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國兩制”政策設計者——鄧小平逝世十周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一國兩制”理論在經歷20多年的實踐，尤其是港澳相繼回歸祖國後，其具體指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效促進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協調共處，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和穩定；二是準確把握海峽兩岸關係走向，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前者屬於國家的有效管理問題，由於已步入預定軌道而相對容易掌控；後者屬於國家的完全統一問題，由於台灣政局更替、國際勢力干涉等因素而具有較大變數。因此，當前對“一國兩制”戰略思想的政策研究與應用，主要集中在兩岸關係的戰略層面。唯其如此，深刻領會“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準確判斷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科學構築實施“一國兩制”的政經體制，對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理論和政策含義

　　1．“一國兩制”的理論含義

　　“一國兩制”的完整表述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和平是方式，統一是目標。選擇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是對台灣人民利益、大陸改革開放事業、地區和平和世界穩定等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解決台灣問題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另一種是非和平方式。“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動用自己認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维護本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因此，中國政府在採取任何一種方式處理本國內部事務的問題上，並無義務對任何外國或圖謀分裂中國者做出承諾①。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主要來自於島內的“台獨勢力”和國際上試圖分裂中國的反華勢力。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所造成的損傷承擔者，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因而是一種“共輸”的負和博弈。不到萬不得已，一個對人民利益負責的黨和政府不會選擇武力。況且，現代戰爭的巨額代價也與中國現階段的生產力狀況不相適應。正是基於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綜合分析，基於對兩岸人民利益的深切考慮，鄧小平指出：“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是中國面臨的具體現實問題”，“我們主張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方式”②。江澤民同志也指出：“和平統一對台灣同胞有利，對全中國人民有利，對亞太地區及全世界和平發展有利，是解決台灣問題最好的方式。為了兩岸同胞的根本問題，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盡一切可能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③。“和平統一”體現了人民利益與國家主權的辯證統一，也體現了國家主權與地區、國際責任的辯證統一，是中國政府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智慧和責任有機統一的體現。

　　一國是目標，是談判的前提；兩制是方式，是談判的內容。“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④邓小平指出，“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怎麽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⑤。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一系列論述，既充分表明了中國政府統一祖國的堅定信念和信心，又用妥當的方式照顧到了台灣問題的歷史實際和現實狀況，尤其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是一種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世界觀和統一觀。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以及持續繁榮和穩定的局面，再一次向台灣、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國兩制”所具有的理論指導力。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一種使博弈各方均能利益最大化的戰略思维。因而是一種“共赢”的正和博弈。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大陸改革開放20多年，社會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所奉行的發展戰略是和平崛起。中國的崛起過程是和平的，中國崛起後仍是和平的，與全世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致力於構建一個和諧世界。中國始終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因此，在解決自身統一問題時，中國致力於爭取和平的方式。同時，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必須考慮國家統一戰略與發展利益相一致。非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則不僅使中國失去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環境與機會，也會使2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受損。而且，和平統一對中國大陸與台灣之外的國際社會也不無益處。正是基於此，中國選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作為國家统一的方式，也作為國家統一後的管理方式。“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應該是能夠接受的，台灣也應該是能夠接受的。”當然，“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諾我們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於我們的雙手縛起來，結果只會促使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和平統一，這進而只能導致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⑦因此，在國家完全統一之前，中國政府從來沒有也绝對不會承諾在祖國統一問題上放棄武力，這一點也是“一國兩制”思想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

　　“一國兩制”理論蕴含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含義。和平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的政治談判，另一種是密切的經貿聯繫。在直接的政治談判暫時無法進行時，發展兩岸經貿關係是和平的最好體現。退一步講，沒有經貿發展作基礎的政治談判要麽無法進行，要麽無果而終。因此，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段內，致力於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奠定基礎。將是和平的最好方式。

