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10年了，面對香港歷史上最大的金融風暴和最大的經濟倒退，香港又重新恢復過來，經濟繁榮，股市興旺，失業率創歷史新低，持續被評為“國際上經濟自由度最高”、“最廉潔”的地區之一，更為重要的是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不斷增強。在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之際，本人就香港經濟發展中的幾個主要問題談四點看法，以求教於學術界同仁。

　　一、關於香港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回歸祖國後，香港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禽流感、美國“9·11”事件引發全球經濟不景氣、SARS以及政治紛爭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衝擊，香港經濟發展出現了很大的起伏。1997年10月，即香港回歸後3個月，亞洲金融風暴便黑雲壓城，港元遭受阻擊，股市和樓市接連被重創，金融、地產、貿易、旅遊四大產業悉數挂彩，整體經濟出現了多年未有的負增長。1998年，香港經濟5.3％負增長，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之中，1999年第4季度，香港經濟雖然结束了連續18個月的負增長，出現了轉向復甦的拐點，但全年經濟仍是2.0％的負增長。2000年實現3.8％的經濟增長。2001年，由於國際經濟形勢(特別是美國經濟)再次逆轉，香港經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1.2％)、2002年(-1.7％)、2003年(-3.4％)連續三年陷入負增長，經濟持續通縮，負資產人士增加，財政赤字和失業率居高不下。2003年初，SARS爆發，香港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從2004年開始，香港經濟出現恢復性增長趨勢。2004年增長4.7％，2005年增長7.1％，2006年增長6.5％。香港經濟擺脫了在金融風暴後的低迷，企業恢復贏利，消費者信心上升。出現了全面性增長的局面。2005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已超越1997年的高峰，創下13826.75億港元的新高。1997年，香港失業率為4.3％，2003年上升到7.9％的歷史高位，2006年下降到4.2％，低於1997年水平。過去三年經濟持續高增長和低通漲，為香港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香港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市場外部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為防止經濟下滑，特區政府打破過去政府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的陳規，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動用1100億港元的外匯基金，收購本地股票，捍衛香港股市和聯繫匯率制度，以及興建香港迪斯尼樂園等公共工程，以拉動經濟增長。此外，中央政府先後推出“CEPA”、“個人遊”和“9+2泛珠江三角區域合作”等開放措施，為香港經濟恢復增長注入了強大活力。香港經濟的恢復和增長主要是藉助經濟“外力”實現的。一旦這些“外力”因素發生變化，香港經濟能否保持持續增長，將面臨新的考驗。

　　很多人把香港的不景氣歸咎於亞洲金融風暴，其實不然。香港經濟有一大半與內地有關。內地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依然保持高速增長，按理說，香港經濟也應同步發展。可見，香港經濟的問題並非全部由外部原因所引起。溫家寶總理曾多次談到香港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我們認為，高昂的生產成本，是造成香港經濟困局的深層次的核心問題。香港產品或服務生產成本過高，主要來自地租和工資水平。過去香港由於低稅制、自由港、法制健全，加上勞工成本不高。一直是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優勢。但20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港英政府實施高地價政策，造成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樓價租金和工資水平不斷飛升，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經濟營運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大升。如果高昂的成本價格狀況沒有改變，香港製造業、服務業和人才外移的情況將會持續下去，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將難有機會。相對於周邊地區，香港生產成本非常高，如香港房地產的平均價格為北京的7倍，上海的8倍，深圳的8倍左右，這使得香港背靠內地廣闊腹地和市場的巨大優勢無法完全發揮出來。可以說，降低香港的生產成本，即降低香港的高昂的土地價格和高昂的工資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經濟所面臨的困難。而要做到這一點，卻是非常困難的。

　　二、關於香港經濟的轉型升級間題

　　香港回歸10年來。經濟進一步服務化。一是工業產值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7年的13.9％下降到2005年的9.2％，其中製造業比重则從6.1％下降到3.4％。二是服務業比重進一步上升，從1997年的85.9％上升到2005年90．7％，上升了約五個百分點，服務業中以非生產性部門的增長最快，其中又以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和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增長最快，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8.3％和19.3％。三是從就業人數來看，製造業就業人數從1997年初的31.26萬人(佔總就業人數的12.25％)大幅減至2006年末的15.93萬人(佔6.23％)，而服務業就業人數(不包括公務員)則從1997年初的196.00萬人(76.79％)增加到2006年末的218.70萬人(85.46％)。過去10年香港產業結構的演造情況是：一是產業结構未向多元化發展，而是更趨服務化；二是服務業增長主要靠社會福利等非生產性服務擴展來帶動；三是CEPA的零關稅措施對刺激工業投資效果不明顯。

