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牗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世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這是清末民初大學者梁啟超1902寫的一首《自勵》詩，雖然他原意是抒發自己的抱負，但我卻認為活靈活現了他的文章、風格、成就和影響，同時也表現了在他身上所具有的珠江文化的特質、素養、風度和氣度。因為在這首詩裏所體現的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不怕受非議的獻身和自主精神、愛國愛民的民族大眾精神、追求真理認真治學的務實精神、海納百川的世界海洋文化精神，既是梁啟超的人品和文品之凝現，也是珠江文化主要特質之體現。

梁啟超（1873一1929）雖然只有56歲壽命，但卻留下了一筆數量極其宏大、品質極其珍貴的文化財富，其光芒不僅照耀著他的年代，而且至今、以至以後仍在放射光芒。他從1891年（19歲）在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並從事新學及變法維新思想傳播開始，直到1929年1月19月在北平逝世，近40年，他一直主要從事政治活動，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政壇的一位風雲人物，在這期間的重大政治事件中都有他的影響；他在進行政治活動的同時，始終堅持文化學術活動，他大都是以辦報的方式進行政治活動與文化學術活動的，所以，他的文章大都首先發表在他先後所辦的《時務報》《清議報》《時報》《新民叢報》等報刊上，隨後才單獨出版，有部分專著是完稿即單獨出版的。1902年廣智書局出版《飲冰室文集》18冊（何天柱編），1916年中華書局出版《飲冰室全集》48冊，1926年中華書局又版《飲冰室文集80卷》，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飲冰室合集》40冊，1989年北京中華書局重版12冊，此外尚有其他未收入文集的文稿，總數達千萬字以上，堪稱著作等身的文化學術泰斗、中國近代文化的一代宗師。從珠江文化的層面上而言，梁啟超的成就和風範，也足可尊其為近代珠江文化文聖。為什麼呢？

梁啟超生平與珠江文化

梁啟超，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他從出生到22歲（1894年，即清光緒20年，甲午戰爭爆發），一直生活、讀書、講學在新會、廣州、東莞之間，是珠江水哺育成長的嶺南人。1895年他入京會試與康有為發起著名的“兵車上書”之後，直到他去逝，都甚少回廣東，但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與文化學術活動，無不具有並體現珠江文化的精神和特質的。

自“兵車上書”到戊戌變法的4年期間，他協助康有為以“變法圖強”為號召，以創辦《中外紀聞》和強學會進行維新活動，後又辦《時務報》及著《西學書目表》、創辦大同譯書局而大量宣介西方現代文化著作，以銳不可擋的青春氣勢，熱烈奔放地體現了敢為天下先和睜眼看世界的珠江文化精神。

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赴美遊歷，後輾轉於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美洲、加拿大、日本之間活動，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時報》、《新小說》雜誌等報刊進行政治宣傳及宣導文化學術革命，包括：以《新民說》宣導國民性革命、以《新史學》宣導史界和學術界革命、以《新小說》宣導小說界革命，以《新體詩》宣導詩界革命等等，並撰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國史稿》、《王荊公》、《管子傳》等專著。這十多年，是梁啟超淪落天涯、飽經滄桑的時期，也是他風華正茂、建樹良多的成熟時期。在這時期中，他既以在自身的海外生涯而汲取了大量的海洋文化養分而豐富了自己本有的珠江文化素質，同時也以這樣的素質而在從事政治與文化學術活動中，充分發揮了珠江文化的開創性、開放性、開拓性、務實性的精神與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梁啟超回國，即在京津投入政治活動。他致書康有為，勸其放棄“虛君共和”主張，又公開表示擁護共和。開始支持袁世凱，先後任其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等職，袁世凱稱帝時即與其決裂，公開反對，借回鄉省親之機，遊說馮國璋，促蔡鍔回滇起義，策動陸榮廷在南寧起義，並任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都參謀、撫軍兼政務委員長。袁世凱死後，協助黎元洪，參加國務會議，主張對德絕交，加入歐戰，任段其瑞內閣財政總長，1917年11月辭職，隨即公開宣佈中止政治活動，退出政壇，潛心著述，移居清華園任國學導師，直至1929年辭世。從1911年到1917年這6年時間，是梁啟超在政治上落伍的時期，主要原因是他不認同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不能與其合作，只相信軍閥，以至支持袁世凱，即使後來反袁，也不是聯合孫中山。可見梁啟超的革命思想，在政治上是不堅定、不深刻、不徹底的。最後他離開政治活動、潛入學術中度過晚年，也說明是這個缺陷所必然導致的結局。