　　2．“一國兩制”的政策含義

　　2005年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⑧。四點意見更加彰顯了“一國兩制”思想的政策含義。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在現實的政治生態中，台灣人民雖有深藍、淺藍、淺绿甚至深綠等政治社會群體之分，但“無論在什麽情況下，我們都尊重他們，信赖他們，依靠他們，並且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维護他們的正當權益”⑨。台灣人民所關心的利益是什麽?從當前來看，主要是擺脫經濟低迷，恢復經濟景氣，解決他們在投資、就業、收入等方面的現實問題；從長遠來看，就是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使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訴求更易實現。當前和長遠利益的實現，實質上都與兩岸關係交織在一起。“合則兩利，分則兩輸”。採取各種靈活、務實的方式，發展兩岸經貿關係，致力於兩岸經貿的良性互動，是實現兩岸人民利益共享的有效途徑。通過發展經貿關係，讓利於台灣人民，讓台灣人民切實感受到和平的好處，是取得台灣民心的關鍵。在此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策略與手段，實現兩岸的永久和平，應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最佳取向。因此，推動兩岸經濟合作，促進兩岸政治和談，這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中和平所指的關鍵，也是其政策含義之所在。

　　二、未來兩岸關係走向與政經互動特點

　　自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兩岸關係從有限的民間交往開始先行，27年來，時有進展又數度下滑，既有跌入低谷之時，也有峰迴路轉之跡。無論如何，兩岸關係的總體特點是：大陸熱，台灣冷；經貿熱，政治冷，尤其是台灣對大陸政經政策呈現一種矛盾的非連續性、不穩定性。

　　1. 未來兩岸關係的基本走向

　　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即使無法做出會怎樣或者該怎樣的判斷，但至少可以做出其不會或不該怎樣的判斷。

　　(1)獨不可行。當前和將來，任何“台灣獨立”的訴求，在客觀上都沒有實踐的環境和條件。由於島內政治力量和選民的牽制、國際社會的制約、中國大陸的制衡，“台獨”只能停留在“言論台獨”、“文化台獨”、“政策台獨”的層面，作為一種選舉工具運用，永遠無法發展到“法理台獨”和“國際台獨”，更遑論作為“主權國家”存在。

　　(2)統不可急。台灣問題的解決，既是實力的較量，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說到底就是要以爭取台灣民心來逐步消除和遏制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上的分裂傾向；同時，台灣問題又是一個夾雜複雜國際因素的內政問題，美、日等主要國家雖不贊同台灣獨立，但也不贊成兩岸統一，甚至在一些方面如對台軍售上暗中支持台灣。美、日的深度介入，加劇了台灣問題的複雜性，使台灣問題的解決過程相對延缓。做台灣人民工作，最大限度地爭取台灣民心，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

　　(3)拖不可懼。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但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台灣問題是一個重要障礙，但並非全部障礙。因此，以“拖”的策略赢得發展機遇，有利於大陸進一步壯大綜合實力。相對來說，時間對大陸更有利，大陸更不怕拖。解決台灣問題在時間上具體可拖多少年無法準確預估，但依目前中國的發展進度，可以認為，當中國經濟實力超過日本時，也即在2015年之後5—10年內，初步具備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和能力。如果國際環境適宜，通過談判實現完全統一是可能的。當中國經濟實力接近甚至超過美國時，也即2040年左右，就完全具備國家統一的條件和環境。無論以何種方式，中國都可以完全實現國家統一。可以說，“只要大陸發展好了，兩岸之間經濟上改善，政治上也得到改善的局面就一定會出現”。〔15〕

　　2．兩岸政經關係的特點和動因

　　兩岸政經關係呈現出與一般經濟體關係不同的特點。與兩岸經貿日益熱絡的形勢相對應的是兩岸政治的持續冷淡甚至對立、衝突。據商務部統計，自1987年至2006年底，台商對大陸投資累計達7.2萬家，合同金額900多億美元，實際到資金額440多億美元〔10〕。2006年兩岸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其中台灣對大陸進出口分別突破200億和800億美元，對大陸貿易順差達600多億美元。大陸不但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還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台灣第二大進口來源地〔11〕。隨著兩岸經貿關係進一步升溫，兩岸經貿依存度不斷提高。據測算，2003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為17％，〔12〕至2006年已提高到27％左右。從另一個角度看，兩岸經貿交流取得的豐碩成果是在台灣當局強力推行“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和“有效管理、積極開放”的限制性大陸政策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沒有這些政策障礙，兩岸經貿交流的實際成果將遠遠大於目前的規模和水平。

