自由的充分現實，這種自由建立在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特徵的基礎上……因為要想戰勝極權主義力量，必須以理解他們回避自由為前提。

　　是的，我書中的主人公最後都放棄了自由，當然並非弗洛姆所闡述的已“擺脫了前個人主義社會的束縛”——中國還沒進步到那一階段，他們也只是有這樣追求而未為獲取，所以，一種歷史的慣性導致這種放棄或回避均是無可譴責的。

　　問題是今天，當我們已意識到並自覺地去爭取自由、民主、人道與正義之際，我們是否仍有可能去放棄與躲避？！是否仍在順從歷史慣性的藉口下逃脫自由並“進入一種新的依賴並屈從它”？

　　天何言哉？！對於如此一個苦難深重的中國，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回答了！

　　在英文中，Conscientization一詞，可譯成良知，也可譯成為感悟，或許，一種良心的發現，便是一個感悟，面對潘漢年，我不知道，是否所有涉案（無論是辦案的還是被牽連的，以有義們這些後人）者，都能有一些感悟。我今天說的這番話，是否可為他們所接受，但至少，當對這樣的話寬容一些吧。所以，我也就這麼寫一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