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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之“窗”
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一次關於深圳文化的學術研討會上,我曾提出:深圳特區的文化,可以定位為“視窗文化”(或稱“縮影文化”或“袖珍文化”)。最近參加廣東文藝批評家采風團到深圳采風,所得印象不僅是進一步印證了這個看法,而且感到其“視窗”特質更鮮明、更成熟了。
“視窗文化”的看法,是從當時新開闢的旅遊景點“錦繡中華”的啟示提出來的。因為這個景點的地方原是幾座荒山野嶺,沒有什麼經濟文化價值,但一開闢為縮影全中國許多著名古跡和風景區的遊覽公園,即大受歡迎,名震遐邇,有力促進精神文明,又有甚大經濟效益。這景點的成功起碼有兩方面的啟示:
一是以小小一隅縮影了全中國著名古跡和景觀,按一定的比例縮小,而又保留原景風貌。所以被廣東人戲稱為“小人國”。但又都使人有真實感,如親臨其景,有看頭,佈局錯落有致,曲徑通幽,景外有景,看長城,遊故宮,仰望四川大佛,神遊大同石窟,穿越雲南石林,坐進苗家山寨,登上布達拉宮,端詳乾隆的香妃墓……可謂全國美景盡收眼簾,只需一日即可走遍神州天下。這就是縮影的、袖珍的、微型的思維方式和功能,也即是以小見大、以點窺面、以少見多、以模型透視原型的“視窗”方式和文化。
二是以這種方式在特區搞旅遊景點,既很適合具有“視窗”性質的特區的需要,又是特區的“視窗”意識的凝現和體現。眾所周知,深圳特區開辦的時候,是中國人從香港、澳門窺看西方世界的“視窗”,也是港澳和外國人探望中國改革開放是真是假或程度如何的視窗。我們一班文藝批評家1980年夏天到深圳看改革開放,就是在這“視窗”首次看到香港電視的。香港彈丸之地,旅遊點不多,香港人又有旅遊習慣,而深圳毗鄰香港,對香港人來說,過境只用一天時間即可遊遍全國景點,很划算;到深圳做生意的香港人、臺灣人、外國人,忙裏偷閒,花點時間看到一般要花好幾年才能逐步看完的景點,何樂不為?即使是到深圳的中國人,在內地也不是都到過全國的著名景點,在深圳能“一攬子”遊完,不僅做生意快速,連旅遊也是“特區速度”。由此可見,這種“視窗”式的景點是很適合“視窗”式的深圳特區需要的;也是在這樣“視窗”式的地方的人才會想到或決定以這種方式來開闢景點的,所以這也是深圳的“視窗”意識的凝現和體現。
正因為有這兩方面的“視窗”性,所以自“錦繡中華”之後,又連續開闢的“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景觀,均深受歡迎,影響甚大,遊客不斷,至今不衰。耐人尋味的是,在一些非特區城市試圖仿此方式搞景觀(如廣州的“世界大觀”)則不能獲此效應,顯然有地方不同、文化有異的緣故。
最近到深圳采風,才在《深圳特區報》報社大樓初次看到江澤民總書記1992年5月20日為該報書寫的題詞:“改革開放的視窗”。這題詞鮮明地指出了深圳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視窗”特質,並將這特質指引和推向更高更深更廣的層次。顯然,今天的深圳之窗,已經不僅是幾個縮影式的旅遊景點,也不僅是改革開放的試驗性的視窗,而是步入了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視窗,是在進入小康之後如何進一步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視窗。當然,這個發展變化,是有一段過程的。這過程,既在近20年《深圳特區報》的歷年報導中反映出來,也從這個報社的社址和工作方式的發展變化歷程的“視窗”看出來:同行的評論家有的曾經到過報社剛開辦時編報的鐵皮屋子,有的在80年代末住過當時剛建好的5層辦公樓,現在則登上了47層高的全國報業首屈一指的報社大廈,在頂層鳥瞰,只見寬敞垂直的高速公路,向四面八方延伸,縱橫交錯,車水馬龍;高樓大廈林立,樣式特別的新型建築成群成片,鱗次櫛比,跌宕多姿,綠樹草蔭整齊地點綴于海濱和條條馬路兩邊,一派現代化的美麗城市風光,同20年前只有幾萬人口的邊境貧困小鎮已是天壤之別。從特區報社的發展變化歷程和飛速壯觀,已可管窺深圳特區的發展變化和飛速壯觀,其“視窗”特質,也即從中自現了。
使我印象尤深的,是深圳龍崗區布吉鎮的兩個小村,一是南嶺村,一是阪田村。這兩個小村,既像是近年騰飛較快的龍崗巨龍的兩隻眼睛,閃閃發亮,生機勃勃;又像是體現深圳農村發展和前景的兩個“視窗”,更是體現深圳“視窗文化”的“視窗”。因為這兩個村現在是深圳農村正在進入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代表,是進度較快、成績比較顯著的單位,南嶺村曾被評為“全國模範村民委員會”,阪田村被農業部評為“全國文明鄉鎮企業”,都是“國家級”的先進單位,也即是說,是兩個具有“全國水準”或“全國意義”的深圳之“窗”。
南嶺村原有176戶,786人,土地面積55平方公里,一直十分貧困落後,改革開放辦特區,才使他們逐步好起來,90年代後飛速發展,1996年,全鎮集體經濟總收入4000萬元,純收入1900萬元,村固定集體資產64億元,全村每戶農民積蓄起碼是100萬元以上。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南嶺村較好地解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係問題,尤其是農民富裕起來後如何進一步克服農民意識和提高自身與整村的素質問題。現在全村沒有“黃賭毒”現象,無一人有犯罪紀錄,98%的家庭被評為“文明戶”,育齡夫婦無一人違反計劃生育;全村開展了“神台變書櫃”活動,每戶藏書超過200冊,平時舉辦多學科多層次的各種學習班,學習成績和受教育程度同年終分配掛鈎,凡成績不及格或未達初中畢業者不能參加年終分配。1992年以來已有52名村民考上大學,全村已有10%村民達到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可見在致富過程中不可忽視精神文明,在達“小康”後必須注重提高人的素質,是南嶺這個“視窗”特別引人注目之處。
阪田村這“窗口”則另有一番風景。1987年以前,全村面積 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00人,人均收入僅100元。改革開放10年時間,已基本實現了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目前全村集體總資產已達12億元。1983年6月,率先實行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將阪田經濟發展公司改制為阪田股份公司,形成全村入股,村民是股東,共擔風險,共用分紅的股份合作制,並正籌組阪田股票,等待上市,實現了農村組織向城市經濟組織的過渡。10年來,阪田大多引進來自香港、臺灣、日本、韓國的現代科技企業,引進資金41億元;並與國內外大集團、高科技公司合作,形成大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發展的氣候,目前在阪田投資1億元以上的公司已有4家。其中的華為生產中心,是由幾位年輕的中國博土創辦的高科技公司,只幾年時間即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朱鎔基總理到該中心參觀時大加讚賞,以高科技發家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到香港,特訪深圳幾個小時,主要是沖華為來的。目前華為在阪田首期投資4億元, 1999年年產值將達200億元。阪田的這番風景,是我們看到被鄧小平稱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看到農村經濟體制和生產力方式發展的新模式和高科技發展的新模式及高科技發展的前景。
這些和許多我尚未看到或寫到的深圳之“窗”,不僅證明了深圳是“視窗文化”,而且有力地證明了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光輝歷程和無限發展前景之“窗”。最近,在深圳“世界之窗”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產生的轟動效應,起到巨大的“視窗”作用,更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
1999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