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是學機械的，受日式教育，台灣光復前在機場從事修護工作。台灣光復後，因家有田地，奉祖母之命，返鄉種田耕作。結果一生孜孜矻矻，學非所用，成了一個全職的農民。雖眼見同窗就業公職，地位蒸蒸日上，但過世之前，我們四個孩子，從未聽他為此抱怨過祖母當時的決定。他受日式教育，加上個性耿直，對孩子不苟言笑，有板有眼，嚴肅得不輸給日本武士。我們孩子都很怕他。除了必需到田裡幫忙工作之外，我們得利用剩餘的時間照顧課業。父親對我們孩子的教育態度是﹕你盡力而為，能爬得多高，他就支持到多高。由於工作繁忙，又不苟言笑，在家教方面他也是言簡意賅。我個性雖深受家父影響，但倒記不得他對我們的全部教誨。不過其中的一個教誨，卻從小就深值在腦海裡。那就是﹕做人處事必需向水學習。

　　由於年幼無知，根本無法意會到水到底有什麼值得學習的。而且平常聽到和水有關的，不是誰家孩子在鄉裡二重溪給洪水沖走了，就是什麼楊花水性，落花流水，一江春水向東流等故事辭語，對水的了解不僅極有限，而且印象大多是負面的。直到年事稍長，書看多了，人生閱历豐富了，才發覺父親要我們向水學習，其用心真是良苦，其意義真是深遠。雖然不知年長後對水性的認知是否與父親心裡所想的一致，但發覺水之道的確是待人處事與求學為政上等的指導原則。

　　查閱古今中外哲學與宗教著作，多數皆對水有所論說，或直言滔滔之水性，或以水為喻，闡述天上與人間之理。譬如孟子即以水論人性，以水喻為政，以水顯仁與義之意。不過比較起來，能有系統以水論說的非老子莫屬。在《道德經》裡，老子已把水這個概念發展成一種「根喻」。經由這個「根喻」，五千言《道德經》的中心思想，於是有系統地開展出來。就讓我們沿著這個方向，來探究老子到底能因水之道教導我們什麼。

　　像其他學者一樣，活在中國戰國時期，老子為書的目的，乃在於提出一套形上哲學，來達到批判當時統治者之非人道的行為，教導和說服百姓認清社會的苦難，與提供改善此等困境而達到理想社會的建議。但為求便於理解，老子乃以水來把道這個概念，從形上的意義轉換到社會與行為的層面。於是這個恍恍惚惚，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道，就給具體化，變得容易理解了。正如老子所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

　　我發覺《道德經》以水作為「根喻」，把道的形象整合成三組概念﹕致虛，用柔，與處下（或不爭）。第一是致虛。老子認為致虛是道的最高境界。他說聖人治國，志在虛民之心。這虛就是道的本質，因為道虛，所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絕。致虛之道繫於歸根復靜，「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復歸其根。」至於致虛確切的方法則有三﹕無為，無欲，與無身。這些概念可統括在此說﹕「萬物恃之而生，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統治者的無事不為，是把整個國家社會弄得亂糟糟的最主要原因。老子認為那些做官的太愛說、愛理、愛管百姓的習慣，違背了自然之理，給百姓與社會帶來的往往災難多於福份。人民變得刁蠻不易治理，正是作為太多的領導人造成的。他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禁令太多，人民越窮；人民有刀槍，社會越亂；鼓勵奇淫巧技，罪惡事叢生；法令多如牛毛，偷盜搶劫日增月進）。這倒是給當今無事找事幹，或沉迷於無事就喜歡吹謅一池春水的人民公僕（或者管教孩子太過嘮叨囉唆的父母）的當頭棒喝。

　　因此，「不知常（道），妄作兇」，「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解決這個為多必失的困境，最好的方法當然是無為了。能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那麼功成利就會自然緊跟而來。不過老子講的這個無為，並不是指錢來伸手，飯來張口，百事不理，萬事不幹的意思。這個無為其實就是效法大自然井然有序，如春去夏來，秋收冬藏，日升月沉，潮漲潮落一樣地無牽無掛無礙，不矯柔，不造作。順自然之道而行，於是乎「為無為，則無不治」，功乃成事乃遂。這種無為的境界，也可稱呼為有秩序行動的至善至美之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無為之說，我們也可以將它解釋為老子實際上是鼓勵人們有所行動作為的意思。《道德經》裡有諸多語句可資為證，譬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等等以反為正的辨證，皆是以行動取勝的。只是行動的指標，在於順乎事物自然之性，做到像能走的人不留足跡，能言的人沒有口患，能算的人不用計算機，能關的人不用鎖別人也打不開，能綁的人不用繩索別人也解不了罷了。無為者，順乎自然之道，無為而無所不為也。

