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部研究員。］

　　一、廣州古代海上交通與貿易之悠久傳統

　　成書於戰國或此前的《山海經·海内經》記：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樑，淫樑生番禺，是始爲舟。”

　　此所謂“番禺”，顯然是指廣州一帶的百越民族的祖先。把“始爲舟”之事歸於番禺名下，説明早在戰國時代之前，總體的經濟文化遠較中原地區落後的廣州一帶的百越民族，在造船方面却已處於領先地位。《淮南子·齊俗訓》稱：“越人便於舟”，《淮南子·人通訓》又記：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據王恒杰《西沙群島的考古調查》報導，在西沙群島的甘泉島等處發現了石斧、石錛、陶網墜、夾砂陶器和壓印紋硬陶等，明顯具有古越族文化特徵。〔1〕西沙群島由珊瑚礁搆成，無可供燒制陶器的黏土，而壓印紋硬陶的陶片，其胎土近似瓷土，説明這些石器和陶器來自東南沿海的古越人區域，由此推斷，新石器時代的廣州一帶越族先民，已可駕船遠航。

　　帝俊即帝舜，也就是虞舜。史籍謂虞舜南巡時逝世，葬於九嶷山，提示其與南方諸族有較密切的關係。《山海經》指其爲番禺之祖父，要非無因。相傳是虞舜所作的古歌謡雲：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此歌作者是否確爲虞舜，無可稽考，但其産生時期仍應相當早。中國位於季風氣候帶，所謂“南風之時”，是指依時而至的東南季風。它何以能“阜吾民之財”呢？最合理的解釋，當是隨東南季風來到（或回到）沿海港口的中外商船，帶來了滚滚財源。此殆與後世南宋詩人劉克莊所説的“東廟小兒隊，南風大賈舟。不知今廣市，何似古揚州？”之意境相近。〔2〕或者有人會懷疑在新石器時代的嶺南是否可能有對外貿易。然而歐洲考古學家發現了不少説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商品已在相隔遥遠的部族之間長途販運的證據，如波羅的海沿岸的琥珀販運到南歐，而在丹麥則發現了産地十分遥遠、適於製作優質石器的黑曜石。這一類商品交换已可稱爲對外貿易。青銅時代以後，外貿更爲活躍。廣州南越王墓出土非洲象牙五株，波斯銀盒一個，乳香若干，結合以上文獻記載，這些來自非洲和西亞的特産，可説明在航運和遠洋貿易方面，古代嶺南實領先於中原。1983年發掘的廣州象崗南越文王墓出土一只銅提筒，其腹部飾戰船紋帶，有海船四艘，描繪了一支船隊押着俘虜由海上凱旋的情景。古代軍事航海與對外貿易密切相關，此紋帶反映了南越國已有了可觀的海上力量。《史記·貨殖列傳》説：

　　“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

　　可見海陸交通條件使廣州成爲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廣州之爲外貿中心，在當時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傳統。

　　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都有力地説明，廣州從形成名爲“番禺”的居民點開始，就是一個河口海港，其造船和航海技術在國内居領先地位。隨着商品交换的發展，最晚在秦漢之際，廣州已成爲重要的都會，各類商品——包括由海外進口的奢侈品——的集散地。也就是説，廣州從其誕生開始就是一個外向型的商業城市，它的興起和繁榮首先歸功於商業——尤其是對外貿易的推動。二、冼夫人遺址反映的南朝時期廣州與粤西諸港海外貿易的聯繫

　　《隋書·列女傳》卷八《譙國夫人》記：

　　“（冼）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

　　扶南，古國名，其地在今柬埔寨。冼夫人的根據地高凉郡，在今茂名、陽江兩地級市及其鄰近地區。這一記載提示電白、陽江一帶在南朝時已有海外貿易的港口，而有關的歷史文獻和文物也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证。

　　《交州志》載：

　　“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潮退時見。”

