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告第一部分首先回顧了香港回歸十年來與內地在投資、貿易、金融等領域的經濟合作與往來的具體情況；其次，概括總結了兩地經濟關係的基本發展歷程：由最初的分工性合作到回歸後的良性競爭性合作，再到CEPA實施後的融合性經濟合作。明確得出目前兩地經濟合作的基本特點——融合性經濟合作。

　　第二部分首先對香港與內地未來經濟合作的趨勢作了一些基本預測；其次，分析了未來兩地經濟關係向縱深發展的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並據此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現實性的政策建議。隨著未來兩地經濟合作的發展，兩地經濟合作的前景非常明朗，兩地在未來經濟合作的過程中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正式開始恢復對香港地區行使主權，離開祖國懷抱150多年的香港地區終於又回到了祖國這個大家庭中，香港的回歸，為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繁榮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同時，香港的回歸，將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帶入了一個多層次、寬領域、全方位的發展時期。

　　香港回歸後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香港回歸以前，一些西方輿論曾預言，1997年香港的回歸將是“香港繁榮的末日”，認為香港從此將失去其國際經濟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可是，10年過去了，歷史已經見證，香港不但保持了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且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放缓、非典、禽流感等嚴重衝擊對香港地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內外部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保持了高度的穩定和發展，繼續维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8年將香港評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地方，國際貨幣基金组織也連續9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今年中國社科院等單位聯合發佈的《2007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香港的綜合競爭力排名第一。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是成功的。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聯繫越來越緊密，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不斷增強，“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是香港社會學界關注的話題，內地與香港在相互發展中加快了經濟融合。

　　一、香港與内地經濟關係發展回顧

　　1．兩地投資聯繫緊密

　　優勢互補理論是兩地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其理論系統的核心就是投資方與受資方的優勢關係與優勢轉移，貫穿這一系統始終的紅線就是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優勢要素。在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投資中，內地的優勢要素表現在靜態方面，如資源、人力等，也表現在環境方面，如市場狀況和投資機會；香港的優勢要素表現在動態方面，如组織管理和企業文化差異協調。兩地的互補優勢要素發揮合力，使得相互投資關係快速健康發展。

　　內地與香港在投資上的緊密程度可以用投資结合度來說明。

　　(1)港資成為内地外來投資的主要來源

　　香港一直積極投資內地經濟建設，是內地最大的外來投資者。迄今實際總投資已接近3000億美元，開辦企業超過13萬家。

　　香港回歸後不久，即遭遇了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對大陸的直接投資曾在1997-1999年出現了下滑趨勢，但從2000年開始即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2006年香港在內地直接投資的項目數15496個，比2005年同期增長O.7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02.3億美元，同比增長12.70％，截至2006年12月底，內地累計批准港資項目269555個，實際使用港資2797.6億美元；按實際使用外資统計，港資在中國大陸累計吸收的境外投資中佔40.80％，排第一位。香港投資於内地的企業最普遍從事的經濟活動包括通訊業、投資控股、地產、各項商用服務及製造業等。

　　香港回歸至今，在內地直接投資累計投資的項目數106843個，實際投入金額16188982萬美元，分別佔全國累計批准設立項目數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總量的47.20％和46.42％。按實際使用外資累計金額計，香港在內地直接投資位居第一位。截至2006年9月底，內地共註冊香港個體工商戶2485戶，註册資金馬1.39萬億元人民幣，從業人員為6368人。

　　到2005年，港資對內地的其他投資金額達到184920萬美元，佔所有外資的其他投資總額的53.13％，在所有外資的其他投資居第一位。

　　同時，港商在內地的投資領域也不斷多樣化，如2005年港商在內地農林牧漁領域新設立企業401家，合同港資金額16.30億美元，實際投入港資金額2.42億美元；在製造、採掘領域新設立企業9584家，合同港資金額389.37億美元，實際投入港資金額115.87億美元；服務貿易領域新設立企業4846家，合同港資金額226.68億美元，實際投入港資金額61.20億美元。

　　(2)香港是内地境外投資的最大目的地

　　在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中，以香港為投資目的地所佔的比重一路遙遙領先，遠遠高於日本、美國等吸引外來投資大國。截至2005年底，內地在港設立非金融性企業2500多家，在香港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净額中，內地佔到63.80％，金額達到365億美元。香港是中國內地對外投資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國內地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都流向了香港，這一現實也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為中國內地企業在香港金融市場融資提供了間接的支持。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6年共有282家內地企業赴港開業，投資額超過20億美元。2002年以來，香港投資推廣署已先後在廣州和北京設立了常設服務機構。2007年2月14日香港投資推廣署又在上海成立了常設機構——投資香港服務中心。繼上海之後，香港投資推廣署還將在成都成立在內地的第4家常設服務機構。

　　目前，內地在香港的投資遍及各種經濟活動，包括投資控股、地產、各項商用服務、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運輸及有關服務等。在內地對港投資的行業分布中，進出口類公司居首位，這與內地和香港的貿易依存度是符合的；其次是製造類企業，居第三位的是金融保險類企業，其他依次是運輸倉儲類企業、房地產企業與旅遊企業等。如中銀集團在香港僅次於匯豐銀行集團，居第二位，佔有香港銀行業資產的10％和港幣存款的25％。中國保險控股公司擁有香港財產險市場的20％；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下的保險委員會所屬的15家公司會員中，除了中國保險控股公司外，還包括中國有關省市在港設立的保險公司。中國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的造船能力佔香港造船生產能力的10％以上，在遠洋運輸方面，中國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擁有一支600萬噸載重量以上的船隊，其資產在2006年超過788億港元。同時，中國華潤集團已發展成為中國內地和香港最具實力的多元化控股企業之一，總資產達1700億港元，營業額達940億港元；內地在香港的旅遊公司佔有香港客房總數的10％左右；內地公司在港從事房地產業，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國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投資興建的50層高的公司總部大樓。

　　2．兩地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尤其是貿易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息息相關，雙方互為對方最大的貿易夥伴。

　　兩地的貿易互補程度可以用貿易结合度來衡量，貿易结合度①定義如下。

　　將內地與香港的貿易分為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兩大類。從1998年開始，由於內地進口佔世界總進口的比例迅速上升，導致貿易结合度有下降趨勢，但其值仍然遠大於1，說明兩地的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結合度很強。而同期內地與美國的貿易结合度值均小於1，說明內地與美國的商品貿易結合度較弱。相比之下，內地與香港的貿易互補性很強是顯而易見的。

　　(1)内地是香港進出口的主要來源地與目的地，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貿易夥伴

　　從進出口貿易額來看，目前香港是內地第四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順差來源地。香港從內地進口額從1997年的6083.72億港元增長到2006年的11930億港元，增長了近1倍，2006年香港對內地的進口額在全部進口額中佔45.9％。而港產品出口到內地的數額稍微有所下降。同期，內地對香港的出口額從1997年的437.8億美元增長到1553.9億美元，增長了近2.54倍，而從香港的進口額有所下降。在出口結構方面，內地的主要出口商品為：服裝及衣著附件；電力機械、器具及其電器零件；紡紗、織物、製成品及有關產品。香港的主要出口產品為：服裝及衣著附件、電力機械、器具及其電器零件；紡紗、織物、製成品及有關產品；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鐘錶。

　　(2)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轉口對象，香港是内地最大的轉口基地

　　轉口貿易一直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之一，對香港經濟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轉口貿易不僅促進了香港製造業的發展，也帶動了港口、運輸、銀行、保險和郵電業的相應發展，為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奠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2000年開始，香港轉口貿易中的轉入貨值超過GDP，增長速度也遠遠高於GDP。

　　在香港的轉口貿易中，內地一直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轉口對象，香港是內地最大的轉口基地，兩地的互補性優勢在轉口貿易中體現得十分明顯。據香港統計處統計，回歸後，香港對內地的轉口貿易不僅在绝對數上一直處於上升的趨勢，而且佔總出口的比重也不斷上升。從1998年以來，轉口貿易中來源於內地的貨值佔總貨值的比例一直穩定在60％左右。轉口貿易中轉往內地的貨值佔總貨值的比例地逐步上升，從2000年的35.1％上升到2004年的44.9％。1997年轉口貿易額為4438.78億港元，到2006年就上升到11159億港元，增長近1.52倍，佔總出口的比重從1997年的87.5％上升到2006年的96.5％，而且近年來經香港的海峽兩岸的間接貿易發展也非常快。

