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系論》自序
   

　　本書取名為《珠江文化系論》，乃在於為珠江文化做“系”的文章，即從“系”字的多層含義上去為珠江文化立“系”之論。

　　系者，首義是系統，即著意于理出珠江文化系統，並有為其確立系統之意。珠江文化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文化形態，是一個有待研究開發的具有廣闊天地的文化領域和學術領域，它本身具有尚待認識和研究的系統；而對其認識和研究也應有系統，包括理論系統、結構系統、形成和發展系統、特質和特性表現及形成系統、形象與風格系統等等。本書的“總體論”，是從珠江文化的概念、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特質和特性主要表現等方面探討珠江文化的形態性，並建立自身的理論系統；“江河論”是以珠江水系的主幹流為單位研究珠江文化結構並為其建立結構系統；“人物論”是以對珠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的聖賢人物的貢獻研究，理出珠江文化的思想與學術的發展系統；“對接論”是以海陸絲綢之路對接理論，探討珠江文化海洋性與江海一體特質的形成系統；  “建設論”是以古為今用、文(化)為經(濟)用的原則提出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系統；“形象論”則是以塑造藝術形象的方式，為珠江文化的特質與風格作出文化定位，並以藝術形象系列為其建立文化系統。

　　系者，還有將相關的事物或學科串連整合之意。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同仁，從一開始即宣稱：對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是一項多學科交叉的立體文化工程。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是由相關的多種學科(包括文化學、文藝學、民俗學、美學、語言學、經濟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海洋學、建築學、規劃學等等)的專家、學者、教授共同進行工作的，在個體上進行某一項工程是這樣，在整體上進行系列工程也是這樣。例如，在發現和論證封開是嶺南文化發祥地時，我們聯合了多學科專家進行論證，將這些論證進行整合，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此外，對徐聞是西漢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發現和論證，對南雄梅關、懷集、賀州等是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點的發現和論證，莫不如此。現在出版的《珠江文化叢書》十家文譚系列，每冊都是由一個學科的專家編著的：《珠江文化的歷史定位》由文學家朱崇山主編，《海上絲路的研究開發》由經濟學家周主編，《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由地理學家司徒尚紀著，《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由歷史學家黃啟臣著，《粵語與珠江文化》由語言學家羅康寧著，《嶺南文化珠江來》由考古學家張鎮洪著，《珠江詩雨》由詩人洪三泰著，《珠江遠眺》由美學家譚元亨著，《珠江流韻》由作家戴勝德著，其系列本身即體現了多學科交叉整合的系統性；以現代文化學為主導的拙著《珠江文化系論》屬於這系列，也同樣在其整體上體現這種整合的系統性。

　　整合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之一，是在於對某地或某項文化的歷史和現實作出昇華性的文化定位，以高屋建瓴的宏觀氣魄和切合實際、深入實踐的行動進行研究開發。這樣，就要求不僅是在主體力量上進行多學科的交叉整合，而且同時要對客體物件（某地或某項文化)諸因素進行交叉整合，從整合中昇華，以昇華而整合。其整合或昇華的凝聚點或焦點，或者是其主幹文化或文化特質之所在，或者是某種象徵性或特徵性的事物作為文化載體，將其整體文化之特質或風格凝聚起來並凝現出來。這種做法，既體現於本書的論述性和建議性的文字中，尤其是在“形象論”的散文中。例如，以陸上絲綢之路文物集粹地——敦煌為參照系，為陽江“南海一號”沉船文化遺產作出“海上敦煌”之定位；將唐代大文豪韓愈當年稱“陽山，天下之窮處也”之說法，改一字為“陽山，天下之文處也”，為陽山重作文化定位；以《澳門之“門”》寓現其在近代所起到的溝通中西方文化作用；以《香港之“風”》以三到香港之經歷表現其回歸後的潛在變化；在《深圳之“鵬”》中，以其別稱及相關大鵬寓言的來歷，為改革開放首個特區作歷史定位；在《珠海之“珠”》中，以中國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為這新辦特區追古溯今；《清遠飛霞》、《仁化丹霞》、《樂昌樂音》、《南雄雄根》、《韶關文流》，分別以本地風景名勝為象徵體為其塑造文化形象；《高州三樹》、《河源四“源”》、《肇慶五“氣”》，分別以本地物質特產、特色文化或文化特質為載體現其文化風格；以《嶺南英都》、《嶺南“龍”都》、《古美之都》、《南珠之都》、《嶺南燕都》等稱謂或載體，分別為英德、梧州、封開、湛江、懷集作出文化定位。這些都是以整合而昇華之作，每篇都是整合昇華其客體文化諸因素的產物，同時，這種做法及其成果也自成系列或系統。

　　對某地或某項文化進行整合昇華的目的，還在於轉化，即促使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轉化。其實，整合昇華某地或某項文化，是為了更清晰、確切、深刻地把握其文化特質，同時也是為了找出其與其他地方或他種文化的相異和共通之處，既以此加深對其文化特質的把握，又可以此而與其他地方或他種文化找到交流與合作的管道與平臺，以便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相成雙贏，從而達到文化與經濟相互轉化的目的。我們提出和研究開發珠江文化，研究開發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正就是本此目的而進行的系統文化工程。本書的每一篇什都可說是本此目的而撰的，其中不少已起到明顯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書《建設論》中《充分發揮珠江文化優勢，建設文化大省》一文，是省領導剛發出建設文化大省號召時提交的省政府參事建議，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同志的重視和批示。2003年夏，張德江同志提出泛珠三角 (9+2)區域合作構想，我即先後向《人民日報》《南方日報》記者發表題為《泛珠三角經濟圈需珠江文化支撐》、《泛珠三角不僅是個經濟概念，也是個文化概念》的談話。這兩次談話，又被張德江書記重視、黃華華省長寫序的《聚焦泛珠三角》（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兩書編入。2005年5月11日，張德江書記還親自閱批了我的信件：《以自身文化特性和共通性文化為紐帶，促進區域和對外經濟合作，促使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轉化》，蔡東士、朱小丹等省委領導和省委宣傳部也對此作了批示，可見這個新思維是受到領導重視的，其社會效果詳見本書中《在整合中挖掘，在開發中保護》一文，以及作為本書“代跋”的《對珠江文化的探索歷程》中。這種旨在轉化的理論與實踐，是理論密切聯繫實踐的體現和產物，其本身也是自成體系或系統的。    

 

　　2005年國慶日假期寫于廣州康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