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索著珠江的品格。

　　無疑，黃河是粗獷的、豪壯的，充滿了陽剛之氣。與其伴生的中原文化，有如山一般地厚重、挺拔，所謂“仁者樂山”。歷代雲“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由此被稱之的“北人”，也總是義氣當先，仁厚爲懷，拔劍擊築，氣吞山河。這是華夏文化的主軸，是文化當中父親式的形象。說黃河是母親河，還不如說其更具有父親威嚴、矜持、大氣的、熱烈的品格，始終在一部中國文化史中顯示其作爲父執的權威。

　　而長江呢?長江蜿蜒而下，出三峽後江面平闊，雖說少不了洪患，但被視與之伴生的江南文化，却是若水一般柔媚、清麗，亦有“智者悅水”一說，人稱有陰柔之美。柔能克剛，江南人機智、靈巧，不乏市俗的狡獪，有純美的散文，也有小巧的雜文，多的是文人騷客，他們被叫作“南人”，精明、機巧、鎦銖必較，心細眼疾。這反而有幾分當母親的意味，溫柔、親切、重感情……難怪有人說，南人是當年隨晋室南渡的衣冠士族的後裔，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却始終帶有一種憂戚，以及積弱造成的自失……

　　那麽，珠江呢?林語堂稱，這裏是“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當然是這麽一位文化人的直觀形象，可真正要完整、準確地、而非以偏概全的話，珠江賦予這“另一種中國人”的品格，恐怕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

　　因爲，這明顯不同于北人的保守，也更不同于南人的柔弱，他們開放、進取、豁達、威猛、勇敢、豪邁，充滿了生機與活力，面對驚濤駭浪而毫無懼色……

　　這麽多年，我都帶著這樣的問題，在思索珠江的品格。

　　乃至重返廣東10年，幷著手寫這部珠江文化專著多年，閱讀數千種典籍，跋涉兩廣的叢莽激流——正可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我才找到答案，一個比較完整的、貼切或中肯的、且頗爲雄辯的答案。

　　顯然，在珠江流域，這個中國正南方最大的水系所在地，3000年間，所上演的正是一部雄渾悲壯的……“山海經”!

　　這裏，有來自中原呼嘯的山風；秦漢幾度大軍南下，正是厚重、强大的漢文化，使這裏的文化被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與造型，可以說，秦漢之際，正是珠江文化的“漢化定型期”，因此，從一開始，珠江文化便注入了黃河來的粗獷、豪邁與陽剛之氣，熱烈而大氣，威嚴却又生猛。有如大山一般仁厚、峻拔，巍然屹立——這可以說是珠江文化的“山經”，是呼嘯的山風迅猛地送來的，給了一條山一般的堅韌、峻贈的脊梁，牢牢地支撑起了這麽一部文化的歷史。這是珠江文化之所以作爲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證明。這部珠江文化的專著，正想以嚴密的邏輯以及生動的形象，來證明這一點。

　　然而，這裏面對的却是浩渺的大海，更有著億萬年海風的滋潤，廣州，更是3000年長盛不衰的古港——她比歐洲的海港都古老得多。因此，更具備有海洋文明的老資格。黑格爾稱中國沒有得到“海洋文化的賜與”，只是看到當時中國的閉關鎖國，却沒有見到這3000年輝煌古港的歷史。正是海洋，喚起人們冒險的精神，迎接挑戰的欲望以及尋求彼岸的雄心——這便是林語堂所看到的“另一種中國人”的品格：男子漢的風格，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等等。而海洋文明的核心，便是商業貿易，珠江流域，當年更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當年漢武帝第一支駛往世界的船隊，便是在這裏出發的，而這裏的衆多名城的格局，都是以商業爲中心的，而非北方都市那種炫耀帝王權力的中軸綫。外來宗教，更大都是在這裏登陸，影響幷改造著古老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到了近代，推翻千年帝制，創建民主共和，更是作爲海洋文化——也是一種先進文化所起的作用。到了當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人們驚呼的“文化北伐”，說的正是珠江文化挾3000年海洋文明的傳統，匯合當今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經濟制度等方面的成果，浩蕩北上，從而大大地改變了已有的文化格局，從根本上重塑或改造我們的國民性。