　　唐代劉恂《嶺表异録》記：

　　“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

　　在電白以西的吴川市吴陽鎮沙角旋寮東村對面的海域，就發現了這樣一艘“銅船”。這艘古沉船離岸約500米，大部分已被沙石覆蓋。這艘沉船有三層船板，每層有10多厘米厚，每一層的底部都有銅片包裹，用銅釘釘合。船沿有一排約60多條的銅柱，柱距間隔大概有1.6米。〔3〕越人善鑄銅，以銅鼓最爲著稱。1984年在電白縣霞洞鎮以西約1公里的晏宫嶺清理了冼夫人第六代孫夫婦合葬墓，〔4〕1987年，又在該地清理了冼夫人第四代孫媳婦許夫人墓，〔5〕在這兩個墓中發現了銅鏡、銅棺環、銅棺釘、銅首飾等。對照文獻，在吴陽鎮發現的“銅船”，可能就是六朝隋唐時期越人所造。

　　霞洞鎮的冼夫人廟前有古石船、石桅杆。〔6〕而所有冼夫人廟前必安置一塊石板象徵爲船，名曰石船，亦同祀之以香火，頂禮膜拜。〔7〕霞洞鎮的浮山脚下，有7柱巨石，石柱形狀大致相同，下粗上尖，微彎拱，如帆，石柱底邊有兩頭尖上面平的大石塊，猶如埋置沙灘的船。〔8〕結合有關“銅船”、“石船”的記載和實物作綜合分析，在冼夫人管治下的電白一帶，航海事業是相當發達的。在冼夫人早年，“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晚年“（隋）文帝賜夫人臨振縣（今海南島臨高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馮）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9〕也反映了這一事實。

　　《樑書·王僧孺傳》記：

　　“天監（502-519年）初……（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

　　“生口”，即奴隸；“及海舶”，即載於海舶。所謂“高凉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意指每年都有數批外國商人乘海舶至高凉郡，載運奴隸到南海郡出售，换購貨物。在冼夫人安定高凉之前，各部落之間戰争不斷，必然有大量戰俘被賣爲奴隸。戰俘奴隸既多，價格自然低廉。故來華貿易的外國商人途中順便轉運至廣州以牟利。可見當時以廣州爲目的地的外國商船途中多在高凉郡的海港停泊，售出部分貨物並買入奴隸（或直接以貨物换奴隸），再開往廣州。也就是説，吴川、電白、陽江沿海一帶，當時已有海外貿易的港口。冼夫人貢獻的扶南犀杖，既有可能是她派出的船隊從扶南購得，也有可能是由外國商船帶到電白一帶出售的舶貨。當然，廣州始終是中心口岸，《南齊書·東南夷傳》就記述了南朝時期廣州的繁盛景象：

　　“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瓌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

　　
三、達奚司空與達奚弘通

　　廣州南海神廟又名波羅廟，傳説是因達奚司空在廟旁種下的兩棵波羅樹而得名。廟有達奚司空立像，造型略類南亞次大陸人種。古籍所記傳説，或謂其爲波羅國貢使，或謂其爲達摩季弟。《新唐書·摩揭它國傳》記：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天竺屬國，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

　　有人據此判斷達奚司空即摩揭它（現在一般譯作摩揭陀）國使者。此説不無一定道理，但若視爲定論，則似尚覺證據不足，蓋曾在中國種下波羅樹者極可能不只一人。已故黄鴻光先生《〈六侯之記〉碑辨僞》根據《新唐書·藝文志》所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一捲”，以及王應麟《玉海》卷16所記：

　　“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一捲，《書目》（按：指《中興書目》）雲：‘《西南海諸蕃行記》一捲，唐上元（高宗年號，674-675年）中，唐州刺史達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凡經三十六國，略載其事。’”

　　判斷達奚司空即達奚弘通。〔10〕此説雖亦不能視爲定論，但頗有參考價值。蓋“達奚”一名，殆難巧合，而二者又均與中國、南亞之交通有關。遺憾的是近年來有關南海神廟的著述，除曾昭璇教授《廣州歷史地理》一書外，對黄鴻光的這一重要研究成果多略而不提。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波羅蜜果》記“南海東、西廟各有一棵”，詩雲：

　　“纍累圓實大於瓜，想見移根博望槎。”

　　博望即漢代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張騫（杜甫詩有“猿鳴實下三聲泪，漢使虚隨八月槎”句），意指此樹爲出國使節携回種植。這與“波羅國貢使”一説本質上並不矛盾，因爲正如鄭和下西洋時有多國使者隨其到中國一樣，外國使節隨達奚弘通到中國來是大有可能的。則所謂“達奚司空”，就既有可能是達奚弘通本人，也可能是隨他來華的“波羅國貢使”或佛教僧侣。他所到的赤土，在馬來半島南端，學者對此已有基本一致意見；虔那，當即康泰《吴時外國傳》中之加那調洲。《太平御覽》卷771“帆”條引《吴時外國傳》謂：

