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參事室、文史室的各位負責人和中山大學有關的專家教授與劉達材先生一起座談，我們感到很高興。我們廣東的學者與臺灣的研究人員的交往，這個溝通我覺得非常好，這種形式和做法也非常好，因此要感謝劉先生，同時也感謝《中國評論》作出這樣的安排。這是我説的第一點。

　　第二，我覺得我們廣東的學者、文史研究人員今後要加强與臺灣的學者聯繫。這種聯繫，這種溝通對於學術界交往是有利的，也有利於我們弘揚中華文化，繼承這個古老、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都是炎黄子孫，都有這個歷史責任把它發揚光大。

　　第三，我們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和您提到的鄭和七次下西洋的研究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應該説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是國内研究機構的學者比較關注的，也是新聞媒體炒得比較熱的，還是地方長官比較關注的事情。鄭和七次下西洋應該是把海上絲綢之路推向一個高潮，把海上絲綢之路的内涵豐富了。徐聞從西漢就開始出海港的歷史，但是那時可能是民間的、斷續的，還不是很有意識的做法。鄭和下西洋不管是經商也好，聯絡也好，還是謀求海上海事權益也好，不管它的動機如何，但在效果上，打出的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旗號，讓古代外國瞭解我們中國，讓西洋人覺得值得跟中國交往。我個人意見，應該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研究。至於側重點在哪裏，由學者們在分階段研究這些歷史的同時來提出他們的看法。

　　第四，我們今年或者明年要辦海上絲綢之路國際研討會，邀請你們臺灣搞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參與、支持這件事情；也可以聯絡一些大學的機構，將來我們會成立一個組織來做這件事。假如可能的話，在舉辦國際研討會方面，希望臺灣多出一點力量，支持一下我們的事業，兩岸携手共同把這件事情做好。

　　（本文原載2002年3月號香港《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