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了工作會議，具體部署“反修防修”。在會上重點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和河北省保定地區搞“四清”的經驗。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義根子。並説：“階級鬥争，一抓就靈。”從這次會後到1966年春，在全國約三分之一的縣、社進行了“四清”運動。

　　1964年11月3日至4日，沙井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公社幹部10人，大隊幹部100人，小隊幹部813人，貧下中農代表557人，公社機關工作人員60人，共計1540人。利用10天時間，開展面上“四清”。公社黨委要求三級幹部都要“五擺、三查、三比”：即擺土改時期階級立場觀點與現在的階級立場觀點有什麽不同；擺過去依靠貧下中農與現在的作風有什麽不同；擺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思想與現在的個人打算；擺過去遵守法紀，廉潔奉公與現在有什麽變化；查過去僞鄉長、僞保長比現在幹部做了些什麽壞事；查過去地富階級剥削比幹部“不清”生質；查過去依靠香港得益多少，比依靠香港帶來損失的嚴重性。由於錯誤地分析了農村幹部隊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引起了與會的基層幹部不滿。在討論中，有的説：“獵狗終需山上喪，將軍有日陣中亡。”壆蓢大隊的潘伙厚説：“革命十多年，革出了僞保長，黨委是給人扣大帽子的。”

　　會議期間，不準回家，展開背靠背、面對面的揭發，甚至發生“逼供”現象，大、小隊幹部913人，揭發出犯“四不清”錯誤的883人，占79％。其中貪污盗竊的有205人，占22.7％(100元以上183人，S00元以上4人)；搞男女關係的有79人，占8.7％；不依靠貧下中農、與四類分子拉拉扯扯的有477人，占47.5％；搞封建迷信的有36人，占4％。責令退賠834.人，會中退賠：354人，退賠金額7074元。壆蓢大隊重點批判了潘太允。潘太允的父親是個啞巴，成年給地主師爺九(潘良右)做長工，母親累得兩眼發爛，兄妹4人到處流浪，潘太允10歲前没有褲子穿，光着屁股走路，吃的是剩飯，父親去世時無棺木埋葬。土改後翻了身，現在竟然和地主劃不清界限，吃了地主家屬送的牛奶、油、糖，穿了人家送的衣服。會議上上綱上綫，不作具體情況分析，一口咬定他喪失階級立場、蜕化變質，逼得潘太允在會上痛哭流涕，深刻檢查。

　　1965年8月16日，寶安“四清”工作團沙井分團進駐沙井公社各大隊和生産隊，正式開展“四清”運動。工作隊員實行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因爲要有别於面上“四清”，故分别稱之爲“小四清”和“大四清”。沙井“四清”分團負責人張焕培在沙井公社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上講話，他説：“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其中主要是清經濟。經濟上的四清，就是要清理集體經濟的工分、賬目、財物倉庫，清理幹部的貪污、盗竊、挪用私分、多占多用、走私漏税、投機倒把、鋪張浪費等行爲。思想上四清，就是清理幹部的自私自利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損公肥私，只顧自己，追求個人享受，不顧社員死活，只顧自己發財致富，不關心集體生産的種種資産階級思想。政治上四清，就是清理幹部不依靠貧下中農，不聽貧下中農的話，排斥貧下中農，但郤和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拉拉扯扯，接受敵人禮物，爲四類分子辦事，替地主反攻倒算，放四類分子或四類分子家屬出港，甚至從敵人方面找靠山，和敵人掛鈎，變成雙保險幹部(表面上爲黨爲人民工作，實際上投靠敵人，暗中爲敵人辦事)。組織上的四清，就是要清理基‘層組織不純的現象，不讓四類分子，漏網敵人，或蜕化變質爲敵人拉過去的人鑽進來篡奪領導權，保证基層組織領導權掌握在貧下中農自己可靠的當家人手中。張焕培指出，沙井公社存在着嚴重的階級鬥争，幹部四不清問題是嚴重的，並點名批判了原萬豐大隊治保主任，受私而放人逃港。他認爲“小四清”不够深刻，没有解决問題，這次“運動必須從頭搞起，把它連根拔掉”。當時沙井許多基層幹部思想不通，有的説：“爲什麽只提整幹部而不提整社員?”有的説：“當幹部始終犯錯誤，捱整。‘四清’不够，最好是‘五清’，連職務也清掉。”也有的説：“反和平演變可以，怕不實事求是，反過了頭。”

　　10月8日，在公社三級幹部和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沙井“四清”分團負責人陳仁指出：沙井幹部隊伍存在八方面問題：(1)洋奴思想，即羡慕香港資本主義世界；(2)與四類分子和港澳臺資本家拉拉扯扯；(3)利用特權，進行剥削；(4)好逸惡勞，貪圖享受；(5)追求個人發家致富；(6)革命意志衰退；(7)搞資本主義經營；(8)搞封建迷信活動。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這次“四清”運動，從1965年8月16日算起，到1966年12月工作隊離村，歷時16個月，一共清查出“四不清”幹部1457人，占公社三級幹部總數的87％。

　　正當“四清”進入高潮之際，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四清”運動實際爲“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替代。由於這場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歐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