　　“從加那調洲乘大舶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大秦國也。”

　　則其地當在印度洋西北海岸。達奚弘通的出使，實古代中外交通的盛舉，其功不在鄭和之下。結合當時情况考察，廣州必爲其離境時的始發港，往返時必拜祭於南海神廟。在宣傳南海神廟時，應予突出。

　　此外，加羅林群島西部島嶼上的考古發現，説明早在公元7世紀中國商品已運扺該群島。〔11〕則在達奚弘通出使之時，中國航海家極有可能已到達大洋洲。四、宋元時期廣州繼續保持中國海外貿易中心港的地位

　　大量史實本足以説明，直到19世紀50年代，廣州一直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中心。但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加緊侵華之際，有個日本人成田節男在其《宋元時代泉州的發達與廣州的衰微》一文中别有用心地信口雌黄，毫無根據地斷言“在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間，兩者（廣州和泉州）的貿易額已成相等”，“南宋以來，隨着經濟的繁榮，福建沿海的泉州迅速地發展起來，廣州便從此衰微了”，元代廣州“成爲盗賊的根據地，受到了徹底的打擊”雲雲，〔12〕在史學界産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遺憾的是至今還有一些人誤信謊言，以爲廣州果真在宋元時代“衰微”，一度失去外貿中心的地位。其實征諸文獻，即可知成田節男是一派胡言。樑廷柟《粤海關志》卷3《前代事實》引北宋畢仲衍《中書備對》記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事，謂“《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雖三處設司，實只廣州最盛也。”北宋末朱彧《萍洲可談》卷2也説：

　　“崇寧（1102-1106年）初，三路（廣東、福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惟廣最盛。”

　　《宋會要·職官》44之14記，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廣東市舶司奏稱：

　　“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收課入倍於他路。”

　　《宋史》卷186《食貨志·香》記，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市舶司共“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此數相當於前述熙寧十年廣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的四分之一。乳香是最大宗的舶貨，其消長與貿易額大致成正比。王應麟《玉海》卷186記：“海舶收入，皇祐中（1049-1053年）五十三萬有餘，治平中（1064-1067年）又增十萬，中興（南宋初年）歲入二百萬緡。”可見南宋初年海外貿易增長迅速，而廣州則尤爲突出。干道三年（1167年）廖顒《重修南海廟記》説：

　　“西南諸蕃三十餘國，各輸珍贐，輻輳五羊。珍异之貨，不可縷數。閩浙舸舶，亦皆載重而至。歲補大農何啻千萬緡……廛市貿易，繁夥富盛，公私充裕。”〔13〕

　　其他相類記載尚多，不一一盡録。由此可推知，建炎四年廣州所收乳香必遠不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之數，則當時廣州之對外貿易額必遠不止泉州的四倍。紹興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153-1154年）間，阿拉伯人愛德裏奚著《地理書》，就明確指出，中國“最大之港曰康府（廣州）”，〔14〕可爲佐证。南宋後期廣州以海外貿易爲支柱的社會經濟，仍十分繁榮。嘉熙四年（1240年）福建莆田詩人劉克莊到廣州上任，作《廣州即事》四首，極力渲染廣州的繁華。其中第二首“東廟小兒隊”已見上文，第四首“吾生分裂後，不到舊京游。空作樊樓夢，安知有越樓？”，〔15〕更將廣州與北宋盛世時的汴京相提並論。淳祐六年（1246年），李昴英作《廣州新創備安庫記》説：

　　“比及四年（1244年），得錢有緡計者三十萬，别藏之，爲甲、乙、丙庫。”〔16〕

　　可見廣州倉儲之豐厚。同在淳祐年間，劉克莊却又在《吴潔知泉州制》中説：

　　“温陵（泉州）爲閩巨屏，舊稱富州，近歲稍趨凋敝，或謂非兼舶不可爲。”〔17〕

　　兩相對照，可見到了南宋後期，廣州作爲中國外貿中心的地位愈益鞏固。元代廣州的外貿更有長足的發展。成書於大德八年（1304年）的陳大震《南海志》記：

　　“廣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聚，實爲外府。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出入之地，無不奉珍效貢，稽顙稱臣。故海人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异，莫不充儲於内府，畜玩於上林，其來者視昔有加焉，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書之所書者。”