　　(3)外包貿易是兩地貿易的重要特點

　　貿易與投資相结合是兩地貿易的一個重要特點，香港的加工製造業基本已遭到內地進行生產或完成一定的加工工序，這種由內地加工、香港銷售的“前店後廠”方式在香港叫做“外發加工”。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統計的數據顯示，2006年第三季輸往中國內地的整體出口貨品中有35％是作外發加工用途；而在輸往內地的港產貨品和轉口貨品中用作外發用途的比重分別是54％和34％。另一方面，從內地進口的貨品中有64％與外發加工有關。2006年前三季度原產地為內地經香港輸往其他地方的轉口貨品中，有82％是曾經安排在內地加工製造。

　　(4)内地是香港服務貿易第一大輸出地，香港為内地服務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內地與香港都是世界上重要的服務貿易地區，在2005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公佈的2004年世界服務貿易總貿易額的排名中，內地與香港分列為第9名和第15名，從1998年起，中國內地取代美國，成為香港服務貿易第一大輸出地，香港對內地服務貿易輸出額佔香港服務貿易輸出總額的比例也在不斷上升。2004年香港對內地服務貿易輸出額達到149.4716億港元，佔香港服務貿易輸出總額的28.8％，高於美國(20.9％)和日本(7.2％)。儘管近年來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輸入額佔香港服務貿易輸入總額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居第一位。2004年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輸入額達到84.4195億港元，佔香港服務貿易輸出總額的28.8％，高於美國(16.3%）和日本(7.7％)。內地與香港通過服務貿易合作，都能夠從中獲得比較利益。

　　在内地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發展過程中，香港一直是重要的市場。內地對香港的對外經濟合作完成營業額約佔總額的16％，其中承包工程在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中更是居首位。1998年內地在香港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設計咨詢完成金額201.726萬美元，佔全部總額的17.13％，到2005年完成金額的绝對數上升，相對數略微有所下降。但是，香港在內地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比例一直均居內地與各國和地區經濟合作的前列。

　　3．兩地金融合作日益緊密

　　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合作的進程不斷加快，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和203年6月底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的安排》(CEPA)後，兩地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出現了良好的勢頭。

　　(1)兩地紛紛互設金融機構

　　在內地已引進的外資銀行中，香港銀行佔有較大比重。自1982年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開設分行以來，包括匯豐、渣打、恆生、東亞在內的大銀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機構紛紛進駐內地。2004年1月1日，銀監會又批准5家香港銀行根據CEPA規定的優惠條件在內地設立分行。至2005年，香港銀行在內地共有58家營業性機構，包括45家分行、10家支行，1家財務公司，2家合資銀行，約佔在華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總數的1／4，是分支機構在內地數量最多的地區。2007年，銀監會還批准包括東亞銀行、匯豐銀行、恆生銀行在內的9家外資銀行將境內分行改制籌建為法人銀行。此外，香港銀行在內地還設立了24家代表處。這些港資金融機構主要分布在內地一些經濟發達的省市，尤其是廣東、上海等擁有許多港資企業的地區。

　　另一方面，高度國際化的香港金融機構體系為內地帶來了發達國家成熟的管理經營經驗，香港無疑是我國內地金融機構學習、借鑒和吸收先進經營管理經驗，逐步把金融業拓展到海外的重要窗口。因此，近年來中資金融機構在香港金融領域的發展也比較快，包括交通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光大銀行、中信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均已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中銀香港已成為香港第二大銀行機構，與匯豐、渣打並列為香港三大貨幣發行機構，對香港經濟金融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銀香港作為在港人民幣清算銀行，已從2004年2月25日起成為香港39家財局辦理個人人民幣業務的銀行，提供存款、兌換、匯款和銀行卡清算業務，並向零售客戶推出人民幣業務服務。截至2005年7月，內地證券公司開設香港分公司的券商包括國泰君安、申銀萬國、南方證券、廣東證券、光大證券、申銀國際證券等，而招商證券、國信證券等內地證券商也開設了相關的國際業務部門，與香港券商之間進行多個業務領域內的廣泛合作。從2006年1月1日起，內地允許符合條件的內地創新試點類證券公司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內地期貨公司可以到香港經營期貨業務。2006年3月，中國證監會批准了格林期貨、浙江永安等6家內地公司以收購、新設的方式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2006年12月28日，中國國際期貨聯合香港國富投資共同收購本地中海潤成立香港分公司，從而攪熱了內地期貨公司登陸香港的風潮。

　　(2)金融業務合作内容不斷拓展

　　隨著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不斷發展，兩地金融業務合作的內容有了很大拓展，除了外匯交易業務、保險業務的合作以外，兩地主要在投融資、結算、信用卡等業務的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融資業務。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內地經濟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內地產業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許多大行業、大項目的建設對資金境外融通產生了極大的需求，國內銀行開始全面開辦國際金融業務即銀行外匯業務。由此，香港在內地的經濟建設中擔當起重要的市場融資角色。此後，內地從香港吸收的銀團貸款逐年增加，內地籌集的銀團貸款中有90％是經過香港安排的。以上海為例，上海市的許多重要項目都得益於來自香港的境外融資，其資金融通形式包括香港金融機構對上海銀行界的銀團貸款、聯合貸款、雙邊貸款等。上海銀行界再將融通的資金轉貸给企業、項目，對上海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结算業務。香港的國際貿易相當發達，而內地的國際貿易也在不斷發展，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兩地國際结算業務的合作，匯款、托收、代收、信用證等结算業務都在不斷發展。在匯款方面，為方便國際结算的清算業務，內地很多銀行都在香港的金融機構開設了港元、美元或其他幣種的賬戶。極大地促進了兩地金融機構間跨境外匯清算方面的合作。在票據結算方面，粤港票據聯合结算系統的建立和發展，是近年來較為顯著的成果。該系统於1998年1月首先在深圳市試辦，由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將原來兩地商業銀行各自分散進行的票據清算改為金融管理部門統一組織、集中結算。2000年10月起該系統正式在廣東全省範圍內辦理；2001年9月1日後，增加了匯票和本票的單向結算；2002年6月開通粤港港幣支票雙向結算業務；同年12月，深圳和香港銀行還實現了相互進行港元即時支付清算交易。2002年12月12日，深圳金融電子结算中心運行的深圳外幣實時支付系统開通，並與香港港元即時支付系統聯網，從而使兩地的資金結算實現即時到帳，首批入網的深圳銀行20家，香港銀行128家。深港之間的資金流通渠道形成票據(支票、匯票)、銀行卡和港元實時支付系統構築的雙向立體的流通體系。2003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深圳分中心與中銀香港的網络聯通，開通了深港港元、美元實時支付系統，全面開通了深港外幣票據雙向聯合結算及寅時支付结算系統，標誌著人民幣香港受理業務也已經開通。截至2006年12月底，香港共有38家銀行開辦了個人人民幣業務，在港人民幣存款餘額約226億元人民幣，香港往內地匯款22億元人民幣。2007年1月，經中央政府同意，將香港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提供平盤及清算安排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內地金融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籌集的資金，央行將為這項業務提供相應的清算安排。

　　銀行卡業務。1996年2月廣東銀聯跨行ATM網絡與香港、澳門56家銀行卡網絡中心實現連接，1997年12月全國最大的跨銀行直聯POS網络工程在廣東正式投入運行，1999年3月廣東銀聯跨行ATM／POS網络又在全國率先與VISA，MasterCard國際網絡互聯，成為我國第一家與國際銀行卡網络聯通的銀行網絡。目前廣東銀聯與香港銀聯的網絡互聯，使香港銀行發行的港元卡、人民幣卡可以在廣東一定範圍內貼有廣東銀聯標誌的ATM機和POS機上，進行賬戶查詢、提款交易等業務，廣東部分銀行發行的港元卡亦可以在港澳地區的ATM機、POS機上提現和消費。截至2006年11月，內地銀行卡在香港消費和提現合計206億元人民幣，香港銀行卡在內地累計消費和提現75億元人民幣；香港支票在內地消費金額1282萬元人民幣。2007年初，專為內地赴港遊客設計的銀聯標準香港旅遊信用卡在上海宣佈正式上市，這是國內首張由建設銀行、深發展、上海銀行等多家發卡銀行同時發行、擁有统一卡面設計和共同增值服務平台的銀聯標準信用卡產品。內地銀行業與香港同業在銀行卡方面的合作呈多渠道、多方面、業務量不斷擴大的態勢，有力地促進了兩地經濟、金融的發展，為我國銀行卡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基礎。

　　(3)香港金融市場成為内地企業海外籌資的最大來源地

　　從金融市場的合作來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合作內容主要涉及到證券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等方面。

