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逸生的評論說起

　　在1986年10月出版的張九齡的《曲江集》（劉斯翰校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有一篇由著名古詩研究學者劉逸生先生寫的代序：《張九齡對唐代詩歌的貢獻》（下稱“劉序”），是一篇有開創意義的好文章。雖然同年《學術研究》曾經發表這篇文章，但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可以說至今被忽視近20年之久！我認為這篇文章，除了在當時具有填補對張九齡這位“嶺南第一詩人”研究的空白意義之外，起碼尚具有兩點開創性的啟示：一是首開了從唐代、以至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看張九齡、以至嶺南詩歌創作作用之先河；二是最早注意到張九齡與珠江文化（含嶺南文化，下同）的關係。這兩點啟示，對於我們現在繼續研究張九齡和珠江文化是很有指導意義的。

　　在迄今所見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或詩歌史中，是很少言及張九齡在唐代詩歌發展上的地位和貢獻的。劉序引證了古代詩話的有關論述並作出填補這個歷史空白的論斷：“張九齡詩歌的影響大大越出了廣東”，“是繼陳子昂之後，力排齊梁頹風，追蹤漢魏風骨，打開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依據是：1.胡震亨《唐音癸簽》雲：“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大雅之源，張子壽（按：即張九齡）首創清淡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2.高棟《唐詩品匯》雲：“張曲江《感遇》等作，雅正沖淡，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3.王士禎《古詩選凡例》雲：“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排優，陳伯玉（即陳子昂）之力最大，曲江公（即張九齡）繼之，太白（即李白）又繼之”。僅從這些古人論述，即可見張九齡在唐代詩壇地位不同凡響，具有開清淡詩派、啟盛唐詩風、並具有與陳子昂、李白並列的影響和地位。

　　劉序還進一步提出：“陳子昂提出的詩歌理論，是通過張九齡這座‘橋樑’而迅速到達盛唐詩國的。”張九齡這“橋樑”作用，在於他以他的詩作和政治地位來影響一代詩歌的發展。由於唐代是以詩賦取士，而張九齡從唐開元初年開始，就以左補闕的身份主持吏部考選人才，直至開元24年罷知政事，不論做什麼官，都注重選拔人才，達20年之久，而且選人公允，扶持真正良才，造成人才輩出的盛況，從而更增其政治聲望；再加之他平易近人，常與詩人唱和，言傳身教，身體力行，也就以自己的人品和詩品，開一代詩風。《舊唐書· 文苑傳》《新唐書·文苑傳》均記有孟浩然、王維、崔顥、李泌等詩人受張九齡知遇之軼事，也反映出張九齡在政壇和詩壇的榜樣作用和領袖地位。正因為如此，他雖未有陳子昂的詩歌理論，但卻是使陳子昂的理論轉化詩人的實踐、將一派詩風推向一代詩囯的元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序開創性地以嶺南文化的視野去研究張九齡，別開生面的提出：張九齡詩作毫無“六朝金粉”氣，“是地方風習和本人性格在起著雙重作用，無形中走上同陳子昂一致的道路”。所以，“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巴蜀有陳子昂，嶺南有張九齡，一齊發起了對輕豔淫靡的詩風的攻擊，而兩人都以《感遇》為題，則更似‘桴鼓相應’。”這些看法，完全可以說是以文化學眼光研究張九齡之發端，也是以珠江文化與嶺南作家相互關係研究之緣起之一。正因為如此，劉序對張九齡的評價更新穎、更提高了，並且將嶺南文化和嶺南詩壇的地位突現出來了。劉序開篇即講到廣東文化開發較晚，中原文化南下較遲，詩歌影響也較晚，到唐代才產生“嶺南詩人之祖”張九齡等“落後”的事實。這事實，使得初唐時的嶺南未受齊梁頹風之干擾，可謂壞事變好事；而“嶺南的民風，向來偏於亢直豪邁，而張九齡本人的性格更是耿介不阿，在創作上與齊梁綺豔格格不入”。這樣，張九齡和嶺南文化及其詩壇在唐代所起的積極作用，就是必然而顯而易見的了，這不就是以文化學的眼光去研究、並且將張九齡與珠江文化結合研究而作出的科學論斷麼？