梁啟超對自己的性格和學術弱點有過評價：自認“生性多變”，“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藉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轉引自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啟超》397、39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於12月出版）這些弱點，對梁啟超而言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正如他所言自己是“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的體現。如果說，他在前半生主要是以“進取性”為主導的話，那麼在辛亥革命後則主要是“保守性”占上峰了；晚年他從叱吒風雲的政壇人物，轉入書齋潛心學術，雖然這也未嘗不是一種奮鬥的方式和奮鬥領域，但畢竟是奮鬥目標和戰場的轉移，直言之，也即是在政治上退縮了，不再堅持為政治目標奮鬥了。這樣，恰恰也正是珠江文化特質的一種負面表現，因為珠江文化的進取性、敏感性、共時性特質的負面，正就是不固定、不深刻、不徹底。由此看來，梁啟超的生平，既在其成長及主要成就和影響上體現了珠江文化的正面特質和精神，也在其弱點和缺陷上體現了珠江文化特質和精神的負面。

梁啟超在文化學術上的成就與珠江文化

梁啟超雖然在政治上是有弱點、有缺陷的，但在文化學術上則是功勳蓋世、名垂青史的。這不僅在於他的著作多、有份量、有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文化學術的多個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革命性的貢獻；而這些貢獻，又是很能體現珠江文化的特質和精神的。主要是：

一、 以《新民說》宣導國民性革命

梁啟超在《自勵》詩中稱言要“誓以民權移舊俗”，可見這是他人生主要奮鬥目標之一。自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開始認識到改造中國，要從教育人民做起，從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做起，要改造奴性、奸俗、為我、怯弱、無動等心理和行為習慣，反對渾純派、為我派、嗚呼派、笑駡派、暴棄派、待時派等“無血性”、“放棄責任”的旁觀派，提倡新道德、新理想、新觀念。1902年2月他創辦《新民叢報》就是為了宣導新民說。他稱辦報宗旨是：“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智育之本原”。為此目的，他這時也改用筆名“中國之新民”發表文章。除此前發表的《愛國論》《中國積弱溯源論》《過渡時代論》《少年中國說》等名噪一時的文章外，他還在《新民叢報》上連載他的系列文章《新民說》，共約11萬字，被當時學術界公認為中國啟蒙思想的代表作。胡適在《四十年自述》中說：“《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魯迅說他寫小說是為了“拯救國民的靈魂”，“改造國民劣根性”的說法，實則與梁啟超的《新民說》相通。何干之在《中國啟蒙運動史》中認為：《新民說》是“第三等級的人權宣言書”，在當時“最有價值，影響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宣導的《新民說》正如他自己所言，是“采合中西道德”，“廣羅政學理論”而提出來的，其實更為主要的是汲取西方資產階級文化而來。所以，他也在推廣此說的同時，大量引進推介西方文化，或著述，或譯載，在報刊和出版物上紛紛呈現。如：《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盧梭學案》《霍布士學案》《亞裏斯多德的政治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頡德》《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涚》《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等，乍看題目即知是系列引進西方文化，大力普及文化科學知識，提高國民的素養和素質。這些做法與《新民說》的宣導異曲同工，都是國民性革命所必須，都是開創性、開拓性的。這些作為，是梁啟超革命精神的體現，也是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開放性、包容性、共時性特質在梁啟超身上的體現。

