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林，暨南大學歷史係教授。］

　　作爲國家岳鎮海瀆禮儀的一部分，南海神廟早在隋開皇十四年（594年）就在廣州南海鎮南近海處建立〔1〕。唐天寶十年（751年），四海封王，南海神册封爲廣利王〔2〕，唐代屢有祭祀。宋時，南海廣利王四次加爵封號，名揚海内外，其祭祀達到極致。南海神的榮耀與其護衛地方平安密切相關，而與廣州海上絲綢之路也有一定關係。而廣州城市的區域分工與對外貿易有着必然的聯繫，廣州南海東西廟分别在外貿港琵琶洲、廣州城西南附近。南海神廟成爲中外客商祈願、答謝南海神祭祀的必需場所。有關南海神廟與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少見，其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以南海東西廟爲研究對象，以南海神與廣州地方治安、海上絲路的關係爲綫索，探求南海神榮耀的主次原因，揭示南海神廟與廣州外貿港口、海上絲綢之路之間的關係。

　　一、南海神屢次封號與嶺南地方的關係

　　北宋初，南海神並未像南漢隆極一時。開寶四年（970年）六月，取消南漢劉鋹的封號，撤龍服“易以一品之服”〔3〕。與其他岳鎮海瀆一樣，地方長官兼廟内祀事。開寶五年（971年）以南海縣（皇祐後改爲番禺縣）縣令兼廟令，縣尉兼廟丞，“專執祀事，常加按視。本州（廣州）長吏每月一詣廟察舉”〔4〕。即使太宗朝，南海神也並没有與其他岳鎮海瀆有什麽差别。淳化二年（991年），秘書監李至請以五郊迎氣日各祭其方岳鎮海瀆，南岳、南海等以立夏日祭祀〔5〕。真宗熱衷於封禪和祭祀后土，對岳鎮海瀆的祭祀十分重視。直至元代,南海神廟中仍保存有真宗御賜的玉帶〔6〕。即使如此，也没有顯示出南海神廟有什麽特异之處。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四海四瀆并封王。其中，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冲聖廣澤王〔7〕，四海王平起平坐。導致南海神地位的上昇與仁宗皇祐時儂智高起義軍有關。

　　北宋嶺南最大的社會動盪便是儂智高起兵反宋。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廣南西路廣源蠻首領儂智高起兵反宋，旋即攻下邕州（治今廣西南寧）、梧州（治今地），沿西江東下，一路勢如破竹。5月22日，包圍廣州城。在儂智高離開端州（治今廣東肇慶）沿江赴廣州以及包圍廣州城的過程中，南海神廣施神通，“江流湍急”，“颶風大起”，“暴雨累旬”，儂軍“不得前進”，廣州城中“暑渴，賴雨以濟”；6月攻城，“疾風盡壞梯屋”；儂軍“火攻西門”，“有遇大風東回”。如此等等，南海神集諸多之能事保城護民，廣顯神通， “始州之官吏及民屢禱於（南海）神，翕急變化，其應如響，” 挫敗儂軍〔8〕。當然，此次衛城之功除自然條件外，主要還是北宋政府調兵遣將，軍民齊心協力共抗儂軍有關。7月19日，圍成五十七天之久而未攻下廣州城的儂軍被迫撤退。正是“廣州數有風雨之變，賊懼而遁，州人賴其神靈”〔9〕，“天意神貺，宜有潜佑”，廣南東路轉運使元絳請示朝廷，“欲望朝廷别加崇顯之號，差官致祭，以答神休，仍乞宣付史官，昭示萬世”〔10〕。朝廷於次年6月下牒，“念顯靈佑順，靡德不酬，其加王以‘昭順’之號”，特封南海洪聖廣利昭順王，令地方“造牌額安掛”，“嚴潔致祭”〔11〕。至和元年（1054年）春，“又敕中貴人乘傳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鰈，綪韨；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襪，並内出花九樹，袿、衤屬、簪 、釒奠，署曰‘賜明順夫人’”。“又命道釋爲之會凡十夕，且以答王靈休”〔12〕。此後，又於嘉祐六年（1061年）正月，“詔有司制南海廣州洪聖昭順王廟所用冠服，及三獻官、太祝、奉禮祭服，罷本廟所賜樂曲”。原來“奉祠南海王廟，雖有鐘鼓之設及所賜樂曲，而樂工未嘗肄習，又其器服制度不應祀典”，請禮官考詳，以南海神等爲中祀，仿岳鎮海瀆之禮，“不用樂”，故罷之〔13〕，使祭祀禮儀更加規整。

　　南海神廟在儂智高起義軍圍攻廣州城中大顯神威，“廣民皆稱道南海神事”。上賜封號，加九旒冕、朱裳、青衣，賜王及夫人服飾。統治者提倡，嶺南官民亦大肆篤信南海神，其崇拜日漸興隆。嘉祐七年（1062年）9月，廣州知州餘靖重修南海廟，新宫擴展爲三百間，赫然成爲嶺南第一大祠廟〔14〕。東莞、廣州城西南、惠州等地，南海王分廟紛紛建立（詳下），南海王崇拜掀起浪潮。而恰在此時，岑探起義又爲南海神日隆增添一筆。

　　哲宗元祐元年（1081年）11月，新州（今廣東新興）土豪岑探，“率群黨四五千人圍新州”，征討兵士沿途濫殺無辜，岑勢日熾。廣州新任知州蔣之奇調兵遣將，以鈐轄楊從先捕殺岑探，濫殺民衆的士兵亦被誅〔15〕。此次圍新州不過一日，至明岑黨即散去。是夜，天降大霧，“震風凌雨凝爲冰泫”，因北方冷空氣南下而致嶺南出現霜凍，“群盗戰慄，至不能立足；望城上甲兵無數，怖畏顛沛，隨即潰散”〔16〕。官民又以爲是南海王大顯神威，狀奏朝廷，皇帝“下太常擬定所增徽名，禮官以爲王號加至六字矣，疑不可復加。”徽宗、欽宗“詔工部賜緡錢，載新祠宇，於以顯神之賜”。官民皆“務極崇奉”〔17〕。雖然，《宋史·禮志》所載，“故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18〕但與南海神相關的，不過就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11月封南海王“明順夫人”爲“顯仁妃”，“長子封輔靈侯，次子贊寧侯，女封惠佑夫人”〔19〕。一人得道，鷄犬昇天，北宋末，南海王及其家眷皆有封號爵位。