　　可以說，中國文化，如果沒有珠江文化便是殘缺的，或者更進一步說，如果中國文化只被視作農耕文化，而忽略了海洋文化，那便是不完整的。珠江文化是當今再造中華整體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內驅力。

　　憑此，我們終于可以認識到作爲珠江的文化品格了——

　　它既有粗獷、豪邁的陽剛之氣，又有豁達、進取的冒險精神；它剛柔相濟，精明、靈活却又不失大度；它决不封閉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敞開自己寬闊的胸懷；它好學多動，永遠生猛，充滿朝氣；它樂觀上進，决不無病呻吟、顧影自憐……

　　還可以說很多很多。

　　也許，還是林則徐的名言，多少可作概括：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是的，它非父親，亦非慈母，却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如林語堂所言，由山來澆鑄，用海來淬火，方堅韌、鋥亮，萬古常新!

　　這就是珠江的文化品格!

　　(本文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教授，本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前言
　　

　　黃啓臣

　　“絲綢之路”一名，在中國古代典籍未見記錄。在《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有“絲綢之路”條目。《辭海》解釋說：

　　古代橫貫亞洲的交通道路。亦稱絲路。其主要路綫：東端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過河西走廊……等地……約自公元前第二世紀以後千余年間，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皆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其他的商品以及東西方各種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時亦多通過此路。絲綢之路……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國南部直接西航，或經由滇、緬通道再自今緬甸南部利用海道西運，或經由中亞轉達印度半島各港再由海道西運。絲綢之路在歷史上促進了歐亞非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

　　《中國大百科全書》解釋是：

　　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亞歐各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曆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先後傳來中國，幷在中國産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給某些國家以影響。至今，絲綢之路仍是東西交往的友好象徵。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的界定更爲詳盡，雲：

　　出（甘肅）玉門關往西的商路有兩條：一條是從鄯善旁南山（昆侖山）北麓至沙東，西逾葱嶺到大月氏、安息諸國，稱爲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指羅馬帝國）。漢的大批貨物主要就是由這條道路運往西方的。另一條是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嶺的北部西向，可以到達大宛、康居、奄蔡諸國，稱爲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這南北兩條商路，是當時中國和中亞、西亞經濟交流的大動脉。因爲運往西方的貨物主要是絲和絲織品，所以後來把這條路稱之爲“絲綢之路”。〔1〕

　　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在“絲綢之路的開闢”一目中，界定大意也是如此，雲：

　　漢爲了發展同中亞、西亞、南亞各國的交往，修築了令居（今甘肅永登）以西的道路，設置亭驛，便利商旅。根據文獻記載，當時通西域的道路大致爲通過河西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樓蘭（即鄯善），自此分南、北兩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輪台、再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彌、于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嶺，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區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達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達條支（今伊拉克一帶），最後可直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自疏勒越葱嶺往北，可到大宛（前蘇聯費爾幹勒）、康居（前蘇聯撒馬爾罕）。東漢時，與北匈奴多次交戰，迫使北匈奴西遷，漢遂開闢了新北道。這條通道的路綫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經焉耆，越天山至龜茲。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這些溝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稱于後世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從西漢一直到以後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終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爲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國家和人民加强聯繫，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2〕

　　絲綢之路，有的研究者稱爲“皮貨之路”、“瓷器之路”、“絲香之路”；也有的研究者以運輸工具或所經過的地域而名之曰“駱駝之路”、“沙漠之路”，諸如此類。實際上，“絲綢之路”，就是古代東方和西方國家之間經濟、文化交流道路的一個代名詞。