　　首先，兩地在證券市場的合作上有較大突破。香港有發達的證券市場，在亞洲排名第2、世界排名第9，與內地證券市場相比，香港證券市場在交易品種多元化、機構投資者數量、投資基金管理、國際化程度等方面均佔有明顯優勢，是內地企業海外融資的首選之地。香港利用其獨一無二的金融優勢條件，通過金融市場為中國內地企業注入的資金十分巨大。內地企業在海外上市，90％選在香港，無論是主板還是創業板，中國內地企業都在排隊等待在香港上市。從1993年7月15日首家內地企業在港上市至2007年2月底，共有143家內地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除在新加坡單獨上市的2家企業外，其餘141家境外上市公司均在香港上市。其中，在香港主板上市的96家(10家同時在紐約上市，4家同時在倫敦上市，1家同時在紐約、倫敦上市)，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的45家，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有40家發行了A股，並在上海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此外，還有80多家境外中資控股公司在香港上市。

　　根據香港交易所公佈的數據，2006年內地企業在香港證券市場首次公開發行籌資額達2946億港元，佔當年港股首發籌資總額的88％，當年香港最大的5家首發公司均為內地企業，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招商銀行、中國交通建設和中煤能源。截至2006年底，內地企業在香港證券市場的總籌資額達3570億港元，佔當年港股籌資總額的68％左右，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的市值總額為63311億港元，約佔當年港股市值總額的一半；內地企業的港股成交金額為36378億港元，佔當年港股總成交金額的56.2％。在內地企業的帶動下，香港證券市場全年首發籌資額3339億港元，排名全球第2位；全年籌資額達到5245億港元，創歷史新高，位居全球第3位，亞洲排名第1位。

　　其次，香港的外匯市場不僅一直是中國內地外匯交易的主要市場之一，而且是中國內地現匯收入的最大來源地之一。香港有發達的外匯市場，與世界各地進行的外匯買賣24小時不間斷，平均每日外匯交易額名列世界第7。儘管內地於1994年4月已經建立起自己的外匯交易中心，也即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專事提供銀行間外匯、人民幣同業拆借和債券市場的交易、信息和監管服務，但由於成員組成仍以銀行為主，交易品種僅限於人民幣兌美元、港幣、日元和歐元的即期交易，有很多企業、機構選擇通過香港的金融機構開展或完善其資產或負債管理的交易業務。兩地外匯市場在各自發展的同時，也開始了合作。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銀集團香港外匯中心已與深圳外匯經紀中心實行電腦聯機，並且建立了兩地信用卡換匯業務，這一良好開端有力地推動了兩地外匯市場共同向國際化方向發展。

　　再次，近年來，內地保險市場發展很快，與香港市場也有了互動合作。目前，已有數十家中資保險公司進駐香港，其中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香港中國保險(集團)有限公司，年業務量已佔到香港保險市場總量的20％。中國人壽於2007年3月12日起被纳入香港恆生指數成份股，由此成功躋身恆指藍籌股行列。同時，截至2006年，已有7家香港銀行獲準在內地從事代理保險業務。香港保險業監理處在2007年初公佈的2006年香港保險業臨時統計數據中稱，香港的保險公司向內地來的遊客所發出的新生保單保費大約為28.03億港元，佔2006年香港地區個人業務的總新造保單保費的5.3％。

　　(4)金融監管的協調卓有成效

　　由於形成和發展的環境不同，內地與香港的金融監管體系存在很大差異。香港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已經比較完善，並基本上與其金融體系相適應，而內地的金融監管仍處於逐步補充、完善相應法規的過程。随著內地與香港金融管理部門聯繫的加強，兩地在金融監管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

　　1993年6月9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聯合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即“兩會兩所”，在北京簽署了《證券事務監管合作備忘錄》，明確了合作的基本原則及具體範圍。繼而，中國證監委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又於1995年7月4日簽署了《有關期貨事宜的監管合作備忘錄》，兩個備忘錄確立了兩地證券期貨市場監管合作的基本形式。1996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簽訂了美元國債雙邊回購協議，表明了內地對香港金融管理局美元現彙流動性予以大力支持的態度，幫助香港维護了港元聯繫匯率制度和金融體系的穩定。1998年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境外發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即證券界所謂的“紅籌指引”，為進一步加強兩地在證券市場方面的協作監管提供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此外，為滿足人民幣與港幣相互結算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還建立了兩地支付體系的聯合工作组，就兩地支付體系的聯通問題進行可行性研究。2003年8月25日，中國銀監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上海簽署了《雙邊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並建立了年度雙邊磋商機制。通過簽署諒解備忘錄和建立年度雙邊磋商機制，銀監會與香港金管局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合作體系，大大加強了兩機構間的信息交換。2003年11月中旬，由香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率領的香港銀行公會代表團一行分別與人行廣州分行、廣東銀監局有關負責人進行了會談，就建立聯絡機制、進一步拓展粤港支付结算合作、加強粤港銀行監管交流和反洗錢合作等問題進行了磋商，建立起粤港金融合作聯络機制。2004年11月26日，保監會與香港特區政府保險業監理處簽署《保險監管合作協議》，該協議廣泛涉及了保險監管法規交流、信息支援、高層互訪與合作等多方面內容，有力地推動了兩地保險監管當局深入瞭解彼此監管手段與方法，密切開展保險監管合作，廣泛交流保險監管經驗，及時共享保險監管信息。2006年中國銀監會與香港金管局牽頭成立了由中國銀監會、國家外管局、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證監會4家機構組成的銀行QDII業務聯合工作小組，目的是建立監管合作框架，加強4家監管機構對這項業務的監管協作和信息交流。2007年4月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就雙方所簽訂的《監管合作備忘錄》及《有關期貨事宜的監管合作備忘錄》交換附函，藉此加強雙方合作調查跨境罪行及違反監管法規活動的能力。2007年4月中國銀監會與香港證監會在香港就商業銀行代客境外理財業務簽署了《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旨在進一步鞏固監管合作框架，奠定監管合作基礎，雙方通過相互提供監管協助並共享信息，以及時準確地識別風險，採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利益。這些舉措，加強了內地與香港金融當局的交流合作，使雙向交流逐步走向經常化、制度化，促進了中港兩地金融同業以及金融同業與客戶之間的相互溝通，建立起兩地金融業合作的通道。

　　(5)金融專才培養與交流進入新的裡程

　　香港和內地金融證券從業人員的交流和融合，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原香港證監會官員梁定邦、史美倫先後出任內地證監會高管，都是標誌性事件。在CEPA的安排下，兩地證券專業資格互認開始啟動。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於2003年11月21日簽訂有關證券業專業資格互通的簡化程序的安排，以便香港期貨及證券界專業人士在內地取得專業資格。

　　在此項制度下，香港專業人員通過內地證券法規考試後，可以向中國證券業協會申請取得內地證券從業資格。兩地證券專業資格互認是兩地金融服務業朝更緊密合作方向邁進的重要步伐，對香港金融從業人員來說，是進軍內地市場的機會，對吸引內地個人及企業的龐大資金尤其重要；對於內地來說，隨著內地金融市場允許香港專業人士到內地工作，可以引進香港先進的金融體制和股票市場的國際經驗，促進國內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基於對等原則，香港證券專業學會於2005年4月在深圳舉辦首次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人員資格考試，以便為內地專業人員投身香港金融服務業提供通行證，2006年4月在上海舉行了第二屆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人員資格考試。這兩項專業資格考試的啟動，標誌著在CEPA框架下，內地與香港兩地的人才交流進入了一個新裡程。2006年6月中國銀行業協會與香港銀行學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合作備忘錄，內容包括彼此互認榮譽機構會員、加強信息交流、相互支持兩地銀行業從業人員考試，及加強培訓和學術交流合作等方面。合作備忘錄有助於具體推動兩地金融界人才培訓，既惠及業界及從業人員，亦可促進兩地金融業發展。

　　4，跨境人流、車流及物流、资金流頻繁

　　(1)兩地跨境人流、車流、物流增長迅猛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港人開始大批跨境北上深圳及鄰近城市購物、休閑、置業，跨境工作及生活的人口數亦逐年增加，而且內地成為香港居民外遊出境的主要目的地。1997-2006年，港人到訪內地的人數由4794.33萬人次增加至7390.97萬人次。若以2006年底香港人口700多萬計算，平均每名港人在2006年就到過內地10次。

　　另一面,內地訪港旅客佔整體訪港旅客的比率亦逐年上升。內地訪港遊客人數由1998年的2672萬人次增加到2006年的13591萬人次。佔整體訪港遊客的比重則相應由27.1％上升至53.8％。內地遊客數及在港消費總額已超越其他國家遊客，成為訪港遊客的首位，內地遊客創造的旅遊收益佔香港旅遊總收益的比重也不斷增長，內地遊客已成為香港旅遊業的重要支柱。