二、 學術界革命

梁啟超在《自勵》詩中稱言：“更研哲理牗新知”是他的抱負之一，可見做學問、做學者是他的奮鬥目標。他以革命的態度進行政治活動，也同樣以革命態度做學問，進行學術界革命。其代表作是1902年寫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7萬餘言，撇開封建綱常名教思想和儒家的正統觀念，對先秦諸子學、佛學及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及長短得失作了概括論述和客觀評價，並注意到學術思想的演變與社會發展的聯繫，以及各派學術之間的相互影響，乃至中國與外國文化的交流和影響。論文將中國自黃帝時代至清光緒四千餘年學術史劃分為：“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這是卓有見地的看法。在論文中，他還論及中國學術思想“實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為孔子，南派之魁厥為老子，孔子之見排于南，猶如老子之見排於北也”，這是首見的地域文化差異的論述，是很值得注意的。這論文是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開山之作，對後來影響很大，堪稱梁啟超《自勵》詩所言的“著論為求百世師”的傳世名篇之一。無怪乎胡適在當時讀了此文，認為是給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了在《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此外，他還以《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等文章，極力推崇西方學術，特別是引進一些新的學術門類或學科，如數學、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政法學、生計學（政治經濟學）、盧梭的民約論、瓦特的汽機學、亞丹斯密的理財學、伯倫知理的國家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等。這些西方科學成果和新興學科的引進，也是學術界革命的重要方面，因為它擴大了學術領城，增進了新的學科與科學研究天地，促使落後的、封閉的中國跟上世界科學教育和研究的發展步伐。由此看來梁啟超宣導學術革命，以巨大的魄力和精力，大量引進世界先進學術成果與新興學科，真可謂有世界時代眼光的遠見卓識。這個宣導，是梁啟超具有敢為天下先和海納百川的珠江文化精神的典型體現。

三、 史學界革命

梁啟超對歷史的研究著述甚豐，影響也很大，是當時宣導“為史界開闢一新天地”的第一人。他從創辦《新民叢報》創刊號開始，即連載他的宣導史學界革命代表作《新史學》（1902年作）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史學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是學問中最博大、最切要者，與國家民族發達密切相關。但以往史學是“帝王中心論”，“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將數千年中國歷史寫成帝王“二十四姓之家譜”，無休止地進行所謂“正統”與“閏統”之爭，所謂“春秋筆法”同樣是謅媚王霸者而無關于人群之進化。他提倡的新史學，是以“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即法則、規律）為宗旨，“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無畺”。他不僅提出理論主張，而且身體力行，撰寫了多種專題史和人物傳記，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國國債史》，以及《鄭和傳》《管子傳》等等，直到最後重病期間，仍在編《辛稼軒年譜》，直到辭世。此外，尚編有《雅典小史》《斯巴達小志》《波蘭滅亡記》《朝鮮亡國史略》《越南亡國史略》等外國史。這些中外史著，每一部都對當時的中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還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一直對歷史研究法特別關注：1921年，他將在南開大學的講稿《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單行本，達十萬餘言，影響很大；1923年，他又發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1926、1927年，他又寫了一部十萬餘言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可謂對史學方法論研究孜孜不倦。他在《自序》中稱：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即是“用此方法以創造一新史”，並且認為“我國史界浩如煙浩之資料，苟無法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只覺其可厭，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可見他對歷史研究方向的重視是很有道理的，他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梁啟超的史學界革命理論和實踐，充分體現了他的開拓進取、務實致用、講求實效的精神，而這，又正是珠江文化創新性、務實性、實用性特質的典型體現。