　　除弭兵灾之險外，南海神日漸興隆還與熙寧時師孟修西城未降雨以及嶺南大旱普降甘澤有關。上述儂智高起義，充分暴露了嶺南防備鬆弛，“自是廣人以無外城常訛言相驚，莫安其居”〔20〕。熙寧四年（1071年）10月，知州程師孟“舉大築”西城，避開“彌旬涉月而不休”的多雨季節，至五年春主要工程完工，“無一朝之雨而落”。且五年正月17日“新城見於水中，逾數刻不没，海旁之民走觀者無不駭异”，皆認爲是南海神顯靈所致。築城之事遭到流言蜚語，程師孟易職之事布於朝野，“蕃漢之民”至廟乞神，皆如所願。熙寧六年（1073年）2月，師孟昇遷爲諫議大夫，再任廣州知州〔21〕,官民又以爲南海神庇佑而致。

　　程師孟在廣州“爲守四年”，“谷登民阜，冠盗衰急，而瘴癘不作，蒙神之助居多”〔22〕。熙寧六年12月至熙寧七年（1074年）10月，師孟六謁南海神，祈謝神降甘霖。先是六年12月至次年正月“以天久不雨”，祭祀天地百神及名山大川，程師孟率廣州地方官員赴南海廟祭祀〔23〕；此後，“兩禱兩謝，獲應頗异”〔24〕。熙寧七年8月，“上以久旱，精禱天下名山大川”，師孟第五次奉詔“致祠南海洪聖廣利昭順王”，精誠所至，“已而休應，雲獲復命，（程）公行賽謝之禮”〔25〕。三祈三報，南海神靈异可見一斑。

　　兩宋之際，南海神廟的再次昇遷與高宗有關。靖康元年（1127年）5月，高宗於應天府（治今河南商丘）稱帝，改元建炎，隨即南渡。紹興七年（1137年），高宗時在建康（治今江蘇南京），政權稍有穩定，恢復每年四立日分祭四方岳鎮海瀆之禮〔26〕。由於高宗偏居東南，“國勢偏安，不克振作，徒以加封神號爲望祐之舉，所謂聽命於神也”〔27〕。東海、南海自然得到高宗鍾愛，紹興七年9月，“獨加封南海神爲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28〕；紹興十三年（1143年）、十六年（1146年）、二十五年（1155年）、二十八年（1158年）、三十二年（1162年）、干道元年（1165年）等年，遣官郊祭五嶽四瀆四海後，專遣官去地方上祭南岳、南海、南瀆〔29〕；“自渡江以後，惟南海廣利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令廣州行禮”。而“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内”，干道五年（1169年），接受太常少卿林栗言，特封東海之神八字王爵〔30〕。東海神仿南海神加王爵八字，庇祐南宋半壁江山。

　　朝廷如火如荼祭祀南海神的同時，地方上南海神亦大顯神威。干道元年（1165年）春，“湖南盗起，入廣東焚掠州縣”〔31〕，“郴寇猖獗，侵軼連山”。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陳輝率官員“祓齋以請於祠下”。由於官軍追剿，未幾郴衆北返，嶺南安然。兵民皆以“神之威靈排難，如摧枯拉朽之易”，“式遏寇攘，惟神之靈”〔32〕。又過了兩年，干道三年（1167年）10月，廣南東路市舶提舉陶定以官緡修復南海東西二祠，新建風雷雨師殿〔33〕。外貿税收的官銀用於修建南海廟，不能不與南海神保護海上交通平安有關。

　　隨着南海王崇拜的興盛，殿宇的富麗，每年南海王誕農曆2月13日的廟會更是熱鬧非凡。淳熙六年（1179年）至九年（1182年），楊萬裏任廣東提舉常平、提點刑獄，曾作《二月十三日謁西廟早起》詩，“起來洗面更焚香，粥罷東窗未肯光”〔34〕。官民同慶誕日，東西廟皆异常熱鬧。嘉熙四年（1240年）至淳祐八年（1248年），劉克莊曾任廣東提舉常平、轉運判官及提點刑獄、市舶提舉等職，留下大量有關廣州的詩文，其中“香火萬家市，烟花二月村，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35〕，可謂是南海聖誕，廣州萬人空巷的真實寫照。

　　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夏，廣東提舉茶鹽使徐安國“遣人入（大溪）島捕私鹽，島民不安，即嘯聚千餘人入海爲盗”〔36〕。大溪島即今大嶼山，扼珠江口要衝。新任廣州知府錢之望一方面“即爲文以告於神”，祈求南海神保佑平亂，另一方面調兵遣將，與大溪島衆四十餘膄戰於扶胥口前大海中，“軍士争先奮擊，呼（南海）王之號以乞靈”，縱火焚船，擒首徐紹夔，又捕餘衆。皆“益仰王之威靈，凡臣（錢之望）所禱，無一不酬”。得勝之時，官民皆以南海王神力相助，“闔境士民以手加額，歸功於王，乞申加廟號，合辭以請”。“除已先出帑錢干緡崇飾廟貌外”，次年五月，尚書省下牒賜“英護廟”額〔37〕。這是繼八字王爵封號後，南海神的又一次封號。不過此次封號是封南海神宅。

　　綜上所述，南海神廟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弭兵灾之險，降旱之甘霖，庇佑國家社稷和地方安定，衛國護城，保佑南方水上交通暢達，都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連熙寧九年（1076年）正月，宋廷遣使祭南岳、南海，告以南伐交趾等大事〔38〕，皆在南海王神職範圍内。諸多刀光兵灾、旱魃施虐，皆化險爲夷。南海王也步步高昇，四次封號加爵，成爲國家和地方上不可或缺的祭祀神靈。民間的祭祀和賽海神廟會也如火如荼。相對來説，南海神的昇遷却與護衛南海海上交通關係不大。

　　二、 廣州南海東廟與扶胥港、琵琶洲港

　　廣州南海東廟居“扶胥之口，黄木之灣”〔39〕，今獅子洋與珠江連接處，東西向珠江漏鬥灣到此轉向南北向獅子洋大漏鬥灣，以南便是“大海”，“自此出海，溟渺無際”〔40〕。如此江海形勝，南海廟盡收其間靈氣。早在隋開皇十四年已在此近海處立祠。這裏居扶胥鎮西南，距廣州城海路和陸路皆八十裏，地理形勝尚佳。

