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滄桑的自然和强大的社會，個人實在是顯得可憐的渺小，隨時都會遭遇不測，很需他人的援助之手。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這是中國百姓傳統的報恩思想。應當説中國人還是有感恩文化的，至於説感恩文化在中國百姓的生活中，與基督教社會相比，顯得十分稀薄，那是因爲中國百姓受人滴水之恩的機會是那樣的少，專制的官僚，跋扈的吏卒，使百姓將内心的感恩捏塑出忠義關公和清官包公之類的神像，並將多餘的感恩定期虔誠地奉獻給遍地寺觀裏的神神怪怪，感謝他們在冥冥之中降賜給百姓風調雨順和國泰民安。

　　如果幸運地遇到一位清廉仁慈的父母官，百姓决不吝嗇感恩之心，涌泉而出，款款挽留不住，只能官去民思，甘棠留泳，節食捐資爲其修建紀念館，以示不忘。這樣爲活着的人建造紀念館，古時候叫生祠，可見將其似祖先一般供着，只有那些實心愛民，清白自矢的好官才配。生祠的修建，既是表達百姓的感恩，也是樹立一個活生生的榜樣，暗暗祈禱繼任的官吏能與其相仿；作用發揮得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歷來清官的資源是那樣的稀缺，一個包公從古説到今，説了又説，還將一直説下去……

　　清代中期，沙井雲林墟側也曾建有一個這樣的紀念館，名字叫“四侯祠”，裏面供奉的是曾在新安縣任過知縣的曾孔志、陳榖、彭允年和李鉉四人。供奉的是牌位不是塑像，不得而知，因爲早就湮没了。能够共祀一室，可見他們的清譽應該是一樣的。

　　曾孔志是福建閩縣人，號泗臺，因考中舉人而授知縣，明萬歷四年(1576年)到任。新安原和東莞一個縣，萬歷元年(1573年)從東莞縣分出來，單獨立縣，因爲地處海防，倭寇、海盗頻繁侵掠，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朝廷接到當時廣東參政兼海道副使劉穩關於在東莞守御千户所所在的南頭城設立縣治的請示報告後，立即批復，並賜縣名爲“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爲安”之義。新安縣第一任知縣是吴大訓，萬歷元年(1573年)到任。爲了防止結黨營私，按照當時封建的組織原則，知縣的任期一般來説是四年，當然也有因功破額或犯科被贖而縮短任期的。曾孔志是新安建縣以來的第二位知縣，任職四年中，寬恤百姓，嚴管胥吏，判理了許多懸而未决多年的案子，清除了容易産生貪污腐敗的辦事章程和慣例，辦事一切奉法循理，使百姓能安心地過日子。他禮敬本地德高望重的長者，逢年過節不忘問候，凡事虚心聽取他們的意見。他還重視當地教育，倡議興建學校。爲了加强縣城的防禦功能，他於萬歷五年(1577年)在羅城的城墻上增建東、西、南三門，在子城城墻上修築禦敵的譙樓。譙樓以磚石爲壁，極爲隱蔽，站崗放哨的子弟兵既能將其作爲平時的栖息之所，又能作爲颶風來臨時的避難所。由於他的口碑極好，屢膺卓薦，後來到高州府當通判去了。

　　陳轂，字式洲，福建同安人，由舉人到新安當知縣，他到任時正好是明代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登基的那一年(1628年)。他的性情剛直廉平，不避杈貴，到任後便雷厲風行，整頓吏治，對於横行鄉里的惡霸和貪贜枉法的幹部，嚴懲不貸。他愛民如子，將原來巧立名目亂收的各種農業税費一律免除，大大减輕了農民的負擔，史稱“積蠹宿弊，厘剔殆盡”。他這樣當縣長，能當多久呢!被他觸犯了既得利益的官官吏吏們，團結起來，左一封匿名信右一封請願書，硬是將他搞下來，到任才一年餘，便以忤權貴而摘下頂戴。他離開新安縣時，“行李蕭然”，大概只是一些日用的衣物而已，可見他表裏一致，確實是一位清官。盡管不見容於權貴，郤深受新安百姓的愛戴，聽到他去官的消息，百姓傾城而出，紛紛涌到他要經過的官道上，挽留他不要離他們而去，據説他乘坐的車子被堵住，久久不得前行。做官能做成這樣，他應該欣然了；無法改變體制，能獨善其身也是不錯的。後來他還是被朝廷啓用，被派到湖廣藍山縣去做父母官。