四、 輿論界革命

中國在晚清才出現公開發行的報刊。自這種宣傳輿論載體出現之後，對其使用最長時間、頻率最高、效果最大的宣傳家，恐非梁啟超莫屬。他從23歲開始即協助康有為創辦《中外見聞》，24歲自己創辦《時務報》直到戊戌政變失敗，26歲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29歲《清議報》停刊，改辦《新民叢報》，30歲又辦《新小說報》，32歲兼辦《時報》，直到35歲改辦《政論》，38歲辦《國風報》，辛亥革命後，他40歲辦《庸言報》，直到41歲才停止辦報刊，前後達近20年之久。他辦報刊主要是為政治造輿論，為學術提供園地，為真理進行爭鳴，可以說，既是以輿論進行革命，又是進行輿論的革命。這在中國輿論史或報刊史上，都是具有劃時代的開創意義的。他還有自已的輿論理論。如：他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指出：“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去塞譯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發端經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為權輿”。又說“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潰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他還提出：“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並公開承認他辦的《時務報》是“一黨之報”，《清議報》則是“在黨報與國報之間”。這是最早的報刊具有黨派性的觀點。可見梁啟超在輿論界是一位有理論有實踐、有主張有實業的權威人物，所以在當時被譽為“輿論界之驕子”是名至實歸的。

他還帶動了輿論文體的大革命。梁啟超最早提出報刊文字要“言文合一”的主張。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無論是針貶時弊的短文，或者是洋洋灑灑的學術長論，無論是與人爭論的文章，或者是重大問題的政論，他都寫得揮灑自如，感情充沛，雄辯充實，通俗流暢，自成一體，一掃當時文壇的八股氣，開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先河。被公認為開創了一種“新文體”（又被稱為報章體、新民體），主張文章要“適用於今，通行於俗”。當時著名詩人黃遵憲稱梁啟超的文章，使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黃遵憲還指出：當時全國四五十家報刊的言論，在半年時間內，大都幫“助公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連反對者也承認他的文章有一種“魔力”，“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說自己青年時代很愛讀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的文章，“讀了又讀，直至可以背出來”。郭沫若說自己青少年時受《清議報》的影響很大，認為梁啟超“在當時確是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在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他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禮的”。鄭振鐸說：梁啟超“在文藝上，鼓動了一支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派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群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績；他的勞績未必由於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為他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可以說梁啟超的勞績，大多是通過報刊實現的”。這些名家對梁啟超的評價是中肯而權威的。從這些評價可見，梁啟超的輿論革命和文體革命，無論在當時和以後的影響都是很大而深遠的，他在這領域上的銳氣和實幹精神，也正是珠江文化競爭性、敏感性、共時性、務實性的充分體現。

五、 文學界革命

梁啟超在文學領域，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前奏的舉旗人物。他宣導的新文體，既是輿論界革命的一面旗幟，也是文學界革命的一面旗幟。他的《少年中國說》，既是學術論文，又是理嚴辭美的散文；他聲討袁世凱的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既是義正辭嚴的政論，又是情文並茂的散文；他的《歐遊心影錄》，既是邊記邊議的記者手記，又是情景交融的悠美散文。他早在1899年即提出“文界革命”的口號。這口號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宣導新文體。從文學上而言，梁啟超宣導的新文體，實際上是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結合體，是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之過渡形式。他在當時之所以還不能完全用白話文，乃在於社會的條件尚未成熟，正如他所言那樣：“我不敢說白話永遠不能應用最精良的技術，恐怕要等到國語經幾番改良蛻變以後，若專從現行通俗底下討生活，其實有點不夠”。可見他宣導的新文體似有“白活不夠文言補”的意思。這在當時來說，乃不得已的開創行為。被稱為白話文開創人的胡適曾說：嚴複用文言譯書“當時自然不能用白話，若用白話，當時自然沒有人讀了。八股的文章更不適用。所以嚴複譯書的文體，是當時不得已的辦法”。梁啟超的新文體也在於此。我們不應當否認其歷史局限下的創造功績。陳獨秀在《答適之——討論科學與人生觀》一文中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要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章行嚴即章士釗，在當時任教育總長，公開反對白話文，堅持用文言文。值得注意的是，自五四運動以後，梁啟超所寫文章全都用白話文了。可見他當時宣導新文體和接著用白話文都是與時俱進的，由此可見他宣導和實踐的文學界革命，也是珠江文化開創性、現實性、共時性的突出體現。

