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海洋文化在廣東的調研報告

　　【提要】本文將海洋文化在廣東的古今歷史，分爲：海生明月、海上敦煌、海洋文明、現代海洋文化等四個時期；前三時期爲“前世”，第四時期爲“今生”，即改革開放新時期。在這時期的三十年中，有三次現代海洋文化浪潮，就是：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特區浪潮，本世紀開始的珠三角與泛珠三角浪潮，以及當今剛拉開序幕的以世界眼光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海洋大省浪潮。文中提出：以建設世界海洋文化大省、確立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申辦2012年世界海洋博覽會等戰略，再創廣東海洋文化的新輝煌。

　　　　　

　　當今，我省正在掀起的新一輪思想大解放帶動新一輪大發展、以世界眼光落實科學發展觀和珠三角生産“雙轉移”熱潮。我認爲這熱潮，實質上是世界海洋文化在中國社會主義新時期剛剛掀起的第三次浪潮的序幕；它既是海洋文化在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界碑和新的啓步，又是海洋文化在廣東數千年曆史的承傳和再度輝煌。觀今宜鑒古，温故而知新。在拉開新序幕的時候，查看一下當今熱潮的來龍去脈，認清其“前世今生”的源遠流長，從根本上認識其精神實質和發展走向，是有助於當今熱潮的深化和持續發展的，故作調研報告如下。

　　一、 “今生”——新肘期三十年的三次海洋文化浪潮

　　稱新時期爲“今生”，是因爲從1978年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一切都有了新的發端。而且，這發端一直持續發展，迄今僅30年，即持續不斷地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並呈現出方興未艾、前景無限的發展勢頭。

　　從現代文化學的眼光看來，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實質上是世界海洋文化浪潮接連掀起的歷程。在這期間，可以説一直風生水起，波瀾不斷，而具有跨越龍門性質的大浪潮，則只有三次：

　　第一次，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90年代中期的浪潮。這次大浪潮的主要標誌，是創辦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城市。選擇深圳、珠海、汕頭和海南等沿海城市爲對外開放經濟特區，這策略本身即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意識和内涵。因爲這些域市在南海之濱，自古是廣東以至中國對外交往的橋頭堡，且毗鄰港澳，與海外交往便捷。這浪潮啓端是從“三來一補”、“借鷄下蛋”，到承包或獨資經營等方式，大量引進港澳和海外投資，引進外資的經營和管理模式，尤其是在體制上肯定和采取了市場經濟爲道向的觀念和做法，對於原有的計劃經濟觀念和制度，産生了巨大的衝擊波。這些觀念和做法，就是引入海洋經濟而發生的，同時也即是海洋文化所産生的成果。

　　何以這樣説呢？因爲海洋文化，是指人類從受海洋影響而形成的受制海洋而又利用海洋的觀念意識，及其相應的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具體地説，就是沿海的人群由於承受海洋的廣闊、寬宏、運動、潮汐、風暴、狂飈、風險、深厚、神秘、豐富、靈變、流通等特性，而衍生的人文特性與精神，以及由此而體現在人的思維活動和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而産生的行爲準則及方式。從改革開放初期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效果上來看，“敢爲天下先”，“殺出一條血路來”和“摸着石頭過河”的思想，正就是海洋文化意識和精神的典型體現；引入外資和市場經濟，則可謂在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上，接受了海洋經濟同時也即是海洋文化的實質與行爲。而在文化上提出“排污不排外”的口號，以及直接從西方搬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名言作爲“特區精神”，更是海洋文化在廣東的原質原版。

　　第二次，是本世紀初開始的浪潮。這次浪潮的主要標誌，是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的崛起和泛珠三角合作區域的形成。這次浪潮，意味着世界海洋經濟與文化在特區登陸之後，從珠江口進一步擴展，在珠三角形成了新的海洋經濟城市群，同時也即是海洋文化城市群。接着又在中央提出建設三個沿海經濟圈（即：黄河三角洲即環渤海灣經濟圈、長江三角州經濟圈、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的背景下，從珠三角發展爲粤港澳構建的“大珠三角”，進而擴展爲“泛珠三角”（包括珠江流域及周邊地區，即：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四川，以及香港、澳門，即9+2）。這次浪潮，顯然標誌着海洋經濟和海洋文化，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延伸内陸以至全國，同時又標誌着海洋文化與中國傳統的江河文化、山地文化，開始了從對撞到結合之勢。因爲泛珠三角合作區域的搆成，本身就體現了從江海一體到山海相通的結合，而以中國三條主幹大河的出海三角洲而建設經濟圈的戰略舉措，顯然是既有這種文化結合的内涵，又具有以出海口引入海洋文化，潤化三江流域，並向全國輻射的意義。