　　所以，稱劉序為填補對張九齡研究的學術空白之作（這自然包括其所序的劉斯翰校注的《曲江集》），是有理有據的；同時，稱其是以文化學眼光研究張九齡的發端之作，也是合適的。本文正是在這前期成果的基礎上，作出張九齡是古代珠江文化詩聖的定位，並進一步以此去進行研究和論證。

　　張九齡生平與珠江文化

　　張九齡，西元678年——740年，享年63歲，字子壽，又名博物，廣東韶州曲江人，故又稱張曲江、曲江公，著《曲江集》。

　　他于唐高宗年代在粵北曲江縣出生，自小受珠江文化哺育，他的曾祖、祖父、父親都做官，而且都是在珠江水系地域（韶州、越州、新州）任州縣官之職，使其更增受珠江文化的營養。

　　他7歲開始即以詩文之才，先後受到廣州刺史王方慶等人的賞識，25歲鄉試進士，受考官、著名初唐詩人沈佺期的讚賞，並結為知己，相互以詩唱和，是初顯詩才之始。翌年，得識後來成為名相、名詩人張說，啟開兩人友誼之端，也是兩人同走政壇、詩壇之始。

　　他29歲，赴長安應吏部試中第，授秘書省校書郎，35歲任左拾遺4年，因封章直言而與宰相姚崇不協，以秩滿為辭，去官返韶州休養。在家居期間，他呈請開大庾嶺路，獲准，功成，撰《開鑿大庾嶺路序》紀其事，序雲：“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裏重林之表；飛梁岦嶻，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不容軌，以遠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張九齡辦這件事和這篇序，充分體現了他具有海洋觀念、通商觀念和平民觀念，而這，正就是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重商性、大眾性等特質的體現。

　　他41歲時，被召入京，因修大庾嶺之功，升左補闕，由此開始著力選拔人才，並連年改任要職，先後任禮部員外郎、司勳員外郎、中書舍入內供奉，先後隨唐玄宗巡狩北都及東封泰山。不久，勸諫張說數事未受採納，張說果受罷相處分，他亦改任太常少卿，後離京，先後任洪州刺史、桂州刺史兼嶺南道按察史。55歲返京任工部侍郎，翌年母卒，奔喪歸裏，辭官不准。這是他第二次辭官。這段時間，是他仕途的上升期，但他不居官自傲，不飛揚跋扈，而是忠於職守，升降泰然，剛阿正直，扶持後輩，並且激流勇退，淡化功名。這樣的人生態度和作為，既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珠江文化清雅性、正直性、灑脫性特質的體現。

　　他59歲，守中書令，任丞相。受李林甫與武惠妃交相潛構，仍堅持忠言直諫，不到兩年時間，即做出了保護太子、阻李林甫拜相、早察安祿山有反心而上疏請誅等大事，但也由此受到李林甫排斥，被貶荊州長史。63歲時南歸展墓，病逝於韶州故里。這段晚年時期，是他的頂峰期，他明知受著奸臣暗算，仍光明磊落做事，不搞陰謀詭計，正直剛阿做人，受貶不屈，堅貞不渝。如此光輝的晚節，正就是重聖潔、重氣節的珠江文化精神的典型體現。

　　從張九齡的生平上看，有兩個特點是一直保持著的：一是他長期做官，而又多次辭官；被貶官時處之泰然，在最紅時也不驕橫跋扈，甚至常有做官是“形役”的無奈之意；二是他的鄉情特重，從出仕不久到最後日子，多次回故鄉探視，並為故鄉辦了修鑿大庾嶺通道等功蓋千秋之大事。前者可說是一直保持清高觀念的體現，後者則是本根文化觀念的牢固所致，這兩種觀念也正屬於珠江文化的精神特質。