小說界革命，是梁啟超宣導文學革命的又一旗號。1902年他在日本撰寫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可說是這旗號的綱領。此文開篇即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他如此強調小說之功能雖有些過分，但在當時是很有革命意義的。首先是在中國封建傳統中歷來輕視小說，忽視小說的社會作用。他認為小說有“薰”、“浸”、“刺”、“提”四種力。“文家能得其一，即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聖。有此四力而用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還認為“美德英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正因如此，1902年，他在剛創辦的《新民叢報》第2號特辟《小說》專欄，長年連載新的小說作品；同年冬又創辦中國第一家《新小說》雜誌，連篇推出大量小說作品。由於梁啟超在理論上的大力鼓吹，實踐上又大力扶持小說創作和翻譯小說，使得當時文壇形成了寫小說、譯小說、讀小說、辦小說報刊的熱潮，湧現了一大批小說作品和小說作家，一改歷代輕視小說之偏見，形成了一代小說之風。正如當時的小說家吳趼人（又名我佛山人，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作者）在《月月小說發刊詞》中所言：“吾感乎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于汗萬牛、充萬棟，猶複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可見梁啟超宣導小說革命的影響之大。從此也可見梁啟超在這旗號下發揮珠江文化海洋性、開創性、大眾性特質的威力。

梁啟超還於1895年開始宣導詩界革命。這是他在北京菜市口附近住地與夏曾佑、譚嗣同聚會時提出來的。在此之前，當時著名詩人黃遵憲發表過不少有影響的新詩作，也言及他是寫新派詩，但真正成熟並形成理論，則在梁啟超于《新民叢報》連續發表《飲冰室詩話》之時。梁啟超提出：“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他還認為：“近世詩人，能鎔鑄新思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即黃遵憲）”。又說：“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當推為大家”。可見他提倡的詩界革命，是以“新意境”、“新境界”、“新語句”、“舊風格”為標準、以黃遵憲的新派詩為典範的。此外，他還極力宣導軍歌、新粵謳、能歌之詩和樂學。他在《新民叢報》特辟專欄發表黃遵憲的《軍歌二十四章》，並作出高度評價，指出“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于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從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園遠升沉所關也”。新粵謳是借用廣東地方曲藝之一粵謳的形式填寫新詞，梁啟超是廣東人，自然熟悉這種民間文藝形式，他在《新小說》特辟專欄發表署名“外江佬戲作”的新粵謳作品，並作介紹：“鄉人有自號珠海夢餘生者，熱誠愛國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頃仿粵謳格調，成‘新解心’數十章……皆絕世妙文，視子庸原作有過之無不及，實文界革命一驍將也”。當時較有影響的作品：《唔發好夢》《趁早乘機》《呆佬祝壽》《珠江月》等，看題目即知是粵語文學，是通俗化的詩，顯然，梁啟超是借此以地方民間歌謠促進詩界革命。他還認為：“詩為聲也，不為文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詩未有不歌者也”。他為黃遵憲的《出軍歌》《幼稚園上學歌》《學校歌》等能歌之詩“拍案叫絕”，稱其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這些宣導，使得當時中國詩壇增添了生機，為五四的新詩運動開了先河。從梁啟超在詩界革命中的理論與實踐上看，也可見其具有珠江文化開創性、平民性、競爭性的文化底蘊。

