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我到香港有五次；四次是在香港回歸前，一次是在回歸後；從開頭一次到最後一次，時間跨度達二十年之久。的確，每次到香港都印象不同，不僅是一次比一次瞭解熟悉，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接近而熟落了，這主要表現在對香港之“風”的步步感受上。    

　　第一次是在1980年秋，深圳剛創辦經濟特區的時候。我隨著名文藝理論家蕭殷率領的廣東文藝理論批評家參觀團到深圳。當時的深圳不過是幾萬人口的小鎮，遍地黃土高坡，不見高樓，不見工廠，不見綠蔭，唯見開山機在四處開路，用鐵皮蓋的簡易工棚隨處可見，滿城沙塵滾滾，荒涼中透露出正在發展的生氣。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被破例獲准去了一趟香港的沙頭角中英街參觀。應該說這是我首次到香港地域。當我經過邊防檢查站，越過中英分界的“界碑”的時候，即似乎有一股“風”向我吹來，一時又分辨不出是什麼樣的氣味的“風”，只覺得有一種從所未有的陌生感和警戒心。這也許是因為長期受到“興無滅資”和警惕香港的“香港臭氣”侵蝕的教育造成的吧?但我很快想到這不也是中國的土地麼?在這個地方生活的大多數人不也是中國人麼?由此戒心消除了，陌生感為新鮮感所取代，開始接受和感受到了香港的現代文明：款式多種多樣的電子錶和名貴鐘錶，華麗的金銀手飾，鮮豔奪目的各種時裝和西裝，各種從未見過的外國水果，各種知名甚久的中成藥，各種久違的中外古今名著的精美版本，尤其是各式各樣的電視機、收錄機、高級音響，正在傳播各式各樣的現代音樂，播放著各種生動活潑的廣告和電視節目，整條小街都在播放著《何日君再來》等著名樂曲，……真是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目不暇接，耳不勝收，初次感受到所謂“香風臭氣”，應當是“商風熱氣”，具有不可抗拒的震撼力量。當時我內心一直搗鼓著：為什麼同是一條街，同飲一江水，生活卻如此懸殊?難道別人的繁華就是“腐朽”，而自己的貧困卻是“先進”嗎?我是多麼期望這種阿Q式的顛倒儘快顛倒過來，乃至改變這種懸殊差距。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作為廣東作家參觀團的成員到香港，這一次可真是進入了香港的腹地，作為旅遊的主要景點都到過了，有香港特點的飲食和娛樂場所都去領略了，如到海洋公園看海豚表演，到清水灣看海濱泳場，在維多麗亞港的海船上邊嘗海鮮邊欣賞海港風光，乘纜車至山頂公園俯瞰香港的“百萬燈火”夜景，在幽雅的音樂廳欣賞由外國人演奏的爵士音樂，遊覽在山上高等別墅區的貴族風光，還特地去乘了現代化的地鐵，乘專車遊覽香港島與九龍之間的海底隧道，在中環的高樓大廈雲集區商場漫步購物，在西貢海邊看海船返港，……雖然是短短的十天時間，卻使我感到從所未見的東西，有勝讀十年書，走萬里路之感受。而這些所見事物，使我感到其總體特徵，是海洋文化的產物和體現，構成了像是一股海洋之風向我撲來之勢。使我在深感大開眼界之餘，也有些少並非過去所想像的那樣“神秘莫測”或“高不可攀”。這種想法，恐怕是由於開始熟悉或初步瞭解的原因，由此而與香港的距離縮短了，從而對香港之風的接受和感受似乎順暢多了。

　　第三次到香港的時間是1993年春。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曾敏之先生，邀請北京的著名作家鄧友梅、上海著名作家王安憶、廣州則請我前往香港交流和講學，鄧友梅因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未到，唯王安憶和我去了。這次去主要是作為學者交流，是高層次的文化活動，同香港文學界、新聞界、學術界、高教界有了較多的接觸交流，結識了香港的著名學者饒宗頤、羅抗烈，著名作家曾敏之、犁青、彥火、陶然、壁華、夏捷、羅琅、梅子、周蜜蜜，臺灣詩人鄭愁予等，參觀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這些講學、交流和參觀活動，使我領受了香港的現代高級文化和精神文明，受益甚豐，讚歎不已!正在慶倖之餘，卻有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老朋友建議我去看看一些民間百姓文化活動的地方。我先是去到了著名的“黃大仙”廟，剛下公共汽車，離廟尚有百余米距離，即一股煙香之氣撲鼻，進廟之時，人流如潮，進廟中煙火彌漫，幾乎每寸土地都有人設供，比每年一度的廣州除夕花市還擁擠，滿廟人都似乎浮動在雲霧之中，真可謂“人間仙境”。據說是黃大仙之“簽”特靈，故信男信女特多。在香港現代高級文化發達之地，民族傳統的落後文化如此盛行，是我沒想到的。更令我吃驚的是，在鞏俐演出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才看到和知道的“打咒”神法(即：將詛咒的物件做成布娃的模型，寫上其生辰八字，用針插人心窩，然後每日用木槌邊敲打、邊詛咒。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陰暗最惡毒的害人文化)，卻在現代化的香港街頭(是一個馬路天橋底)當今現實生活中看到了，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難以理解的。但這卻是活生生的現實。這說明了即使是最先進最現代的地方，也有落後的陰暗角落，任何事物都有正面和負面，每個地方的文化也是如此。這次赴港感受高雅文化之風的同時，見識一點“陰風”，也未嘗不是一種開眼界、懂人世的事。也由此而對香港更熟悉了。