　　從現代文化學的意義上説，這次浪潮的特點在於：以當今世界的大文化理念和自覺的文化意識，衝擊和取代沉積多年的狹隘地域觀念和淺小的文化觀念；並以水域文化爲紐帶，引入並擴展海洋經濟與文化的綜合力和自主創新力，强化區域的交流與合作；自覺的文化意識指道决策，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和諧廣東等口號，也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理念的新體現和再創造。

　　第三次，是於今年剛掀起的浪潮。這次浪潮的主要標誌是：用新一輪思想大解放帶動新一輪大發展，以世界眼光實踐科學發展觀。這個浪潮，當今正處在拉開序幕的階段，但其具有世界海洋文化性質也初顯端倪了。首先表現在：今年三月，在京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汪洋書記到國家海洋局考察，即表示：“廣東是海洋大省，海岸綫比較長，經濟相對比較發達。廣東一定認真落實好國家海洋局對廣東海洋工作的要求，努力争當全國海洋工作和海洋經濟工作的排頭兵，在全國帶個好頭”。（見2008年3月14日《中國海洋報》）這個表態，顯然是出自世界海洋文化意識的真知灼見，尤其重要的是：首次爲“廣東是海洋大省”作出了明確的定位。在經濟戰略上，最典型的是現在剛開始進行的珠江三角洲生産“雙轉移”（工業生産設備和勞動力）的重大舉措。其具體做法是：讓珠三角地區的工業生産企業向廣東内地和山區轉移。這樣做，一方面是使珠三角發達地區騰出空間，以便引進當今世界最先進的高科技企業，另方面是使欠發達地區有了新的企業引進，使全省形成梯形式的發展格局和生産轉型。這舉措的核心，是以世界高科技企業的引進和更新爲紅綫，串連珠三角與内地的互動關係，使經濟既突出重點而又帶動弱點的梯形增長。從文化眼光看來，這舉措是要使最得益海洋文化的珠三角，在向内地轉移雖然稍舊但未過時的企業之後，既以此而將海洋文化延伸内陸，同時又及時地引入世界最新海洋經濟、科技、文化，這就使得我省能在戰略和實體上，始終保持着世界的領先和領潮地位。顯然，這舉措是世界海洋文化在我省層層深化的杰作。同時，在經濟建設指道思想上，强調以人爲本和文化决策意識，引進西方最新的“文化軟實力”理念，結合科技是“第一生産力”的思想，推動全局；在文化上，着力倡道當今世界最先進的創意産業和企業，也都是世界海洋文化最新成果和新潮的引進與同步。

　　總體而言，新時期這三次浪潮的發展態勢，是層層迭進、一浪高過一浪的，是世界海洋文化步步深入、而又是我省對其步步消化並步步再生創造的過程。如果要爲這三次浪潮取名的話，我看可以依次稱之爲：特區浪潮、泛珠三角浪潮，以及現在正值的海洋大省浪潮。

　　二、“前世”——海洋文化在廣東數千年曆史的三個時期

　　汪洋書記爲廣東定位爲“海洋大省”，既有地理和自然資源的依據，還有歷史文化的依據。從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由多學科（包括：文化學、人類學、考古學、地理學、歷史學、民俗學、語言學、文學等）的專家團隊近二十年的研究，依據歷史文獻和文化遺存的考察，以及在編寫《中國珠江文化史》過程中的覈理，可以將海洋文化在廣東數千年的歷史，劃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百越族時期，或稱自然生態時期，亦稱“海上明月”時期。