梁啟超在戲劇領域也進行了革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肯定了戲曲在文學上的應有地位。戲曲與小說一樣屬通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地位是低下的。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指出：“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由此，他反駁了認為宋元以降為中國文學退化的說法，認為俗語文學大發達“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他極其欣賞《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等戲曲作品，並以新觀點予以評介；他還認為戲曲這種藝術有四長：“唱歌與科白相間，甲所不能盡者以乙補之，乙所不能傳者以甲描之，可以淋漓盡致，其長一也。尋常之詩，只能寫一人之意境…曲本內容主伴可多至十數人或數十人，各盡其情，其二也。每詩自數折至數十折，每折自數調乃至數十…惟作者所欲，極自由之樂，其長三也。…曲本則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綴合諸調，別為新調，…其長四也”。這些做法和看法，從理論上總結和提高了戲曲的長處和價值，是有革命性的。其次，他以推介西方戲劇藝術，推動社會和文學發展。他說：“歐美學校，常有于休業時學生會演雜劇者。蓋戲曲為優美文學之一種，上流社會喜為之，不以為賤也”。他極力推介莎士比亞、伏爾泰等的名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自己進行戲曲劇本創作，先後寫了《刼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班定遠傳奇》，以及未完稿的《木蘭從軍傳奇》。《班定遠傳奇》是以粵劇的形式寫西漢時班超征西域的故事，這是梁啟超為日本橫濱大同學校音樂會而作的，發表時題名為“通俗精神教育新劇本”，並在“例言”中稱：“此劇主意在提倡尚武精神，而所尤重者在對外之名譽”。由此也可見梁啟超的劇作，既是為宣傳革命之戲劇，也是進行文學革命之戲劇。他在戲劇領域，推崇通俗戲曲，推介西方戲劇，尤其是進行粵劇創作，更充分地體現了他身上具有並發揚珠江文化海洋性、大眾性、實用性的潛質。

1917年初，五四新文學運動宣導人之一錢玄同在與陳獨秀信件中指出：“梁任公先生實為近來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治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證之文平等，此皆其識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及梁先生”。鄭振鐸在1929年《小說月報》20卷2號發表《梁任公先生》一文，充分肯定梁啟超的文學革命功績，稱讚他“始終是一位腳力輕健、始終能隨時代而走的”人物。這些評價，更能說明梁啟超在文學革命領域，也突出地體現了珠江文化的與時俱進的精神和特性。

梁啟超的人品風範與珠江文化

梁啟超的一生，在政治上有明顯的弱點與缺陷，在文化學術上的成就和貢獻是巨大的，是堪稱為大師和泰斗的；從其在一生政治生涯與文化學術上所體現的精神和特質上看，是堪稱為近代珠江文化的文聖的，從他的人品風範上看也是如此。

首先，從他的氣節上看，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後，一度支持袁世凱，任其司法總長，但在袁世凱企圖稱帝時，他則公開決裂，用一夜時間寫出著名的萬字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鮮明反對帝制，聲言“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在付印前，袁世凱既以威脅手段、又以20萬元賄賂求他勿發表此文，梁啟超毫不動心，斷然拒絕，並即著手策劃反袁運動，功成之後，有高位而不就，退身校園潛心學術。梁啟超這種迷途知還、不畏威脅利誘、志在正義、淡漠名利的氣節，正是珠江文化敏感性、正義性特質和精神的典型寫照。

從他的氣度上看，自戊戌政變之後，齊名的康梁，在一系列政治和學術問題上都逐步發生越來越大的分歧，開始是康有為要“當言開民智，不當言民權”，而梁啟超則是“誓以民權移舊俗”；康有為主張“尊孔保教”，而梁啟超則認與“保教非所以尊孔”；面對與自己恩師的分歧和壓力，梁啟超感慨而言：“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雖然分歧日大，但仍保持師生關係，自民國後對立更鮮明了，1917年康有為支持張勳復辟，梁啟超公開討伐，也由此公開決裂。但後來當康有為在青島家中病故時，家境蕭條，連棺材也買不起，梁啟超即電匯捐出數百元、又代另一康門弟子捐出一百元辦喪事，並在公祭儀式上宣讀祭文，對康有為的歷史作用與功績作出公正的、極高的評價。康門弟子也都稱他“古道照人，正氣猶存”，感佩他的高尚人格。