　　跨境人流、車流、物流之增長迅猛，令香港一深圳邊境的口岸成為全球最繁忙的口岸之一。經過香港與深圳陸路邊境的跨境人流由1997年每日17.8萬人次，大幅攀升至2006年的每日62.7萬人次，是1997年的2.5倍。在周末及節假日，每日跨境人流數目更高。跨境車流從1997年的每曰2.6萬輛，增加至2006年的每日4.1萬輛；跨境物流亦從1997年的每日12.9萬公噸，增加至2006年的每日23.1萬公噸。香港每周約有5200多個航班往來全球的140多個目的地，其中包括42個內地城市，超過60個內地城市與香港設有定期鐵路班次。

　　(2)兩地高層次勞動力的雙向流動不斷增強

　　在勞動力流動方面，據香港統計處2005年的調查顯示，截至2005年，曾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達到23.7萬人，而在1995年只有12.2萬人。增加接近1倍。這23.7萬曾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其中約42％受過“專上教育”，而在香港整體就業人口中，受過“專上教育”的比重只有29％。2006年10月11日曾蔭權在香港特區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時說，香港過去三年已成功吸引1.1萬名內地人才來港就業。香港入境處表示，2006年有5000名內地人才獲批來港，比2005年高出1／4。2006年6月，香港政府進一步推出“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截至年底，入境處共接獲587宗申請，其中八成申請人是內地居民。

　　無論從內地勞動力流入到香港，還是香港勞動力流入到內地來看，目前在兩地流動的勞動力以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力為主，從長期角度來看，兩地勞動力流動會進一步打破學歷限制，越來越多的普通勞動力也能享受到在內地與香港之間自由流動帶來的好處，並促進內地與香港共同繁榮。

　　(3)兩地跨境資金流動規模不斷上升⑤

　　從最初的香港流向內地的FDI，到內地企業在香港股市上市籌資，再到兩地銀行間債權債務關係的加強，兩地人員往來的增多，以及兩地間非正規的資金流動，兩地間資金流動規模不斷增大，渠道也不斷增加。關於兩地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可以依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構成進行粗略估計，即：兩地資金流動規模=雙邊貿易額+雙邊旅遊支出額+雙邊FDI+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籌資額+香港銀行對內地的債權債務額。

　　根據上述方法計算得出的兩地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從1994年的7985億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1.55萬億港元，佔2004年內地GDP的10％以上。狹義的跨境資金流動，一般不包括雙邊貿易引起的資金流動，如果剔除貿易因素，兩地資金流動總規模也從1994年的4749億港元，上升到2004年的6.747億港元。兩地跨境資金流動總體上處在上升趨勢，但也存在波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在危機前，兩地跨境資金流動規模一直上升，危機後出現下降，2000年又達到一個高點(這和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籌資有很大關係)。

　　5．小結：兩地經濟關係的基本發展歷程

　　兩地經濟融合的深化是內地和香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兩地經濟關係的必然结果。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沒有香港對內地的投資和支持，就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良好態勢。改革開放20年，香港製造業約90％轉移到了内地，廣東90％以上的外資來源於港澳台，三地的資本投入促使了全方位開放形勢的形成，香港在我國內地對外開放中的歷史地位不可否認。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香港在內地對外開放過程中的作用會越來越鞏固。同時，香港背靠祖國內地，在經濟上已經與內地形成密不可分、優勢互補、合作共赢的關係。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的經濟交流和合作的領域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升，往來更為密切，渠道更為暢通。內地為香港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香港也為內地的改革開放做出了貢獻，CEPA的實施更是開啟了香港與內地全方位經濟合作的新階段，使兩地的經濟聯繫到了水乳交融、唇齒相依的程度，兩地的經濟關係由低級向高级轉變，實現了分工性合作→良性競爭合作→融合性合作，這是一個雙方利益合作空間擴大的過程。

　　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濟關係表現得更多的是分工性合作，內地企業通過“學習曲線”分享香港企業帶來的知識，不斷提高生產技術，內地企業和香港企業產生了“窗口－腹地”的利益合作空間，在這個合作空間裡，內地企業作為腹地，通過學習，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而且逐渐學會了香港企業的運作理念和經營方式。學習過程也是個外溢過程，香港與內地的投資、貿易對內地相關產業或企業的產品開發、管理、營銷等產生了提升效應，既包括平行外溢——對內地類似企業帶來示範和刺激作用，也包括垂直外溢——對內地上下遊關聯企業帶來援助與推動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內地學會了市場也是一種經濟手段，市場配置機制是以價格、供求和競爭三位一體的互動關係為基礎的。在這期間，香港表現為“中心”，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表現為“外圍”，兩地的經濟關係呈現出分工性，最為典型的分工模式就是人們常說的“前店後廠”模式。香港则利用管理經驗、商業信息和市場網络，成為物流、金融和服務業中心。香港和內地這種“前店後廠”的分工，促進了兩地合作優勢的發揮，使得珠三角地區成為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區之一，是全球最大的電子信息、玩具、鞋類、服裝的生產基地，同時促進了香港服務業的發展，成為物流、金融和服務業中心，經濟成功實現轉型，兩地在分工合作中都獲得了一定的利益空間。

　　學習效應推動內地與香港的分工性合作向更高層次的經濟關係——良性競爭合作邁進。從回歸之後到CEPA實施前這一段時間，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表現出更多的良性競爭合作的特徵，雙方的生產效率和管理效率均得以提升。競爭性合作不是互不相容、優勝劣汰的競爭，而是一種兼容協調、互相促進的合作。“窗口”和“腹地”的界限漸趨模糊，內地與香港在發揮各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產生了競爭，雙方取長補短，進一步在經濟領域的更高層次上實現了相互補充。這種競爭和合作是相互轉化、動態調整的。在良性競爭合作中，內地和香港企業或產業的壓力——動力機制表現為追逐利潤或效用最大化的內在動力與外在競爭壓力的互動作用，這種互動作用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進一步增強企業或產業的競爭力，促使企業或產業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從而產生新的能力，實現動力向能力的轉化。在這一時期，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加快，產業轉移和行業渗透使得兩地的經濟分工在協作化基礎上進一步趨同化。內地製造業為崛起促使香港製造業萎縮，同時也促使香港服務業繁榮，內地服務業的進步很快，在法律、會計、醫療、視聽、建築、分銷、銀行、證券、運輸服務上正在追趕香港服務業水平，這種外部壓力和刺激促使香港服務業為保持競爭優勢，努力往更高層次發展。內地與香港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良性競爭合作所產生的競爭和合作相互轉化為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

　　CEPA實施後，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呈現融合性合作的特點。CEPA作為一項制度安排，促進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僅降低了兩地的產品流動阻力，而且降低了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阻力，減少了行政區劃的阻隔效應。它促使內地和香港的各種要素財富在更大範圍內配置，不僅促使了企業融合和產業融合，同時促使整個區域經濟趨於融合，CEPA標誌著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香港與内地經濟關係分析

　　1．兩地經濟關係的基本趨勢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地建立經濟聯繫，內地企業和個人“走出去”的需要亦急劇增加。由於內地企業日趨成熟和先進，而且這些企業之間的競爭甚至在內地也日趨激烈，越來越多的企業明白，必须按照國際慣例，與全球經濟接軌。同時，由於國內的消費者日益富裕，消費市場的發展潜力非常龐大，市場對新的管理技術也不斷有新的要求，因此，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模式將發生進一步的演變。

　　(1)兩地間投資規模將繼續增加，範圍將繼續擴大，結構將繼續優化

　　內地企業將繼續加快在港投資。在內地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內地企業在香港投資、收購、兼並、注資、股權置換等商務活動不斷增多，這不僅是內地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步驟，更重要的是推動了香港經濟的轉型與發展，加深了內地與香港經濟的進一步融合。預計未來將出現內地企業在香港投資與發展的熱潮，這樣，內地企業將一些高附加值的生產工序設在香港，一方面可以加速生產、營銷、研發的一體化和國際化，另一方面亦可利用“香港製造”的產地來源地位，規避發達國家對大陸產品的歧視性政策和貿易保護措施；甚至可以藉助香港產品的身份返銷內地，進軍中高檔市場。

　　同樣，香港企業對內地的投資規模也將大幅增加。未來港資流向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區為主，對西部的投資也將有大幅度提高，而珠江三角洲仍將是港資的重中之重。香港與長三角的經貿合作近來也大有持續快速升溫的態勢。特別是CEPA實施後，在香港註冊的外國公司同樣受惠於CEPA，這就刺激了跨國公司的神經，CEPA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開了一扇不大不小但很有效率的後門，其投資擴大效應给人以充分想象的空間。未來港資流入內地的規模類型仍將以中小企業為主。CEPA為服務業中的17個行業進入內地降低了門檻，放寬了限制，實際上就是為中小型資本進入內地開綠燈。同時香港企業對內地的投資範圍不斷擴大，從製造業領域擴展到一切產業領域，如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超市、汽車銷售服務等。