　　最早提出“絲綢之路”名稱者幷非是中國學者。根據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月護大王（Candragupta）的侍臣璫胝厘耶（Kautiliya）著《治國安邦術》（Arthstra）所記“奢耶和産生在脂那的成捆的絲”（Kaúseyam Cinapatt＇sca Cinabhumijh），說明至遲公元前4世紀中國絲可能已輸入印度了。而最早記錄中國“絲綢之路”者，是公元前4世紀的意大利作家克泰夏（Cetésias）。〔3〕但正式提出“絲綢之路”（Silk Route）的學術名稱者，則是普魯士（德國）的自然地理學、地質學家李希托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25年）。他于1860年曾隨同德國經濟代表團訪問、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地區，後于1887~1912年期間，陸續出版其五卷本著作《中國親程旅行記》書中，于1887年出版的第一卷談到中國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路綫時，首次使用了“絲綢之路”（seidentrassen）的名稱，幷加詳細的論述。又在一張地圖上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但未作闡釋。之後，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著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Chinois Sur Les Turcs Occiden taux）一書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條，雲：

　　絲路有陸、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爲通印度諸港之海道，以婆廬羯泚（Broach）爲要港。又稱羅馬JustinⅡ謀與印度諸港通市，而不經由波斯，曾于五三一年遣使至阿剌伯西南yémen與Hinyarites人約，命其往印度購絲，而轉售之于羅馬人，緣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4〕

　　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阿爾伯特·赫爾曼率先接受“絲綢之路”的命題，幷把自己的一部專著定名爲《中國和叙利亞之間的古代絲路》。但至此時，“絲綢之路”一名仍未被人們所公認和普遍接受。

　　到了1933年10月21日，以國民黨南京政府鐵道部顧問、“鐵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隊”隊長、瑞典人斯文·赫定（F. H. Lion）率領的考察隊從北京出發，到西安，經河西走廊，然後沿著羅布泊北岸和孔雀河直至庫爾勒，最後北上烏魯木齊回北京，對“絲綢之路”進行了歷時三年（1933~1935年）的考察，最後編著了三本探險著作：《大馬的逃亡》、《絲綢之路》和《游移的湖》，稱爲有關“戰爭”、“道路”和“湖泊”三部曲，共70多萬字。其中《絲綢之路》一書于1936年在斯德歌爾摩出版瑞典文版；在德國萊比錫出版德文版；1938年在紐約出版英文版；1939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向全球介紹了“絲綢之路”，雲：

　　絲綢之路全程，從西安經安西、喀什噶爾、撒馬爾罕和塞流西亞，直至推羅，直綫距離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繞彎的地方，總共約有6000英里，相當于赤道的四分之一。〔5〕

　　他還肯定地介紹一條從海上運輸中國絲綢到地中海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

　　在樓蘭被廢弃之前，大部分絲綢貿易已開始從海路運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鎮。〔6〕

　　在20世紀40年代，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不斷增多。1942年，法國著名漢學家格魯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年）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史》一書，其中有14章篇幅介紹和論述“絲綢之路”。

　　1945年之後，法國當代最大的印度學和梵文學家讓·菲利奧札（Jean Filliozat，1906~1982年）開始致力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幷于1956年出版《印度的對外關係》和1986年出版了輯錄的《從羅馬看印度、有關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獻》（Inde Uue de Rome, Les documents Latins Sur Linde）兩本著作，把自己研究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解和文獻介紹和闡述出來。

　　1955年，中國文化大師、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發表了題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的5萬多字長篇論文，提出“中國蠶絲的向外傳播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開始了”，幷提出“橫亘歐亞的‘絲路’”命題。文章除了簡述中國蠶絲向西域、波斯和西歐傳播外，重點論述中國蠶絲輸入印度的過程和道路，認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有五條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在論述“南海道”一節，就是引用了《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這條最早的和非常重要的史料爲依據，論證中國蠶絲從南海道的“雷州半島發船”輸入印度伊始，以後經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中國絲從這重要道路運至印度”，雲：

