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關于中國海洋文明的書，也可以說，是對中國海洋文明予以論證的歷史報告。

　　因爲黑格爾在其名著《歷史哲學》中稱，中國“幷沒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海洋“不影響他們的文化”，而這部書，便是對一武斷予以證僞。

　　自然，最有力的證據便是事實。事實勝于雄辯。

　　那麽，事實是什麽？

　　事實便是，從中國南方形成的，業已綿延了2000多年的海上絲綢之路；

　　事實便是，作爲世界上3000年長盛不衰的大海港，商港的，僅有兩個——一個便是中國南方的廣州，另一個是古埃及的亞歷山大港。

　　廣州，作爲一個海港與商業城邦的架構，幷非內陸農業城鎮的格局。它位于喇叭狀的珠江口的北端，連通大海與內河的商業貿易，有著天然的良港——這是從地理而言。而從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乃至政治的、哲學的意義上看，那就更爲豐富多彩了——以商業文明爲代表的海洋文化，使廣州以及廣東人，在其歷史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上與中原人迥然不同，幷對中國近現代文明的發生、發展産生巨大的影響，有著决定性的推動作用。

　　海上絲綢之路對南方的經濟、文化産生了深刻的歷史性的影響，可以說，它帶來了與內陸文明完全不一樣的文明。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异軍突起，與有史以來的這種海洋文明的深厚底蘊是分不開的。

　　因此，也可以說，這也是一部關于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所推動的東方“文藝復興”的書。

　　從太平天國、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無不醞釀著東方“文藝復興”，直至今天的改革開放，廣東始終在潮頭上。而這清晰的歷史脉絡，難道不正是以海洋文明來顯示的麽？

　　不正是海上絲路所帶來的麽？

　　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國文明的歷史推動，憑此便可以看出來。

　　沿著海上絲路，我們可以看到由其孕育出來的一系列聲名赫赫的商貿之都——人類物質文明的命脉。

　　西端是亞歷山大港；

　　東邊是廣州——東西兩端的“海上絲路”的“雙城”；

　　沿中國海岸，可以歷數徐聞、合浦、雷州、湛江、陽江、廣州、汕頭、泉州、明州、青島、烟臺、天津、大連……

　　而在近代，廣州一側還冒出了個香港。

　　在珠江口上，也來了一個“雙城記”。

　　探詢海上絲路的歷史沿革，也就不能不叩問這歷史上特异的“雙城”現象。

　　而探詢“雙城”，也是不能不首先叩問：

　　城市是什麽？

　　尤其是，作爲海港商貿城市是什麽？

　　城市對未來更意味著什麽？

　　歐亞大陸兩端的回答，竟是如此大相徑庭。

　　在東端，城市，首先是以物質的城墻所拱衛出來的，它標志著皇權政治。北京城的中軸綫，天壇、前門、天安門、故宮、景山、地安門……南北軸綫的延伸，顯示著自古以來坐北朝南、南面爲王的赫赫威權。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而後，才是軍事中心、文化中心與經濟中心——後一個中心還得打上疑問號，因爲，其經濟作用上的意義，遠在政治、軍事的意義之下，置之全國，與占人口90%以上的小農經濟相比，更微乎其微了。

　　然而，在大陸的另一端，城市，却是由于商業活動而興起在地中海之畔，從一開始，便是作爲商人和手工業者的“飛地”，與奴隸主、封建領主相抗衡。尤其是到了千年黑暗王國——中世紀的後期，正是商人、手工業者們，也就是市民們，更將城市作爲依托，向封建制度宣戰。其結果則是改變了這個蔚藍色星球的人類歷史，宣布了現代史的開始。城市，更成了現代文明的箭鏃，刺向了腐朽、落後的舊時代。

　　寫到這裏，人們不禁會想起，歐洲的革命往往是從城市暴動開始幷得到成功的；而在東方，却不得不“以農村包圍城市”，當年的廣州起義等城市暴動爲何每每歸于失敗——當然，歷史不會這麽簡單作結論。

　　東、西方的城市，其建城的初衷，其內涵的意義，竟如此相去甚遠。東西方的文明，也有著不同的軌迹與印記。人類，也許只有在這多元的取向之比較中，才會更清醒地認識自己。城市是人類建造的，也就系上了人類發展的命脉。