　　並記當時海外與廣州有直接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18〕無論與廣州本身或國内其他城市比較，這個紀録都是空前的。楊翮《送王庭訓赴惠州照磨序》説，廣東“海外真臘、占城、流求諸國蕃舶歲至，象、犀、珠璣、金、貝、名香、寶布，諸凡瑰奇珍异之物寶於中州者，咸萃於是。”〔19〕吴萊《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也説，廣州“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産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巨萬計。”〔20〕孫蕡《廣州歌》記元代廣州雲：

　　“廣南富庶天下聞……城南南畔更繁榮……阿峨大舶映雲日，賈客千家萬家室。”

　　又加注雲：

　　“曰此濠畔，當承平時，香、珠、犀、象如山。”〔21〕

　　而元代來華外國人亦有同感。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其《東游録》中説：

　　“我到此邦的第一個城市叫辛迦蘭（廣州），它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該城有數量極其龐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視爲不足信。確實，整個意大利都没有這一個城的船隻多。”〔22〕

　　阿拉伯旅行家伊奔拔都他也在其《遊記》中説：

　　“秦克蘭城（廣州）者，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場優美，爲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間最大者，莫過於陶器場。由此，商人轉運瓷器至中國各省，及印度、夜門。”〔23〕

　　當時的阿拉伯地理學家阿爾伯肥達的《地理書》更明確指出，

　　“有遊歷家數人雲，當今之世，康府（廣州）爲中國最大港口。吾國遊歷家至其地者甚多。”〔24〕

　　這些記述足以説明，盡管元代其他港口城市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廣州作爲中國外貿中心城市的地位毫未動摇。對以上問題，筆者在《“宋元廣州衰微説”駁議》中有更詳盡的探討。〔25〕史料俱在，可以復按，大可不必仍從違背史實的謬説。

　　五、明代海豐縣的海外貿易港

　　廣東海岸曲折，港灣衆多，在在皆有可能成爲番舶停泊貿易之所，即使文獻記載不多，亦不宜輕易否定。如海豐縣，迄今爲止，没有任何有關古代海外貿易的著述提及它，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海豐縣誌》之《海防圖》記：

　　“又二十裏至捷勝，其所城設在海濱，外有白沙湖、遮浪角，皆可泊舟，中有大德港，置南沙、大德二營，相對防守。”

　　《輿地志·山川》記：

　　“極東二百二十裏曰旗峰，狀如飛旐，半枕海上，是爲縣治東鎮。西南夷入貢，望此爲識……曰白沙湖，距邑東一百五十裏，多番舶居之……大海在縣東南，東流閩浙，南通島夷。”

　　《輿地志·封域》記：

　　“南出長沙，通於島夷，東出大陂，通於閩浙，斯邑之門户也，形勝壯矣，鄰援通矣，膏腴辟矣。隱憂者，其屏衛薄而門户有可虞乎！番舶之所往來，亡命之所走集，未可以一朝遽爲備而恃鄰封援也。”

　　《輿地志·城池》記：

　　“鱟門港遵海而南，溯於大德，番舶往來。”

　　干隆十四年（1749年）《海豐縣誌》卷十《附載》記：

　　“大德港天妃廟，海舶出入必禱。”

　　這些記載有力地説明，明代海豐曾是相當繁盛的外貿港口，是以廣州爲中心的南海諸港之一。

　　六、明末及清初的十三行與“攬頭”

　　清代鴉片戰争之前，廣州外貿由十三行商人壟斷經營。然則行商制度又始於何時？樑廷柟《粵海關志》卷25有“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之語，據此，則明代已有十三行。但在很長時間裏，這只是一個孤证，研究者多不以爲然。於是遂有“十三行是1684年海禁開放後才出現”之説，並被不少研究者視爲定論。但《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記述葡萄牙傳教士巴來刀（Belchior Nunes Barreto）“在（1555年）12月之前，携同一位常與日本交易的船長魯易達而麥達（Luis d’Almeida）上廣州去過兩次”。“這時中葡間的商業，却一步步地走上繁榮的路經〔徑〕，在一個月内，由廣州賣出的胡椒達40000斤，商人所躉買的爲上日本去轉售的貨品達100000葡金。商業的利源，是被原籍屬於廣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的三處的十三家商號壟斷着，他們不顧民衆的反對，一味致力於發展外人的勢力。”這段話頗可作爲“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的佐证。遺憾的是，雖則裴化行已説明該書是以16世紀來華傳教士信札和記録爲依據，並參照張德昌1933年發表的英文論文《明代廣州的海外貿易》及耶穌斯（C.A Montalto de Jesus）1902年出版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26〕但却未具體註明這段話的出處，所以還不能説已是無懈可擊的鐵证。