　　綜觀自漢武帝以來中印海上絲織品貿易的情况，我們可以看到，在漢代運去的是“雜繒”，……到了宋代元代，中國海上貿易空前發展，于是“絲帛”、“纈絹”、“五色絹”、“青緞”、“五色段”、甚至“蘇杭色緞”就大量運至印度。金烏古孫仲端《北使記》裏記載，“（印都回紇）金、銀、珠、玉、布帛、絲帛極廣”。可見數量之多了。到了明初可以說是達到中印海上貿易的最高潮，中國的“紡絲”、“色絹”、“色段”、“白絲”源源運至印度。〔7〕

　　20世紀60年代，法國著名學者布爾努瓦夫人（Llice Roulnois，1931~　），也努力研究“絲綢之路”，幷于1963年出版了具有嚴格限定意義的科學專著《絲綢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 1963年）。該書法文版在巴黎重版三次，幷被譯成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匈牙利文、日文、中文出版發行。該書將“絲綢之路”的時空擴展了，從古代寫到現代，從中國寫到全世界。她寫道：

　　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說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歐洲大陸，也涉及到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麽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8〕

　　她特別肯定公元1世紀中國絲綢運入印度至羅馬有三條道路：第一條途經中亞，即通過大夏國的道路，“這條道路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山脉”；第二條是“緬甸之路”；第三條是海路：

　　它從中國廣州灣（今湛江市）的南海岸出發，繞過印度支那半島，穿過馬六甲海峽，再逆流而上，直至恒河河口，這條路似乎僅僅由印度商船通航。商人們再從孟加拉灣海岸出發，沿恒河頂風破浪，一直到達“恒河大門”，然後便停止了海航，商品經陸路一直運輸到西海岸的海港、波斯和阿拉伯地區，後來也運銷于歐洲……在1世紀末以前，地中海地區所進口的大部分絲綢似乎都是通過海路而運輸的，幷不經由穿過波斯的陸路。1994年，布爾努瓦夫人又在《第歐根尼》雜志發表長篇論文《天馬與龍涎：12世紀之前絲綢之路上的物質文化傳播》。〔9〕

　　從布爾努瓦的著作看，可知“絲綢之路”，實際上就是2000年來中國到印度以至西方國家的一片交通運輸路綫的網絡，從陸路到海路，從戈壁灘到綠洲，途經無數國家的城市和商品集散地。而往來于這片路綫網絡的不僅有商人，也有使者、海員、僧侶、學者、藝術家、游客以至奴婢等等。

　　196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出版其著《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成爲此前專論海上絲綢之路的專著。1974年，香港學者饒宗頤教授發表了《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長篇論文，〔10〕除了論述蜀布從陸路輸入印度、緬甸外，幷在最後以《附論：海道之絲路與昆侖舶》一節，專論“海道作爲絲路運輸的航綫”，雲：

　　海道的絲路是以廣州爲轉口中心。近可至交州，遠則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據點，近年合浦發掘西漢墓，遺物有人形足的銅盤。而陶器提筒，其上竟有朱書寫著“九真府”的字樣，九真爲漢武時置的九真郡……這個陶筒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見交、廣二地往來的密切……中、印海上往來，合浦當然是必經之地。而廣州自來爲衆舶所凑，至德宗貞元間，海舶珍异，始多就安南市易。〔11〕

　　從此之後，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絲綢之路”熱潮隨即興起。其時，正當我國“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可惜中國學者無人對此問津。

　　1978年，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迎來科學的春天，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洪流中，國內學者加强了對陸、海“絲綢之路”的研究工作。1981年7月15日，北京大學等16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組成了以寧可教授爲隊長、胡守爲教授爲副隊長，宿白、王永興教授爲顧問的24人的“絲綢之路考察隊”，對陸上“絲綢之路”進行科學的實地考察，歷經陝西、甘肅、內蒙古、青海、新疆等5個省區，行程8000公里，歷時55天。最後由各專家撰寫論文，彙編成《絲路訪古》一書，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可以說是我國著名學者研究“絲綢之路”的良好開端，對于進一步開展“絲綢之路”的研究起了很好的領頭作用，預示著“絲綢之路”研究熱潮即將到來。正如該論文集的代序中所說：