　　命脉！

　　不錯，當年野蠻人攻下了羅馬古城，洗劫了三天一夜，幷從此開始了千年的黑暗王國之際，一位教會作家耶洛尼姆斯便在他的詩中這麽哀嘆道：

　　當最燦爛的光芒熄滅了的時候，

　　當羅馬帝國的頭被砍掉的時候；

　　說得更準確一些，

　　也就是當全世界在一座城裏滅亡的時候，

　　我片語全無，張口結舌，

　　感到空前未有的侮辱。

　　在這裏，“城市”成了文明的世界的代表——“世界在一座城裏滅亡”！

　　今天，也許很難體會出當年古希臘羅馬文明驟然斷裂給那個時代的智者造成的巨大的、世界末日式的哀傷。從這，去理解大陸西端城市的文明的意蘊，不難意識到，因經商而興起的城市代表的是怎樣的一種歷史命運。

　　但在中國，商人之低賤，却是無法想像的，還在周朝，也就是古希臘文明鼎盛的時期，各級官員及其夫人，都是不可以進入商品市場的，否則，便得課以重罰。市場上，更有士兵駐扎，不停巡視，如同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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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歐亞大陸兩端內涵不一的城市，上演了一出幾千年經久不衰的《雙城記》——東城與西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時至今日，這一出《雙城記》仍在熱鬧非凡地演下去！

　　“雙城”中的不同人物，也許正如英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在其名著《雙城記》中所說，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上，誇大其詞，以聳人聽聞——

　　這是最好的時刻，這是最壞的時刻；

　　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

　　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前邊什麽都有，人們前面一無所有；

　　人們正在登上天堂，人們正在墜下地獄。

　　——總之，那時和現在是這樣相像，以至那時聲名最響的某些作家對于它的批評，說好說歹，都固執地只用最高級而不用比較級的字眼。

　　這是《雙城記》第一部“復活”開頭的一段文字。

　　這也正是“雙城記”的戲眼所在，各執一詞，否則，便沒有引人入勝的戲劇衝突。

　　東西之間的戲劇衝突！

　　永恒的“雙城記”！

　　其實，在這片廣袤的人類栖息地上，無時無刻不在上演大大小小的“雙城記”。

　　狄更斯的《雙城記》，寫的是貴族的倫敦與市民革命中的巴黎“雙城”，一個哀頑感艶的愛情故事，一個革命與人道相衝突的悲劇，一面偉大的歷史時代的鏡子……少年時代，當筆者讀到它時，也就曾想過，應當寫一部自己的“雙城記”。

　　然而，現在筆下的“雙城記”却是群體的人，是歷史的追叙，而非人物的故事與悲劇。甚至可以說，是一部學術專著《廣府海韵——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好在筆者已有數十部中長篇小說如《客家魂》之類彌補了“非故事與悲劇”的遺憾。也許，用這種方式去寫作爲廣府文化中的“雙城”歷史，較之寫小說什麽的更爲適宜，也更有典型意義。

　　廣州與香港——處于廣府文化區域腹地的“雙城”。

　　也同樣是處于東西方文化交叉點上的“雙城”。

　　南中國的“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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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多的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中的“雙城”。

　　而當年香港的屯門，一直便是廣州的外港。

　　如舊城、古城廣州與新城、今城香港這一“雙城”等等。

　　其實，就是廣州，其自身也是“雙城”。

　　被稱之爲平民市長或“搏佬”（對農民的戲稱）市長的前廣州市長黎子流，在他的報告中是這麽概括廣州的——

　　……廣州建城歷史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任囂築城，至今已有2207年（注：此報告作于1993年）。由于廣州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發展長河中，曾是南越、南漢、南明三個封建王朝的都城，是歷代王朝統治南方的一個重要政治中心；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和發源地之一，對外開放的主要口岸；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起步較早的城市和近現代革命策源地之一……廣州在改革開放中，走在全國的前列，無疑是得益于這一歷史的承襲和發展。

　　當然，這是報告。這位順德龍江土生土長的農民市長的高度概括，與筆者，也同樣是原籍順德龍江，却已在下南洋好幾輩、讀過洋書甚至給洋人講過學問的教授的認識，幷沒有多大的差別。

