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後倍凄凉

　　1998年7月18日晨七時，二哥死後第二天，兒子大群從日本打回電話説，入境管理局周六、周日、周一連休三天，他周二去辦簽证，要在周四（23日）上午到家。如此，兒子是趕不上送葬了。送葬的人除了我之外，一位是二哥的學生張連順，一位是住榮光堂時的鄰居劉雅琴，一位是現在的鄰居郭趁英。整個的送葬隊伍是三女一男。

　　九時許工作人員把二哥從太平間裏推了出來，説他的衣服穿得不合格，應該再重穿。（襯衫的一只袖子穿不上，是剪下來後套上又縫了幾大針）。我很感激小劉，是她提醒我説：你多拿點平時王老師喜歡的衣服，燒後就是給他帶走了。聽她這麽説，我就滿滿裝了兩個大膠袋的衣服，帶來了他到廣州後定做的一身混紡灰色中山裝，它已經很舊了，我洗了好幾次，袖口裏面磨破的地方我曾給换過約兩寸寬的新布。這是他到廣州，不！這是他這一生最好的一套衣服了。他很喜歡它，我也常戲謔地説：一年四季，你只有夏季出門才不穿它。

　　殯儀館的專職工作人員給死者穿衣服是有技巧的，他們先把上身抬起，然後一人給穿一只袖子，穿上後把二哥一放，我只聽咣當一聲，我心疼地一顫，很自然地縱前一步，要看看他的頭碰得怎樣了？却被工作人員攔住……

　　二哥頭戴藍色毛料帽，身着灰色中山裝、白色帶淺褐色細條紋襯衫、淡緑色襪、黑布便鞋。由於整容，二哥面部比生前豐滿了、紅潤了，雖然口眼緊閉，却似乎是露出了淺淺的微笑，如同穿戴整齊，正要動身去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時才有的表情。

　　親愛的二哥，你是爲了自身得到解脱而欣慰？還是爲了安慰你的小妹妹？在你死前幾天你還説過：你永遠是我的小妹妹。五十餘年來，你都是以此種心態，來寬恕我對你的負罪吧。

　　小劉很有心，她去買了兩大束鮮花（一束是替我買的），接着小張也去買了一束。小劉又去買了四條黑紗，點綴了一下悲凉的、没有任何形式的葬禮。

　　在進入火化爐前，我泪眼模糊地看着二哥，他留給我的最後印象是儀表堂堂。

　　我聽見小劉説了一句：王老師，你走好啊。

　　時近中午我到家了，到家之後除了哭之外我又做了什麽呢？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只記得我在校園裏來來回回地走，我再次走到家時是晚上10點15分。

　　兒子回來不回來呀？這是見着我的人必問的一句話。如果父母死了，兒子都不回來，那這個兒子真是“大逆不道”了。

　　7月23日星期四上午，兒子回來了。這在中國的詞彚上叫“奔喪”。所謂的喪事，我已經極其簡單地料理完了。兒子奔的又是什麽呢？只是看看他孤寡的老母罷了。

　　我告訴兒子，我没留他父親的骨灰，我不想與他合葬。因爲我倆漂泊了一輩子，至死還是黑人黑户，也没有穩定的家，至死也没挣够買墳地的錢（廣東公家仍賣墳地）。我死之後，把我的骨灰投在江、河、湖、海里都可以，只要是乾净的活水地方就可以。

　　我也像其他老嫗給孩子們説神話故事似的和兒子説：我小時候聽大人們説：人死了第七天叫“頭七”，在這天的午夜死者能登上“望鄉臺”，看看他的家鄉和親人。今天就是他爸爸的“頭七”，不知他能不能回來看看我們。我現在不記得兒子是什麽態度，也不記得説了什麽。我只記得我在晚上11點多鐘來到了這長條型的小後院，來來回回地走着，還一會兒一看天空，我好像在尋找着“望鄉臺”。兒子並没叫我，到第二天一點多鐘我進屋時，他仍在客廳坐着。他心裏也許在想：我的母親也是這樣的“愚蠢”哦。

　　二、又是一次離别苦

　　八月六日星期四，兒子該返回日本了，正值他父親的“三七”。我悲凄地説：“死的死了，走的走了。”

　　因爲這句話，兒子堅持不讓我送他到機場了。他以天氣太熱怕我中暑爲由，只讓我送他到中大西門，我看着他進入“的士”就回來了。

　　兒子回來兩周，我們没什麽話可説，也没什麽事情可做。他做的唯一有意義的事——就是請他父親死時幫過我忙的人在紫荆園吃了一餐飯。因爲人少，又是喪事的答謝筵，因此，誰也吃不出興趣和味道來，這只是必行的禮節罷了。