　　……一個研究絲綢之路的熱潮定會很快到來，豐碩的成果也將計日程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寶珠將像繁星一樣閃現于世。〔12〕

　　確實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外研究絲綢之路的熱潮興起來了。1981年，法國學者雅克·布羅斯（Jacques Brosse）在巴黎出版了其著作《發現中國》（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1981年），在第一章第一節“絲綢之路”中，介紹了陸、海“絲綢之路”，雲：

　　1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傳到了羅馬，在貴婦人中風靡一時……

　　當時存在著兩條通商大道。其一爲陸路，由駱駝隊跋涉，這就是絲綢之路。它從安都（Antioche）起，穿過了整個安息帝國（L’Empire  Parthe），然後在到達中國之前要越過帕米爾和塔里木盆地的綠洲，最後到達了可能爲長安城的首都賽拉（Sera Métropolis，絲都）……

　　另一條路就是海路，它就是未來的“香料之路”，經紅海和印度洋而抵達馬拉巴爾的印度海岸之謬濟裏斯（Muziris），或者是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河岸的本地治裏（Pondichéry，Pondonké），然後再經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國海岸北上，一直到達《厄裏特利亞海航行記》（Périple de la mer Erythrée）中所說的“特大城”秦那（Thina）。〔13〕

　　1984年，資深學者吳豐培先生組織學者搜集西漢至明代有關絲綢之路的資料編纂成《絲綢之路資料彙編》大型資料書共28種，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出版；1986年他又編纂了《絲綢之路資料匯鈔（清代部分）》影印出版，爲世界學者研究“絲綢之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80年始，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在季羨林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努力研究“絲綢之路”，幷把陸、海“絲綢之路”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撰寫數十篇論文，出版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兩本著作。

　　1987年，季羨林教授在《中印智慧的匯流》長文中，論述了中國絲經絲綢之路傳到世界許多國家，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蠶絲很早就傳出了中國，傳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去，其中包括印度。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說，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都沒有絲、漆，絲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傳播的道路就是後來有名的《絲綢之路》。中國許多史籍裏都有關于中國絲傳向西方的記載。中國很多皇帝喜歡用絲或絲織品“賜”給西域各國的君長或者商人。中外商人也都熱衷于販運絲或絲織品。將近一百年來的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在沿絲綢之路的許多地方，都找到了成捆的絲和一些絲織品，……絲綢走出中國國界，經波斯等地傳至西亞和歐洲。所有這一切都有翔實可靠的中國典籍爲證。〔14〕

　　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决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幷實施1987~1997年《“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10年規劃大型項目。在制訂這項研究考察規劃的時候，對以“絲綢之路”命名曾進行過討論和爭論，有些國家的學者提出，“絲綢之路”貿易的商品不僅有絲綢，而且有大量的香料和瓷器等貨物，因此這條東西方國家之間的商路應稱爲“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但更多國家的學者認爲，古代東西方國家之間經此路往來者不僅僅是商品貿易，而且有廣泛的文化交流。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聶思脫裏教的東傳；中國印刷術、造紙術、火藥等的西傳，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體現。假若將10年規劃定名爲“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則限制了項目自身的含義。經過討論和爭論，最後一致認爲，“絲綢之路”是以中國絲綢貿易爲開始的，影響頗大，而且能够涵蓋東西方國家之間的物質的、文化的交流的豐富內容，最後爲各國學者所接受。于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采用了“絲綢之路”的名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10年研究規劃得到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和民間組織以及廣大研究學者的積極響應和參與。1990年10月2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由30多個國家的50多位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組織而成的海上遠征隊，乘坐由阿曼蘇丹提供的“和平方舟（Ship of Peace）”號考察船，從意大利的威尼斯港起航出發，先後經過亞德裏亞海、愛琴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泰國灣、中國南海、東海和朝鮮海峽，途經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泰國、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中國、韓國和日本等16個國家的威尼斯（Venice）、雅典（Athens）、庫薩達吉（Kusadas）、亞歷山大（Alexandria）、塞拉萊（Salalac）、馬斯喀特（Muscat）、卡拉奇（Karachi）、果阿（Goa）、科倫坡（Colombo）、馬德拉斯（Madras）、普吉（Phuked）、馬六甲（Malacca）、蘇臘巴亞（Surabaya）、曼谷（Bangkok）、文萊（Brunei）、馬尼拉（Manila）、廣州（Guangzhou）、泉州（Quanzhou）、釜山（Pusank）、博多（Kyongin）、岡山(Hakaka)、大阪（Osaka）等22個港口城市進行考察，歷時近4個月，行程21000公里。