　　無疑，這段話中，包容了廣州的“雙重身份”——即是封建政治中心，又作爲過商業口岸，融東西方“雙城”于一體。

　　最典型不過的，莫過于當年南天王陳濟棠試圖在廣州建立他的“中軸綫”壯舉。本來，廣州過去的“皇城”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關、十三行等發達的商業區，也就是說，本世紀初，廣州已基本上是商業城市的格局，因舟楫之利而建立起各種街市。陳濟棠却建了自中山紀念堂、市政府、中央公園，直到海珠橋一綫的“中軸”，不惜摧毀了大量的民房與街衢，將當年偏安一隅的經濟繁榮化作其巨大的政績。功耶？罪耶？自有後人評說。可這畢竟正是一種“雙城”的文化現象，一個東西方交互而成的不尷不尬的建構。

　　那時候的香港只是個不起眼的小老弟，不僅，而且無法取代廣州在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經濟上，包括商業上仍稍遜一籌。它超過廣州是在30年後，國內的三年困難時期與“文革”。而現在它的經濟實力是廣州的10多倍，如不是改革開放，更曾是幾十倍。沒有人去作這樣的比較。歷史在上演南中國這出“雙城記”時，給人們在無意中揭示出多少玩味不已的東西。當然，這已不是中軸綫與商業街的“雙城”了。

　　它包含的歷史意蘊，自然也不僅僅是經濟學上的，更重要的，恐怕不僅是人類學、哲學、以及跨學科上面，當然，少不了政治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學，等等……

　　“雙城”永遠是一種精神文化的現象，也是歷史文化的象徵。

　　我們不難看到中國歷史上迭現的“雙城”——北京與南京，是再典型不過了的；而當年的長安與洛陽，也逃不了這一格局。古都、新都，乃至陪都，連在近鄰的日本，也有東京與京都。這裏，有新與舊，古與今，也有南與北、由歷史到文化的沿革或分野，當然，地理上的因素總是最早的基礎，隨之便是政治的、經濟的因素相繼凸現。

　　也有把北京與上海視爲一組“雙城”——京派與海派，作爲我國文化的一種分野。不過，今人也有稱，廣派或港派正在崛起，成三足鼎立勢，這也是論述其“雙城”一書中說的。

　　而經濟格局上，上海與香港，也一度被當作太平洋西岸的“雙城”。無疑，當年作爲“十裏洋行”的上海，幷沒把香港看在眼裏。而在香港這一特別的歷史飛地中發展起來的中國商人，也非得要在上海創業，方得以正名，才算在國內商業上站住脚，最有名的莫過于先施、大新等“四大公司”。它們均是在香港注册開業，可在上海的公司却是辦得最旺的。以至于過去粵語版的電影影片的翻譯，不在廣州，而在上海，因爲上海開埠的商人，大都是說粵語的，老“四大公司”的成員，從老闆到雇員，無一不是粵人。由于歷史原因，上海不少大亨，後來又撤到了香港，這一來，如今香港不少白領，也操上了一口吳儂軟語，成爲一大風景綫。

　　這是大格局上的“雙城”。

　　而北京與作爲入海口的天津；南京與上海，甚至可以有瀋陽與大連、濟南與青島、成都與重慶……等等，也都可以構成不同意義上的“雙城”——在一定的區域內，或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也可能于一定的文化格局裏。

　　如同當年狄更斯將倫敦與巴黎視爲“雙城”一般，如今，東西方文化的“雙城”的差异，更大于狄更斯筆下所表述的一切。文化的多發性、多元化，使世界的格局更呈現出紛繁複雜的情景。紐約與華盛頓，可視爲一類“雙城”，約翰內斯堡與開普敦，又是另一類的“雙城”，而彼得堡與莫斯科，當年的東西柏林、巴西利亞與里約熱內盧……等等，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雙城”例子，形形色色、豐富多彩。

　　“雙城”，人們首先看到的是兩者之間的不同、差別，有的是地理上的，有的是歷史上的，也有文化諸方面的，沒有差別，沒有衝突，便構不成“雙城”的戲劇性，海洋與內陸、古代與現代、開放與封閉、貴族與平民化、上升與沉淪、虛幻與實在、理智與情感、有序與紊亂……種種，均可以構成“雙城”的對峙與矛盾。有了矛盾與對立，才可以碰撞出火花、激濺出浪花，才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美不勝收。“雙城”本身也就具有了哲學、美學的深厚意蘊，就有了無窮的韵味。