　　其實，兩岸政經關係的當前表現只是一種暫時性表象，是政經互動在特定時期的一種階段性表現。這種表象並不能也不會最終否定政治經濟相互促進的規律。馬克思認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13〕對“台獨”推行者而言，他們的利益在政治、在製造“一中一台”、“台灣獨立”，這樣他們就可以“名垂台灣青史”。民族感情、國家統一、台灣經濟發展、人民福祉在他們的利益天平上永遠小於“台灣獨立”帶给他們的“歷史榮譽”。因此，他們推行限制兩岸關係乃至與大陸分離的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但是，台灣人民的利益恰在於保持兩岸和平，積極發展經濟，永享太平盛世。這一利益觀在特定階段可能被意識形態及選舉形勢蠱惑而有所偏離，但最終會形成一種全民性共識。當局與民眾的利益博弈是長期的，雖然目前當局可通過制定對大陸政策體現他們的意志，但在台灣現實的政治架構下，當民眾認識到他們的利益所在時，會通過選票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與意志。“政黨輪替”現象不僅僅是台灣政治的歷史，更是今後的政治常態。因此，對兩岸政經關係的信念應是：“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千利益，萬利益，經濟利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千關係，萬關係，經濟關係是最基礎的關係；從短期看，政治可以決定經濟；但從長遠看，一定是經濟決定政治。”凹事實上，在兩岸政經關係中，還存在一個經濟的量與政治的質的關係。經濟交流的量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衝破台灣當局設定的政治限制，需要並形成一種新的政治關係，而當局的確認只是一種形式與程序。近年來，在兩岸政經分離的交流表象下面，其實隱藏著經濟對政治的推動作用，只是政治的變動顯得有些被動。從台灣的大陸政策看，每項政策的調整和變化，尤其是經貿政策。往往是對在技術或政治上無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實的追認。從放寬交往限制到開放工商考察，從實行試點直航到放寬投資限制，幾乎都重複著“禁止一默許一開放”的三步曲，形成法律跟著政策走、政策跟著現實走的被動局面。從“戒急用忍”政策的調整，到“有效管理”政策的失效，充分說明台灣當局對兩岸交流的掌控難度趨大，政策的實際控制力趨於減弱。這也正好說明台灣當局對兩岸經貿的限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經濟交流會觸動他們“立場”調整。從大陸對台政策看，隨著經貿交流的增強和人員往來的增多，對台灣的認識也更趨全面、客觀、歷史。在“一國兩制”的原则下對台灣各階層的經貿、政治、心理政策也更加務實，策略更加靈活，從而成就更加顯著。因此，以不斷崛起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構築和平的地區與國際環境，堅持“一國兩制”政策，正確運用政治、經濟、文化、心理乃至軍事威懾等手段，遵循並充分運用市場經濟法則，大力加強以經濟聯繫為基礎的兩岸交流，兩岸良性的政治關係以至和平統一的局面就一定會逐步出現。

　　綜合分析，目前兩岸關係呈現的政經分離的特點不會改變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規律。在對台政策上，應從國家發展的主要矛盾出發，構築良好的經貿交流機制，促進兩岸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最終實現和平統一。

　　三、貫徹“一國兩制”思想，構築兩岸經濟合作新機制

　　當前，鑒於海峽兩岸的政治架構和台灣島內複雜的政治生態，在發展兩岸關係上，可著眼於“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原則，採取“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政經分離、彈性務實”的策略；以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規範化、制度性、一體化的循次推進為主旨，探尋適應形勢發展的兩岸經濟合作新機制，實現經貿交流在一個較長階段對政治交往乃至和平統一的促進效應。