　　遠征隊在威尼斯考察時，在一座古廟裏發現一批製作精湛的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間（1522~1722年）的中國絲綢；在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和菲律賓的50多座博物館和考古遺址中，發現了數以萬計的中國瓷器和貨幣；在西奈半島上，發現了3000多塊宋代的瓷片。經鑒定，這些瓷片是14世紀通過海路運往埃及的。在阿曼南部的佐法爾地區，意大利學者發現了中國古書記載阿拉伯商人出海經商和鄭和下西洋曾六次停泊的著名港口“勿拔鎮”，幷有宋明時期的中國瓷片和銅錢。在巴基斯坦南部古港班波爾、印度南端的馬納爾灣和馬拉巴爾海岸、斯里蘭卡北部的阿努拉達普拉地區，發現了唐宋以來廣東燒制的青花瓷器；在泰國灣，發現了沉沒于海底的8艘14~17世紀的中國商船，其中有一艘載運有唐宋元明的中國瓷器、樂器、首飾、銅鎖和銅鏡等物品，充分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與廣東省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考察船于1991年2月9日到達廣州，停留三天，與廣東學者在東方賓館舉行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座談會，出版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和《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然後轉赴福建泉州，于2月17日~20日舉行《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幷出版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

　　1991年冬，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使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進一步深入開展。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陳高華、吳泰、郭松義研究員編寫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書；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絲綢之路辭典》；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上下卷）、《海上絲綢之路與福建》、《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絲路文化》陸上篇和海上篇，系統地闡述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1998年，汕頭大學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陳良偉的《絲綢之路河南道》一書，等等。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從1991年至2001年，江澤民同志非常重視“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遺産，幷把鄭和下西洋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繫起來作過多次的論述，充分肯定“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1991年5月12日，在訪問前蘇聯前夕，江澤民接受前蘇聯記者采訪時，回答記者說：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幾千年的歷史中有許多重大事件……就古代而言，中國對外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的“絲綢之路”和公元15世紀的鄭和七下西洋，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說明，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進行文化和經濟交流，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總而言之，古今中外有許多歷史人物，他們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事業，我對他們都懷有敬仰的感情。〔15〕

　　1994年11月13日，江澤民在馬六甲與馬六甲州元首會晤時說：

　　早在明朝時期，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其中5次駐節馬六甲，與當地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構築了中國通向東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中馬之間的這種友好關係一直延續至今。〔16〕

　　1999年11月2日，江澤民在訪問沙特阿拉伯時，在對該國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講演中說：

　　中國人民與阿拉伯人民長久以來相互學習，雙方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古老的“絲綢之路”作爲友誼的紐帶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商船就曾航抵吉達港，中國明朝的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沿途也訪問過吉達港，還到了麥加……

　　中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是古老的民族，都曾創造了自己的璀璨文明。〔17〕

　　2001年5月25日，江澤民在第三届亞歐外長會議開幕式上致辭說：

　　古代的“絲綢之路”，曾經是亞歐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發揮了獨特作用。〔18〕

　　以上100多年來關于“絲綢之路”研究的進程事實，說明此是國內外專家借連接東西方陸上和海上交通道路的名義研究陸上和海上交通、經濟貿易、國家關係、政治、文化、歷史、地理、宗教、科學、技術、移民等學科的內涵極爲廣泛和豐富的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而且被絕大多數國家的學者所認同了。