　　屈大均《廣州竹枝詞》中有一首謂：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這是現時所見文獻中最早提到十三行者；還有一首謂：

　　“十字錢多是大官，官兵枉向澳門盤。東西洋貨先呈樣，白黑番奴捧白丹。”

　　筆者根據《澳門記略》所録釋今種（屈大均的法號）諸詩，結合其他文獻，已論证這兩首《廣州竹枝詞》所記爲他1662年赴澳門時所見，當時不但不是海禁開放之後，甚至連“遷海”也還只是剛剛開始。因此，“十三行是1684年海禁開放後才出現”之説，不應再視爲定論。〔27〕

　　既然屈大均在海禁初期（清代海禁始於1656年）已見到了十三行的貿易活動，則十三行的出現必然更早。綜合屈、樑、裴三家之記，則十三行始於明代，殆爲事實。

　　不過，明代文獻中，迄今未發現“十三行”之專稱。文獻記載從事與清代十三行相同業務者爲“攬頭”。《明清史料乙編》第八本有《姦弁姦攬勾連澳夷等情殘稿》雲：

　　“姦攬吴萬和等，實繁有徒，並不可貸也。狼狽相倚，表裏爲姦，從中綫索勾連，已非一日，蓋將以澳夷爲外府，而不惜傾中國以奉之，但知惟利是營，遑問法哉！以臣所聞，姦攬揚鬐鼓吻，動輒以數萬計，内結吏胥以爲腹心，外構哨巡以爲羽翼，如書辦羅秉謙、萬門子等，捕風捉影，已恬然習爲故智。”〔28〕


　　這與裴化行所説“商業的利源，是被原籍屬於廣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的三處的十三家商號壟斷着，他們不顧民衆的反對，一味致力於發展外人的勢力”若合符節。則所謂“十三家商號”即爲“攬頭”無疑。屈大均在記清初海禁時期廣東外貿情况時説：

　　“而蚝鏡獨爲舶藪……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諸舶輸珍异而至，雲帆踔風，萬裏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載白金鉅萬。閩人爲之攬頭者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爲服食器物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益饒。向者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陰與爲市，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29〕

　　“閩、粤銀多從番舶而來。番有吕宋者，在閩海南，産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粤人多賈。吕宋銀至廣州，攬頭者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爲服食器物償其值。”〔30〕

　　與《廣州竹枝詞》相互對照，可見是時經營外貿之“官商”，既稱爲“攬頭”，亦稱“十三行”，惟“攬頭”所指爲商人，而“十三行”所指爲商號。

　　明代提及攬頭之文獻尚不止此。《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第614頁《澳夷築城殘稿》記天啓四年（1624年）廣東當局拆澳門葡萄牙人所建城臺事（可參閲《明熹宗實録》卷58，天啓五年四月癸卯）。文曰：

　　“幸蒙本部院指授方略，首絶接濟，以扼夷之咽喉；既縶攬頭，以牽夷之心腹；

　　官兵密佈，四面重圍；嚴拿姦黨，招回亡命……當督夷人、攬頭、夫役……”〔31〕

　　又有《兵部題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刊入《明清史料》乙編第八本751至756頁，所載爲崇禎十年（1637年）中英在虎門附近衝突事。内載：

　　“九月初八日，隨據市舶司呈稱：到澳會同香山縣寨差官，及提調備倭各官，唤令通夷事目、攬頭至議事亭宣諭，督促各夷赴省……職勒限催促，押同通事劉德、攬頭吕沈西、夷目戎猫州、弗黎厨等具領赴省。”〔32〕