　　未來兩地的投資將涉及到中小企業合作、採購、旅遊、人才培訓等方面，會進一步優化香港企業對內地的投資结構。兩地將在信息提供、管理咨詢、會展服務、廣告、會計服務、建築及房地產、物流、旅遊服務、法律服務等第三產業展開合作，兩地的投資结構將達到一個新的層次。

　　(2)兩地的貨物貿易流量將進一步加大

　　由於CEPA規定的貨物貿易自由化具有降稅範圍廣、降稅幅度大和降稅速度快的特點，使得未來兩地的貨物貿易流量將進一步加大。

　　從長遠看，由於關稅減少導致成本降低，香港本地製造業會因產品進入內地的障礙消除而得以擴張。製造業在香港經濟中的比重有上升趨勢，出口到內地的產品不斷增加，兩地的貨物貿易流量也不斷上升。此外，CEPA使得香港產品很方便地進入內地廣闊的市場，獲得發展空間。同時，CEPA也為兩地的製造業互補合作創造了機會。內地企業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建立起以一般製造業為基礎的製造業體系，香港企業建立的則是以掌握核心技術為基礎的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如數字技術、生物製藥等，兩地在製造業內進行細緻的產業內分工，整合資源，內地發揮在市場方面的優勢，香港發揮在人才、資金方面的優勢，合作開展最前沿的技術研發工作，促使更多的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兩地的貿易流量將繼續得以擴大。CEPA取消了兩地在商品、服務、資本、技術和人員自由流動方面的障礙，有效促進了兩地經貿互補關係的發展，加速了兩地的經濟融合。兩地經濟一體化，將使內地與香港的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縮小，消費者的需求相似程度進一步接近，兩地的貿易结構將進一步趨同，內地出口到香港的產品和香港出口到內地的產品差異將越來越小。

　　CEPA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分銷服務、運輸服務和物流服務等。香港企業由此可進入內地從事貨運代理、倉儲和海運服務，一方面降低了香港企業的運營成本，另一方面和內地客戶拉近了距離，將香港企業的優質高效服務和內地的本土化優勢相结合，將拓展香港服務業在內地市場的空間。兩地的合作協議將為香港服務提供者提供新的制度平台和更大的市場空間。

　　(3)兩地金融合作將進一步發展，人民幣有望成為香港的第三大货幣

　　2007年1月中國政府宣佈擴大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允許內地金融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此項業務的開辦，將擴大香港居民及企業所持人民幣回流內地的渠道，加速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預計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進一步發展，流入香港的人民幣數量會持續增加，人民幣有望成為香港第三大貨幣，這不僅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而且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與內地金融體系將建立互補、互助、互動的“三互”關係⑥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環境下，中國需要發展一個同紐約、倫敦看齊的國際金融中心，而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助於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扮演與其在全球經濟影響力相符的角色。而且，作為一個大型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提供一個有效的金融平台，亦可增強整個國家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抗風險能力。而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有責任亦有能力協助维護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安全。香港特區政府在其公佈的“十一五行動綱領”中，就兩地的金融服務業合作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提出了如拓展商品期貨、人民幣期貨等80項行動建議，目標是使香港與內地兩個金融體系建立起互補、互助、互動的“三互”合作關係。未來兩地可能出現下列金融合作：第一，香港金融機構為內地提供金融服務和技術轉移，而內地投資者、集資者和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走出去”；第二，香港發行的金融工具，特別是由內地機構在香港發行的金融工具，將在內地進行交易；第三，兩地的金融機構設施會進一步加強聯繫。

　　內地企業及台资企業將加快在港上市步伐，兩地資本將加深融合

　　香港作為內地企業上市的重要市場，不僅是內地企業籌資與走向國際的重要一步，同時也促進香港證券市場與金融市場的發展。預計未來內地企業在港上市持續加溫，上市企業家數與籌資規模將創新高，兩地股票市場的互動效應會越來越明顯，資本將進一步加深融合。

　　(4)兩地旅遊合作將全面推進

　　內地居民生活日益豐裕，對外旅遊的需求不斷增加。香港是內地居民外遊最多的目的地，香港在“十一五”期間將繼續加強其作為旅遊中心的角色。事實上，為簡化內地居民到香港旅遊的“個人遊”政策的實施，為香港發展為內地居民的旅遊中心打下了穩固的基礎，有力地支持了香港旅遊業的發展。2007年1月1日起內地49個城市近3億居民可以“個人遊”方式赴港旅遊觀光。對內地人來說，以假日經濟為標誌，旅遊進入了大眾化消費的新階段，每年的“春節”、“五一”、“十一”三個黃金周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產業。而對香港人來說，一年一度的寒、暑期、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中秋節、重陽節、國慶節、冬至、聖誕節等重大節日將是赴內地的好時機。因此，未來兩地將會利用這一條件，加快發展旅遊合作，以博覽會、商務會、奧運會為契機，展示我國旅遊業產品的新特點，爭取使旅遊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香港和內地的旅遊合作將随著內地的全方位開放，以世界服務市場為舞台，從沿海向中西部地區推進。

　　(5)人才培訓進入新的合作時期

　　“推進入才強國”是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發展策略。随著內地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內地對優質教育和專業培訓都有迫切的需求，而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及國際大都會，亦擁有可以提供教育和專業培訓的理想環境和條件，足以為國內人士提供豐富的學習和培訓經驗，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培訓出色的人才。近年來，香港的大專院校正在逐步擴大招收內地的學生。

　　(6)專業服務合作多樣化

　　香港以服務業為主，不少專業服務如法律、會計、管理及工程等都達到國際水平。隨著內地經濟迅速增長，加上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貿，都增加了內地經濟和國際市場接軌的需要和迫切性。香港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達國際標準的專業服務，從而有助於內地提升專業服務水平，加速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進程。近年來，不少內地的專業人才及公司，陸續赴港工作或設立公司，以服務於日益增長的國內外商業活動。

　　(7)香港與内地各地區的經濟合作趨勢

　　與珠三角關係更加密切。與香港關係最密切、地緣最鄰近的當是珠三角，特別是一水之隔、一橋之隔的深圳市。近幾年，香港與珠三角的經濟發展關係正逐漸側重於高增值產業、專業(如會計、法律、設計等)及管理服務，香港也正進一步發揮金融服務及集資功能。在CEPA進入第二階段後，港人前往內地獨資營商，落腳點仍然以珠三角地區為多，相信深圳仍屬首選，原因不言自明，即一個“近”字。深圳的經濟發展對於港人來說最為熟悉，港人在內地購樓半數以上在深圳，已經有專家、學者甚或官員提出探討“深港一體化”的遠景議題。從香港和內地關係的角度看，“深港一體化”將是極重要的研議部分。香港雖然有許多優勢，但香港畢竟有某些局限性，例如幅員較小就是其中之一，“深港一體化”甚或是“粤港澳一小時生活圈”，可以融合政治、經濟、法制、文化、民生等多方面，構建並逐步形成珠三角“共同體”或“共同市場”，而香港亦有條件在其中扮演經濟龍頭的角色。

　　“9+2”泛珠相關合作將逐步展開。由珠三角可以延伸、輻射至大珠三角或泛珠三角，其涵蓋範圍包括廣東和周邊八省(福建、江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及海南)，另加香港和澳門，即現時大家常說的“9+2”。香港為配合“9+2”的合作，於2004年3月由行政長官委任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提出三個發展方向：第一，吸引大珠三角區內企業來港投資；第二，協助區內加工出口廠造軍內地內銷市場；第三，研究粤港兩地貿易便利化的方法。“9+2”合作框架正式建立，香港經濟的獨特地位和在該區域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必然得以增強，這一合作框架對香港進一步融入內地、加強與內地經濟的合作將起到積極作用。

　　與長三角共謀發展。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較早，產業和經濟基礎較好，上海作為長三角的中心，正努力建設成為國際都會，其內涵包括“四大中心”。即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及航運中心，此外，上海正加快步伐，以建成國際空港、海港及信息港，在上海騰飛的進程中，香港與上海有許多合作共謀發展的空間。

