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這裏舉行“海上絲綢之路與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研討會。這次研討會，是在我們認真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廣東省委九届二次、三次全會精神，幷在全省人民奮力抗擊“非典”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今天這個會議開得很好，大家踴躍發言，暢所欲言，發表了很多真知灼見，共同爲研究探索新形勢下廣東建設文化大省出謀獻策。

　　這幾年來，我們組織參事、館員開展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和開發，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得到了省領導的肯定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2001年11月，我們作爲主辦單位之一，在湛江召開了“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我們與有關部門合作，相繼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系列論著，引起了社會反響，得到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的肯定。今天，又在這個研討會上隆重推出黃啓臣館員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黃偉宗參事的《珠江文化論》、司徒尚紀參事的《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三本有份量的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成果，同時也作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成果奉獻給社會。與會專家學者對這三本著作給予高度評價，認爲它們不僅以翔實的資料論證了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而且從文化的角度論證了海上絲綢之路所塑造的廣東人的文化精神，對我們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有著借鑒作用。下面我就搞好文化大省建設，加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講幾點意見。

　　（一）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這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舉措。當今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後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建設，沒有先進的文化，沒有文化的創新，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會滯後。建設文化大省不僅要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努力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更重要的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煉在民族的生命力、創作力和凝聚力之中。”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就是廣東人“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而這種精神的形成，跟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我們要大力弘揚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强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一思想認識，堅持理想信念教育，全面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道德素養和科學文化素質，豐富和發展廣東人“敢爲人先，務實進取”的精神，爲推進文化大省建設，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二）建設文化大省，要有與衆不同的獨特的文化風格和豐富的人文內涵。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先進文化是人類文明的旗幟，是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時代創造出不同時代特色的新文化。廣東的嶺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華僑文化名揚海內外，廣東音樂、粵劇、嶺南畫派讓我們如數家珍。我們廣東有廣府文化，它具有江河水鄉特色，具有兼容、開放、進取、開拓精神，這種特色和精神在多種文化結構中具有示範和龍頭的作用；客家文化顯示了山區文化的特點和客家人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具有向心力、凝聚力；潮汕文化具有海洋氣息，表現出開拓進取精神和商業意識；僑鄉文化以愛國、愛鄉、僑情、僑思爲特點，是合符潮流的一種積極的文化現象，以現代氣息較强爲顯著；少數民族文化，以壯、瑤、苗族文化爲代表，色彩紛呈，頗有特色。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特區文化，以其熠熠生輝的光芒，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總之，我們要建設文化大省一定要發展多元的文化結構，大力發展文化産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把廣東的文化産業做好，幷推向世界。

　　（三）點燃海上絲綢之路、海洋文化的大亮點，一定能爲文化大省建設作出更大貢獻。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是廣東文化的亮點、廣東文化的優勢。社會經濟發展到今天，有識之士意識到發掘海洋文化的重要性，我國沿海地區多個港口城市在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開發工作，尤其是廣東的廣州、湛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這些海上絲綢之路遺存豐富的著名港口，分別組織過多次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和有關系列活動，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在我國不斷升溫，大家都希望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歷史經驗，從不同側面展示中世紀人類文明交流的軌迹，印證世界歷史上多元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發展的輝煌歷程，做到古爲今用、史爲今用，爲今天的經濟建設服務。我們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要携手幷肩，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整合各地有關港城的優勢，爭取以“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名義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産”，以此證明：中國早就是海洋文化大國，中國擁有豐富的海洋文明。從而提升我國作爲文明古國的歷史地位，進而也能爲廣東建設文化大省作出更大貢獻！

　　我們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有强大的經濟基礎，有偉大的民族精神，只要我們堅持以“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爲指導，堅持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堅持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解放思想、開拓創新，脚踏實地地做好發展先進文化事業的各項工作，必定會在建設文化大省、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建設中取得更大的勝利。

　　（本文作者時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