　　1. 推進兩岸直接“三通”，實現經貿關係正常化

　　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是兩岸經貿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兩岸同胞利益之所在。隨著兩岸經貿規模的擴大和經貿關係的密切，兩岸民眾基於經濟利益的現實需要，不斷通過各種方式與途徑给台灣當局施加壓力，兩岸在直接通航方面的限制不斷被突破，並取得明顯進展。1997年兩岸海上定點中轉直航正式啟動，2001年金、馬客運直航廈、福，實現福建沿海地區海上客運直航；2002年港龍航空公司開闢“台北－香港－上海”的“一機到底”線路，實現空中通航“換班不換機”的準直航模式；2005年“兩岸春節包機”首次實現兩岸航空公司飛機雙向、對飛、不經停的突破，2006年實現“包機節日化”。上述直航成果的取得，既是兩岸經貿交流的客觀需要，也與在大陸投資的台灣工商界人士的努力分不開。海上、空中局部直航的實現，不僅是通航模式的改變，更是兩岸通商方式中的突破性進展。目前，以台灣在大陸投資的工商界人士為主體的民間力量，以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在野黨為主體的政治力量，在“三通”問題上已與大陸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識，並以各種方式敦促、推動台灣當局儘快全面開放“三通”。2005年連戰、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在台灣農產品零關稅進入大陸以及檢驗、檢疫方面與大陸達成許多惠及台灣農民的協議。2006年博鱉農業論壇進一步推進兩岸農業合作與交流進程，落實兩岸關於農業交流合作的有關協議，使台灣農民真正從兩岸農業交流中獲利，他們的政治取向必然會對島內政治力量的整合產生影響，對主張“三通”的政治力量有利。因此，立足現有通商成果，認真研究台灣政治、社會群體的經濟需要、經濟主張，在不損害大陸相關群體利益的前提下，以市場為導向，以經貿為紐帶，實施有利於吸引和爭取台灣人民的經貿政策，推動兩岸“三通”儘快實現，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

　　2．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創建經濟合作新平臺

　　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其深層意義在於創建對台經濟合作新平台，即將海峽西岸經濟區作為對台經濟政策的試驗場，整合創新現有對台經貿政策，使之走向規範化，為即將到來的全面合作提供經驗。因此，其近期目標是在“試點直航”和“金馬直航”的基礎上，以兩岸直接“三通”為突破口，達成兩岸特定區域之間全面、直接、雙向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遠期目標是為兩岸經濟一體化進行全面的政策準備。圍繞上述目標，海峽西岸經濟區應著力構築全新的政策機制，主要包括：政策開放機制，對台商投資項目審批予以政策傾斜，無需國家宏觀調控的台資項目由區內主管部門自行審批，涉及國家宏觀調控的台資項目，採取個案審批，優先安排，大型台資項目的審批標準適當放寬；金融合作機制，一些帶有“試驗性”的政策措施，可在區內先試行操作，總结經驗後再推至其他地區；產業合作機制，採取傾斜政策，大力引進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工業企業，引導台商向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投資，吸引台灣信息咨詢服務業及其他工商服務企業前來投資；交通聯繫機制，利用“金馬直航”和“試點直航”政策，擴大直航口岸的功能與範圍，探索實現兩岸“大三通”的有效途徑，打開“大三通”的缺口；人員交流機制，在開放台灣同胞“落地簽證”、“落地簽注”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大陸一般人員赴台審批權下放给地方台辦，由當地根據實際靈活操作；城市交流機制，在條件成熟時，區內的一些地區，如福州、廈門、漳州、泉州等可與台灣的基隆、高雄、宜蘭、台南等建立某種城市交流關係；經貿協商機制，兩岸之間的經貿問題，如投資者權益保障、貿易糾紛調解及仲裁、知識產權保護、商品信息交換、產品市場准入以及反傾銷等可在區內進行溝通、協調，並達成初步協議。可見，海峽西岸經濟區作為對台經濟政策的試驗場所，就是具體推行和實踐“一國兩制”構想，造就對台經貿交流的特殊環境，以作為“一國兩制”政策創新的重點和發展方向。