　　自然與人文環境有優越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南海神廟近在岸邊，風大浪急，每年一度立夏日祭祀時，多東南季風，波濤汹涌，由廣州城乘船東行，逆風而進，又不時遇上臺風，常常人毁船亡。而官員“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41〕。其次，南海神廟不在州城縣治内，而遠距廣州城八十裏。開寶五年（971年），朝廷下令嶽瀆南海等，“縣近廟者，遷治所就之”〔42〕。時南海廟仍屬南海縣，南海縣並未因下轄南海廟而遷縣治“就”廟。即使後來皇祐三年（1051年）從南海等縣析置番禺縣，而廣州治南海、番禺兩縣，則番禺縣治並未就近南海神廟〔43〕。究其原因，應與南海縣治所廣州城，歷來爲嶺南政治中心，與地處城東八十裏的扶胥鎮有嫌稍遠。不諳舟船的官吏多不願前行祭祀，這在唐代後期已顯端倪。今存的韓愈《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就載，因有風波溺船之險，“多令從事代祠”，且“其來已久”。

　　盡管如此，宋時祭祀南海神的主要活動還是在南海正祠（東廟）進行。除每年立夏日正常祭祀外，其餘的伐交趾之告、降甘霖之禱答、護城弭兵灾之險，等等，皆於此進行。南海正祠所在的扶胥鎮附近，應是歷次祭祀停泊船舟之地。1973年在南海廟西名爲“碼頭園”的魚塘中，發現了整排的枕木，枕木條每根長2米，延伸20米以上，經C14測定，該枕木係晚唐遺物，木材爲海南紫荆木，堅硬异常。專家逐步推斷，此枕木爲唐時扶胥港遺物。後在此地出土唐代陶制壁飾一批〔44〕。雖今天還未在南海廟附近發現宋時遺物和港址，但宋時，扶胥港應是存在的。如若不然，廣州城地方官員每次乘船之後，在棄船登岸後再騎馬長距離地奔赴南海廟，與理不通。

　　值得一提的是，扶胥港雖然是一停泊的港灣，但主要是爲停泊官船、兵船和暫時歇息的漁船。而附近東北流來的南崗水，亦爲漁船停泊之處，大型海船和官船難以在此内河停泊，雖然在明清時，南海廟前已形成諸多沙洲，特别是廟東南的大纜口沙洲，珠江主航道已南遷，南海廟前僅爲汊流所經〔45〕。但這並不能反映宋時南海廟前的河道或大海的實情。宋時南海廟西的浴日亭，“小丘屹立，亭冠其顛，前瞰大海，茫然無際。”〔46〕楊萬裏詩亦雲：“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47〕。南海東廟南臨大海，停泊海船應不是困難事情，但此地直對今珠江口的獅子洋的潮流，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較長時間。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七十八《上聲 · 七麌》雲“宋鄔大昕，字東啓，河源人，政和二年進士，僉判廣州。廣之東道濱海，舟楫往來恒患飄溺。大昕因規度鹿步滘，鑿之，東起東州，西接黄水灣，延袤十餘裏，人便之，迄於今。《惠大記》。”雍正《廣東通誌》卷四十四《人物誌 · 鄔大昕》記載略同。鄔氏後人一支遷番禺縣茭塘司南山鄉（今廣州番禺新造附近），其鄔氏大宗祠内有清陳澧所書“鹿步滘謳忠匾”，記述鄔大昕開鑿扶胥古運河的事實。這段運河東起東州驛，西接波羅廟（南海廟）前的黄木灣，沿規劃岸綫培土鑿石築堤，形成了瓦窑（今廣州黄埔南崗頭）至黄木灣長十裏的一段運河，因運河流經鹿步圩（今廣州南崗鹿步村），故命此段運河爲命名爲“鹿步滘”〔48〕。 鹿步滘的開鑿，使黄木灣船舶有了一個安全的避風之所，令往來於廣州至東江沿綫各埠的船隻避開了獅子洋的風浪，亦縮短了航程。鹿步滘即可以説是南海神廟附近的河口港，也是連接東江的運河。

　　同時，宋時對外來的市舶船隻“抽解”，爲了防止舶來貨物偷税漏税，海舶靠岸有一定規定，不允許隨便靠岸。宋於扶胥港設巡檢寨兵八百名，巡查沿海〔49〕。即使出海的海船，沿岸停泊亦有規定和檢查。“遇舶船起發，差本司屬官一員臨時點檢，仍差不干礙官一員覺察，至海口俟其放洋，方得回歸”〔50〕。不然的話，偷運貨物上船，不利於外貿活動的管理。而“大逾萬斛，必只謁忱禱，乃敢揚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懼。人之所以恃神者亦重矣”〔51〕。拜神揚帆自在情理之中，但並非乘海船直趨神廟。因此，扶胥港在中外商貿交流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當然，祭祀參拜南海神的中外商人不乏其人，但其來往扶胥港和南海廟，應多是輕舟簡從。

　　扶胥鎮南海廟外，唐天寶十二年（753年），休咎禪師在扶胥鎮北五裏的山岡上建靈化寺。因南海王“性嚴急，往來舟楫風波溺死者甚多”，禪師“授三皈五戒”，收其爲徒。南海王歸入佛門，“南海舟楫遂無飄覆，則佛之慈悲，護持衆生如此。”宋廣州知州蔣之奇曾以此傳説作《靈化寺記》〔52〕。這則故事一則説明佛家想利用南海神而炫耀佛法的神力，“神且聽之，而况人乎！”；一則説明瞭扶胥鎮的宗教場所並非單一，香火分享。當然，南海波濤之險亦爲中外商船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南海正祠所在的扶胥鎮既不是外貿港口，廣州城東的外貿港口究竟在哪裏？《宋史·外國傳》載注輦國（今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一帶）使臣三文等入貢，從印度洋東行二百零九晝夜而至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巨港、占卑一帶），由此北航三十八晝夜經南海中南部，“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據説注輦國國王羅荼羅乍“聞商船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者傳雲如此則中國有聖人”〔53〕。時爲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因此注輦國貢使所停泊的琵琶洲應是一般意義上廣州的外貿港口。琵琶洲應是一對外港口，方信孺《南海百咏》亦雲：“琵琶洲，在郡東三十裏，以形似名，俗傳洲在水中，與水昇降，蓋海舶所集之地也。”詩曰：“髣髴琵琶海上洲，年年常與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風起，應有江頭商婦愁”〔54〕。西風起時，正是每年十月揚帆航海之時，故琵琶洲應是外貿港無疑，“此洲突起高十餘丈，上有三阜，形如琵琶”。明清之際，“閩浙舟楫皆舶於此”〔55〕，仍然有用於世。

