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發來約稿信，約我寫自己在改革開放中的命運變化。由此促使我回顧這三十年曆程，頓時即有剛結束的奥運會“跨欄”比賽境頭映現眼簾：運動員在急速跑步中，勇猛地跨過一個又一個的高欄前進，而我們國家和我們自己，在改革開放中解决一個又一個難題而前進的情景，不也好似“跨欄”比賽中跨過一個又一個高欄前進那樣麽？

　　本世紀初，當我先後自美國和臺灣講學歸來，在接受香港《中國評論》記者韋民先生采訪的時候，曾引用宋代詩人楊萬裏兩句詩：“飛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以形容自己在學術上“自找苦吃”的苦辣酸甜。現在想來，這體會也正是“跨欄”跑步的情景：一山放出又一山，也如跨過一欄又一欄。我在這三十年中的命運變化，正就是在這樣不停地“出山”和“跨欄”中形成的。

　　1978年，我們國家開始改革開放，我自己也隨之進行了首次“跨欄”。因爲這年黨的三中全會吹響改革開放號角，我也於當年年底從廣東作家協會的《作品》編輯崗位，應邀回到母校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這是從近20年的（自1959年大學畢業後，我即任《羊城晚報》副刊編輯並從事文藝批評寫作）“爬格子”（編輯寫作均用印有格子的稿紙，故有此戲稱）到“上講壇”（做教師）的“跨欄”。在大學教書不同於當編輯和寫文章，要有口才、能講課，還要能研究、出成果。這就要有一個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可以説是一次轉行性的“跨欄”。但我的本意是以這次轉行，探求一條將學術研究與現實批評結合一體的文藝理論批評道路，即既不是脱離實際的純學術、也不是只實際而欠學術的文藝批評。這是在改革開放的春風沐浴下萌生的“壯志”。由此而促使我在80年代初，根據“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新的文藝創作實踐，大膽地提出被外國稱爲“新學派代表之一”的“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理論觀點，因而在文藝理論批評上，也是開始了從一般作家作品評論，進入理論概括高度的的學術“跨欄”。

　　80年代中期，也許是改革開放進程有點曲折的原因，在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我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被列入批判對象之一，並被置我於不能參加文藝批評活動和不能發表文章的“冷藏”境地之中，這就迫使我投入了從“走熱門”（即對現實熱點的批評）到“坐冷板凳”（即無人問津的做學問）的“跨欄”。這個轉折開始雖有苦惱，但不久即發現别有境界，收穫甚豐。因爲這場無理批判，迫使我對中外古今的創作方法理論與實踐進行全面研究，埋頭四年，寫出了兩部共達70萬字的《創作方法史》和《創作方法論》，被學術界稱爲我國“首部創作方法系統理論專著”。這也就意味着，這次“跨欄”，同時也在文藝理論批評上，實現了從直面批評到深層研究、從淺表理論到系統理論的“雙跨欄”。

　　90年代初，我們國家與世界同步，進入了文化時代。最早從文藝領域進入的“文化熱”，迅速遍及各界各地，以至進入政府的决策層面。在這背景下，我被聘任爲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並擔任省參事室文化組長，主要職責是爲政府的文化策劃與决策提供諮詢。這個職責，促使我又要進行三層“跨欄”：因爲參政議政必須調查研究，這就必須跨出書齋、深入實際；要提供文化諮詢就必須研究文化，也就必須使自己的學識從文藝領域跨入文化領域；尤其是在深入實際和出謀劃策中，對古今文化日有新的發現，並隨之爲其作出研究開發策劃，對實際大有裨益，如：在南雄發現珠璣巷是中原人南遷中轉地，在封開發現嶺南文化發祥地，在徐聞發現中國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在懷集發現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等，都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又産生了重大的實用效果。由此才理解到著名學者樑啓超對什麽是學術的解釋含義：“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我想，學以致用，才是最重要的學術“跨欄”。

　　從這次“跨欄”開始，我既從文化學研究的需要，又從政府文化决策的需要，對珠江文化進行了多學科交叉的立體研究開發。這是因爲這項工程需要文化學、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海洋學、文藝學等多學科學者的共同參與，而在省政府參事和文史館館員中又有不少這些多學科人才，這就搆成了進行跨學科研究開發的條件。2000年，在省參事室（文史館）黨組的支持下，由我牽頭組成了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是省一級跨學科學術團體，以進行這項工程。由此，促使我又進行新的“跨欄”，即：從個體研究跨入團隊研究、從單學科研究進入跨學科研究。例如，我們在陽江爲南海Ⅰ號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在雲浮發現南江文化帶，在江門蓬江區發現“後珠璣巷”，在肇慶論析古村文化，在韶關發現古道文化，在珠海發現海洋文化，以及開拓動漫文化、監獄文化、科技文化等，都是以多學科共組團隊的方式去研究開發出來的。在著述上，從《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文化觀照》、《文化與文學》，到綜合文學、哲學、美學於一體的《文藝辯證學》等拙著的先後出版，也體現了從文學到文化、又到多學科交叉的“跨欄”脚步。

　　本世紀九十年代，廣東省委先後發出建設文化大省、及以珠江流域發展泛珠三角（9+2）區域合作的號召，使我省的經濟文化建設邁入新的里程，我牽頭的珠江文化工程也進行了新的“跨欄”，即：從零散的發現研究，跨入系列的、系統的、體系的開發研究。如：在江河文化上，進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東江文化研究；在民係文化上，進行廣府、客家、福佬（潮汕）文化研究；在文化系統上，與黄河文化始祖黄帝、哲聖孔子，長江文化始祖炎帝、哲聖老子相對應，發現了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哲聖惠能的系統；在著作上，從《珠江文化論》到《珠江文化係論》，以及總主編的《珠江文化叢書》（已出版30部），搆成自身學術系列；其中的《十家文譚》，以多學科視野確立珠江文化的學術體系；現正在編著中的大型學術專著《中國珠江文化史》，更標誌着正在進行更大的“跨欄”。

　　總之，“跨欄”三十年，雖然命運多舛，疲於奔命，但却是我人生路上最有意義的三十年，而且活得實在，苦中有甜，不亦樂乎？！

　　               （2008年中秋節於廣州康樂園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