　　2．兩地經濟關係的有利因素

　　(1)經濟的高度依存和互補性是決定兩地經濟合作的基本要素

　　因經濟互補關係顯著而產生的較大比較利益，是各種經濟體聯合的紐帶，對於內地來說，香港的優勢依然是內地短期內難以企及的。香港擁有敏銳的商業觸覺、先進的基礎設施、靈活的金融系統、嚴謹的法律制度、自由開放的政策、廉潔有效的公務員隊伍和簡單的低稅制，是世界级的現代化城市，遠東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運輸中心和信息中心，資金充足，應用技術、加工裝配和經營管理以及行銷能力等是其強項。對於香港來說，內地有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相當的工業基礎、科技力量，政府發展經濟的強烈進取心、潜力巨大的新興市場、充沛而廉價的勞動力、豐富而齊全的自然資源等都是香港企業十分渴望的。此外，香港與內地面臨各自的發展瓶頸，亟待尋求因應之道。香港產業结構處於轉型升级階段，但技術力量薄弱；內地尋求快速發展又缺乏資金、應用技術和管理行銷經驗。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背依整個大陸，內地經濟因素是其經濟增長與繁榮的最主要動力之一。而香港可以通過引進國際資金、信息、知識、技術，幫助內地發展，把中國內地的產品、技術、文化輸往外地。總之，由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要素稟賦差異決定了兩地經濟合作的分工與內容，而且目前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發展良好，除了貿易和投資以外，科技合作、勞務合作、人才交流等各層次的合作都在展開，部門間、地區間、鬆散的、緊密的合作也正在進行中，各種層次的、局部的經濟關係非常活躍。

　　(2)内地經濟市場化和開放程度是兩地經濟合作的重要條件

　　經濟運行機制是經濟運行最重要的外部環境。相同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將使兩地的經濟合作順利發展。香港屬於自由港，為獨立關稅區，是一個對外高度開放的、海島型城市經濟體系，在19世紀末已經成為中國重要對外貿易轉口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內地的經濟和市場經歷了從封閉到局部開放與全方位開放的過程，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關係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香港地區同內地在經濟上從分離到重新整合的過程，應該說，香港的經濟回歸是從內地經濟改革開放開始的，正是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開啟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整合過程。中國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歷史表明，隨著內地經濟市場化和開放程度的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性金融、貿易和商貿服務中心的功能將不斷提高，其優勢也可以得到不斷發揮。因此，內地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深化是兩地經濟合作的重要條件。

　　(3)《基本法》奠定了兩地長久經濟關係的政治基礎

　　“一國兩制”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理職能的根本政治制度。香港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經濟制度；保持自由港地位，繼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和資本的流動自由，在經濟領域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權和立法權，自行制定實施經濟和貿易法規、政策和措施；作為單獨關稅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對外發展經濟關係等等，為“一國兩制”原則下的兩地經濟關係提供了法律依據與制度空間。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嚴格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從中央政府各部門到內地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央駐港機構，從不干預特區包括經濟問題在內的各項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在港的中資企業受香港法律規制與管理，完全在公平的基礎上參與香港經濟活動。兩地經濟關係屬於中國國家主體同其所屬的單獨關稅區香港之間的經濟關係，兩地是遵循國際經濟活動的規則和慣例進行經濟往來的，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中央政府尊重香港特區的高度民主自治，並不是對香港特區漠不關心。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原則是：凡是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有利於內地與香港共同發展的事情”，中央政府“都會積極去做、全力支持”。每當香港經濟面臨困難時，中央政府都態度鮮明地给以實際的支持。在“一國”範圍內，內地經濟的發展為香港經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也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自主處理各項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並主動加強與內地的合作。特區政府認識到：內地歷來是香港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來源，“一國兩制”賦予了香港優越的條件和特殊的地位，香港必須充分發揮這個優勢，把握機會，進一步擴大與內地合作的領域。為此，特區政府積極加強與內地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與合作。

　　(4)CEPA協議以及其他合作法律性文件為兩地經濟關係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WTO框架下，內地與香港在2003年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並於2004年1月1日正式生效。CEPA從制度上保障和促進了香港與內地緊密的經濟聯繫，有利於兩地經濟的進一步融合和共同發展。

　　CEPA的目標是通過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步減少或取消兩地貨物貿易關稅、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等三大措施，加強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兩地經濟的共同發展。

　　CEPA實施至今已經有近三年的時間了，實踐證明，CFPA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活力，加快了經濟復甦的步伐，更為重要的是，它在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造一步融合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效力，具有裡程碑的意義，是一個具有強大優勢的互動平台。

　　3．兩地經濟關係的不利因素

　　當然，兩地在未來經濟合作中，始終存在著不可迴避的問題，這些問題或不利因素會影響經濟合作的深度與效果。下面结合有關學者、專家的分析，具體分析影響未來兩地經濟合作的一些不利因素，特別是CEPA實施以來所暴露的問題。

　　(1)社會制度不同導致政府間合作節奏存在差異

　　兩地社會制度不同，主要是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不同，導致兩地政府施政理念上的差異。香港政府推崇的是自由經濟思想，而內地是以各级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兩者形成巨大的反差。由於兩地政府在合作的節奏上有所差異，因此在經濟合作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一些磨擦和不和諧。

　　(2)法律、會計、專業認可等制度性障礙

　　CEPA協議雖然解決了在大的制度環境方面的障礙，但在實施中仍然會遇到內地與香港在法律體系上的各種不協調。另外，各自對雙方法律環境的理解也還需要一個過程，而內地在營商法規透明度方面仍然存在值得改進的地方。在CEPA為香港專業界進入內地掃清障礙後，迄今為止香港證券、期貨、保險業的專業人士在內地仍難有發展機會，主要問題是法律和會計制度上的差異及兩地對於專業資格的認可不同。

　　(3)内地各地區與香港地區的利益協調和分配問題

　　內地各地區與香港地區對經濟合作有不同的利益要求，這不僅有各地區的純自我保護或利益輸送的“山頭主義”問題，而且還有地區自身的種種民生、經濟和長遠發展計劃等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容易導致兩地之間的分歧，從而破壞兩地經濟合作的效果和程度。雖然同在CEPA框架下，但因內地與香港在制度上的不同，在具體實施中常有不和諧因素干擾。香港總商會總裁翁以登曾指出，按照CEPA的規定，只要在內地某一省市註册企業便有權在另一地方經營，但因稅收問題，一些省市對非當地註册的企業多少有一些歧視，一些港商雄心勃勃地企圖進入內地市場時卻因為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而受挫。這些地方大都出於利益上的原因，導致各個地方的執行力度各有不同。

　　(4)CEPA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特殊問題

　　CEPA是一個開放動態的系統，它包含了長、中、短期的漸進式協議，其內容視經濟發展的情況和兩地經濟合作的需要增加、修改或者刪除，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無論是政府的監督管理，還是業界的利用，都需要一個過程以確保CEPA符合實際，雖然CEPA實施以來，初步顯現了成效，但是，內地各级政府和地區與香港在經濟合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因此，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應該認真審視前段時間的執行情況，總結落實推行得較好的經驗，檢討仍然存在的不足之處，便於今後不斷改進，使之日臻完善。

　　政府層面。CEPA實施以來，從內地和香港各個方面的反應來看，在政府管理層面還有需要改進之處，即如何具體推動CEPA的實施。從香港來看，在積極不干預思想的指導下，政府在CEPA實施過程中的推動作用發揮不夠，致使企業界產生一些反應。由於宣傳不足和申請程序複雜，港澳製造業者至今尚未充分瞭解和利用“零關稅”，導致近90％的港產品放棄了以“零關稅”進入內地的機會，港商對“零關稅”的利用並不理想。從內地來看，一些地方政府對CEPA的貫徹實施“雷聲大雨點小”，缺少實質性的作為。政府的主導地位不夠明確、宣傳力度不到位，使港商在進軍內地市場中面臨很多困惑。他們反映，在申請過程中會面臨門檻高、操作複雜、周期長、費用較高等各種問題。

　　企業層面。CEPA協議的實施主要靠企業推進，但在實施過程中內地和香港的一些企業在行動上卻表現相對遲緩，其中原因可能來自多個方面，比如重視程度不夠、缺乏實施的具體細則、執行程序複雜、企業實力和人才缺乏等。

　　管理制度層面。在CEPA協議的實施過程中，管理程序比較複雜，手續費較高，增加了從業者的成本和運作難度，缺乏相關的配套措施及實施細則，不便於實際操作，影響了投資者的積極性。在服務貿易領域，一些專業和行業管理制度不對接，也制約了CEPA協議的實施進程。

　　觀念層面。粤港澳三方儘管已對CEPA的宣傳推介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不少企業對此缺乏深入全面的認識，內地各省市對CEPA協議條文的理解也不同，特別是CEPA內容不斷擴展，更增加了人們把握的難度，部分地區政府的職能部門還存在對CEPA不太熟悉的現象。

　　4．政策建議

　　(1)遵循兩個原則營造良好的宏觀政治環境

　　由於內地與香港的特殊關係，深化兩地之間的經濟合作既是一個經濟課題也是一個政治課題。因此，內地在推進兩地合作的過程中，首先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宏觀政治環境，從全局考慮，在內地與香港開展經濟合作的具體過程中，應遵循兩個原則：