　　琵琶洲港居廣州與南海正祠之間，其東“兩山雄拒江上，舟楫往來之要衝也。”〔56〕兩岡對峙，宛然一海闕也。南海兇險，進此門闕，在廣州城外的市舶亭“抽解”後，再東向憩息琵琶洲，棄舟上岸，答謝南海神的海上庇佑，應在情理之中。故南海神廟應成爲這些中外商人朝拜之地。即使在熙寧五年南海西廟建成，南海正祠亦是停靠在琵琶洲商人祭祀必選的場所之一。正所謂“胡商越賈，具萬斛之舟，張起雲之帆，轉如山之柁，乘長風，破巨浪，往來迅速，如履平地，非恃王之陰祐，曷克爾耶！西南諸蕃三十餘國，各輸珠贐，輻輳五羊”，“公私優裕，係王之力焉”〔57〕。南海神自然成爲海上絲路的保護神加以崇拜，南海神廟亦成爲中外商人頂禮膜拜的殿堂。當然，現今流傳下來的石刻以官方爲多，這與南海神國家岳鎮海瀆的神職祭祀功能分不開，不能以現今官方石刻居多，就認爲祭祀人員多爲官員，商人和民衆實際上仍是祭祀南海神的主要群體。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方漸的《六侯之記碑》〔58〕，有人認爲此碑是僞碑〔59〕。不可否認，此碑有其失實和迷信之處，但有關南海王子封侯、廣州蒲姓外商應都是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六侯之一的達奚司空，入居南海廟陪祀之列確在南宋。宋人蔡如鬆《九侯山神詩》也提到“廣州南海廟達奚司空”〔60〕，《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皆載有許得已《南海廟達奚司空碑》〔61〕。（明）郭棐《嶺海名勝記·南海廟志》更準確在干道元年（1165年）陳豐撰《南海廣利王洪聖昭順威顯王記》與干道三年（1167年）廖颙撰《重修南海廟記》兩文間夾有許得已《南海廟達奚司空記》。看來南宋初方漸《六侯之記碑》提到的達奚司空封侯不容輕易否定。許文提到的達奚司空較方漸引慶曆中阮遵所言更爲詳細，文曰：“海外諸國賈胡，歲具大舶，齊重貨，涉巨浸以輸中國”，海上風雲變化無常，“頃刻乘之以烈風雷雨之變，舟人危懼，願無；須臾死，以號於（達奚）神，其聲未干，倏已晴霽，舟行萬裏如過席上，人知王賜，出於神之輔贊，蓋如此禱謝不絶。”這是首次提及達奚司空輔佐南海神幫助外商化險爲夷之事。果真如此，達奚司空是外商崇拜的帶有胡化傾向的域外海神。宋元之際，廣州城三易元人之手，南海東廟毁於戰火，直至元大德七年（1303年），南海東祠才重新建成〔62〕。新建成的廟宇自然難有宋時全貌及各陪祀之神，這也或許是達奚司空一直在元代和明初未見史載的重要原因。

　　總之，不管怎樣，存有南海神及其輔助神達奚司空等的南海神祠應是海上絲路不斷延續的見证。外貿港口琵琶洲與扶胥鎮、扶胥南海廟之間存在着必然的聯繫。南海正祠是廣州海上絲路存在的文化見证之一。

　　三、廣州南海西廟與廣州城港

　　廣州南海西廟建於何時，史載不一，一説爲宋紹興〔63〕，一説爲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64〕，今人更提前到唐代，但言之無據〔65〕。今翻檢到宋人程師孟《洪聖王事迹記》，對熙寧時修廣州西城和南海西廟有載，證明其建廟的時間應與建西城時間同時，即熙寧四年10月至五年8月。

　　上述皇祐時儂智高起義，已經暴露出廣州城防備的問題。熙寧初，知州張田“始築東城，環七裏，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66〕，西城地質條件差，“土疏惡不可築”〔67〕，程師孟在繼任廣州知州後不到半年，即於熙寧四年10月大修西城，至次年8月，“創築西城及修完舊城畢”。就在修西城的同時，師孟在原來與儂智高“其戰鬥椎瘞之處所，則今所謂航海門之西數十步而止”，“屋其顛以立神像而祠之，適在其地無少差焉。”〔68〕故此立像建廟應是爲紀念洪聖廣利王護城之功而興建。興建時間與熙寧四年10月至五年8月修城時間相同。新建廟在廣州南海東廟之西，故稱西廟，而建廟之用意，爲護城保民、鎮邪避惡所建，並非爲航海外貿而建。而建廟地點恰巧位於與儂智高“戰鬥椎瘞之處所”之上。

　　宋廣州西城航海門爲西城之東南門〔69〕，其地在今廣州越秀區書坊街處〔70〕。其西數十步的南海西廟當亦不越過今解放路。西廟在宋子城之西南隅，不僅熙寧時建廟初如此，即使到了干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廟》亦雲西廟“在州城之西南隅”。而成書於開禧二年（1206年）前的《南海百咏》却言：“西廟在城西五裏”。是參照物不一樣而使兩者記載不一樣，還是另有它因，值得推敲。若兩者參照物一樣，都是從子城來算，且後者記載無誤，則南海西廟從干道至開禧間，位置發生了遷移，遷移的原因，極有可能與“小海”南遷有關。這些推敲還有待更多論據證明。不過，南宋中後期廣州城西五裏的南海西廟與明清南海西廟（今廣州文昌南路與下九路交界處廣州酒家附近）地理位置相當。

　　北宋熙寧至南宋初期的南海西廟，居廣州城西南隅，在航海門西不遠處。航海門内有轉運司署，而市舶亭在鎮安門外，鹽亭在素波門外，都税務在阜財門外，來歸館在衝霄門外，來遠驛在蕃巷〔71〕。鎮安門（嘉熙改鎮南門）爲“子城之南門”；衝霄門“在子城之東南隅”；素波門“在城西之南，鹽倉街之直”；阜財門“在西城之南”〔72〕。子城、西城、東城“三城南臨海”，各城門不遠處即是“小海”。海舶從溽洲望舶巡檢司（地在今廣東陽江）“防護赴廣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廣州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73〕。五洲即今太平沙。《南海百咏》亦雲：“海山樓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宋時經略安撫於五月五日閲水軍教習，於其上嘗新荔”〔74〕。故市舶亭爲“漕帥與市舶監官莅閲其貨而征”税之處，海山摟近在其旁。此兩處皆與南海西廟相距不遠（鎮安門爲子城南門，航海門爲西城東南門，中間僅隔素波門）。海山樓應是爲外商賜宴的接送場所，“極目千裏，爲登覽之勝”〔75〕。上述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使三文等至廣州，“詔閣門只侯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兹使”〔76〕，賜宴之處應在海山樓。

