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後，廣大農民從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是我國農村有史以來的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有了很大提高，萬家萌村的農民分得土地後，解放了生産力，調動了生産積極性.農業生産獲得豐收，家庭副業也有起色，農民家庭生活有了明顯改善。

　　但是，也有一些農户因缺乏勞動力，單家獨户，無力耕種分得的田地，又請不起雇工，土地又不能出租，因此便慢慢地把土地荒蕪了，有的甚至私下出賣土地。還有的農户把分得的荔枝樹出賣了。也有一些家庭，雖然也缺勞力，但他們通過兄弟姐妹或家庭聯繫，互助幫工，生産搞得頗有起色，表現出勞動互助的積極性。1952年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農業生産互助合作的决議》(草案)，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勞動互助合作。地方政府對組織起來的農户，發放貸款，使之用於興修水利、防治病蟲害，購買藥械，購買種子，養牛養猪，添置新農具等。由於自身的需求和政府號召相吻合，1953年春，萬家萌村潘植培、潘燦培，潘浩庭、潘國興，潘伙厚等人帶頭成立了幾十個互助組。

　　當時互助組主要有兩種形式：(1)臨時季節性互助組，能合在一塊就合一塊，不合就拉倒，然後重新尋找互助合作的伙伴。夏天互助冬天散，明年春天又重幹。行動自由，説幹就幹，以工扺工，以牛扺工，喫虧便宜大家心中有數。(2)常年互助組，有生産計劃，有記工記録，你幫我，我幫你，互相不拖欠，互不喫虧。由於組織起來了，發展勞動互助合作，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很高，抛荒地又重新長上了莊稼，同時也促進了人幫人、户幫户的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鄉政府對互助合作及時總結經驗加以推廣，對一些表現出色，發展有成效的互助組及農户施行奬勵，有的發奬旗，有的發汗背心，有的發農具，有的發種子，有的發耕牛，重奬到300萬元(舊幣，等於現在300元)，這些奬勵措施，對互助合作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起初，在互助組内部，强勞動力經常幫助弱勞力，時間長了，使一些本來勞力弱的成員把别人的互助當成義務，滋生了依賴心理.甚至有人發展到不思勞動，厚着臉皮讓人家來幫，使别人喫虧。這樣强勞力的意見越來越大，群衆稱這種現象叫做“搭便車”。同時，互助組之間也有强弱之分，而村裏得到一些農貸，在扶弱抑强，愛貧嫌富的思想影響下，又大多數給了弱組，强組反而缺乏生産資金。這樣一來，不少互助組，重新解體，又重新組合。這樣，强户和强户組合，弱户没有人要。針對這種狀況，鄉政府出面干預了，到村裏召開群衆大會，提出克服依賴思想，實行自力更生。

　　1953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决議》，《决議》指出：黨在農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用明白易懂而爲農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爲了貫徹黨中央這一方針政策，縣、區二級抽調幹部，向鄉村派出工作組。《决議》精神在萬家萌村傳達之後，不少人高呼萬歲，但也有些人不贊成，擔心自己的土地和財産充公了，於是刮起了第一次殺猪砍樹之風。

　　1954年春，寶安縣試辦了三個初級農業合作社：三圍一社(17户)、馬崗一社(19户)、新橋一社(17户)。當時初級社都增産增收，而且一般是互助組優於單幹，合作社又優於互助組，因此，互助合作運動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1955年2月13日。壆崗村陳長坤、陳洪根、陳耀良等組建了壆萌鄉第一個農業生産合作社，萬家萌村的黨員和積極分子，感到形勢逼人，恨不得一天之内轉入社會主義。同年，潘植培率先在三村建立了第一個初級合作社，接著潘浩庭、潘國興、潘伙厚分别在一村、二村、四村也建立了初級合作社，多則20多户，少則10多户，以後按自然村的順序，改爲萬家萌第一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第二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第三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第四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萬家萌村辦社的基本經驗是：以階級鬥争爲綱，以階級鬥争促集體化運動。具體做法是在辦社的發動過程中，本村先劃分階級陣綫，把地富反壞分子排斥在合作社之外，把一般群衆納入合作社裏面。於是形成了一種社會壓力，入社就是進步，不入社就是有問題。因此，入社與否不僅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有不少農民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報名入社的。

　　入社條件主要體現在階級成分上面，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創辦合作社的時候，壆萌黨支部按照上級意圖.原則上貧下中農都可以以户爲單位或以個人爲單位入社；地主、富農及管制分子不能入社；小商販和高利貸者在剥削没有停止以前，不能入社。

　　經歷土改風暴的農民深知家庭以及個人階級成分的至關重要性。在當時政治氛圍下，階級成分的好壞關係到家人的基本權利和地位。特别是在不入社者與地富反壞同等對待的特殊情景下，登記入社無异於得到了一張護身符。在合作化後期，地主、富農被“寬大處理”，成爲“戴帽社員”。