　　第一是嚴格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在經濟方面，我國內地與香港現階段的關係可以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經濟體系，兩種經濟制度、相對獨立的經濟格局”。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內地不可以干涉香港的經濟制度與運作方式。同時，考慮到我國內地社會、政治、經濟的現實水平，在通過擴大合作促進內地經濟改革過程中，應因地制宜而非盲目引進香港的現行框架。在兩地的經濟合作中，雙方應該立足於“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則，在互相尊重、互助互進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對實際遇到的問題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

　　第二是貫徹執行“港人治港”的原則。“一國兩制”從全局出發為鞏固香港的國際貿易、金融中心地位作了制度安排，而“港人治港”，则從具體執行的角度保證了“一國兩制”的有效貫徹，保證了香港在經濟政策方面的自治權。這從根本上鞏固了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經濟發展的信心及香港現有的經濟金融優勢，香港的國際貿易、金融、運輸中心的地位將得到進一步強化。保持香港現行制度的不變，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發展，而且可以在加強兩地經濟合作的過程中為內地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有利於內地的經濟體制最終與WTO規則順利接軌。

　　(2)明確内地定位，正視香港“中介人”作用

　　自改革開放以來，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兩地的雙向互動關係越來越明顯。但實際上，在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的整體過程中，香港更多的起著一個中介人的作用，這是由兩地經濟關係的性質和香港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長期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加入世貿组織之前，香港在兩地經濟關係中的身份可以表述為“中國內地最大的轉口貿易基地”，香港一直起著連接內地和全球的這樣一個重要作用。外國企業、機構通過香港進入內地，而內地則以香港為中介發展對外經濟、學習先進經驗。因此，內地在進一步深化與香港的經濟合作中應明確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作為一個理性的學習者而不是一個盲目的模仿者，其次才是一個合作者。內地應對香港作為“中介人”的歷史地位重新審視，在加強合作的過程中加以有效利用。香港“中介人”地位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香港高度開放的經濟、金融体系，與世界各地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繫，有利於我們更迅速準確地捕捉到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向，以便及時採取各種有效的對應措施；二、香港成熟且國際化程度極高的經濟體系有利於內地通過香港更廣泛的接觸、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營管理經驗；三、以香港“中介人”的地位為前提深化兩地經濟合作，有利於依據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分析雙方內外條件和環境變化，準確把握雙方融合的區域定位，通過不斷鞏固和發展相互問的合作，促使雙方合作達到雙赢。

　　(3)加快内地各級政府職能的轉變

　　目前兩地的經濟關係進入到融合性經濟合作階段，政府在其中的引導作用已經必不可少。政府的職能只有在市場缺陷時通過對經濟進行干預和協調，通過管理、調節和服務使市場順利運轉。內地政府近年來也在進行著從決策到服務的角色轉變，但距離國際服務型政府的標準還很遠，需要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的改革。

　　第一，內地政府要實現職能的歸位。把企業職能還给企業，把中介服務職能還给中介組織，將主要精力放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以及對外關係的協調上。第二，政府要加強法律法規管理。特別是CEPA實施後，政府要不斷修改和制定一些符合CEPA要求的法律法規，廢除和CEPA相抵觸的法律法規，這對於堵塞漏洞、维持市場秩序以及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內地各级政府要規範服務，清除行政文化中的“潜規則”，建立透明公正、公開的理由說明制度、咨詢制度、聽證制度和官員問責制度，以規範型管理取代權力型管理、服務型管理取代強制命令型管理。第四，政府要在服務理念、服務方式舆服務時間上國際化。政府要樹立廣大群眾的纳稅人意識，讓他們真正認識到政府實際上是纳稅人供養的特殊服務機構，而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在服務方式上通過建立政務超市，提供一站式審批，一條龍服務，提高服務水平。此外政府服務窗口還可以按國際慣例取消午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全天候、全程和個性化服務。

　　(4)區別對待不同地區的條件，擴大内地與香港的合作

　　加強協調，提升粤港經濟合作水平。在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過程中，粤港合作可以說是一個亮點。由於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語言環境類似，使得粤港合作走在香港與其他地區合作的前列。在新形勢下提升粤港合作的層次有助於緩解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過程中的問題。

　　第一，將“前店後廠”模式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新形勢下應為過時的“前店後厂”模式注入新的生機，“厂”和“店”都要升级換代。在“廠”的方面。港商在內地建立的產業要通過引進或利用當地的科技力量提升水平，並進一步拓寬國內外市場；在“店”的方面，香港傳統服務業北移已是定勢，香港務必加快拓展新型、高檔的服務業。傳統和新興產業今後都應著力於上下遊業務，循著供應鏈雙向伸延，即向上發展科研、設計、生產要素的培育及金融服務等，向下則發展營銷、開拓新市場、售後服務及品牌經營等。

　　第二，通過制度模仿和制度創新為粤港經濟一體化掃除障礙。發展經濟學中提出的後發優勢，實質上就是模仿優勢，後發優勢的核心是通過模仿創新者的優質產品(包括技術、組織形式、制度等)來獲得發展的收益。相對於創新而言，模仿可以節約創新成本，由此而獲得模仿優勢。

　　第三，建立起多渠道多層次制度化的粤港合作協調機制。粤港雙方原已建立的高層聯席會議這一協調機制已遠不能滿足目前兩地經濟合作的客觀要求。粤港兩地應在高層聯席會議之下設立更為全面的常設協調機構，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下就兩地區域性合作所涉及的各個主要方面展開協調，以切實有效地解決兩地經濟合作中所遇到的問題，推動經濟協調與融合的過程。

　　第四，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2004年6月，香港、澳門和內地九省區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協議”(簡稱“9+2”，即廣東、福建、江西、廣西、海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9個省、自治區，形成超级經濟圈)。“9+2”將在基礎設施、貿易、產業與投資等方面展開更廣泛和密切的合作，有專家就認為，對香港而言，隨著合作的深化，進入內地特別是中西部市場將更為便捷。“9+2”有利於促進區域內資源有效利用和合理共享，營造互補互利、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經濟多赢格局，所以必須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香港與東北地區的合作。東北地區工業基礎好，工業结構明顯偏“重”，與香港輕型下業形成鮮明的優勢互補，因而與香港的經濟合作應該以工業技術與工業基礎的互補性及工業品市場的互補為主線。

　　香港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長三角地區經濟、技術發展水平高，綜合發展條件好，是外商進入長江流域及北方市場、內地進入海外市場的“橋頭堡”，尤其是滬港合作，上海是中國經濟的重心，也是長三角的籠頭，上海作為中國內地最大的金融中心，香港作為遠東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合作意義深遠，兩地應該在競爭中求合作。

　　香港與西部地區的合作。西部地區有自然資源優勢和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可以與香港的市場、技術、資金和管理等優勢有效地结合起來。

　　(5)细化CEPA實施的具體措施，保證合作切實進行

　　目前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已經是一項政策性、系統性和社會性很強的工程，所以來自政府的強力政策支持和保障是極為關鍵的。CEPA的推出無異於為兩地的縱深合作提供了第一個政策保證，將兩地經濟合作逐漸纳入系统化框架。但是，CEPA為深化兩地經濟合作所提出的只是一個總體框架，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我們必然會遇到許多更為具體和深入的問題，這些問題單憑CEPA的總體框架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而內地與香港在經濟體系、經濟制度等方面又有著較大差距，要解決好具體問題，必須適時對CEPA的總體框架進行細化，使具體的操作有章可循，以保證兩地經濟合作的順利實施。

　　第一，提高對CEPA的認識，加強交流與溝通。內地應加強對香港服務業優勢與作用及“同等優先”對香港服務業開放意義的認識，特別是應提高發展服務業對內地產業结構升级作用的認識：香港則應加大發展服務業優勢對推動香港經濟轉型作用的認識，同時增加對進入內地市場特點、投資環境與培育市場過程性的認識，減少盲目性，切忌急功近利，應放眼長期發展，並做好長期的部署。兩地應積極推動和加強各個層次的交流與溝通，通過各種宣傳媒體、報刊宣傳及交流渠道加大宣傳力度，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更應率先提高認識程度，不斷加深兩地對CEPA帶來的雙赢效果及意義的認知度，為CEPA順利推進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二，簡化審批手續，放鬆原產地規則。原產地規则是防止外國產品享受零關稅待遇，確保香港產品得到實實在在利益的有效保障措施。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的製造商必須辦理工廠登記，而CEPA的原產地規則審批手續過於嚴格，辦理登記條件比較費時費力，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CEPA的原產地規则，有30％左右與香港沿用的原產地規則不同，因此部分香港製造商短期內不能適應有關規則。香港方面審批原產地證書的手續繁瑣，部分香港企業尤其是小額出口商考慮到零關稅優惠有限，寧可完稅進口而放棄對原產地證書申領的繁雜手續。由於辦理零關稅審批時間較長，對一些生產的必需產品，部分香港企業被迫放棄爭取零關稅待遇。另一方面，對內地而言，CEPA中服務業審批權大多集中在中央及省级相關部門，環節多、程序複雜、手續費不菲，影響到了香港企業在內地的辦事效率。因此，內地政府與香港政府都需要簡化審批手續，放鬆原產地規則，使得香港大量的中小出口企業能實實在在地享受到CEPA帶來的經濟利益。