　　在秦始皇統一南粤之前，廣東是百越族生息之地。《漢書·地理志》稱：“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粤雜處，多有種姓”。現已證實，百越族是中國南方沿海一帶栖居的海上民族。在廣東的稱南越。有史料稱：越人“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又稱：越人“識水，善舟”，“食海中魚”，“不畏風雨禽獸”。人多紋身，刺龍圖樣，以求在水中爲其護佑。居住的是杆欄式屋，離地有空層，以防蛇蟲襲蝕。前些年在珠海市沙丘先秦時代遺址，發現有房址、墓葬、製造石器陶器的遺存，尤其是古越人捕魚的石錨、寶鏡灣上的岩畫，以及在香港、深圳等地的考古發現等等，均説明珠江三角洲在新石器時代有一個自成系統的文化區，並可能是連通東南亞和太平洋的南島語系族群。此外，在西江河畔高要市金利鎮茅崗村，尚存有水上結構建築遺址，在發現的文物中，除陶、木、竹器和人獸遺骸之外，還發現一批漁獵工具和一條由貝、蚌、蚝堆積層墻，現已證實是3000年前先秦時期水上居民遺址，是廣東近江河最大一處水上木結構建築遺址。由此可見，從南海邊到内江河都是古越人的栖生地，百越族時期的廣東先民尚處在以海爲生的狀態中，海是他們生存的條件和希望，所以，是自然生態時期，是海洋文化在廣東的萌生期，亦可稱之爲“海生明月”時期。

　　第二，古代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時期，亦稱“海上敦煌”時期。

　　秦始皇統南粤後，廣東進入了古代時期。在廣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瑪瑙、翡翠等海外珍寶，説明在秦代的廣東已有與海外國家的貿易和交往。而我們從《漢書·地理志》中，查找到漢武帝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黄門驛長由徐聞、合浦從海上赴日南（今越南）等地的記載，並多次到現場考察，並經學術論证，確實徐聞是西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定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提前1300多年。從而確定海上絲綢之路與以西安爲標誌的陸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時間大致相同，并且由此找到了海洋文化在廣東最早的史書記載和歷史遺址，因爲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從海上交通與海外各國的通商和文化交流之路，也即是海洋文化的重要體現和標誌，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包括歷來所指的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以及最近新增加的絲綢、青銅、瓷器）都是由此途徑傳播世界的。我們還在南海從東到西的重要港口（包括：饒平、潮州、澄海、汕頭、汕尾、惠州、深圳、廣州、香港、澳門、珠海、臺山、陽江、電白、湛江、遂溪、雷州、徐聞、北海、合浦、欽州、防城等），查到從漢代至清代的歷代海上絲綢之路古港，而且發現這些古港在歷史上往往是此盛彼衰的，又因此而搆成了一部較完整的近三千年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從而證實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最早、年代最齊、港口最多、綫路最長的古代海洋文化大省。尤其是在陽江發現的南海Ⅰ號宋代沉船，經國家文物局專家確定，是迄今海上考古發現文物中，年代最早、保持最完整、數量最多、價值最高的“五最”文物，初步估計船上擁有文物5至8萬件，比擁有5萬件文物的、作爲陸上絲綢之路標誌的甘肅敦煌還多，由此我們於2003年前往考察時，爲其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從上可見，廣東自秦漢以降的海洋文化遺存是極其悠久、豐富、全面、珍貴的，所體現的廣東古代海洋文化是極其輝煌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在這時尤爲輝煌，所以稱這時期爲海上絲綢之路時期；南海Ⅰ號更是其輝煌之最，所以，也可以其文化定位爲這時期的廣東海洋文化的代號，稱爲“海上敦煌”時期。

　　第三，近代時期，是東西學互漸時期，亦稱“海洋文明”時期。

　　中國著名文化大師季羡林教授説：“在中國五千年曆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門”。季教授所指的“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即是以意大利人利瑪竇爲代表西方傳教士從澳門進入廣東，並逐步在全中國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從而掀起了後來被中國首位留美博士容閎（珠海人）稱之爲“西學東漸”文化熱潮；又由於這些傳教士同時也向西方傳播中國和東方文化，也在西方世界掀起了“東學（或中學）西漸”熱潮；從而對應地並稱爲“東西學互漸”文化熱潮。這個熱潮，從16世紀至19世紀，持續三百多年之久。這時期，西方海洋文化從澳門進入肇慶，沿西江傳遍廣東，再北上内地、遍及大陸，而中國文化也從廣東傳入西方，是中西方文化大交流時期。在這個時期，利瑪竇等傳教士在廣東傳進了第一張世界地圖、第一座自鳴鐘、第一部漢法詞典，引進了西方數學、天文學、歷學、醫藥學、物理學、水利學等等，從而在廣東涌現了許多在全國領先的文化，如教堂、西醫院、圖書館、報紙等的“第一”家都是在廣東出現的。尤其是以容閎爲代表的清末“放眼看世界”的有識之士，倡道並督辦向西方派兒童留學生等活動，更使西方海洋文明大量傳入，使廣東成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頭堡。所以，這個近代時期，是東西學互漸時期，亦可稱“海洋文明”時期。

