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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序:泪水伴我寫哀章



  1998年7月17日凌晨一時許,我的丈夫王一夫(我愛叫他二哥)很平静地死去了。他側身躺着,臉朝着南墻的一角,右手平伸在枕旁,左手扶着床邊,面壁而亡。他雙目緊閉,没有一滴清泪。由於牙齒稀疏,本已失去稜角的嘴也緊緊閉着。因爲他在之前曾經出汗,我用濕毛巾給他擦過兩次身子。他没有蠕動,没有呻吟,没有話别,就這樣静静地、安詳地舍我而去。

  他走啦!他帶走的是他腦海中的知識寶庫(這是中國和日本瞭解他的人公認的),還有一個50年都在滴着鮮血的心靈(這也可以説是他的隱私)。作爲妻子的我,在他生前,我對他的瞭解是很膚淺的,正因爲這樣,在我們生活當中發生口角時,我有時還在他滴血的心靈上扎上一針,或捅上一刀,對於過去的這些,我現在後悔、愧疚、痛哭流涕,都没有用了。我每天都在想,現在對他能有用的是什麽呢?我怎樣才能慰借他的在天之靈呢?

  我的腦中浮現出了一種虚幻:二哥,我要替你伸冤,我要爲你鳴不平,我要爲你呐喊!我要用我笨拙的筆,寫出你一生的正直、善良、向上和才華出衆。這樣一個人,怎麽會犯罪?怎麽會是罪犯?而且還是個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重犯,罪名竟是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呢?

  15年的獄中生活,二哥好不容易挨過來了,刑滿釋放後去北大荒“務農”,又是15年。按政策,刑滿釋放犯如果家在城市的也不準回家、不準自謀職業,而是流放到黑龍江省的北大荒“務農”。二哥用年輕的生命、瘦弱的身軀、堅强的意志承受過來了。等到獲得自由時,他已經是白發稀疏、秃頭的老年人了。

  二哥有時還自認僥幸地説:判死緩表現好的,可改判25年,再改20年,他跳過這兩段,一改就是15年。這是因爲什麽呢?一,五十年代,他出席了省勞改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二,在未判刑之前,他被押在了北京市公安局二處,這是個保密地方,不許通信,不許探監,在這兒,他被關押了兩年。在這期間,他爲當時的掌權者做了大量的筆譯工作。如日文的破案工具書——指紋學、警犬學等等。又爲一位當官的子弟翻譯了俄文版的《金星英雄》,這本書在五十年代很暢銷。他譯完了之後是誰冒名頂替當了譯者?他就不知道了,因爲他没資格問,也没資格看。在他做筆譯工作時所受的優待是,他自己單獨一個房間,飯、菜、開水供應充足。再就是因爲需要買字典和文具用品,讓他去了兩次街。爲了某種原因,看押他的人没有穿警服,而是穿着便衣。

  《金星英雄》的俄文版“譯者”,肯定享受了金錢和榮譽。可誰又能料想到此書的真正譯者却是一個受了天大的冤枉、時年才二十三、四歲的階下囚呢?由此我想起了京劇《蘇三起解》解差説的話:“你説你公道,我説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幾十年來,二哥、我、兒子大群——我們一家三口人,以實際行動證實了,我們是正直、善良而有毅力的人。我們是長年生活在逆境中而不屈服逆境的人,這是所有瞭解我們的人公認的。

  我們雖然身陷泥濘沼澤,頭頂疾風暴雨,手抓荆棘,雙足拖泥,但仍挣扎着從沼澤中拔出我們沉重的雙腿,行進着、行進着,這艱難而漫長的旅途啊,消耗了我們兩人的大半生。一直到死,二哥在中山大學這座南方的高等學府連續執教了15年,從1982年9月1日至1997年7月。但我倆仍然是廣州市的黑人黑户。如無校方的“情况介紹信”,火葬場都不收留他的屍體。他能“安息”嗎?我們的一生是驚心動魄的一生。爲此,我還不能自殺,我要寫出來,讓人們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怎麽度過的幾十年人生之路。

  且讓我從兒時開始寫起吧。

  

  雷立勤                    

  2006年8月於廣州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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