　　當然，“雙城”之所以能共存，也同樣有著其互補的成分在裏面。南北對立，也同樣又互補。如魯迅對中國南北人性的比較，“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他認爲“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人如此，城又何嘗不如此呢。“雙城”的存在，可以互爲參照，互爲借鑒，取長補短，優勝劣汰，這樣，才可以共存共榮，前程無限。

　　所以，“雙城”作爲一種歷史現象、文化現象，還會繼續演繹下去，誰也不可能取代一方。一定時期內，此榮彼衰或此落彼起，這完全有可能，但完全取代掉對方，恐還沒有先例。這種相輔相成，對立互補，也許正是其生命力的表現。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比南中國這一“雙城”中導演出的一幕幕壯劇、悲劇更讓人扼腕，更教人蕩氣迴腸的了。

　　它是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和聚集。

　　廣州三元里英雄豪壯的抗英鬥爭，是不少詩人、文學家筆下寫不完的素材。同樣，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更是我們民族的奇耻大辱，它幾乎同時發生在“雙城”中，雖說香港當日還不能稱之爲城。

　　而由港澳漸入的西方思想，包括宗教思想，却激發了廣州花縣的落第秀才洪秀全創立了“拜上帝會”，太平天國差點掀翻了大清皇朝，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三大革命的序幕。而被稱之爲中國第一部平民革命的綱領，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也正是因在香港深受熏陶而寫出來的。

　　從康梁，到孫中山——中國革命之父，無一不在香港滯留過，孫中山更直言不諱，說他的革命思想是來自香港。從而在廣州及周遭地區，打響了推翻封建王朝的第一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永遠是這場革命在廣州留下的偉大紀念碑。

　　由于相應擺脫了封建帝王的箝制，中國人的商業在香港這一飛地中獲得長足的發展，從而以此爲基地，迅速向廣州、上海乃至北方發展，“四大公司”便是個最有力的證明。于是，以民商抗衡“官商”或“洋務”，則成了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經濟導火綫。而這一觀念，直到100多年後的改革開放，仍作爲民營企業的理論基石，從而在南方經濟的飛速發展中，成爲無以替代的一支生力軍。

　　至今仍保持其“世界之最”的省港大罷工，無疑是廣州與香港民衆血脉相連的一段最感人的歷史。人稱當年的罷工委員會，完全是一個革命的政權，它所行使的一切，比當年在巴黎公社更爲徹底，更爲權威，不僅存在的時間長得多，將近兩年之久。來自香港的工人，均得到了廣州方面的最好的接濟，讓英帝國主義爲之瞠目結舌。

　　30年代末，由于日寇入侵，數十萬的廣州難民涌入了香港，自然，他們得到了香港人民的回報。隨後，40年代初，日軍攻陷香港，近百萬香港難民又涌回了廣州周遭地區。慘絕人寰的“東方奧斯威辛”——南石頭難民所正是設在廣州南郊，日寇以舟楫爲誘餌，騙了上10萬香港難民到這裏做細菌戰的試驗品，迄今，南石頭的“鄧崗斜”、白雲山二坑的“鬼窩”，日日夜夜，吟嘯的正是上10萬粵港難民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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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城”的歷史滄桑，恩恩怨怨，遠不是這麽幾個歷史片斷便可以說得清、道得明的，我們還可以列出更多慘烈的、驚心動魄的往事來，從中，我們能讀到的又何止是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科學，還有理性、人性以及當代衆多的人文主題。它無疑是解讀一部中國近代史的鑰匙，中國近現代之城的入門的“城市之鑰”，更是中國19世紀至20世紀革命之金鑰匙。

　　城市是有靈魂的。

　　“雙城”更有著其躁動的、感奮不已的、高傲的靈魂。它爲既往的歷史而沉思，而低徊，也爲未來而亢奮，而飛揚！

　　更何况在偉大的1997年7月1日呢！

　　香港回歸，中華民族一洗百年耻辱，祖國伸開了雙臂，迎回了自己的親骨肉。從此，廣州——香港“雙城”更揭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已經卸任的市長黎子流，在臨離任前，也就是香港回歸之際，曾爲廣州地鐵一部報告文學寫下過熱情洋溢的序言。

