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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粵文化的“光亮工程” ——讀長篇報告文學《開海》《千年國門》
今天,我十分高興參加由省政府參事室、珠江文化研究會和廣東旅游出版社聯合舉辦的海上絲綢之路首部長篇報告文學《開海》、《千年國門》研討會,對兩本書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賀。
兩部長篇的三位作者洪三泰、譚元亨和戴勝德既是我學業上的師長師兄,又是我多年的朋友。特別是三泰同志,我和他六、七十年代就同在生産建設兵團一起從事新聞報道工作,他那時就是我的領導。多年來,我一直爲他那種孜孜不倦的刻苦學習和鑽研精神所感染,也爲他接連不斷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所折服,更爲他那種不管社會生活發生了什麽變化,始終堅定不移地追求一個目標的執著態度所感動。每次與他交往,都看到他始終保持年輕時代那種對學習、對創作、對追求新目標的近乎孩子般的熱情和樂趣。從寫新聞報道、寫機關文件報告,到寫詩、寫中長篇小說、寫報告文學,現在又進一步拓展到把文學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涉及到一個新的領地,可以看到他不斷發展創新、與時俱進的前進軌迹。所以,我衷心祝願這次研討會能開得圓滿成功,幷祝三位作者的創作成果能够得到廣泛的承認和推介。
通過閱讀這兩本書,我深深感到,廣東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珠江文化研究會和三位作者做的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其意義就在于通過他們的努力,把一段被人們所忽視甚至已經被湮沒掉的歷史重新挖掘出來,幷使之光亮起來。可以說,這是一項古粵文化的“光亮工程”。我個人確有這點體會,作爲一個廣東人,特別我又是一個粵西人,過去多年來,在我心目中,我想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嶺南文化,一般習慣于是指産生于珠江流域的文化,而且是産生于明代以後以商爲本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以市井文化爲特質的文化形態。而我們粵西作爲古粵地帶,就一直被看成是“南蠻之地”、“八荒之地”,是遷客騷人的流放地,是賊人强盜出沒的場所,經濟落後,文化荒僻,無人問津。我記得前幾年雷州市治安問題搞得比較差,在分析成因時,就有一種觀點認爲雷州在歷史上就是一個藏污納垢的流放地,長期積澱了一種野蠻粗俗的傳統。但是,讀了兩本書後,我驚喜地發現,原來這只是給蒙上灰塵的歷史誤會。如《開海》前言中所寫,什麽“南蠻”?這是藍海洋和紅土地共同孕育的非凡的中國雷州半島。這真是振聾發聵的雷聲。作者在兩本書中,在專家們作出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礎上,運用報告文學的手法,真實形象地爲我們展示了恢宏生動的古粵經濟文化的畫卷。儘管運用的史料不多,但作者用一根紅綫把這些史料有機地串連起來,就好象散見在海邊的珍珠,儘管是彌世的珍寶,但畢竟是散見的,現在通過作者的筆端,把它們一顆顆地收集起來,串連起來,歷史地邏輯地進行了分析推論,幷加以形象生動的描繪,從而使人信服地看到在古粵地帶,在2000年前,就曾有一個燦爛的文明發展歷史。而且這段歷史還不是一般的歷史,而是在我國古代經濟文化發展史和對外交往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與“陸上絲綢之路”齊名的極其輝煌的歷史。這使我們更爲古粵經濟文化歷史的復原和重新定位而感到一種鼓舞,一種振奮。因此,我想,研究者和作者做的是一項功德無量的事業,是值得嶺南人衷心感謝的事業。
另外,我感到,這兩本書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那就是它不是孤立地重現古粵這段歷史,因爲這段歷史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畢竟還是短暫了一些,也畢竟比較簡樸、單薄了一些(僅從史料和考古中來看)。我們的作者有一個很好的想法,就是把古粵這段歷史放在更大的背景來展開。兩本書,一本《開海》,一本是《千年國門》,構成一個整體。從番禺到廣信又到廣州的建城史,從徐聞到雷州再到廣州的海上文明發展史,還有從古粵文化到嶺南文化再到珠江文化的發展史,把讀者的視野帶到一個更寬廣的領域,使讀者看到發生在徐聞的2000年海上絲綢之路的海上文明,雖然很短暫簡樸,但在整個嶺南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因爲這是“開海”,是開了先河,沒有徐聞的開海,也就沒有千年國門的輝煌。從而也使讀者領略到,整個嶺南的對外交往的發展,直到今天對外開放的重任歷史地落到嶺南的肩上,幷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的必然,是歷史發展的邏輯結果。這樣來構成一個整體,一方面使徐聞海上絲綢之路不但恢復了歷史原貌,而且從更泛的背景上提升了檔次,另一方面也使整個嶺南經濟文化發展顯示了更遠長的淵源和更深厚的根基,使研究人員進一步提出的把古粵文化、廣府文化乃至整個嶺南文化等包容進去的、內涵和外延都更深廣的珠江文化的定義提供了較爲充實依據。這是我們讀完兩本書後,更感到嶺南人所特有的自豪與自信的原因所在。
這裏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是爲歷史而歷史地寫作,不是孤立地簡單地“平反”歷史,而是把歷史與現實有機結合起來,著眼于現代,著眼于未來。兩本書的筆觸非常廣闊,從幾千年一直掃描到今天,掃描到改革開放的當代廣東,更掃描到未來的發展藍圖和發展遠景。而且,不僅是經濟發展與對外交往的歷史,還是一部廣泛包容了文化、藝術、政治、宗教、民俗等宏篇巨掣,容量十分廣博。不但使我們全面瞭解整個嶺南包括古粵經濟文化的發展歷史和浩翰珍貴的文化遺産,而且更激勵了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和鬥志。特別是廣東正面臨著加入WTO,全面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重溫歷經千年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嶺南經濟文化和對外交往發展史,不能不給讀者予深刻的啓示。我想,這正是兩本書的目的所在、精華所在,也是這兩本書給予讀者最有價值的東西。
(本文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