　　第四次是在1997年初夏，香港回歸前夕，主要是參加香港著名作家梁鳳儀新問世的小說《遠航》和同名電影的首發式。《遠航》是反映香港回歸的長篇小說，同類題材的長篇小說當時在全國內也同時出版了兩部，一部是廣東作家朱崇山的《風中燈》，一部是北京作家霍達的《補天裂》。梁鳳儀的《遠航》是香港唯一的一部大型作品，出版小說又拍電影，特別隆重，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時間出版，真可謂有歷史意義，香港文壇也為此高興。小說寫出了香港百年的歷史滄桑，也寫出梁鳳儀的特點和風度。她是香港學歷史和哲學的博士，熱愛文學，以寫財經小說著名。由此曾在港刮起一股“梁鳳儀小說”旋風，可見影響之大，她的小說所寫的主人公，多是靠自身奮鬥而獲成功的女強人。照我看來，同梁鳳儀自身的歷史和性格很相似。我同梁鳳儀女士早些年已熟悉了，當時她的財經小說剛傳入大陸，陸續出版，引起文藝理論批評界的注意，開了多次會討論她的作品，我是由此結識她的。這次見她雖然身體不錯，精神爽利，但明顯稍減了前些年的風采。我詢問她何故，她說同時寫作和做生意實在忙得不可開交，我問她如此高產是否用電腦寫作，她說本來用電腦，因為出現幾次故障使剛寫的小說稿毀掉的傷心事，不敢再用了，現全用手寫，寫得手指都起繭了。說到這裏，她伸出手指給我看，果真是這樣。她這個動作，使我頓然想到香港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他的武俠小說在中國大陸刮起了一股“武俠風”，同梁鳳儀一樣，也是個“旋風人物”。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馬文通先生告訴我，金庸本是他的前任，是一位極其勤奮的作家，他除了每天完成副刊編稿之外，還要負責為本刊和其他幾份報刊的專欄撰稿，每天寫作萬字以上，可見他的出名同他的勤奮是分不開的。我想梁鳳儀也是這樣，所接觸和熟悉的香港作家，也大都是這樣。由此，使我在親身感受香港人回歸之風的同時，又從梁鳳儀的財經小說和金庸的武俠小說感受到香港文壇特有的文風，並且從他(她)們的事業追求和寫作態度上，感受到我們內地作家所普遍欠缺的勤奮之風。這樣的感受，使我對香港之風不僅由陌生而熟悉，而且從對物質生活的羡慕進而在文化和精神上的認同和崇敬了。  

　　第五次赴港的1998年12月。這時香港回歸已一年有餘了。我是應香港中山大學校友會的邀請，去香港為參加內地高等院校自學考試的學員講學的。參加的學員來自社會各階層，有香港的公務員、企業的文員、中學教師，甚至有企業的經理、老闆。講課的地點在香港鬧市區旺角的一所中學內。每天我從灣仔乘地鐵到旺角，無論在地鐵內或在市區的街道上，我都從人們的談話聲中分辨出比回歸前有明顯變化，即不像過去那樣到處都是講粵語的聲音了，而是以講普通話為多了，從服裝和長相上看，也多是由來自內地大陸的人，幾乎同我在深圳街道之所見所聞沒有太大的區別。同時在講課的學習班上，儘管只有個別學員是來自內地的北方人，絕大多數是香港本地人，但學員們不是要我講粵語，而是主動要求我用普通話講課。個別學員在講課時因此聽得不全，他們寧可下課後詢問，也不要求我改用粵語。這種學普通話的熱情，是我過去多次到港都未遇到過的。自然，香港人主動要求讀內地大學舉辦的學習班，進修內地大學的課程，也是過去從所未有的。使我印象尤深的是有一位學員，年紀50多歲，是個企業的董事長，曾留學英國，取得工商碩土學位，身體非常肥大，幾乎等於我的兩倍份量，是一個不愁前途、沒有任何負擔牽掛的人，他說來學習的目的是因為香港回歸了，要增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他不參加考試，不要文憑，旨在學習中國文學，他每晚都同其他學員一樣，認真聽課，從不遲到早退。下課後我多次與他交談，發現他甚有文學修養，唐詩宋詞，背誦如流，連毛澤東詩詞也熟背得一字不漏，實在使我驚訝不已。由此使我直接感受到香港人在經濟富裕後的文化需求和生活力式。由此感受到香港人在回歸後從語言之風、學習之風，到文化之風的明顯變化。這些變化不是說明了香港在回歸後，不僅主權回歸，而且連人文之風也回歸了麼?

　　這五次赴港所受的香港之“風”的感受過程，既是我對香港的認識過程，恐怕也是香港在近二十年的變化過程；從中我感悟我的意識與香港的文化距離正在逐步縮小，同時看到香港與內地(或者內地與香港)的距離也正在逐步縮小。香港之“風”，還在繼續發展著、變化著，不是麼?

 

　　2000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