　　無欲的這個欲字，老子認為是不依自然之道而為或妄作的根源，其終會導致災禍及身。「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因為燈紅酒綠，萬紫千紅等繽紛七彩五色只會使人像瞎了眼，無法看清事物；眾多樂器齊發，搖滾、鄉村、古典、爵士、喇巴、鋼琴、管笛、大小提琴通通來，只會使人像聾了耳，無法辨清各種妙音；貪圖酸、甜、苦、辣、鹹五味具陳的山珍海味，八寶美食，只會使人敗壞口味，失掉口感，而食不知其味；愛好打獵，追逐野獸，東跑西竄，興奮至極，久了只會使人變的像被追逐的野獸，頭昏心狂，失了人性。所以人只要無欲，心自然就平靜無波，不快之事就可以避免，天下人間就太平無事。因此少私寡欲就成了老子的教誨。

　　知足是無欲的先決條件。知足是人際、社會、政治圈裡爭名奪利的反動。它意謂著能知止於適當的時空下。老子辨說知足的人其實是富有的，知足的人不僅不會自取其辱，而且可以遠離險境，活得安然長久。知足長樂矣。知足並非是捨棄一切的意思。它類似孔子所說的中庸之道，旨在「去甚、去奢、去泰」（捨棄極端、奢侈、和過度）與「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挫掉芒銳之氣，解除紛亂之欲，和於智慧之光，同於世俗之行）。這就是老子所言的玄同境界，紛擾差異於其中得到化解，和諧到，紛爭離。

　　反戰則是寡欲的第二個方法。好戰是戰國時期所患的最沒人道的錯誤。戰事起因於對名利的愛好與追逐。人只要能避免逞勇鬥狠，欲望自然消減。好用武力的人，常會自食其果。譬如，國對國爭戰，軍隊所過之處，傷的傷，死的死，逃的逃，田園荒蕪，荊棘叢生，物質缺乏，衛生不佳，疫症流行，導致流離失所，兇年連連。因此，精兵武器都該視為不祥之物，縱使擁有，也該備而不用。不得已使用時，必須抱哀矜之情，仁者之心，不可好強好勝，以暴易暴。

　　無身並不是說把自己的身體滅了，它意謂著生時不刻意高擡、膨脹自我，自私自利，或視肉體如金銀財寶。不過老子並不把養身和養生看做是一種罪惡，他只是強調存養不能極端到自私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鼓吹無私的重要﹕「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在另一方面則強調愛己但不自矜高貴而自擡身價的重要。能本著「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原則而善於養生的功效是驚人的。老子說﹕「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聽說善養生的人，在陸上走，不會碰上兕虎；入行伍內，不用穿盔甲。因此，野牛雖兇，也無處可鬥其角；老虎雖猛，也無處可張其爪牙；兵刀雖利，也無處可顯其刃）。

　　第二是用柔。老子不僅把柔弱視為道之用，而且更大力鼓吹柔弱勝剛強之理。他以水為喻，說天下沒有比水更柔的東西，可是攻堅制強的時候，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勝過水。老子更進一步舉例說，就好像人活著的時候，身體四肢都是柔軟的，但是死了之後，全身就變得僵硬了。再說花草樹木，活著的時候，內質與外形都是柔軟的，可是死滅之後，枝幹內外都枯搞乾癟了。由此可知，剛強乃是快速通向死亡之路的徵兆，而柔弱則是得到生存的依據。職是之故，自恃剛強者，無論在戰場、商場、情場、或其他場合，都容易驕矜自傲，輕舉妄動，反而敗而不勝。由此觀之，凡是自以為強大要居人之上者，往往早早就被人厭棄，而反居人下。但自認柔弱，謙虛自處的人，本來不想高居人上，結果卻被人擁戴，而反居人上。足見用柔的功效真是無以倫比。用柔體現在人生的四個面向﹕修己，解難，治國，與軍事。

　　用柔以修己，乃是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基礎。老子一再告誡我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對人刻薄寡因，如同銳利的刀鋒，容易折損，人情是無法保持長久的）。這是物極必反的定理。因此，消極方面要能「弱其志」以「挫其銳」；積極方面則能「專氣致柔」到像嬰兒一樣天真無邪，無染無蔽的柔和原態。至於進入嬰兒純然天成之境界的策略則是這樣的﹕第一，知道剛雄之榮耀為人所爭取，卻能學習雌柔不爭，謙虛退讓。如同山谷的水，以卑下自處，不與高強的相爭。如此就能接近恆常不易之德性，而回復到無欲的嬰兒自然本性了。第二，知道潔白好看乃人人必爭，卻能退讓一步，守著他人以為黑而不光的一面。久之就會成為眾人的楷模，如此就能與正常恆久的德性相比擬，而歸到原始無極的本位。第三，知道名聲榮譽是人人所愛好而思欲得到的，卻能不忮不求，淡之如水，守著他人以為屈辱不光榮的一面。就好像山谷虛受一切，於是就能與正常恆久的德性一樣心滿意足，而回歸到渾然樸實的完全境界。

