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中國經濟特區論壇暨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香港回歸已經十周年了。這十年證明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堅持基本法五十年不變”的基本政策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我從十年來深港合作發展的角度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深港兩地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當年中央舉辦深圳經濟特區就有一個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戰略考慮。深圳經濟特區的實踐可以證明，中共中央、小平同志關於建立經濟特區的決策是正確的。深圳經濟特區20多年的發展，不僅發揮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窗口作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場作用，對內地的示範、輻射和帶動作用，而且發揮了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促進作用。深圳在促進香港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順利實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舉一事例，就是“深港創新圈”的問題。目前“深港創新圈”的問題已經成為深港兩地發展戰略很重大的問題。今年5月21日，也就是前一段時間，深港兩地就簽署了有關的文件，標誌著兩地對這個問題認識上的一致。這個過程，有些我是參與的。在參與的過程中，我深深地感覺到有兩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官方的，那是政府的主導，還有第二股力量是民間的，叫社會力量。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共同地擰在一起，“深港創新圈”的問題不可能這麽快就達成了協議。

　　在這裡。我僅就以社會力量推動實施“深港創新圈”問題說幾點意見。“深港創新圈”，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根據實施自主創新發展戰略的需要提出的概念。這個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可分為三個方面，“深港”就是深圳和香港；“創新”就是這個內容和它的目的；“圈”是一個地域的概念。我們記得市領導在會議上多次強調，深圳要在國際領域有影響，國際戰略有地位，區域發展有貢獻，就必須加快建設“深港創新圈”。我們也清楚，香港和深圳的合作不是今天開始的。歷來都在合作，這是歷史性的。只不過我們在改革開放以後，加快了這個合作的步伐。從深港合作的發展歷史看，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香港產品的轉移，把東西賣到這裡；第二個階段是產業的轉移，把工廠搬過來；第三個階段是結構性的轉變，一二三產業同時發展；第四個階段是產業的多元化，包括深港經濟全方位的融合。

　　我們從“深港創新圈”的定位角度來看，它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希望能夠資源共享，無論是硬件公共設施、實驗室等，還是軟件，包括人才，還有服務業的很多方法、技巧，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功能。第二個方面，希望能夠互相補充，你有你的長處，我有我的長處。第三個方面，方便融合，經濟上能夠方便融合，在科技上、教育上、文化上能夠方便融合。我感覺，定位和功能賦予“深港創新圈”前瞻性。這種前瞻性的理念不是一時提出來的，而是在大量實踐工作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來的。我記得有位市政協委員在1990年、1991年的時候就開始提出這個問題來。既然是我們建立經濟特區，深圳的界河兩邊能否建立一個保稅區或者一個免稅區之類的，把深圳和香港交界地帶全面利用起來，同時也考慮到新界的北部很落後。他提出：我出錢，你們出力，我在民間發動，你們也來支持。他個人拿出一千萬元進行滾動，组織一些人力不斷地研究和不斷地開會。香港人，特別是新界人對深港合作寄予無限希望，很希望能夠立即改變新界落後的面貌。

　　最近幾年，有些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怎麽樣加深港之間合作的問題，有些同志還專門就“深港創新圈”的問題提了一個提案给市政府，被列為政協重要的提案。我們去年幾次督辦這個提案，讓科技局主導，科技局全力以赴來研究這個問題，怎麽樣創新，怎麽樣研究，怎麽樣落實，多少方面，並且派出專人在香港住下來，認真調查研究。

　　還有一個大的前提，就是深圳毗鄰香港。我們向香港學習。得益於毗鄰香港這個優勢，深圳慢慢發展起來。2006年，深圳的GDP達到5684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8619美元；財稅總收入是1860億元；進出口是2374億美元，出口連續十多年都是位居全國第一位；集裝箱吞吐量也渐漸接近香港了。達到1847萬標準箱；機場的吞吐量達到1836萬人次。社會商品零售額達到了167l億元。專利方面的申請，去年達到29.728項，位列全國第二，其中發明專利在全國排第一，超過了北京、上海。深圳還是“中國名牌之都”，世界500強企業有14l家已經落戶深圳。2011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深圳舉辦。這一系列的數字說明，深圳的發展為“深港創新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深港創新圈”也就無法真正建立起來。

　　應該說，我們最近才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很快地達成協議，是因為有這個經濟基礎。有民間工作，又有那麽一個好的經濟社會基礎，再加上深港之間每天有4.8萬輛車輛進出，最高峰時有50萬人經過，一年達l億6仟多萬人次。有這個基礎，我們原來有深港經濟合作，就打造了“深港創新圈”。