　　這兩周一次雨也没下，天太熱了，總是34℃-36℃之間。但我們一次西瓜也没買。因二哥在吃完冷凍西瓜時就説胃疼得厲害，額頭上出了大粒的汗珠（醫生説是心絞痛），兩個小時左右就死了。因此，我們誰也没提過買西瓜。兒子用冷凍礦泉水解暑，我則用茶水。

　　兒子走後，我在這空曠的房間裏，好像孤魂冤鬼，我的院門日日夜夜鎖着，我把自己關在了屋裏，我不願意見任何人。因爲我好像已經不是二哥生前的我了，不但我變了，整個空間和人都變了。

　　三、忘年交

　　兒子走後我吸多少煙、飲多少酒，也没人勸阻了。我以煙、酒排除寂寞、尋求刺激，結果使我每天流泪的雙眼，日夜紅腫着。咽喉又干又痛，還咳嗽。對這些，我都不管它了。愛護身體又有什麽用呢？我已經年過古稀，死也不爲可惜了，况且，我活的年歲越大，就越是兒子的負擔了。如二哥匆促而去，自己没有受罪，也没辛苦别人，就得到了解脱、得到了安息，這不是很好嗎？一輩子活得窩囊，却死得灑脱。不止一個人贊他、羡他，説他這一輩子都做了好事，這才是真正的“善終”。

　　但，不論怎樣的“終”，失去了二哥，孤獨寂寞的是我，日夜哀思的是我，悔恨愧疚的是我，隨着二哥死亡日數的加多，我的痛苦感受不是日漸减輕、减少，而且日益加深、加重。

　　在我身陷痛苦深淵不能自拔的時候，也就是在兒子走了第四天，趙慧蘭來了。她説：“就在王老師死了一兩天的時候，我夢見了王老師。”我立即就問：“他和你説了什麽？”慧蘭説：“什麽也没説。和平常一樣就是看着我笑。我醒了就想：放暑假了，我白天總想着應該看大姐去了，但我應該夢見大姐，怎麽夢見王老師了呢？等接到大姐的信我知道了，是王老師和我告别去了。”

　　我想的却和她不一樣，我想：他死之後還是這樣的惦着我呢，他是去拜託小趙照顧我，他知道我是“舉目無親”的人，想到此我泪如雨下。

　　我和趙慧蘭相識是在1984年，她做了中大教授陳朝寶的妻子之後，他們夫妻也就成了我們在廣州可以依賴的朋友了。我和他們夫婦都是人民大學的校友，因此就接觸多了些。二哥和陳朝寶説過幾次：“等我死了，你大姐就托付給你照顧了。”陳朝寶什麽也不説，只憨厚地笑笑。這在中國古代被稱之爲“托妻寄子”之交。

　　更不幸的是陳朝寶比二哥還早死了4年零20多天，他是因腦溢血突然死亡。

　　陳朝寶死後，我們對趙慧蘭並没給予照顧，她比我們年輕20歲，仍然精力充沛，我們已經衰老了。

　　兩個身材高大、看着很健壯的男人，他倆還都身軀挺拔、没有駝背、没有老態龍鍾，却都是突然死去，這不正是所謂的“人生無常”嗎？

　　趙慧蘭爲人善良、頗講禮儀，視我和二哥如同長輩，現在我這個“老年新寡”還靠她來安慰和鼓勵。

　　她給我送來書和營養品，並拿來了大量的稿紙，鼓勵我把回憶録寫出來。讓我當作生前的一項任務來完成，説這樣就對得起王老師了。

　　她雖然比我小20歲，父母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但她的青少年也是不幸的。她的父親原籍廣西，她却生於熱河省（中國北方偏荒的山區），1958年，她父親被打成“右派”，離開了領導崗位。60年代初，她還在農村當“知青”時，母親患癌症去世了。父親再次回到廣州時，已娶了繼室。從心靈上她已成了“孤女”。在她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她還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不論互相之間親與不親，總是有手足之情啊。因爲她有過這樣一段不幸的遭遇，她才能理解我。我們彼此才能打開心扉，成爲“忘年交”成爲知己。

　　我們住的距離很遠，中途還要轉車，往返在路上需兩個多小時。

　　只要她來了，我的話就多了，飯吃的也多了，但她不能常來。所以，人還是要靠主觀能動性，靠外來的力量、靠别人的扶持是有限的。

　　四、五十年後才知道

　　1998年9月4日，是二哥逝世的第50天。他的學生趙長冬來了，但他來晚了。他是從東京陪日方回穗開會，知道二哥死了才抽空來了。不過，趙長冬看不到他的王老師了，看到的是我哭泣的臉，聽到的是我抱怨的語言……