　　序言中說：

　　……大家知道，廣州地鐵及整個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工程是會繼續向前延伸的，它會連接上深圳，連接上香港，也會連接上佛山、順德以及珠海、澳門，我相信這一天終會成爲現實，歷史將作出證明。今天香港人乘廣州地鐵不會有陌生感，因爲今日的廣州地鐵與早些時開通的香港地鐵不相伯仲，在某些方面還更現代化一些。

　　說這一番話，是需要巨大的經濟底氣的，廣州作爲全國綜合實力第三大城，每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無疑，已在進一步縮小與香港的差距。黎子流這一番話，預示的正是一個舉手可觸的、幷不遙遠的前景。雙城，在地鐵與輕軌的聯接中，在直通車與高速公路的連接下，已經在、或者很快就要發生歷史的擁抱，從而連成一體！

　　亢奮的靈魂要迸發出新的呐喊！

　　廣州是個古老的靈魂，它已經躁動2000多年了，由于瀕臨大海，它不曾似內陸城市與人那麽厚重，海浪的拍擊使它總要踮起脚尖去眺望那邊的世界，于是便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誕生，更有了一度作爲中國惟一的開放口岸的僥幸的歷史。義的束縛，對這座古城也許是最小的，而利的誘惑，則幾乎沒有停止過。于是，以“重義輕利”而著稱的民族，到了這裏却有點不那麽循規蹈矩了。更由于遠離皇權中心，它更多了幾分自由度。所以，歷代中央政權對它是不那麽放心，過那麽一段也就要對它整肅一次，可到最後，終于有了康、梁，有了孫中山，它成了整個封建王朝最早的掘墓人，來自中心的箝制走向了反面。

　　香港却年輕，這裏是說作爲城市的歷史很年輕。但它畢竟一直是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炎黃之魂中剝離出的一個新的活體。香港被割讓，是這個古老民族最耻辱、也是最悲憤的年代。毋須去回憶當年香港九龍至新界一次又一次喪權辱國的割地求和，也毋須去回憶二戰中，中英兩國關于廢除不平等條約談判中，積弱的中國政府在談判桌上再度受辱；更毋須提起1945年日本投降之際，英國竟然可以違背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部命令，派軍隊進入中國戰區範圍再度攫取了香港，從此又長達半個多世紀……那裏是罪惡的淵藪，當年，向中國傾銷鴉片，正是以它爲走私基地；而販賣中國勞工——即“賣猪崽”的可耻勾當，也大都在這裏進行。殖民主義者在這裏橫行無忌，殖民地腐朽文化更泛濫成灾。然而，它又由于其獨特的處境，擺脫了封建集權的控制，成爲東方一大自由港，中華文化在此也就有了不同的演進。近代幾大革命運動因而得到相對的自由庇護，在這裏醞釀與發展，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中國共産黨，都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飛地。尤其是當年美國操縱聯合國封鎖中國，實行禁運之際，香港更奇异地成爲唯一的通道，爲內地提供物質作轉移。同樣，香港一度被外國勢力利用對中國進行顛覆，可中國也用香港進行了自己的外交活動去獲取各種國際情報信息。它無疑是一把雙刃劍……而它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作爲一個巨大的經濟參照系，屹立在共和國的南大門，成爲中國土地上一個經濟先驅！以至鄧小平也要說上一句，要在中國的土地上，再造幾個香港！

　　一旦這兩座城市的靈魂在下一個世紀發生耦合，將會産生怎樣的放電效應——今日的“珠三角”經濟區，自然是把穗、港全納入其中，這也是歷史的題中之義——衆多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化人類學者，對此，又將觸發怎樣的感慨，引出多少可能研究的課題，衆說紛紜，是必又來個“世紀之戰”。

　　古老而又年輕的廣州，年輕而又古老的香港，“雙城”又將上演一出怎樣的壯劇。

　　無疑，20世紀80年代以前，香港對內地的影響幾乎說不上，對廣州的影響也很有限；而以改革開放爲標志，香港文化却以新的姿態，産生了相當大的輻射作用，以至有“港派”一說，有人說它是殖民文化，有人說它也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無可否認的是它的存在與影響。積極面是不可低估的，如機制效率方面的文化，如民主意識、商業動作等等，但負面也同樣不可否認。香港人一般是看不起內地人的，不僅僅是因爲錢，還因爲人的獨立意識與自主觀念等等；內地人也有看不起香港的人，說他們只是經濟動物，扒錢機器……乃至于“文化沙漠”。當然，都免不了有點失之公允，却也看出了回歸後仍繼續要存在下去的差距。如同柏林墻倒了之後，東西德的融合仍需時日。當然，這裏的柏林墻是另一種含義。