　　李鉉，字伯韓，福建漳平人，崇禎八年(1635年)，由進士知縣事。他和陳榖一樣，爲人慷慨，一身正氣，豪强都十分懼他，在他面前從不敢爲所欲爲。他一到新安，便頒發一系列的整頓措施，嚴厲打擊危害百姓安寧的一切强盗和地痞流亡民，體恤鹽業工人竈丁的艱辛，整頓鹽埠，减免强加在百姓身上的苛捐雜税和不合理收費，應該説是大得民心。在中國封建的政治體制下，得民心，不一定能得官心，官與民好像永遠都是矛盾的。也不知是觸動了官場上的哪一根神經，没等他將整頓措施推開，一聲“聖旨到”從天而降，一紙調令就把他調到更爲偏僻的海豐縣去了。

　　在這四人中，剛才講的三位都是福建人，而彭允年是貴州石阡人。彭允年，號鶴廷，崇禎十年(1637年)以舉人的資格到新安任知縣的。有可能因爲他是李鉉的繼任，來新安以後也聽説了李鉉的故事，他再也不指望能够改變新安的官場。他只是踏踏實實地做好自己的官。方誌中記載，他的爲人“質檏寬和”，爲官主張與民休息，體諒百姓的艱辛，盡量力所能及地减輕徭役。他重視教育，常到學宫視察，勉勵學子好學上進，並經常拿出自己的工資贊助教育經費的不足。任期結束離開新安時，“行禮蕭然”，來時多少東西，去時多少東西，没有利用手中的權力刮削當地地皮，也没拿走一件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從四位知縣政績來看，他們確實算得上是清官。在明朝晚期那樣黑闇而且污穢不堪的官場中還能出現這樣受百姓愛戴的清官，可見官也並不是非要污着做，清着做也是可以的。

　　按理説，紀念知縣的紀念館應該設在縣城才是，一般不會設在偏遠的鄉下。爲什麽竟然將四侯祠建在沙井呢?這與倡議修建的潘甲第有關。潘甲第是明代鄧家萌(今沙井萬豐村)出來的一代名賢。他爲官清廉，頗有聲譽。潘甲第退休後，便回到沙井鄧家萌居住。他一定是聽到不少關於曾孔志勤政的故事，就倡議在雲林墟旁建一座紀念館，並買了一塊名叫“將蛇坑”的中則田六畝八分，所産作爲供祀之用，糧税入潘永昌家，由其負責管理。後來，陳榖、李鉉、彭允年也被批准入祀該紀念館，也就成了所謂的“四侯祠”。

　　四侯祠所在的雲林墟，即今天沙井中學附近，明清時期是十分繁榮的墟市，松崗、石岩一帶的人們都會乘船駕車趕來出售自家出産的農副産品，購回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到了清初，爲了防止據守臺灣的抗清名將鄭成功及其子孫攻大陸，年青氣盛的康熙大帝一登龍床，便下令東南沿海的邊界一律退後五十裏，引鄭成功的士兵上岸，然後殲滅之，擅長馬戰的清兵實在没有辦法在驚濤駭浪的海水中去消滅他們。沙井所在的新安也在遷界之列，百姓被迫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流離失所，甚至出現夫妻反目，父子相食的慘劇。八年後，在一些明智的地方官多次上奏下，康熙才恩準廢止遷界令。八年無人居住的房屋，雜草叢生，樑傾門歪，其慘況可想而知。估計四侯祠也就在這場浩劫中傾圯了。潘甲第這時早已不在了，家家的房屋都需要重建，誰還會有功夫去理會四侯祠要不要重建的事呢?

　　四侯祠湮没了，只是在清代嘉慶廿四年(1819年)所修的《新安縣誌》發黄的書頁中留下一段文字，幫我們記憶起沙井曾有過四侯祠這樣的名勝：

　　四侯祠，在邑三都雲林墟側，祀知縣曾孔志、陳榖、彭允年、李鉉。萬歷年間潘甲第等建。買置土名“將蛇坑”中則田六畝八分供祀，糧税入潘永昌户，碑記尚存。(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