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女是清代以來獨有的民俗，在沙井，自梳女被村民稱爲“齋姑”。過去未婚女子留着辮子，出嫁時由母親(或女性長輩)將頭髮梳起(束髻)；而立志不嫁者則在履行了一定的儀式後，由年長的不嫁者將辮子梳起，此後，該女子即爲“梳起”，正式成爲“自梳女”，保持獨身至死。

　　鴉片戰争後就有沙井人離鄉過埠謀生，第一到達國多爲安南(即今越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沙井地區民不聊生，數百青壯年遠赴越南務工。

　　其時，有不少法國、美國的技術人員在越南工作，手脚勤快、心地善良的沙井及周邊地區的年輕女勞務工，相繼進入這些法國人、美國人家庭中做“住家工”。她們每月可賺取的報酬爲20元(越南幣，按當時市場價格可購買到25斤大米)。她們在異國他鄉也没多少消費，便將積存下來的錢寄給家鄉親人。所謂的“住家工”，是指長期吃住在主人家中的雇傭工，工作時間長自不説，而且社會地位低下。加上語言不通等原因，她們在越南備受歧視，到了婚嫁年齡，普遍難以找到合適的婆家。有着相似遭遇的姐妹們便相約“梳起”，成爲長期在异域打工的特殊“自梳女”。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末期，越南當局掀起兩次較大規模的排華活動，華人在當地的生存受到威脅。在黨和政府的關心和過問下，包括新橋村的曾桃等在越南工作了四五十年的“自梳女”陸續回到家鄉，另有部分人投靠在香港的親人。

　　在越南時，桃姑偶然認識一位年輕泥水匠，他曾向她表達過愛意。那男子中等身材，也是廣東人，當時大家在越南都是下層人物，怎麽有可能成家生兒育女呢?

　　桃姑在越南曾爲10多户英國、美國人的家庭做過“住家工”。其中，有兩年的時間是在一户美國人的家庭。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都是美國一家報社駐越南的記者，桃姑清晰地記得，男女主人當時的年齡都在30歲左右，女主人名叫達締(音)，與桃姑結下深厚的情誼。在桃姑回到家鄉沙井後，達締仍多次從美國寫信過來，問候桃姑的身體、生活情況，並給桃姑寄過錢。此時距她們在越南相處已有30多年的光景了。

　　共同的生活背景，使“過番”自梳女之間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同在越南時，這些自梳女不時結伴逛街，聚集在一起聊天，互訴對家鄉的思念之情，彼此間也結下深厚的情誼。據説，在越南時，自梳女過的最隆重的節日是七夕節，每年農曆七月初七，她們都會舉行聚會過節，以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美麗動人故事，寄託對從未擁有過的愛情生活的憧憬。

　　愛姑名叫陳錦愛，小時候家境貧寒，父親早逝，10多歲時，一場道不清的疾病使她的左手“壞了”。在基本上靠“一雙手紋(找)三餐食”的舊社會，誰會願意討一個只有單手才能幹活的媳婦呢?愛姑的母親屢次托媒人説親，郤總是碰壁。後來，東莞黄江有一户人家的老婆不能生育，有媒人問愛姑肯不肯嫁過去“做小”(小老婆)。在舊社會，“做小”不但地位低下，而且受盡欺凌，“吃得少，做得多，又是打來又是駡”。愛姑的母親對此堅决反對，“女兒啊，怨命吧!這輩子就不要嫁人了，跟媽媽一起過吧!”愛姑一聽眼圈紅了，咬緊嘴唇撲進母親懷中。母女倆抱頭痛哭。

　　抹干眼泪，愛姑聽從母親的話選擇獨身，以這種特殊的方式作爲對不公平命運的無言抗争。此後，她與母親相依爲命，將年幼的弟弟拉扯大，又幫忙撫養弟弟的5個子女。幾十年來，愛姑盡己所能，辛勞耕作，挖河道，開蚝殻，上街賣蚝，下海圍田，無所不干。

　　蚝三村的陳愛好説自己年輕時“貪”自由才不嫁人。原來，好姑的父親性格暴躁，是個典型的大男人主義者，經常動不動就對妻子拳打脚踢。半夜，受到虐待的母親常因疼痛發出無助的呻吟和凄凉的哭泣，這給好姑幼小的心靈留下不可彌合的創傷。“做人老婆真是造孽”，少女時代，好姑經常夢見自己嫁人後被丈夫毒打，打心底害怕結婚。她看見周圍的許多姐妹出嫁後，既要承擔沉重的家務活、農田活，又要撫養子女，日子過得非常艱辛。當地舊民謡“鷄公仔，尾彎彎，做人新婆(媳婦)真艱難，早早起身都話晏(晚)，眼泪未干入厨房”，就生動地描寫了爲人媳婦的艱辛。而且，舊社會多是“盲婚啞嫁”，婚姻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方是好是壞無從得知，萬一嫁錯人一世受苦，自己有手有脚，可以養活自己，乾脆不嫁算了。”