　　除此之外，懷遠驛所在蕃巷，就在懷聖寺番塔下。這裏原在子城外，儂智高叛軍就曾佔領過這裏，時西城還未修築，城外“蕃漢數萬家悉爲賊席捲而去”〔77〕。廣州城解圍後，轉運使元絳與知州魏瓘，“募蕃漢豪户及丁壯并力修完”子城〔78〕。熙寧四年10月至五年8月，程師孟修廣州城，大食國使辛押陁羅兼統察蕃長司公事“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79〕。蕃家如此熱衷於修城，就是爲了保证其財産不被賊寇侵奪。後因修城之功，遭人嫉妒，師孟“將行矣，蕃漢之民欲予留也”〔80〕。蕃民之所以對師孟感恩戴德，就是因爲新修的西城將以懷聖寺爲中心的蕃坊圈入西城内。由於廣州東西及子城“三面臨海，舊無内濠，海颶風至，則害舟楫。大中祥符間，邵曠知廣州，始鑿内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81〕，後不斷疏浚。修築的内濠以南濠爲要，《南海百咏》有“南濠，在共樂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景德中，高紳所辟，維舟於是者，無風波恐，民常歌之。其後開塞不常。”共樂樓建於南濠上，“真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着眼看”，“輪囷爲一郡壯觀”。《南海百咏》還載：懷聖塔（番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絶無等級，其穎標一金鷄，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絶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故南濠附近應是蕃人居集地，也是商業中心。宋慶曆中（1041—1048年）至皇祐二年（1050年）西城蕃市建夫子廟〔82〕，“西城蕃市之通衢有夫子廟，今夫子廟街是也”〔83〕，元時還稱呼夫子廟街，蕃市應在蕃人集中的西城南濠、番塔附近。宋程師孟詩讚嘆道“千年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爲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84〕。普寧巷（蒲宜人巷）、瑪瑙巷、大市街、麻行街、象牙巷、米市街等皆在南濠地區〔85〕，而航海門、朝宗門，正在這一地區之東南，近在咫尺，其西便是南濠出城口阜財門、善利門。懷聖寺不僅是阿拉伯人祈風之地，而且是他們的宗教活動場所。與懷聖寺一樣，其東的南海西廟點綴在市舶亭、海山樓西的沿海邊，亦成爲以華人爲主體的祭祀場所。如以地區而論，西城以南濠爲中心地區，民間商貿活動發達，居民多蕃人，亦有懷聖寺等宗教活動場所；而臨“小海”的子城南和西城偏東南，官方貿易比較活躍，海山樓成爲官方宴賓的場所，與南濠上的共樂樓遥相呼應，成爲廣州城内外亮麗的風景點。

　　市舶亭“抽解”海貨，海船停泊市舶亭下，遇風避入内濠。但一般海舶皆是冬春來粤，夏秋起航，故“抽解”和交易完物品後，海船停泊之地除市舶亭、内濠（主要爲南濠）外，琵琶洲應是另外一處場所。而南海西廟正處於廣州城内最繁華的南濠商貿區和市舶亭官貿區之間適中之地，來到羊城或即將出發的商人，必然會去南海西廟朝拜。而懷聖寺已成爲阿拉伯商人鼎禮之處。

　　廣州城外港口市舶亭、城内南濠是中外商貿之地，南海西廟、懷聖寺等都是廣州城内外與海上交通有關的寺廟。來南海西廟祭祀的除中外商人外，還有地方官員、廣州城民衆等。上述楊萬裏的《二月十三日謁西廟早起》，即反映了南海誕日，官員朝拜的情形。而劉克莊《（廣州）即事十首》之一亦反映了民衆萬人空巷，“去賽海神祠”。南海東、西祠皆有廟會，但西廟近在城旁，應是廣州城居民主要參拜和祭祀的場所。雖然楊萬裏詩“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86〕，但南海西廟近在廣州城南，距市舶亭與南濠商貿發達區不遠，可謂是“香火萬家市，烟花二月村”，人潮涌動，熱鬧非凡。

　　總之，南海西廟的建立就與南海神護城有關，其建立後，因在廣州城東南門航海門西，地近蕃人集中的南濠以及市舶亭，且靠近“小海”，成爲中外客商、廣州官民就近參拜的祠廟。除國家正式的祭祀活動在東廟外，南海西廟更多顯示其親近民衆的一方面。雖現存史料不多，難以考求其間詳情，但從西廟與東廟的建築等級來看，官方明顯更重視正祠即東廟，但西廟有東廟無法替代的作用。至於南宋末廣州城西五裏的南海西廟，還應再加考索。

　　四、  南海廟與廣州海上絲路的關係

　　南海神是海上交通護衛神，與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廣州“蓋水陸之道四達，而蕃商海舶之所凑也。群象珠玉，异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市井，輕身射利，出没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87〕外貿的繁榮離不開中外商人的參與。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祈禱還是答謝，南海神都成爲南海航行中不可缺少的神靈，供奉南海神的南海廟成爲維係海上絲綢之路延續的紐帶，隨着南海市舶貿易的發展，南海廟亦更加氣勢恢弘。

　　（1）南海廟的修建更多留下的是官方的史料，而少見商人捐資修廟的記載，但這却不能否認中外商人在其中的作用。南海神首先作爲國家岳鎮海瀆一部分的四海神之一，其有護衛一方平安的地方神職能。有涉水、風、潮、雨等南海自然諸事，甚至刀劍之灾、剿寇護城等人文之事，南海神都法力無邊，救民於水火。兩宋南海神崇拜走向高峰，主要是南海神更加貼近民衆，真正成爲保佑國家和地方安定的神靈。上述南海神的四次封號，討滅地方叛亂，護城救灾，都反映了南海神的神通，得到了官員和百姓的一致稱譽，甚至聖旨御封。而地方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民衆安樂，亦對官員政績的好壞和昇遷起到很大作用。官民皆認爲這一切都要基於南海神的庇佑。正是從上至下形成對南海神的崇敬和祈禱，加之，南海神的神奇造化，其成爲兩宋廣南東路最高的地方神靈，“瀕海郡邑靡不建祠”。熙寧初，東莞城東立南海王廟，重和元年（1118年）改建於孤洲上〔88〕，臨江更能體現南海神的威武和神勇。惠州南海王廟建置時間無考，元豐（或元符）時，再次修葺。這次修復“辟書上聞，朝議可之”〔89〕，是有一定程序的。甚至粤北的南雄郡城外南市附近也有“南海洪聖廣利王廟”，“淳熙年間，通判臨楫重修。紹定間，爲賊所焚。五年，郡守黄公宬重建。”〔90〕今天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殘存的大量的“廣利王”廟，仍用宋代稱號，或是宋時廟宇的延續，或有其他原因，但無論如何，都與宋時南海神的隆祀與香火旺盛有關。宋時這些南海祠廟的建立，雖然與上述所言“故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有關，但更多與南海神保佑一方平安有關。