　　第三，借鑒WTO規則，建立CEPA爭端解決機制。隨著CEPA的實施，投資內地的港商越來越多，所遇到的糾紛也屢見不鮮，稅制、報關、商業陷阱、侵權等問題比較突出，爭端發生是難免的，但一個具有強制力、可預見性的爭端解決機制可預防爭端的實際發生。CEPA文本及其附件中沒有規定爭端解決規則，只是規定“聯合指導委員會協商”是解決內部成員方爭端的惟一方法，涉及CEPA事項只能訴諸協商，漫長的協商過程將增加雙方執行CEPA的成本，這種排他性的解決方式是與WTO協定相悖的。從CEPA實施的保障看，爭端解決機制是這一自由貿易安排提供安全和可預見性的核心因素，是兩地维護自己依據CEPA所享受權益、糾正彼此違反CEPA義務行為的不可或缺的手段。WTO爭端解決機制自建立以來，已經成功地解決了許多國際貿易爭端，值得CEPA借鑒。CEPA可以由兩地政府建立爭端解決機構(DSB)。DSB爭端解決程序和WTO類似，有協商、調解、仲裁、專家组、上訴、監督和制裁等，其中專家组負責審查證據並決定誰是誰非，提交報告给DSB。CEPA的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質和WTO爭端解決機制是一樣，不是決定案件的勝敗，而是求得爭端有效解決。

　　第四，重視服務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安排。服務業是中國內地較薄弱的領域，磋商自由貿易區不可避免地將觸及服務領域的開放問題。在已有的CEPA服務領域開放承諾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香港企業進入中國內地服務領域的限制，可更好地通過競爭促進內地服務業的發展。首先要確定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重點企業和重點行業，如在旅遊業、教育服務、咨詢服務、管理技術、保健服務和建築等領域加強合作。對特殊領域，如金融業，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從長計議。投資自由化的核心問題是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兩地可通過增強投資政策和法規透明度，減少貿易和投資程序，取消當地含量、外匯平衡、外銷比例等做法，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加快貨物、服務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措施，分階段地實現投資自由。

　　第五，採取靈活鬆散型的自由貿易合作方式。考慮到人口、地區經濟狀況、生活水平、關稅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在內地與香港進行產業和市場整合將是非常困難的。但靈活鬆散型的自由貿易合作方式是很有價值的，它既可平衡兩地利益，也將有助於消除兩地之間的貿易壁壘、資本流動的障礙，並有助於避免重複建設和產業结構雷同的問題，減少兩地競爭可能導致的低層次內耗，從而使兩地有效參與全球產業分工。

　　第六，採用靈活的關稅滅讓方案，取消非關稅壁壘。由於兩地的關稅水平差異較大，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立即實現零關稅，應根據兩地的實際情況，分別對各種商品的關稅分階段進行減讓。對大多數兩地貿易往來頻繁的產品儘快實現零關稅，對敏感產品訂立適度的時間表，用盡用足WTO允許的條件，在自由貿易區範圍內對幼稚產業、重點企業和重點行業加以保護。

　　第七，合作培訓CEPA所需人才。內地與香港兩地合作培訓CEPA所需人才，其中包括加強對幹部的培訓，通過培訓使他們能準確地理解和把握CEPA的政策內涵，從而為CEPA的順利推進和更好地與WTO接軌提供人才支持。

　　CEPA是一個動態的協議，而且随著中國加入WTO後，內地的對外開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所以CEPA的內容必須要根據實際進展情況不斷的補充、豐富、完善，這就說明，中國與香港乃至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是一個持續加強和深化的過程，隨著兩地經濟的發展及合作的進一步推進，兩地經濟的合作將會超越CEPA現有內容，開闢新的空間。各级政府應當準確把握這種趨勢，適時跟進，在需要的時候對CEPA的現有內容進行必要的補充，強化整個合作過程的系統化和規範化。

　　5．小結：內地與香港在經濟融合中將得到更大發展

　　隨著內地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整體經濟規模逐漸擴大，外向程度越來越高，必然將會有更多的內地企業希望“走出去”，前往世界各地投資經商，拓展市場。香港作為世界上公認的高度自由的經濟體系，最有條件成為內地企業成功“走出去”的方便有效的“踏腳石”。香港擁有大批瞭解國際商業規則，具備國際水準的會計師、精算師、測量師等專業人士，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服務業體系。香港每年舉辦超過170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及展覽會，吸引大量海外商家來港。這些優勢使得香港在最大限度地發揮自由經濟體系作用的同時，既能為香港企業有力地開拓內地經濟腹地，又為內地經濟的“走出去”提供借力，實現兩地經濟互補合作，香港可以在內地發展中加快發展自己，可以從內地獲得廣闊的市場空間和不竭的發展動力。2006年初，中央政府首次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及香港，把香港的發展纳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框架之中，規劃中提到要加強內地與香港的合作，特別提到要繼續實施CEPA，繼續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能源和環保方面四個領域加強與香港的合作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旅遊、資訊等服務業，使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十一五”規劃無疑提升了香港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也為港商帶來了更多商機。香港特首曾蔭權在2006年12月舉行的“香港經濟峰會2007”午餐會上表示，香港的未來策略就是要加強與內地在貨物、資金、信息、人才這“四大流量”的交流，充分把握國家“十一五”規劃帶來的新機遇，保持並加強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的地位。2007年3月13日，商務部部長薄熙來透露，將很快推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也就是香港人俗稱的“CEPA”。我們相信，在未來兩地的經濟關係中，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方面所發揮的優勢平台作用會日趨突出。

　　因此，在兩地貿易、投資合作程度不斷增加，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制度保障措施不斷到位的動力機制下，未來兩地之間的經濟合作會不斷發展，會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實現經濟融合，合作的前景是非常明朗的。同時，兩地經濟在合作與往來中都會得到更大的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余佩琨：《內地與香港之間經濟合作的發展路徑分析》、《國際經濟合作》，2007年第2期

　　〔2〕陳廣漢：《論中國內地與港澳地區經濟關係的演進與轉變》、《學術研究》，2006年第2期

　　〔3〕北京大學課題組：《大陸與香港之間商品貿易關係分析》、《管理世界》，1996第2期

　　〔4〕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FSI)課題組：《漸進實現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良性互動》

　　〔5〕錢益兵：《香港與內地金融合作的現狀與展望》、《國家經濟合作》，2007年第1期

　　〔6〕張夢：《香港加速與內地金融融合》、《中國外資》，2006年第7期

　　〔7〕掌天星：《淺析香港經濟及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中國期刊網

　　〔8〕莊芮：《新形勢下香港與內地實現良性金融互動問題探析》、《金融與經濟》，2006年第10期

　　〔9〕劉賽力：《香港與祖國內地雙赢的經貿關係——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七周年》、《外交學院學報》，2004年6月

　　〔10〕左連村：《CEPA條件下內地與香港經貿關係的發展》、《學術研究》，2006年第2期

　　〔11〕周忠菲：《論CEPA的一體化含義及其與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關係》、《國際問題論壇》，2004年冬季號

　　〔12〕成康康：《試論CEPA下香港與內地的區域經濟整合》、《商場現代化》，2006年4月

　　〔13〕孫濤、張曉晶：《跨境資金流動的實證分析——以“香港路徑”為例》，《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

　　〔14〕陳建軍、肖晨明：《中國與東盟主要國家貿易互補性比較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4年第8期

　　注释：

　　①陳建軍、肖晨明：“中國與東盟主要國家貿易互補性比較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4年第8期：第22-28页。

　　②余佩琨：《中國內地與香港經貿互補關係研究—兼論CEPA對兩地經貿互補關係的影響》。

　　③(1)這裡的上市家數統計以2006年12月31日存續公司馬統計樣本；考慮到原先已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可以回到內地上海與深圳兩個交易所上市，所以這裡兩種方式的上市列相加數並不與H股總數變化相等；(2)這裡的統計忽略了一些資本規模很小的公司，存在一定統計誤差。括號內為香港創業板上市公司數目。

　　④1997—1999年的數字包括澳門地區的旅客人數。

　　⑤引自：孫濤、張曉晶：《跨境資金流動的實證分析——以“香港路徑”為例》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總第314期)

　　(⑤引自：中新網：唐英年：香港與內地金融體系將建立“三互”關係

　　（作者高興民、白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