　　目前香港的服務業比重高達90.7％，高出新加坡、台灣、芬蘭、瑞士等同類型國家或地區約20個百分點。有觀點認為香港是一個城市型經濟，無需追求一個平衡的產業結構，正如紐約和倫敦也主要是從事服務業那樣。但我們要看到，現階段的香港與紐約或倫敦的角色有很大不同。紐約與倫敦不是獨立經濟體，紐約、倫敦與其國內其他地區之間的人口和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沒有任何阻礙。而香港在回歸後仍然维持獨立的法律制度、貨幣金融制度、獨立的關稅區，與內地往來仍有邊境阻擋。從經濟意義看，仍然是內地的一個離岸經濟體和離岸金融中心，人口和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動。儘管今天香港的服務業已經達到本地生產總值90.7％，但是香港產業架構並沒有具備知識經濟時代的特徵。由於香港過分依賴服務業的經濟結構，必然帶來服務對象流失的問題。香港面對周邊城市的強大競爭，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中，有不少環節正日渐失去競爭力。種種徵狀顯示香港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及失衡，需要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目前香港經濟轉型面臨雙重壓力：一是本地新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知識型經濟的發展一直舉步维艱；二是繼貿易製造業北遷而空心化後又面臨服務業北遷的問題。目前香港經濟問題的主要癥结：一是製造業與服務業嚴重脫節，由於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內地，製造業在香港本地只剩下3.3％，出現了嚴重空心化，造成服務業支撑體系出現問題。二是生產與消費脫節，由於價格上的巨大差異和大量港資投向內地，大量香港居民北上就業、居住和消費，香港消費出現外移現象，使香港經濟再生產出現問題。與製造業一樣，服務業發展也有一個能否在本地實現轉型與升級的問題。避免重蹈製造業在本地轉型升級失敗的覆轍，是香港服務業未來發展必然面臨的問題。

　　三、關於香港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間题

　　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多年來一直為全球公認最自由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之一。美國《華爾街日報》和傳統基金會日前共同發佈的2007年度“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13年被列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份傳統基金會就10項要素對全球157個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進行評估而得出的報告指出，香港的個人稅及公司所得稅稅率較低，整體徵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率也相對為低，商業規管精簡，勞工市場靈活度高，外資在香港的投資比較開放，基本上沒有限制。同時，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特區政府對金融服務業的監管千預程度低，而且監管制度極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則獨立於政治，且十分廉潔，保障產權的能力無可置疑。在10項要素中，香港在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及產權保障等4個要素的評分均居全球首位；在財政自由、政府给予的自由、貨幣自由及勞工自由等4要素上，香港的評分别居於全球前1O名以內。

　　“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十分推崇香港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多次將香港稱為自由經濟制度的堡壘，經常向人推薦：“要知道自由經濟是如何運作的，你就要去香港看看。”“俄羅斯的改革沒有中國般的成效，因為俄羅斯沒有香港。”他認為，正是由於政府一直在抵禦干預的誘惑，香港才能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的中心地帶之一，而人均收人才能在幾十年間從英國居民的1／4上升到與之持平的程度。他還認為，中國的最終命運取決於大陸向香港路線靠攏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陸路線靠攏的速度更快，自由市場經濟一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過去香港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目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了“大市場、小政府”、“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新施政理念。我們認為施政理念的改變，需慎而又慎。我們對香港特區政府“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解讀是，在經濟領域，市場主導，政府還是積極不干預；在創造營商環境和维護社會公平等方面，政府負有更大責任，起促進作用。

　　四、開於“港珠澳大橋”建設問題

　　我們認為，目前正在熱議中的“港珠澳大橋”方案不是一個好的方案，存在較大風險。一是“港珠澳大橋”的建設目的偏離地緣經濟發展的重點和方向。任何物流設施都應圍繞製造業轉，因為只有製造業才有可能“生出”物流。在今天，廣東經濟的重心已經明顯地西移、北移(甚至外遷江西、湖南等地)。有許多香港人認為，只要建成“港珠澳大橋”，廣東西部的物流就會大量流入香港，這是一廂情願的誤判。從長遠的角度看，珠江三角洲內部的物流業肯定大於香港的物流業；從地緣上看，香港地域有限，加上制度不同，成本過高，將來很難保持華南地區首要的物流中心的地位。二是“港珠澳大橋”投資大(初步估計投資約為360億元，實際上投資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由於小小的深港西部通道就花了126億元)。但從使用價值來看，因為港珠澳大橋只有同時持有香港澳門牌照和香港內地牌照車才有權通行，其他車輛被排除在外(包括僅持有香港本地牌照的車)，故可來往香港和珠海兩地之間的汽車流量太少，與虎門大橋和杭州灣大橋無法相比。也就是說，珠江口東西兩岸的聯繫並不能完全打通，虎門大橋的通行壓力將繼續存在。我們認為，投資大，使用效率不會太高，存在投資高風險。三是有破壞珠江三角洲生態環境的可能。伶仃洋西邊的大片海域存在大片的泥沙沉積區域，那裡的水特別淺。水流比較慢。如果在泥沙的沉積區橫加一座有幾十個橋墩的大橋，勢必會形成眾多的“沙洲”現象，海床被提高。今天寬闊的伶仃洋，明天就有可能變成“伶仃水道”，“港珠澳大橋”就可能會成為珠江口的“三門峽”。四是從目前看，建設橫跨珠江口深圳與中山兩個城市的“深中大橋”較經濟。東邊以深港西部通道與香港連接。投資成本低，風險小，作用大。這樣既可解決香港與珠江西岸的聯繫，又可完善珠江口高速公路網，較好地發揮珠江東岸發達地區如深圳、東莞對珠江西岸的經濟輻射作用。五是從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綜合來看，“深中大橋”不可替代，而港珠澳大橋功能暫時可由“深中大橋”替代。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建設“深中大橋”是當務之急，而“港珠澳大橋”應緩建。

　　(作者鍾  堅，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