　　1955年冬，萬家萌村四個小社合併成一個初級合作社，由潘植培任合作社主任，潘浩庭任副主任，潘九根爲文書。

　　當時規定，土地分紅比例，民田(水田)占40％，勞力占60％；旱地占30％，勞力占70％。耕牛處理辦法：折價歸集體，按田攤派，民田占50％，旱地占30％，咸田占20％。大農具：折價歸集體，按期歸還，依照銀行7厘付息。小農具，自帶自用。勞動力組織及調配辦法：分耕作區，分小隊，共分四隊耕種。生産投資辦法：社員投資按照銀行付息，分期償還。各種收益分配辦法：除了各種作物的投資，盈餘依上交民田、山地、咸田的類别，勞動照60％、55％和70％分報酬。年終土地報酬，只能依入社産量分紅，多種多産的收益與土地無關。

　　據1956年度農業生産合作社規模統計表載：璺萌鄉行政村2個，總農户722户；農業社數2個，户數678户，占農户93.9％。

　　1957年春，萬家萌村在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基礎上，又風風火火地辦起瞭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由自願入社發展到强制入社，實現了全員入社。取消了土地分紅，采取評工記分，實現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如果説在初級社階段，社員還保留名義上的退社權和股份分紅權，那麽在高級社階段，這些權利都被取消了。萬豐村有人輕蔑地説：“那種合作社章程不過是一紙空文，入股分紅的許諾都是假話。”農民手中的土地、耕牛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上繳了集體。爲了紀念萬家萌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誕生，改萬家萌村爲萬豐村，希望合作社年年豐收。

　　初級社還没有站穩脚跟，就匆匆進入高級社，由於没有經驗，管理不完善和跟不上，造成了集體生産與管理方式諸多矛盾，加之生産效益壓下了，分配没有及時兑現，引起部分群衆極度不滿。首先導致了很多中農如潘東就、潘和太、潘在杰等要求退社，後來發展到許多貧下中農也要求退社。

　　針對農業集體化中出現的“退社風”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發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各地在農村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綱上綫，用階級路綫鬥争的方針把“退社風”壓了下去。在這大的形勢之下，萬豐村的退社之風也銷聲匿跡了。

　　政治壓制雖然保住了合作社這種生産關係，但未解决合作社管理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萬豐村高級社管理人才缺乏，領導班子文化水準低，一時要會計没會計，要出納無出納。那時候，哪怕是高小六年級畢業生，也要在合作社裏挑大樑了。由於缺乏管理人員，第一、第二生産隊的財務搞得很混亂，後來發現有貪污作案的現象。

　　由於習慣和私有觀念的影響，在勞動中，多數人不是首先考慮集體，而是考慮自己。第二生産隊在收割中，父母在前面割稻子，自己的小孩在後面拾稻穗，前面割了一車子，後面拾了一大包。生産隊長氣憤不過，一把勁冲上去，把孩子所拾稻穗搶回去，統統歸公，這引起孩子父母與生産隊長的對駡，甚至打架。後來，不少隊長的心軟了，手也軟了，不是站在前面帶領大家收割，而是站在後面拾稻穗，防止孩子們圍上來搶拾。生産隊長换了一批又一批，像走馬燈似的，社員還是老社員，怎麽搞也不順當。

　　在生産安排上，輕工活與重工活矛盾也很多；有些工分待遇也很難找到合理的方法。安排輕活的社員就哈哈笑，安排重活的社員就叫喊：“丢他媽!”勞動“三隻脚”，消極怠工，造成出工不出力，生産率下降，經濟效益也隨之下降。1957年，秋收後結算，最好的第三生産隊，每個勞動日值是5角錢。第一、二、四三個隊，勞動日值均在3角以下。群衆的情緒低落了，耕牛也變瘦弱了，數量也减少了。在分配上，70％成了超支户，如果這樣搞下去，合作社一定會垮臺的。潘植培憂心忡忡，爲了把經濟搞上去，他走遍了周圍幾個鄉，到了幾個搞得好的村學習，調查研究。他發現不少地方所出現的矛盾與萬豐村大同小异。如要扭轉局面，把集體經濟搞上去，結論是必須批判人們的思想上的私有觀念，搬掉私有的温床，才能使人們全心全意在集體路上走。

　　正當萬豐高級社的領導探索如何克服種種矛盾之際，迎來了1958年大躍進高潮，萬豐村高級社與壆崗村高級社合併成爲寶安縣超美公社的一個大隊。

　　幾乎與互助合作同時，1953年10月，國家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這項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農村向餘糧户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對城市居民和農村缺糧户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控制，並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購銷；在中央統一管理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糧食的管理。很長一段時間内，糧食統購，互助合作就成爲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對農民進行改造的兩大戰略措施，農民稱之爲“統購統銷”運動。