　　南海神保佑上至國家社稷，下及平民姓，當然也包括官民士商在内。今留下的大量史料多與官方有關。如清嘉慶崔弼《波羅外紀》卷首目録所載宋碑十一塊中，幾乎全是官方祭祀和修廟等内容，無一涉及民衆及士商，這主要與南海神廟爲國家重要祭祀場所，商人百姓不得隨便在此立碑有關。這其中不能忽視商人這一重要群體的作用。正因爲南海神護衛海上交通，中外商人答謝和祈禱，都要去南海廟燒香膜拜，商人成爲南海廟香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六侯記》蒲姓商人辭世後，亦爲南海神作輔，爲巡海提點使，廣州知州蔡卞“遂命工委官詣廟致祭，綵繪神像”，後封爲六侯之一的順應侯。南海之南的三佛齊，“其國居人多蒲姓”〔91〕，上述番塔附近就有蒲宜人巷，今稱普寧巷。岳珂《桯史》亦提到番商“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92〕。雖難考其究竟，但商人即使死後亦願爲南海輔神，而此商人亦有可能是南海之南的域外商人，此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與南海神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2）從歷次修建南海廟的官員所屬的部門亦能反映出南海廟與海上絲綢之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開寶六年（972年）左右，命中使重修南海廣利王廟〔93〕，大中祥符五年（1013年）8月、六年（1014年）9月，中央命修南海廟〔94〕。中央遣使維修之外，地方修復南海廟的官員可略窺一二。“嘉祐中，餘靖修復；元祐中，蔣之奇奏請賜緡增葺兩廟；範周安葺東廟於政和；季陵葺西廟於紹興，咸記於石”。干道三年，市舶提舉陶定以官緡修復南海東西二祠，新建風雷雨師殿〔95〕。後慶元三年，平定廣東大奚島民叛亂，南海神庇佑，“官民重飾廟貌”〔96〕；嘉定十四年（1224年）10月至寶慶元年（1225年）6月，廣東轉運判官曾噩修復南海東廟〔97〕。餘靖、蔣之奇分别是嘉祐、元祐時廣州知州，時廣州知州兼領市舶。範周安無考，季陵爲紹興初廣州知州。干道三年這次修廟就是市舶官員所爲，而這次修廟的錢來自“官緡”，應是來自外貿税收。廣東轉運判官修廟是因爲南海神庇佑海運，“大逾萬斛，必只褐忱禱，乃敢揚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懼”〔98〕。至於皇祐五年，廣南東路轉運使元絳因南海神衛城之功狀奏皇上，元絳亦應是廣南東路轉運使兼市舶使〔99〕。由此看來，修廟的官員大多是與海上貿易和交通有關的市舶、轉運以及州郡官員。宋時，市舶官制從宋初至元豐三年（1069年），“州郡兼領”，元豐三年至崇寧初，轉運使“漕臣兼領”，崇寧以後，“專置（市舶）提舉”〔100〕。故對外貿易與南海神廟的修建、南海神的封號密切相關，而且諸如“蕃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101〕，這樣的蕃商曾捐資修建廣州西城，未能獲准。但“官民重飾廟貌”之事，想必蕃商應是主要的捐資者之一。因此，修廟的官緡中，其中與外貿税收有關，而修廟的官員多是與市舶貿易有關。官民修廟中商人特别是外商應是主要捐資者之一。

　　（3）港口是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載體，南海神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港口附屬的宗教文化建築，起着文化上、心理上的慰籍作用。海上航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們在此期間，抗擊颶風、海浪、暗礁等自然灾難，又面臨着食物和水的短缺，出現海上崇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港口是他們經過長期海上生活後踏上陸岸的所在，其間一路上的平安自然寄託在保佑海上安全的神身上，南海神廟自然而然成爲他們必需朝拜的場所。不管是廣州南海東廟、還是南海西廟，都是在他們登岸的市舶亭、琵琶洲附近。南海東廟雖然距他們居住的琵琶洲有一定的距離，但因其爲正祠，殿宇高大雄偉，自然比西廟有更大的感召力。特别是他們從農曆十、十一月至次年五、六月間，購買貨物準備回程的閒暇時，南海東廟的“扶胥浴日”成爲宋代“羊城八景”的首景〔102〕，自然不能錯過。而“海山曉霧”亦爲南海西廟附近一景，並列爲“羊城八景”之一〔103〕，東西廟皆成爲一方名勝。除逢年過節祈求好運外，平時應是遊覽光顧的場所之一。當然，祈風遠航等儀式也應與南海航行有關。

　　非常遺憾的是，今廣州没有泉州九日山那樣保留下來的大量石刻。主要是南海神爲國家重要的祭祀場所，商人、百姓不得隨便立碑。宋初開寶五年（971年）就規定，“自今嶽瀆並東海、南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常加按視，務於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詣廟察舉。”〔104〕而且，廣州城及扶胥鎮的北面雖有山崗，但有一定距離，祈風刻石不便。海山樓爲一城之攬勝所在，祈風和犒賞商人之宴應在此設立爲便，而南海西廟近在其西。由於珠江南移，廣州城又經過千年風雨，故有關中外商貿的祈風與賜宴記載難見踪迹，但這並不能否認其存在的事實。海上絲路像一條綿綿不斷的長綫，港口是這條長綫兩端和中間的璀璨的珍珠，珍珠閃閃發亮的亮點便是與宗教活動有關南海神廟、懷聖寺等，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幅美妙無比地色彩斑瀾地中外交流的長卷。

　　（4）南海神既是國家祭祀的一部分，又是保证中央對外貿易財賦來源的海上航行的保護神，因此，國家祭祀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與對外貿易相一致的。國家祭祀的祝文和記也都提到南海神此方面的功績，這些詔書、祝文和祭祀大都刻在石碑上，保存在南海東廟中。雖然今天保留下來的已經十不存一，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窺見其端倪。以下以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五至二一二《金石略》所載碑刻爲例述之。開寶六年《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有載，“自古交趾郡，貢獻上國”，“故蠣砥砮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虚歲矣！”修廟祈神“善下其德，既濟其航”。干道元年立石的《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亦曰：“夷舶往來，百貨豐盈。順流而濟，波伏不興”。干道三年的《創建風雷雨師殿記》亦雲：“胡商海賈以不貲之貨，入重譯之地，行萬裏海，必禀命於南海。”干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廟記》也有“西南諸蕃三十餘國，各輸珠贐，輻輳五羊，珍异之貨，不可縷數”，加之國内“閩浙舟同船亦皆載而至，歲補何啻千萬緡，癦肆貿易，繁夥富盛，公私優裕，係王之力焉。”海外貿易的繁榮和南海神的庇佑，不可分割。