　　我很不客氣地説：“你來晚了。”十幾年來，二哥最喜歡的學生就是趙長冬。他在死前曾説過十幾次：“趙長冬有多長時間没來了？”我説一個多月。二哥説：“我找他去，我認識他的父母。”我説：“没有什麽事，你找他干什麽？”二哥説：“找他幫你治眼睛。”（我右眼患白内障已近失明。趙的父母是省軍區醫院醫生）。我説：“你找了他我也不治，這麽熱的天，手術很容易發炎。”

　　不知是因爲二哥的“健忘症”，還是因爲想念趙長冬，這樣的話他反反復復説了十幾次。但也説明瞭他至死還惦記着我應該治眼睛。

　　我埋怨趙長冬説：“真是偏疼的兒子不得繼。你一直不來，到日本後要是能給他來一頁信，他也會很高興地把信看很多次。”趙長冬也感動地哭了，他説：“遺憾的事太多了……”他談起了二哥告訴他的兩句話——1946年二哥與組織失去聯繫，是因爲組織考慮他與共産黨有殺父之仇而抛棄他。

　　1995年11月，農場賈呈祥場長來曾説過的話和趙長冬今天説的這話連貫起來正好吻合。二哥啊！這兩句關係到咱倆和兒、孫命運的話，你怎麽一生一世都不和你的妻兒説呢？你忍辱、含冤，忍受了五十多年身心摧殘，你也不説出真情，這是爲什麽？這是爲什麽呢？我每天都在想——是你怕我感到良心更加不安？是你怕我會悔愧交加？怕我承受不了而自殺？而精神失常？因爲你曾説過，我是一只受傷的小鳥，你就更怕刺傷我了嗎？

　　還是你怕我快人快語和别人説呢？

　　你萬萬没有想到，在你死後的第五十天我知道了。這比在你生前知道更使我加倍的痛苦、加倍的悔恨，因爲我們連交流一下的機會都没有了，其他的一切就更没有了。你死了，什麽都完了。

　　你告訴了趙長冬，我瞭解你們兩人十幾年來的感情，你們既是師生，又是忘年交的朋友，彼此都能説説知心話，因趙長冬爲人正直、與人爲善，父母都是北方人，所以你就把你心底的隱痛告訴了他。他是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知道你心靈深處的隱痛、知道你心靈天天都在滴血的人。正因爲如此，你們師生的關係甚篤。

　　我真慶幸你把這兩句至關重要的話告訴了他，我也非常非常地感謝趙長冬告訴了我，使我能够順着這個麻頭能理出我們好似一團亂麻似的一生。

　　五、清明祭

　　清明時節雨紛紛，爲什麽清明的時候就常常下雨呢？哦！清明是祭奠亡靈的日子，失去親人的人們在祭奠的時候往往要哭泣，可能是上蒼也有憐人意，他同情人世間人們失去親人的痛苦，因此，他也落泪，就形成了雨。

　　我相繼已失去了4個親人，第一個是剛剛活了兩個多月的小兒子，雖然他活的時間很短，而且還是在我不到20歲的時候，我那時真正是一個稚氣未退的“小母親”。當我抱他到醫院求醫時，竟有人説他是我的小弟弟。他斷氣時，我看他小臉青白，閉着眼睛，他瘦小得比剛生時小了三分之一。我解開了便服式的黑布棉褲，把他冰凉的小軀體貼在我的腹部，但我的體温並没使他活過來，他越來越凉，凉得像冰塊一樣……

　　第二位就是母親，她雖然是我的養母，但對我非常疼愛。母親於1962年春逝世，享年66歲。

　　第三個親人是父親。1963年父親來到沈陽，在我家從夏住到冬，雖然我們三代人的生活很困難，但父親給予了我母子多年來享受不到的温暖。

　　父親死的時候比母親更慘了，那是在“文革”的後期。我相繼被關牛棚、被專政、被下放，父親是在哪年哪月死的，我都不知道。後來我聽我弟媳婦説：爸爸病了很多天不能下床了，大人去上班，孩子去上學了，回來時看到爸爸是從床上掉下來摔死的。父親的骨灰盒是送到我弟媳婦的娘家（農村），找處不礙事的地方埋下了。

　　在解放後，我娘家、婆家的墓地都没有了，因爲都在遼寧省沈陽市的郊區，解放後那兒已修成了公路。

　　第四個失去的親人就是二哥了。二哥死於1998年7月17日凌晨，他在人世上活了72年零5個月。因爲我，也是由於我的緣故，使他從20歲就開始喫苦受辱，但他從不向我透露什麽，默默地忍受着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屈辱、折磨，一直到他死後，我才能理解他的苦衷，但又有什麽用呢？

　　是上蒼見憐，也許是善有善報，他死的時候没有受罪，他死於心肌梗塞，我還以爲他安詳地睡着了。没有口水、没有清泪，他熟睡了，他休息了，他的老妻，孤獨地看守了他一夜。

　　這4位親人，他們的音容笑貌，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