　　1954年，許多地方購了過頭糧，引起群衆對統購統銷政策的極度不滿。萬家蓢村有個農民説：“毛主席分田給農民，有做無食，日日去開潭，開到脚都直。”有的農民説：“今年砲仔指我心口也要留够糧才賣。”有的甚至説：“坐監也不賣。”沙井地區流傳着順口溜：“來了毛主席，農民無飯食；來了毛澤東，蕃茨淪碗公。”對抗情緒，可見一斑。

　　爲了穩定人心，糾正統購統銷中出現的問題，1955年6月2日，寶安縣委組織了大批幹部下鄉大張旗鼓宣傳“三定”政策(即定産、定購、定銷)，以消除群衆顧慮。(1)堅决賣餘糧不賣口糧；(2)定購以後鄉的任務三年不變，户的任務基本不變，遇到其他地區欠收，須支援外地時，增賣餘糧，不得超過增産部分的40％；(3)佃耕田適當照顧；(4)明確交待當年鄉的任務。當時璺萌鄉、村兩級幹部思想上存在畏難情緒，怕工作難以開展，怕三面受氣，即挨群衆駡、給老婆咒、給政府批評。鄉、村兩級接受任務後，首先召開黨支部會議，統一認識，然後召開貧雇農會及各種類型人會議，依靠骨幹，層層武裝，層層發動。潘植培在萬豐村首先從總結統購統銷情況人手，大講統購統銷的好處，主動檢查工作中的缺點，引導大家出悶氣，由於思想明確，方法得當，開會時群衆發言熱烈，悶氣盡吐，工作開展得較爲順利。也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農潘連發“頂風犯案”，他養了200隻鴨子，需要糧食餵養，因而私下套購了一些糧食，案發後遭致逮捕，以破壞統購統銷罪判刑4年，送往黑龍江地區勞改。

　　1953年11月中旬.黨支部書記潘植培召集群衆大會，傳達了中央的“統購統銷”精神。他在會上講話的聲音特别高昂，表情特别嚴肅，並一再地暗示大家要跟上形勢，不要隨便違反國家政策。他强調，這是國家的非常時期，國内階級敵人隨時利用這個事情，引起國家混亂；國家混亂，對誰都没有好處。他在説了一大通大道理之後，特别强調説：“當前任務，就是要使大家都有飯吃。工商業者及一些大户人家.不能隨便收購糧食及隨意銷售糧食，否則後果自負。國家穩定，比什麽都重要，大家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把事情辦好，”

　　這次群衆大會之後，政策和各種規定便不脛而走，大街小巷都議論這件事，群衆中怪話牢騷不少。爲了使統購統銷政策在萬豐村貫徹下去，潘植培再次召開群衆大會，學習政務院副總理陳雲關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講話。也就在這次會議上，圍遶統購統銷發生了激烈的争辯。

　　那段時間，統購統銷的宣傳一浪緊似一浪。有些人分析國家嚴重缺糧，一些不法商人及大户人家乘機收購糧食，抬高糧價，私積屯糧。萬豐村裏的一些養鷄、養鴨的專業户便到鄰村由壆崗、新橋、潭頭等地收購糧食，有的超過幾十石，其中潘鬆發、潘谷仔收購了約50多擔，這幾個村的幹部也上門投訴了，工作隊的領導聽到匯報，相當惱火，説要好好懲治他們一下。

　　當天下午，潘鬆發、潘谷仔被派出所扣押，綁在萬豐小學的石柱上，村里人問他們犯了什麽法?派出所的人解釋説：“這兩人破壞統購統銷，現在政府要把他們抓起來法辦。”不久，潘鬆發、潘谷仔兩人以破壞統購統銷的罪名被判刑15年，押往東北黑龍江省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這一來，群衆才知道這個統購統銷的重要性和嚴肅性。一句話，就是誰違反政府的政策，誰就得受制裁。潘鬆發、潘谷仔刑滿後，兩人均返回萬豐村。

　　隨著合作化運動的推進，1956年之後統購統銷就不再直接從農民手中購糧，而是直接向社隊下達征購任務。由於不再與農户直接發生關係，國家與農民因爲實施統購統銷的矛盾也就大爲緩和，從某種程度上消除了農民的不滿。加之，任務一定數年以及奬售政策的實施，農民對統購統銷也就習以爲常了，每到豐年，積極踴躍交售餘糧，以表示對國家建設的支持。

　　在糧食統購統銷後，接著實行油料的統購和食油的統銷。1954年，又實行棉花、棉布的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制度一直延續了40年。1985年，廣東省改革統購派購時，把水産，水果，蔬菜、肉類、土特産等開放，1989年又開放油、麻，1991年開放蔗糖，1992年放開糧食。至此，統購統銷及其派購制度宣告結束。(歐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