　　“九月初九日……夷商夢帝牟等呈稱：‘牟等雖係西海遠夷，頗知信義。商販中國業已八年，苦爲澳夷掯索，高抬物價數倍。凡姦攬侵蝕，悉入牟等名下……蒙會同海道議差李葉榮賫牌宣諭：所携銀貨，對算無誤，兹差攬頭吴萬和同澳夷抬入沼門附近貿易。敢不依遵，但恐狡謀百出，利歸私澳，餉絀公家，則牟等恭順之悃忱，轉爲澳攬之俎肉……’”〔33〕

　　“十月二十三日，據該道（鄭覲光）呈稱：據廣州同知解立敬……同署通判餘垓會同總鎮招呼紅夷、通事、攬頭宣諭：紅夷今日誤入，姑從寬政，日後不許再來。”〔34〕

　　“今年……紅夷摇尾祈憐，計窮思返……既而遠潜外洋，此必内地姦攬勾引未斷……牌行海道，即便移駐香山，督令海防同知親至澳中，帶領澳官脱繼光、澳攬吴萬和、吴培宇等……速令該夷陳説利害，立促紅夷開發。再或遷延，該夷並澳官脱繼光聽處治奏聞。其澳攬吴萬和、吴培宇等立解究治。”〔35〕

　　以上記載説明，從明代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十三行商人亦被稱爲“攬頭”。攬頭不但直接與外商交易，而且跟隨政府官員參與對外交涉，並對外商的行爲負責。當外商有違法行爲時，攬頭即使没有過錯，仍要負上連帶責任而被治罪。可見這一時期攬頭在中外貿易和中外交涉中的作用，與清代設立海關後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

　　注釋：

　　〔1〕《考古》，1992年第9期。

　　〔2〕劉克莊：《即事四首》，《廣州文博通訊·南海神廟》，第50頁。

　　〔3〕《古沉船何時見真顔？》，《 廣州日報》2004年3月15日。

　　〔4〕廣東省博物館、電白縣文化局：《廣東電白縣霞洞墟唐墓簡報》，《考古》1986年第1期。

　　〔5〕廣東省博物館、茂名市博物館、電白縣博物館：《廣東電白唐代許夫人墓》，《文物》1990年第7期。

　　〔6〕樑成材：《冼夫人在電白》，楊光亮主編：《冼太夫人與電白》。

　　〔7〕朱更新：《試論冼夫人廟前石船之由來》，《電白文史擷英》第11期。

　　〔8〕胡光焱：《古石柱抒情》，楊光亮主編：《冼太夫人與電白》。

　　〔9〕《北史·列女》卷91，《譙國夫人冼氏》。

　　〔10〕《廣州文博》，1987年。

　　〔11〕《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3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頁。

　　〔12〕譯文連載於《泉州文史》第6、7期合刊及第8期。

　　〔13〕同治《番禺縣誌》，卷29，金石2，第22~24頁。

　　〔14〕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輔仁大學圖書館1930年版，第2册，《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169頁。

　　〔15〕劉克莊：《即事四首》，《廣州文博通訊·南海神廟》，第51頁。

　　〔16〕李昴英：《文溪集》，卷1。

　　〔17〕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第62卷。

　　〔18〕陳大震：《大德南海志殘本》，廣州市地方誌研究所1986年版，第10頁。

　　〔19〕楊翮：《珮玉齋類稿》，卷4。

　　〔20〕吴萊：《淵潁集》，卷1。

　　〔21〕仇池石：《羊城古鈔》，卷7。

　　〔22〕何高濟譯：《海屯行記·鄂多立克東游録·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3~66頁。

　　〔23〕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册，《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186頁。

　　〔24〕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册，《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175~178頁。

　　〔25〕載《羊城今古》1994年第4期，及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廣州話舊》（上），廣州出版社2002年版。

　　〔26〕《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裴化行（H.Bernard）著，蕭濬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5、19、22、93～94、103頁。

　　〔27〕趙立人：《明代至清初的十三行與十字門海上貿易——以屈大均1662年澳門之行爲中心》，《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8〕轉引自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第95～96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

　　〔29〕屈大均：《廣東新語》，上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6～38頁。

　　〔30〕屈大均：《廣東新語》，下册，第406頁。

　　〔31〕轉引自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版，第93頁。

　　〔32〕轉引自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第113頁。

　　〔33〕轉引自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第114頁。

　　〔34〕轉引自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第116頁。

　　〔35〕轉引自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第117～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