　　從上可見，海洋文化在廣東的“前世”是源遠流長、持續不斷、步步輝煌的。我們既然將“前世”的數千年曆史分爲三個時期，那麽，“今生”的新時期，也即可順序列之，稱其爲第四時期，即現代時期，亦可稱爲“現代海洋文化”時期。“前世”三個時期與“今生”現代海洋文化時期的最大區别，就是：對於海洋文化，前者是自發性的，後者則是逐步自覺的；新時期三個浪潮的迭進，則是從自發逐步轉化爲自覺的過程。我們當今正處在第三個浪潮的啓端，應當更自覺地去完成這個過程，在過去自發輝煌的基礎上，再創造自覺性的新輝煌。

　　三、 如何再創新的輝煌？

　　21世紀是世界海洋世紀。廣東在地理上是海洋大省，在歷史上又具有如此輝煌的海洋文化“前世今生”，完全有條件而有必要在這個世紀的若干年（近期目標可訂5年），更創造出世界海洋文化的新輝煌。由此，我提出下列建議供參考。

　　（一） 按汪洋書記作出的“廣東是海洋文化大省”定位，提出“建設世界海洋文化大省”的口號，並在這總口號下，以世界海洋文化的理念，對各行各業的發展，作出戰略性的部署，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海洋科技、海洋工業、海洋交通、海洋勘探、海洋開發、海洋漁業、海洋造船等等，使全省各項工作都有海洋文化意識和色彩，都有“海涵”和“海味”；在文化教育事業中，更應重點發展直接體現海洋文化的事業和教育，倡道“世界海洋精神”，打響“世界海洋文化”品牌，實現全省現代海洋文化化。

　　（二）  利用歷史和現實海洋文化遺存和條件，大力發展海洋博覽業和旅遊業。如：在陽江市，可利用南海Ⅰ號、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和海陵島資源，建設世界性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博覽中心和海上童趣樂園；在珠海市，可利用其原始海洋文化遺存豐富，和作爲“中國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的文化品牌（包括許多“第一”），以及現代海洋科技與教育優勢，建設爲世界性的、没有圍墻的古今海洋文化博覽園；在深圳市，利用現有的高科技博覽會和文化博覽會，使全市發展爲世界性的最新海洋科技和文化成就的博覽中心和信息中心；在廣州市，利用其是世界唯一的三千年不凍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和南方文化中心的優勢，建設爲世界性的海洋文化博覽中心、並是世界海洋文化學術研究和交流中心。

　　（三） 大力扶持和開展海洋文化研究，尤其是着力研究中西方海洋文化的异同，建立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論和學術體系。因爲自十九世紀以來，以黑格爾爲代表的西方學者，總認爲海洋文化是西方的專利，説中國雖有海洋，但海洋“没有影響於他們的文化”，中國“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賦予的文明”。（見黑格爾著《歷史哲學》）。顯然，這説法既有對中國文化欠缺瞭解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海洋文化的觀念不同和性質不同（如：哥倫布海洋冒險發現新大陸是侵佔，鄭和下西洋則是與友邦和善；帝國主義從海上交通向中國輸入鴉片毒害人民，中國人則是以海上絲綢之路向西方運去絲綢、陶瓷、茶葉等特産與文明）。所以，必須以深入的研究，拿出有説服力的科學成果，分清不同文化觀的性質，廓清不當理論的消極影響，並在世界上確立中國海洋文化應有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我省作爲海洋大省，應當爲此作出貢獻。由此，我省應當設立海洋文化的學術研究機構，組織學術力量進行研究，將海洋文化研究列入重點項目，撥出專項經費，出版系列著作，包括組織編寫廣東、以至全國的海洋文化史。還應當在適當的時候，舉辦全國性或世界性的海洋文化學術論壇。

　　（四） 争取申辦2012年世界海洋（經濟、科技、文化）博覽會。現在北京舉辦的二十九届奥運會，舉世歡騰，影響極大；將於2010年在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也已舉世囑目，届時必將取得重大世界影響。顯然，舉辦世界性的活動，對於提高我國人民和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提高我國的生産力和文化軟實力，以及加强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都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作爲當今中國經濟排頭兵的廣東，也當在北京、上海先後舉辦兩次世界盛典之後，以海洋博覽會爲目標，争辦第三次世界盛典，是有理由、有條件、有必要的。因爲以海洋爲主題辦盛典，既是我省的優勢，對於我省建設海洋大省和世界海洋文化大省，也是很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具體目標，勢必會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和檢驗作用。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運會開幕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