　　好姑决心“梳起”是在1942年，這一年她才20歲。此後若干年，不斷有媒人上門，但好姑始終不爲所動，有幾次還毫不客氣地把媒人趕出家門。時間長了，好姑的年齡大了，説媒的人少了。當時，在沙井已有近百自梳女，親人、鄰居等周圍的人對這些特殊的群體並没有表現過多的詫异和干涉。大多自梳女仍然吃住在娘家，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所不同的是，她們平時有意識拒絶與成年男性接觸。

　　解放後，蚝業大隊(今已分爲四個村委會)曾建起一幢“齋姑堂”，專供自梳女居住。她們以娘家人的身份參加生産隊的勞動挣取工分，並不遺餘力幫忙撫養兄弟姐妹的子輩孫輩。所有自梳女都稱兄弟姐妹的孫子、孫女爲自己的“孫子”、“孫女”。她們與村中其他長輩一樣，同樣受到村民的尊敬。

　　自己的頭髮自己梳，自己的生活自己養，自己的飯自己煮。在外人看來，漫漫長夜與青燈孤影作伴、未曾爲人妻爲人母的“自梳女”，可謂吃够人間苦難，犧牲了一輩子的幸福。然而，她們没有過多的憤世嫉俗。大半個世紀滄桑世事，賜予了她們一種坦然平和的氣質。説到開心的事情，愛姑笑起來像孩子般率真；好姑説的“不想嫁不就不嫁了”；桃姑説的“中意一個人過”那輕描淡寫的語氣，仿佛是對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的抉擇。但是，當有人再三追問“真的不後悔嗎”時，她們回答“當時的現實是這樣，没什麽好後悔的”。

　　“幾十年艱苦的日子都挨(熬)過來了，如今託政府的福，總算衣食無憂，我可要多活幾年嘆下世界(享享清福)。”與愛姑拉起家常時，飽經滄桑的老人一臉滿足。

　　福姑是土生土長的萬豐人。她在18歲那年到了越南，在當地法國人家裏做了40多年“住家工”後，於上世紀70年代末投靠在香港定居的弟弟，並取得香港户籍，每月可領取到近700元港幣的養老金。隨著年齡的增長，福姑終究感到“故土難離”。她早就聽人説過村裏有幢合順堂，2年多前從香港回來萬豐，抱着試住幾天的想法住下來，感覺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衛生、整潔、舒適，便打定主意長期住下，連香港每月近700元的養老金也懶得回去領了。

　　問起“梳起”的原因，福姑説，自己是老大，下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爲了不躭誤弟妹成家，便在30歲那年在越南“梳起”。舊社會，兄弟姐妹結婚出嫁講究“有大有小”，嚴格按照長幼順序，兄長或姐姐未結婚，弟妹是不能結婚的，否則，便稱爲“爬頭”，是舊禮教和族規所不允許的。自己在越南打工，無法成家，福姑便含泪舉行“梳起”儀式。消息傳到家鄉，弟弟妹妹才得以婚嫁。

　　提起“梳起”儀式，新橋村的桃姑説，對自梳女而言，“梳起”儀式是一輩子最重大的事情，其過程類似出嫁。

　　首先，請風水先生挑選吉日良辰，準備“梳起”的女子提前三天戒吃葷食。日子到了，以黄皮葉煲水沐浴以求净身，穿上新衣新鞋，帶上香燭酒肴來到神廟或“齋姑堂”(自梳女聚居地)，隨後燒香祭祖，發誓終身不嫁，在好姐妹或年長的自梳女的幫忙下，將長長的辮子梳成髮髻，最後是鳴放鞭砲，宣告儀式完成。經濟寬裕者，一般還在當晚擺酒宴請親朋好友。此後，“自梳女”再不談婚論嫁並拒絶同男性交往。逢過年，“自梳女”像出嫁女一樣，向晚輩派發利是。在越南務工的“自梳女”，基本上依照上述程序舉行“梳起”儀式，而在沙井“梳起”的儀式則相對簡單化。

　　村民稱自始至終保持獨身的自梳女爲“一梳到底”。但在孤苦的歲月中，有的自梳女後來又找到合適的婆家嫁了出去，有的自梳女目睹一些年長的自梳女無子女服侍的凄凉晚景，萌發了及早回頭的想法。村民稱這種半途放棄自梳的自梳女爲“梳爛梳”或“穿底姑婆”。

　　按照舊俗，“梳爛梳”屬傷風敗俗，要被處以“浸猪籠”的極刑。族中長老帶人將該女子五花大綁，裝入猪籠，丢進河中淹死。這與過去某些地方對已婚婦女婚外媮情的處罰類似，都是封建宗族制度對婦女的迫害。(林勁松  潘藝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