　　于是，南中國“雙城記”，也便賦予了一種最現實的歷史意義。

　　這便是“一國兩制”。

　　一國“雙城”，各自不同的社會制度，却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歷史淵源……它們也將長久地共生，以各自的差异去知照對方，如同萬花筒一樣，變換出無窮無盡的花樣與色彩，而古老的炎黃之魂，也將在這種變換中更快地剝離舊體，煥現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追溯歷史，是叩問一個：我是什麽？我曾是什麽？我將會是什麽樣？

　　離開了歷史，我們將會不認識自己。

　　離開了歷史，我們更不知道去向何方？

　　對“雙城”的追問，也同樣如此。

　　但歷史不是太陽，充其量只是個過去，是月亮，照耀著影影綽綽，幷不分明的舊的遺址，永遠是消逝了的昨夜的情景。

　　只有未來才是太陽。

　　太陽方可以照徹我們的前景，照亮我們奮鬥的目標。人類只是爲了未來共同的目標才可能走到一起，香港“50年不變”，其保證應是內地50年間迅速後來居上，而不是永遠滯後；是內地出現更多香港這樣的經濟發達大都市，而不應只有一個香港……50年，香港更是一個更貼近的、更具體的參照系。換句話說，中國，需要這麽一個獨特性的香港，50年不可移易。

　　香港是獨特的，但不是孤立的。

　　所以，它今天與廣州構成南中國的“雙子星座”，也與上海、構成太平洋西岸的“雙子星座”；與大洋彼岸的舊金山、洛杉磯、乃至溫哥華，也各自可上演不同的“雙城記”——長期以來，海外華人，都以香港作爲一個“中性”的陪都，更多地接受來自這裏的信息，進而形成的價值觀、歷史觀。這裏不僅僅是600萬中國人的香港，也是幾千萬海外華人的香港。多少華人的投資，正是通過香港，才源源不斷地流入內地。香港讓他們感到親切、可靠。一個中轉的港灣，可以躲避任何風風雨雨。要建立這種信譽，殊非容易。這是通向未來之路，通向母親之路，一條不可以切斷的路——因此，要懂得百倍珍重。

　　正因爲在衆多的“雙城記”中，它作爲不可或缺的一方，少不了的主角，我們也就不能不對其倍加青睞。

　　雖然，我們只在這裏研究僅作爲南中國這一獨特的、也是海上絲路上的“雙城記”。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里程碑。

　　城市，記載了人類文明史的命數。

　　城市，擁有生命，更擁有生生不息的靈魂！

　　一座城市的興衰，可反映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興亡史。

　　而一座城市的榮辱，更是一個民族的深層的心理史——它留下無窮的歷史密碼，不可能只靠物質去破譯。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在北回歸綫側這南中國的“雙城”，隨著歷史的流駛，在洗却血腥、泪水之後，將會只有歡樂與陽光，而不再有痛苦與求索麽？

　　誰能回答？

　　誰能回答？！

　　只有歲月才可能作出真正的回答。

　　但我們也不能不交出自己的答卷。

　　只要有求索，便會有痛苦；而沒有痛苦，也就不會有歡樂，更迎不來陽光。太陽在東海上磅礴而出之際，是必經歷過一個痛苦的分娩過程。我們許諾陽光，也就同樣得許諾痛苦，只是希望今後的痛苦要盡可能少一些，不要像過去的歷史那樣。我想，這是應該可以做到的。畢竟，新的世紀已在門坎上。

　　廣州——香港！古代至近代這“海上絲路”催生的“雙城”！

　　這包含有多麽厚重的歷史意味！

　　南中國已經爲你輝煌，也將爲你更加輝煌！

　　中國也將爲你而輝煌！

　　民族精神的再造，也就是從這裏開始的，這裏也必定要最後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沿著洪秀全、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的足迹，也沿著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足迹，從上世紀一直通向下一個世紀！

　　五羊古城與東方明珠，注定要在這再造中燃起涅槃之火！

　　永恒的“雙城記”，昭示的正是一個古老民族可信的明天！

　　（本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