從他的風度上看，梁啟超與孫中山政見不同，所走道路有異，彼此有過合作，但相互爭論甚多，這是舉世皆知的事。但當孫中山於1925年在北平逝世時，梁啟超出人意料親往弔唁，受到在場人奚落，他也不予計較，從容施禮，衷表哀思。並於致祭後，與汪精衛入室談話時，得知孫中山彌留之際，仍以英語、粵語、普通話呼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情景時，感歎而言：“此足抵一部著作，足貽全國人民以極深的印象也”。更有意思的是，1926年，著名詩人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做證婚人，而他在婚禮上所說的卻是批評的話：“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至離婚再聚……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以這樣一番罵話證婚，引起全場震驚，成了一段文壇佳話。後來著名作家梁實秋說：“只有梁任公先生可以這樣罵他，也只有徐志摩這樣一個學生梁任公先生才肯罵，這真是別開生面的一場證婚”。後來徐志摩在給國外友人寫信時談到梁啟超，也深情地說：“在他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一個完美學者的形象，而且也知道他是唯一無愧於中國文明偉大傳統的人”。梁啟超這種明有歧異而胸懷若穀的氣度，不正是珠江文化海納百川的包容性、相容性的生動寫照麼？

從他的感情上看，梁啟超是一位重感情、講義氣的人，他赤心愛國、愛民族、愛國民，也愛家人、愛學生、愛朋友、愛家鄉。他與夫人李蕙仙雖是舊式婚姻，但患難與共，感情彌篤；第二位夫人王桂荃，又名王來喜，原是李惠仙陪嫁丫環，他也恩愛尊重。1900年，梁啟超在檀香山與一華僑女子何蕙珍結識，彼此都動過情，李蕙仙知道後欲玉成此事，他也採取“發乎於情，止乎於禮”的態度，以兄妹相待。他對所有子女都恩愛有加，精心教育而又鼓勵自主、自立，所以均成棟樑之材。他對學生和後輩均嚴愛並重，全力扶持。陳寅恪是他在維新運動時的好友陳寶箴之孫子，本是他的孫輩，但在清華園建國學研究院時，他除自己和王國維、趙元任外，還推薦陳寅恪為四大導師之一，校長以陳無學位、無論著拒請，梁則稱：“我梁某也是沒有學位的人，著作雖稱‘等身’，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扶持後輩之情，溢於言表。他的學生如梁實秋、容庚、徐中舒、王力、高亨、劉節、陸侃如、楊鴻烈、謝國楨等，多是學術上的名家，在讀書時都受其言傳身教，而且也大都經他安排兼職做事，以微薄收入資助學習，由此也可見他愛生之情。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的故鄉情結，他自“兵車上書”之後，長期活動在國外和京滬等地，少回故鄉廣東，但他的鄉情始終未斷過：僅從文學活動上看，他在宣導詩界革命時，特地推介廣東地方藝術“新粵謳”；在宣導新戲劇時，又親自創作《班定遠傳奇》等新粵劇；辛亥革命後，他自日本歸來，在京津到處發表演說，追憶為革命捐軀、與國犧牲的先烈，熱情肯定先行者的貢獻，其中在西草廠廣東公會召開的廣東同鄉歡迎會上，他也熱情肯定了廣東對中國歷史的貢獻，認為“廣東之在中國，其地恰如歐洲古代之腓尼基，中世之有南義大利市府也”，“實為傳播思想之一樞要”。這些做法和說法，不僅是他的鄉情所致，更重要的是肯定和發揮廣東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先進作用，尤其是引進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中樞作用，換句話說，也就是肯定和發揮珠江文化的先進和中樞作用。

總之，從總體上看，稱梁啟超為近代珠江文化文聖確切的，是理所當然的。

 

      2005年5月31日

 

附注：

本文的寫作，參照或引用了下列著作，恕不一一作注，謹向編著者致謝：

一、 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二、 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啟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三、 方志欽，劉斯奮編注：《梁啟超詩文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四、 連燕堂著：《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革命》，灕江出版社1991年版。

五、 張永芳著：《晚清詩界革命論》，灕江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