　　柔弱勝剛強的原則，亦可應用到解破人與人互動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困難與矛盾。以反面之力（柔弱）來對待克服正面之力（剛強），可稱之為超矛盾律。這就是前面所舉老子提到的要收歛對方，則先放縱他；要衰弱對方，則先強勝他；要廢掉對方，則先興建他；要奪取對方，則先給予他的道理。這種超矛盾律運用在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乃建立在知時知位知機的基礎上。換句話說，以柔克剛的超矛盾律的功效只顯現在能知微知著，然後在最適當的時空情況下，一舉突破困難之門檻，以頓解矛盾。超矛盾律的運用很容易落入權謀詐術的陷井，用時必須堅守老子一再闡揚的人道（慈愛不爭），地道（儉約克己），與天道（自然無為）之理。

　　在治國方面，用柔的原則要求把一個國家培養成如海洋一般，處於眾河流之下，做為天下之水匯合的地方。因為大國能夠謙卑自處，小國自然會前來歸順；小國能夠如此，也自然會得到大國的寬容。其次，身為領導者，必須廣求採納民意，毫不偏私。此即老子所謂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尊重公共意見的寬懷器度。再次，以道輔佐統治者的人，也必須遵守不以武力服人的原則。因為戰爭所帶來的淒慘後果，輸者輸矣，勝者亦輸矣。所以以道用兵的，只是順其自然，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行之以夠濟事即可，萬萬不可以武力示強於人。因此，縱使勝利了，也用不著驕矜伐功，否則過強之兵，很快就會如強枝老幹，衰老易折，失去生機，斷了家國之命脈。

　　在軍事上，老子是極力反對使用武器的。如上所言，不得已面對衝突的時候，必須以仁慈之心處之。民心一向是靠近仁慈一邊的。以仁慈之心感召，人民自會竭力抗敵，固守家國。這就是「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的道理。這種以仁慈之道處理爭戰之事，不僅運用在己方，也同時推及到敵方。「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這種不尚武，不發怒，不交鋒的用柔德行，可以和天地之道相配合，而達到天地生化之極理。老子更進一步引用古言來闡發以柔弱為戰的主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大意是指防守備戰，不輕敵，不主動出擊）。毫無疑問地，這是「守柔曰強」的最佳註解。

　　第三是處下或不爭。「（水）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為百谷王」等論述皆可表現老子處下或不爭的主張。處下乃登高之階梯，為成就事業的基石。凡事當由無入有，由小而大，由低而高，由細而巨。這是中庸所說的「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的道理。老子也強調「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不由基礎而動，成就難得。處下乃成事之無、之小、之低、之細。處下有道，有、大、高、巨隨之而來。

　　處下同時意謂著不爭的意思。水之道就是不爭，水之崇高偉大在於它能利萬物而不爭。老子把不爭列為他的三寶之一﹕「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就是不爭，是聖人之道，是吾人處世待人的指導原則。因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真能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如此說來，不爭就是天下無敵了。分析一下《道德經》，可把不爭概括為兩種﹕不爭名和不爭利。

　　老子認為有道之士，應該韜光養晦，潛藏如龍。不應該炫露自己如同美玉珍石一樣名貴高潔，而與人爭名。不爭名的一個好方法，就是整個社會不崇尚那些假賢人，如此一來，為名而爭的行為就不易演生。雖然老子極端到要「絕聖棄智」以「民利百倍」，他不外乎認為質樸未喪之世，比虛偽百出之罪惡社會好得多，而返回這種質樸之道的第一步，就是非把那些不走正途的所謂的假聖人智者率先鏟除不可。真正的聖人智者，做起事來，只求盡其在我，是無功名之心的。他們是「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作了事而不有所仗恃倚賴其所為，成了事而不自以為有所功勞，有才能也不願人家見到或表彰他的賢德）。

　　雖然感覺上爭利似乎比爭名醜惡些，但是倆者卻常常是出雙入對，形影不離的。為何人們會有爭利之心呢？老子認為主因在於社會過度重視金銀財寶等難以獲取的東西。因此要捨除爭利之心，當須「絕巧棄利」（不重視什麼錢財巧物），這麼一來，人們自然不會聚藏這些東西。社會若沒有奢侈錢財的誘惑，連盜賊都不會有了。了解了這種「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好名太甚，精力必損；好聚貨物，財力必失）的道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足不貪聲名，則不會受到侮辱；知止不貪貨財，則不會受到危險；如此個人社會就可安然長久了）的境界也就不中亦不遠矣。

　　總之，先父以水為師的教誨，引發我對老子思想的探究，而發覺《道德經》五千言，竟然以水為隱喻，全盤烘託出為人、處事、治學、理國的道理和方法。父親如果知道我能如此用功地鑽研他的教誨，他的在天之靈必也頻頻微笑，點頭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