　　為什麽要研究民間的推動作用?我感覺“深港創新圈”原本就是從民間最早推動起來的。政府順應民間和市場的要求，提到政府戰略層面，形成一個官方的概念。有了一個概念，還要不要民間、社會的力量來參與推動呢?我感到完全需要，並且不能缺少。如果在政府的主導下，民間的力量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我看實施“深港創新圈”有關的目標就應該會加快。

　　今天這個研討會，你們說是完全官方的嗎?我看是有官方色彩、官方主導，但也不完全是官方的人來參加，有官方頭銜的人還不多，主要是民間。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感覺到民間的社會力量是實施“深港創新圈”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民間的力量有明顯的優勢。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慮。第一，歷史因素。建設“深港創新圈”的前提，深圳和香港在歷史上本來就是一家，在新界、寶安那一帶是同處一地，同緣同根。我經常過上水那邊去看，見到不少老實安人在那裡做香港居民，一大批，大家都在一起。這種歷史的功能，來來往往的合作沒完沒了。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運輸問題，還有一些小商品的交流都是民間的交流，對雙方都有利。深圳本地的寶安人在香港就超過25萬人。

　　第二，經濟基礎。現在到深圳這塊土地上來的投資，香港的資金佔60％多。有2萬多家外資企業本身就是香港的，但是香港的企業到了深圳既是香港企業，又是深圳的企業。有這種經濟基礎，這種合作和這種創新就有很好的發展。這個經濟基礎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我看是官方的也是民間的。在香港的那些深資企業，除了深業公司有官方色彩外，大部分企業都是非官方的，屬於民間企業。

　　第三，從經驗的角度來看，深圳很多大的舉措與民間的關係很大，與社會的關係很大。我回顧了一下，1994年深圳遇到很多難題，這些難題包括口岸通關時間，包括深圳河的治理。那時候很多投資的外商怨氣很重，因此我們組成了一個“廣東深圳投資考察團”，上去找國務院特區辦的領導。我們直接彙報了七個問題，並不是政府授權我們搞的，而是投資者有這種想法，我們反覆研究了這種想法，也向領導請示，然後帶到北京。如果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去反映，不方便。政府來反映該怎麽說呢?因為這些問題很瑣碎，都是和外交問題有關的。那些民間的問題，由那些大膽的民間團體在政府的指導下上北京彙報。這也是有經驗的，比如口岸收費問題、通車間題，有幾個人把這些詳細情況整理出來，不是政府先看，而是通過民間直接反映到有關部門，我們再從中協調。為什麽能24小時通關?這肯定是中央的決定，但是中央也要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深圳河的治理問題，每次大雨以後新界被淹，誰管?政府管。既有香港的民間團體，也有深圳的社會團體，這兩股力量匯合起來，一句話不聽，十句話不得不聽，一萬句話總要聽。我覺得民間可以起到很多政府起不到的作用，而且民間機制還可以迴避很多敏感問題。

　　從這些原因來看，民間、社會力量確實是實施“深港創新圈”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當然，這個力量也有難處。第一，往往從某個社團利益出發，也不排除某些個人方面的利益，這和全體利益有矛盾。第二，有些人很有熱情，但是這個熱情與法、與理合不合，值得研究。第三，你要幹這個事情，我要幹那個事情，力量分散。第四，香港情況的複雜性，深圳社會情況的複雜性，與社會、社團、某些民間人士如何溝通。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我們加以改進。

　　對如何加快“深港創新圈”建設，我提幾個建議：

　　第一，領導層加深認識，主動主導。政府主導很重要，但要加深對這個問題的了解和研究。

　　第二，加大宣傳力度。“深港創新圈”的問題，5月21日簽了協議。去年年底，我們曾經召集了一次會議，請香港的政協委員過來，包括地鐵的總裁、銀新的總裁等等。很多香港政務人士對“深港創新圈”沒有印象。這可能是我們一廂情願，香港不清楚。就算我們一廂情願，深圳願意這樣幹，深圳很多人也搞不明白。如果深圳很多人搞不明白，香港很多人也搞不明白，那怎麽辦呢?宣傳力度不夠，要加大宣傳力度。

　　第三，加強對社會力量的協調。政府一定要加強協調，社會方面有很多研究機構，也有很多熱心人士，還有很多社團，需要做協調工作。

　　第四，對一些香港社團的人員來深圳交流给予方便。

　　第五，充分發揮在深圳投資的香港精英的作用，這樣“深港創新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像紐約、倫敦、東京一樣，變成一個區域性的大都會。

　　這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和意見，不對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謝謝!

　　(本文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作者廖軍文，为深圳市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