　　張九齡詩作所體現的珠江文化底蘊

　　在張九齡數十年的生涯中，還有一個始終保持著的特點，那就是寫詩，從他現留下的寫於25歲的《湞陽峽》詩（顯然此前必有詩作，可惜未能留傳），到他63歲辭世前寫的《答王維》《照鏡變白髮聯句》，無論是他升官、貶官、辭官、休養、遊歷，他都不停地寫詩，可以說他的歷史主要是寫詩的歷史，他的詩也就是他的歷史和心理歷程的寫照，自然，也即是他的文化心理和觀念意識的體現；又由於他自小受珠江文化哺育，走上仕途也多在珠江水域及其輻射地帶為官，並且多次回鄉而又一直保持著家鄉觀念，所以在他的詩作中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本有的珠江文化底蘊體現出來，從而使得他的詩，不僅是唐代嶺南詩壇的代表，而且是古代珠江文化的詩聖，主要是他的詩作最早、最全面、最突出地體現了古代珠江文化的精神特質。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一段話：“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新唐書·文苑傳］載徐堅之言，謂其文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堅局於當時風氣，以富豔求之，不足以為定論”。這段話，對張九齡作出了總體評價，也精闢地指出了張九齡為人、為文、為詩的風格特點，即：正義、正直、高雅、清淡、實用、精煉、俊逸、宏博、典實、正氣。這些特點尤其突出地體現在他的詩作中，而這些特點的內在文化底蘊，正就是古代珠江文化主要精神特質之體現。

　　張九齡的詩作，較多是他在仕途歷程中的紀事之作，所以這些詩作，既是他人生歷程的腳印，又是他的心靈寫照；既顯現他的人格，又活現他的詩風。開始，他在赴長安應試時，寫《初發道中寄遠》而抒發人生抱負；在京任校書郎久而不調，寫《高齋閑望言懷》而抒歸思；奉使登南嶽往返途中寫《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離京任洪州刺吏寫《洪州西山祈雨…》；任桂州刺史寫《西江亱行》；按察嶺南寫《送廣州周判官》；任荊州長史寫《登荊州城樓》等等。這些詩不是一般紀事抒懷，主要是坦露他的正義、正直的氣節，但卻寫得曲折委婉，更顯其有大雅的風度和氣度。如任宰相時，李林甫挑撥離間，唐玄宗將信將疑，由高力士賜一把白羽扇給九齡試探，張九齡即寫出《白羽扇賦並序》，並寫上《詠燕》詩：“海燕何微眇，乘春亦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以燕自喻微不足道，暗責李林甫的猜忌，不卑不亢，有理有節，人品文品，均現正氣。這種正氣，既是中國傳統的士文化的一種體現，也是珠江文化的正義性、正直性特質之體現。

　　張九齡詩作中，致友人或同僚的詩也不少。這種詩，既有仕途的印痕，但更重的是友情的抒記，並往往在抒記中展現自己的人生和美學理想，顯現出重情重義、高潔清美、才思橫溢的靈氣。例如：他年青時與初唐著名詩人沈佺期相識，成為知己，共同讀書，他即賦詩：《讀書岩中寄沈郎中》：“素有岩泉辟，全無車馬音。溪流通海曲，洞豁敞軒陰。石幾漁舟傍，沙灣鷗鷺臨。仙禽胡不至，野鶴恒自吟。慮定時觀易，泉深間撫琴。真有清涼處，不令炎熱侵。寄語吾知己，同來賞此心”。既寫出兩人在韶州共讀處的情景，又寫出兩人的聖潔友誼和共進之心。又如《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明發臨清渚，潮來淨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景物紛為異，人情賴此同。乘桴自有適，非欲破長風”。既將廣州的海濱勝景寫得淋漓盡致，又將他與王六履震的友情和互勉之情躍現紙上。他晚年寫的《答王維》：“荊門憐野雁，湘水斷飛鴻。知己如相憶，南湖一夜風”。短短四句，精煉宏博，清淡高雅，兩位大詩人的深厚情誼盡在清美境界中寓現。如此盛情美詩，在張九齡詩作中比比皆是。這現象，不正是其文化底蘊尤具珠江文化的情義性特質的實證麼？