　　“絲綢之路”的最初起點在中國。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最早在廣東。科學地說，真正具有對外貿易含義（即有進出口經營業務）的海上絲綢之路始于西漢。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約于元鼎六年至後元二年（公元前111~前87年）期間，漢武帝派遣屬于黃門（皇帝近侍）的譯長招聘“應募者”組成官方船隊，帶著“黃金雜繒（絲貨）”，從廣東的徐聞（今徐聞縣五裏鄉的二橋村和仕尾村地帶）、合浦三汊港（今廣西合浦縣乾江圩附近）和日南（時屬西漢，今越南中部平治天省北部橫山一帶）出海，沿著中南半島，經泰國、馬來西亞、緬甸，遠航到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最後抵達己程不國（今斯里蘭卡）返航，全程約3500~5300海裏。至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國使臣經廣東來貢，“衆寶既麗，火布尤奇”，〔19〕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初步發展。到唐宋時期（618~1279年），從廣州始航的海上絲綢之路，到達阿拉伯海、紅海的巴士拉港，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長達14000公里，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使海上絲綢之路進入繁盛時期。在這條航綫的絲綢貿易除了官方經營外，民間貿易也蓬勃發展。到了明清時代，從廣州以及其他港口起航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商品貿易全球化階段，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到了極盛時代。此時，絲綢貿易與各國的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的交流交織一起，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和影響之深均是空前的。從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迹，顯而易見，2000多年來，廣州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元代除外）和重要港口，曆久不衰。這樣的省份和這樣的港口，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首先和主要是寫在廣東和廣州的記錄上。有鑒于此，本書擬名曰：《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也未嘗不可。

　　本書是廣東省政府批准的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聯合組成的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進行的系列工程之一。在編寫過程中，始終得到原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長陳毓錚，現主任和館長何善心，副主任、副館長周義和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黃偉宗的大力支持和指導；同時得到該室（館）業務處長羅康寧、辦公室主任陸慶忠、副主任司芳和珠江文化研究會辦公室主任鄧小群等大力幫助；又本書第一章承蒙中山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學院司徒尚紀教授的審閱修改，英文摘要和目錄承蒙中山大學外語學院吳增生教授的審定；廣東經濟出版社經濟理論室主任崔黎民先生又對全書的文字加以潤色。在本書付梓之際，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曹植在《與楊祖德書》中說過：“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由于我和撰稿者的才識所限，本書不足以至紕繆之處，在所難免，懇祈讀者批評指正。

　　（本文作者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書由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注　釋：

　　〔1〕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2册第39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4卷第403~40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克尼德（Cnide）：《克泰夏有關有人居住地區珍异物的記載》，Muller版本，巴黎1884年版。

　　〔4〕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第167頁。

　　〔5〕斯文·赫定著、江紅、李佩娟譯：《絲綢之路》第214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斯文·赫定著、江紅、李佩娟譯：《絲綢之路》第212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4期。

　　〔8〕布爾努瓦著，耿升譯：《絲綢之路》第2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

　　〔9〕布爾努瓦著，耿升譯：《絲綢之路》第4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

　　〔10〕按季羨林教授解釋Cinapatta是由Cina（支那）和patta（帶）兩個字合成，意思是“中國的成捆的絲。”

　　〔11〕饒宗頤：《選堂集林·史林》上册第390頁，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版。

　　〔12〕《絲路訪古》第1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雅克·布羅斯著，耿升譯：《發現中國》第3~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

　　〔14〕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41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 人民日報》1991年5月13日，第4版。

　　〔16〕《人民日報》1994年11月13日，第6版。

　　〔17〕《人民日報》1999年11月3日，第1版。

　　〔18〕《人民日報》2001年5月26日，第4版。

　　〔19〕殷巨：《奇布賤及序》，見《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