　　3．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趨貿實現兩岸經濟制度性一體化

　　在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深入的形勢下，雖然市場力量仍是兩岸經貿關係的主要動力，但是制度性的經貿安排在適應全球化發展、應對全球化危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兩岸產業分工，不單純是兩岸產業互補性的體現。更是全球產業分工中的一個環節。入世後的兩岸經貿關係在本質上屬於“中國主體同其單獨關稅區(台灣)之間的經貿交流，纳入對外經貿管理體系進行管理”。純粹由市場力量推動、民間自發行為構築的功能性經濟一體化已不適應發展需要，兩岸經貿關係需要從功能性一體化走向制度性一體化。2004年中國內地與港、澳簽署的CEPA相繼生效實施，使港、澳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在大陸佔有更大的市場；也使港、澳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在大陸市場與台灣產業的競爭具有更強的優勢，其貿易轉移、創造效應對港、澳經濟的促進也遠較台灣大。台灣產業界人士紛紛採取措施間接利用這一制度安排，並積極推動台灣當局與大陸合作，做出適合於台灣產業轉移的相關安排。為此，應積極促進大陸與港、澳在CEPA框架下的經濟合作，進一步發揮對台灣的示範效應。尋找有利時機，在條件成熟時，按照WTO所認同的授權原则，在海峽西岸經濟區政策經驗的基礎上，由中央政府特派或授權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負責與台灣有關方面商談制度性一體化下的經貿合作，為兩岸要素流動、經濟合作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四、結語

　　“一國兩制”的政治經濟意義在於，在台灣不觸動兩岸關係底線(即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始終致力於以和平的方式統一國家。因此，經貿交流被賦予重要的政治涵義和巨大的作用空間。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是基礎；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在短時間內可以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存在，但政治最終由經濟所決定。因此，兩岸經貿交流的發展潮流最終將決定兩岸政治合作的態度、趨勢及其方式。在現今兩岸政策架構下，適當採取“政經分離”的策略，構築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兩岸經濟合作由功能性一體化走向制度性一體化，是兩岸政治合作的前奏，或者說其本質上就是兩岸在政治上的合作，因為，發展經濟本來就是最大的政治。

　　参考文獻：

　　〔1〕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鄧小平論中國統一》，團结出版社1995.2，185—186。

　　〔2〕鄧小平，我們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武力方式，(會見菲律賓副總統兼外交部長薩爾多瓦·勞雷爾時的談話，1986年6月17日，198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鄧小平論祖國統一》團結出版社1995.2，48。

　　〔3〕江澤民，在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民革、台盟、台聯組委會上的講話，2000年3月5日《光明日報》。

　　〔4〕鄧小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统一的設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30一31。

　　〔5〕鄧小平，“一國兩制”是意義重大的構想，團結出版社1995年2月，35—41。

　　〔6〕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83-93。

　　〔7〕鄧小平，我們力求用和平方式來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和完成我國的統一(1979年1月31日同美國廣播電視届雷諾兹時的談話)，《鄧小平論祖國統一》團結出版社1995.2，5。

　　〔8〕新華網消息，胡錦濤就新形勢下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意見，http：／／www．sina，COrn。cn 2005.3.4。

　　〔9〕新華網消息，胡錦濤就新形勢下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意見，http：//www．sina．com．cn 2005.3.4。

　　〔10〕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lajmsj．htlm。

　　〔11〕朱磊，2005年台灣經濟回顧與展望，台灣研究2006.1。

　　〔12〕張傳國、鄧利娟，2000年以來兩岸貿易關係的新發展及存在問題，台灣研究集刊2004.2。

　　〔1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版)，187。

　　〔14〕李家泉，在危機中前進的兩岸關係——專家點評兩岸關係的熱點問題，《台声》2003.8。

　　〔15〕李家泉，在危機中前進的兩岸關係——專家點評兩岸關係的熱點問題，《台聲》2003.8。

　　(作者李非、劉澈元，李非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