　　看來被古人稱道張九齡開一代清淡詩派的詩作，主要是指他寫景抒情的小詩。這類詩在他的詩作中約占三分之一強。在前兩類詩作中，實際上也有不少寫景抒情，同樣有清淡之風，但不如這類詩突出。古人稱道的《感遇》詩12首，確是張九齡這類詩作和清淡詩風的代表作。其一：“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清淡現于蘭桂“自爾為佳節”、“何求美人折”的聖潔、正直之中，洋溢俊逸之氣。其九：“抱影吟中亱，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含幽色。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寓庭樹的高雅於“滄海”境界之中，顯出宏博開闊之氣。此外，他在遊歷中寫的景情小詩，也都不僅是清淡，而分別於其中現出多種風度和氣度。如《秋夕望月》：“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全詩在靜怡氛圍中顯出寬宏的風度。《江上遇疾風》：“疾風江上起，鼓怒揚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若雷。投林鳥鎩羽，入浦魚曝鰓。瓦飛屋且發，帆快檣已摧。不知天地氣，何為此喧豗”。全詩在緊張節奏中顯出磅礴氣勢。僅從數例分析，可見張九齡之清淡詩是多種內涵和多種格調的，而且是以宏博開闊之氣度見長的。由此也可見其為人胸懷寬廣，正如俗話所稱：具有“宰相肚裏能撐船”的器量。這種胸懷和器量，不正是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包容性的體現麼？

　　張九齡在人生歷程中始終不忘故鄉，在詩作中更是既多又重地抒寫鄉情。在這類詩中，往往是既寫出故鄉的美景或思念中的美景，又寫出故鄉的特有風情和思念之情。如《二弟宰邑南海。見群雁南飛，因成詠以寄》：“鴻雁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永。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參宵警。為我更南飛，因書致梅嶺。”思鄉之情溢於言表。《西江夜行》：“遙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外物寂無擾，中流淡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送廣州周判官》：“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裏樹桄榔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回。”前者將西江美景與鄉情融為一體，後者將廣州城的風貌與風情，寫得繁花滿眼、千姿百態,令人嚮往。如此濃重的鄉情，反映出張九齡的本根文化意識也是濃重的，而這也正是珠江文化之底蘊所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張九齡的詩作中，有好些寫到海的詩句，如：“宅生惟海縣”（《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貽》），“君今海嶠行”（《送使廣州》），“征帆際海歸”（《送楊府李公曹》），“日氣海邊紅”（《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孤鴻海上來”、“海上有仙山”、“滄海飛無翼”（《感遇》其四、其五、其九）等等，這說明出生在南海之濱的張九齡，海的觀念是強烈的，海洋文化意識是較早具有的。這尤其集中突出地表現在他的《望月懷遠》詩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遙遠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全詩所寫月夜懷念親朋之情景，與眾所熟知的李白、蘇軾等名家所寫的月夜詩（即：“床前明月光……”，“明月幾時有……”）最大不同之處，是開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下筆即著墨於“海”，即從海的視野看明月、看天涯、看此時、念親朋。從而可見張九齡與上列這些代表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詩聖最大不同之處，是以海為視野。而這，恰恰也正是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最大區別所在，這就是：海洋性。可見這兩句詩是珠江文化海洋性、寬宏性、共時性的最確切生動的形象體現。

　　綜上所述可見，張九齡是最早最能體現古代珠江文化各種精神特質的詩人，應當而可以稱他為：可與古代黃河文化詩聖李白和杜甫、古代長江文化詩聖蘇軾並列的古代珠江文化詩聖。

　　2005年6月6月

 

附注：

　　本文的寫作，參照或引用了下列著作，特向編注者致謝：

　　一、劉斯翰校注：張九齡《曲江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二、羅韜選注、劉斯翰審訂：《張九齡詩文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