　　據上所言，南海神的加封與神廟建築的多次修復，並不與海外貿易的發展成正相關，即海外貿易的發展與國家祭祀南海神並不是亦步亦趨。太祖到英宗朝（971—1067年），廣東海上絲路曲折發展；神宗朝廣東海上絲路貨物流通量驟然擴大；哲宗朝海上絲路流量的急劇萎縮；徽宗朝，廣州市舶貿易在沿海各岸仍居領先地位，“唯廣最盛”；高宗時海上絲路從冷落走向蓬勃；孝宗、光宗及寧宗初年海上絲路繼續向前發展，出現一定波折；而從寧宗開禧至南宋末，廣東海上絲路日趨式微〔105〕。這與南海神廟繁榮出現的真宗大中祥符時，仁宗至和至嘉祐時，神宗熙寧、元豐時，哲宗元祐時，徽宗政和、宣和時，高宗紹興時，孝宗干道、淳熙，寧宗慶元時等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見，南海神本來應隨着海神貿易的繁榮或衰落而變化，但由於其爲國家祭祀的一部分，更多顯示出其庇佑地方平安的職能，其崇拜的變化與海外貿易有聯繫，但並不成正相關。

　　（5）南海神廟是一個祭祀的場所，是一心理、宗教和文化的活動場所，其與海上絲路這一中外商貿交流活動有一定的共性，但兩者不同性仍占很大比重。據上所言，南海神在保護海上航行安全，保佑中外商貿活動的正常開展，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心理、文化上的作用往往要化作祭祀儀式才能實現。祭祀南海神，庇佑海上貿易的安全，這是商人的共同期盼，從這一方面來説，通過商人這一群體將兩者的共性聯繫起來。南海神不僅是海上航行的保護神，更是庇佑一方平安，除賊平叛，護城保民，乾旱降雨，五穀豐登，民阜安康，甚至保衛社稷，都起到了更大作用。宋時南海封號從唐廣利王后增至王一級八字的“洪聖廣利王昭順威顯王”，更多體現其護衛一方平安的作用，這也是南海神職功能多樣性的具體體現。故此，南海神的神職功能多樣，亦是南海神神通廣大的表現，只有賦予了南海神更多的功能，其崇拜亦會日趨隆盛。

　　宋代南海神廟多次修復，南海神崇拜出現高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更多還與統治階級的重視以及南海神幾次剿寇護城等“神威”有關。

　　五、小　結

　　宋代南海神及其祠廟不僅爲國家岳鎮海瀆祭祀的一部分，而且，由於南海神在歷次鎮壓廣南東路地方起義中立顯奇功，降旱之甘霖，衛國護城，封號加爵竟達四次之多。正是南海神庇佑一方平安，逐漸走下高高的國家祭祀壇，逐漸變成親近民衆的祭祀之神，廣州南海西廟、東莞、惠州、南雄等地南海廟相繼建立。南海神賦予了更多的神職功能。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南海神正誕，萬人空巷，專賽海神祠。至遲在南宋淳熙六年左右，南海廟會已經形成。

　　南海廟與對外貿易港口有一定聯繫，南海神東、西廟分别居廣州城東和城西南，與對外貿易港口琵琶洲、廣州城港近在咫尺，除官方祭祀外，中外商人與廣大民衆參與其間，南海神庇佑中外商人在南海航行中的作用更充分顯現出來。每年祈風儀式與宴請外商之宴近在南海廟旁，南海廟成爲中外交通貿易必要的組成成分。因此南海神不僅是國家吉禮祭祀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是廣南東路廣大民衆祈佑平安的保護神，其在中外貿易中的文化心理作用使南海神享有“四海之中，唯南海最貴”之譽，其在中外貿易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但亦不能走向極端，擴大對外貿易中南海神的作用，而忽視其在庇佑嶺南一方平安方面的作用。

　　注釋：

　　〔1〕 《隋書》卷七《禮儀志》。

　　〔2〕 《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

　　〔3〕 《太常因革禮》卷四九《祭四海四瀆》引《禮閣新編》。

　　〔4〕 《文獻通考》卷八三《郊社考》。

　　〔5〕 《玉海》卷一百二《郊祀》。《宋史·禮志五》作“太平興國八年”，誤。

　　〔6〕  (元)吴萊《淵穎集》卷九《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

　　〔7〕 《康定二年中書門下牒》，（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敕詔類》。

　　〔8〕 《皇祐五年牒》，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六《金石略》。

　　〔9〕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四“仁宗皇祐五年六月乙未”條。

　　〔10〕（宋）元絳《皇祐五年四月十九日奏狀》，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六《金石略》。

　　〔11〕 《皇祐五年牒》，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六《金石略》。

　　〔12〕 （宋）元絳《至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六《金石略》。

　　〔13〕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三“仁宗嘉祐六年正月乙未”條。

　　〔14〕 （宋）章望之《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廟碑》，（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文類》

　　〔1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一“哲宗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條，《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八“哲宗元祐二年四月癸巳”條。

　　〔16〕 （宋）陳豐《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一《金石略》。

　　〔17〕 （宋）陳豐《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一《金石略》。

　　〔18〕 《宋史》卷一百五《禮志》。

　　〔19〕 《宋會要輯稿》禮二〇之八二、禮二一之十九。

　　〔2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七“熙寧五年八月戊子”條。

　　〔21〕（宋）程師孟《洪聖王事迹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22〕（宋）程師孟《洪聖王事迹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23〕 （宋）陳之方《敕祠南海神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七《金石略》。

　　〔24〕 （宋）富臨《南海廟程師孟禱雨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七《金石略》。

　　〔25〕 （宋）蘇咸《南海廟謝雨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七《金石略》。

　　〔26〕 《宋史》卷一〇二《禮志》。

　　〔27〕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四七《吉禮·四望山川》

　　〔28〕 《建炎以來係年要録》卷一一四“紹興七年九月”條。

　　〔29〕 《中興禮書》卷三十至三十二《吉禮》。

　　〔30〕 《文獻通考》卷八三《郊社考》。

　　〔31〕 《宋史》卷三三《孝宗紀》。

　　〔32〕 （宋）陳豐《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一《金石略》。

　　〔33〕 （宋）廖颙《重修南海神廟》、康與之《創建風雷雨師殿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一《金石略》。

　　〔34〕 （宋）楊萬裏《誠齋集》卷十六《南海集·二月十三日謁西廟早起》。

　　〔35〕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全集》卷十二《即事十首》、卷一九四《行述》。

　　〔36〕 （宋元）佚名《兩朝綱目備要》卷五“寧宗慶元三年夏”.

　　〔37〕 （宋）錢之望《慶元四年五月尚書省牒》，道光《廣州通誌》卷二一二《金石略》。

　　〔38〕 《宋史》卷十五《神宗紀》。

　　〔39〕 （唐）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一《南海神廟碑》。

　　〔40〕 《元和郡縣誌》卷三四《嶺南道》。

　　〔41〕 （唐）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一《南海神廟碑》。

　　〔42〕 《文獻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

　　〔43〕 《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一二”，《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同，而《輿地紀勝》卷八九《廣州》作“五年”，誤。

　　〔44〕 曾昭璇、曾慶中《南海神廟的歷史地理》，《廣州文博通訊》增刊《南海神廟》（1985年）第3頁。

　　〔45〕 嘉靖十四年《廣東通誌》卷一《山川》；同治《番禺縣誌》卷二《輿圖·鹿布司》、卷五《輿地略·山川》。

　　〔46〕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四《廣南東路》。

　　〔47〕 （宋）楊萬裏《誠齋集》卷十八《題南海東廟》。

　　〔48〕 廣州市黄埔區地方誌辦公室編：《黄埔文物》，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6年，16頁。

　　〔49〕 大德《南海志》卷十《兵防》引宋《舊志》。

　　〔50〕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三”。

　　〔51〕 （宋）曾噩《轉運司修南海廟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三《金石略》等。

　　〔52〕 （宋）蔣之奇：《靈化寺記》，成化《廣州志》卷二五《寺》。

　　〔53〕 《宋史》卷四八九《外國傳·注輦國》。

　　〔54〕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琵琶洲》（不分卷）。

　　〔55〕《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廣州府》。

　　〔56〕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相對岡》（不分卷）。

　　〔57〕 （宋）廖颙《重修南海廟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58〕 （宋）方漸《六候之記碑》，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〇《金石略》。

　　〔59〕 黄鴻光《南海神廟〈六侯之記〉碑辨僞》，《廣州文博》1987年1期，16—19、28頁。

　　〔60〕 （宋）蔡如鬆《九侯山神詩》，《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二《神》引林孝澤、趙不敵《清漳集》。

　　〔61〕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九《廣南東路》，（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四《廣東路》。《輿地紀勝》卷八九還在“南海廣利王廟”單列“助利侯（達奚司空）廟”，但未言具體位置。

　　〔62〕 （元）陳大震《重修南海廟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63〕 道光《南海縣誌》卷二七《金石略》。

　　〔64〕 干隆《廣州府志》卷十七《祠壇》。

　　〔65〕 趙立人：《古代廣州的外港、内港與南海東廟、西廟》，《嶺嶠春秋——海洋文化論集（二）》225頁。

　　〔66〕《宋史》卷三三三《張田傳》。

　　〔67〕 《宋史》卷三三一《程師孟傳》。

　　〔68〕（宋）程師孟《洪聖王事迹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69〕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濠》。

　　〔70〕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289頁。

　　〔71〕 大德《南海志》卷十《舊志館驛遞鋪》、《舊志諸司倉庫》、《舊志諸司公廨》。大德《南海志》陳大震序，舊志 “存者僅有嘉定、淳祐二本，首尾殘缺”。故大德《南海志》舊志應是宋兩志無疑。又據《文獻通考·經籍考》、《輿地紀勝》考，宋嘉定《廣州圖經》（二卷）應是王中行撰、淳祐《廣州新圖經》佚名。

　　〔72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濠》。

　　〔73 〕（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

　　〔74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海山樓》。

　　〔75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九《廣南東路》。

　　〔76 〕《宋史》卷四八九《外國傳·注輦國》。

　　〔77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七“神宗熙寧五年八月戊子”條。

　　〔78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三“仁宗皇祐四年十一月庚午”條。

　　〔79 〕《宋史》卷四九一《外國傳·大食》。

　　〔80 〕（宋）程師孟《洪聖王事迹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81 〕大德《南海志》卷八《濠》。

　　〔82 〕（宋）章楶《廣州府移學記》，《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學”字韵引《大德南海志》。

　　〔83 〕（元）陳大震：大德《南海志》卷九《學校》。

　　〔84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十五《郡縣部· 廣南東路》。

　　〔85 〕曾昭旋《廣州歷史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186頁。

　　〔86 〕（宋）楊萬裏《誠齋集》卷十八《題南海東廟》。

　　〔87 〕（宋）章楶《廣州府移學記》，《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學”字韵引《大德南海志》。

　　〔88 〕（宋）薑駝《南海王廟記》，康熙《東莞縣誌》卷九《秩祀·壇廟》，

　　〔89 〕（宋）鄭俠《西塘集》卷五《代辭廣利王（廟）》。

　　〔90 〕（元）《南雄路志》，《永樂大典》卷六六五引，見《永樂大典方誌輯佚》（第四册），中華書局，2004年，2481頁。

　　〔91 〕《宋史》卷四八九《外國傳·三佛齊》。

　　〔92 〕（宋）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

　　〔93 〕（宋）裴麗澤《（開寶六年）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道光《廣東通誌》二〇五《金石略》。

　　〔94 〕《續資治通年長編》卷七八“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丁未”條、“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辛卯”條。

　　〔95 〕（宋）廖颙《重修南海廟記》，（明）郭棐撰、（清）陳蘭芝增補《嶺海名勝記》卷五《南海廟志》。

　　〔96 〕《慶元四年五月尚書省牒》，道光《廣東通誌》二一二《金石略》。

　　〔97 〕（宋）曾噩《轉運司修南海廟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三《金石略》。

　　〔98 〕（宋）曾噩《轉運司修南海廟記》，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一三《金石略》。

　　〔99 〕（宋）元絳：《皇祐五年狀奏》，道光《廣東通誌》卷二〇五《金石略》。

　　〔100〕 李金明、廖大珂：《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3-124頁。

　　〔101〕 （宋）蘇轍《龍川略志》卷五《辨人告户絶事》。

　　〔102〕 成化《廣州府志》卷三〇《八景》。

　　〔103〕 （清）仇巨川：《羊城古抄》卷首《羊城八景》引《宋志》。

　　〔104〕 《文獻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宋史》卷一百二《禮志五》無南海廟。

　　〔105〕 章深《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黄啓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25-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