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津津樂道廣東或珠江文化的“北伐”或對內地的輻射之際，却大大忽略了珠江文化的“南下”。事實上，作爲輻射東南亞及至世界華人的文化，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起到直接作用的，便是珠江文化——以廣州爲中心的珠江文化了。這種文化輻射，不僅僅是在經濟上的整合與循環，其意義絕不可低估。尤其是1997年香港的回歸，將促進這種輻射。

　　    一、珠江文化在南中國海文化圈歷史上的占位優勢

　　    一個民族的遷徙與流動是經常發生的，他們從一個區域向另一個區域移動，也就帶來了文化的流動。廣東人，含粵人、客家人、潮汕人近代的歷史大流動，也就將中國文化，尤其珠江文化，帶往了他們新遷居的區域。

　　    珠江文化在擁有2500萬乃至更多華人的東南亞的輻射作用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區域都要大。在東南亞，從嚴格的意義來說，華人無論如何不能算是移民的了——至少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早已承認了這一點。因爲華人不僅在該地占有相當比重，而且比其他人種到得更早。華人到達東南亞，遠比自稱爲當今美國的主人的開拓者——乘五月花號抵達北美的英國人要早得多，不是早一個兩個世紀，而是一兩千年。早在2000多年前，廣州就已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東南亞文明起到了啓動性的歷史作用。2000多年來，華人及其文化在這個範圍內已具備了占位優勢。

　　    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一代大師梁啓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中，不僅指出廣東地理上的天然優勢，還指出其文化雄踞于東南亞之上。

　　    對東南亞而言，華人所代表的華夏文化，是具有最强大的歷史優勢的——幾千年的文明史，所創造出的絢麗多姿、深沉厚實的文化，是任何其他根底很淺的文化所不能匹敵的。雖然英、法、葡萄牙、荷蘭殖民者用武力推行了它們的所謂“文明”，幷一度成爲該地區的統治文化，可是，却始終未能在東南亞抵消掉華夏文明的影響。殖民主義在東南亞的結束，與華人的反抗是分不開的。甚至中國的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就得到東南亞華人極大的支持。這種文化的歷史占位優勢，還表現在東南亞的民族獨立運動上，不少華人均是反殖民主義的領導者。最著名莫過于李光耀先生，早在1950年大學畢業後，就成了一名天然的民族主義革命領袖。正是東南亞蓬勃的民族獨立運動，極大地摧毀了殖民文化，而回歸民族文化。東南亞的華人文化，同樣也對中國大陸的文化産生積極的影響，本身亦已不可“劃分”出去。所以，不存在加以認同的問題，他們本來是一家人。

　　    作爲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不曾覆滅的華夏文明，無疑應在其輻射圈內産生更大的歷史效應。它與印度佛教文明在東南亞的交融，至今仍可以看到曾有過的豐碩果實。所以，在東南亞文化圈內，珠江文化有著很大的覆蓋面，幷從中占有主導地位，它完全可以創造出更燦爛的成果來。

　　    當然，我們絕不可對那裏已有的“多元文化”持排斥態度。其實，哪怕是一種文化，本身也具有多元性。如把中國文化說成是單一的儒家文化而排斥道家文化，顯然是極爲片面的。何况在東南亞已有上千年傳統的佛教文化，在唐代也曾大大地激活過中國的文明。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化有獨到的貢獻，這已爲衆多學者所公認。事實上，珠江文化在東南亞與其他文化共存已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如何讓珠江文化在東南亞發揮更大的優勢，讓那裏的主人之一——華人，更好地發揚優良傳統。

　　    二、珠江文化圈在地理空間上的重心優勢

　　    假如我們以南中國海中心一點爲圓心的話，所劃出的一個大圓——文化圈，我們將看到，廣州作爲珠江文化的代表，正處于這個圈的北半圓的重心上，有中國史稱的“坐北面南”的巨大優勢。而這個圈的東部，則爲菲律賓、文萊(該國華人占近一半)，南部則有新加坡(華人占77％)、印度尼西亞(華人近700萬)，東邊則有泰國(華人約500萬)、馬來西亞(華人約500萬)、柬埔寨、越南(原越南華僑占200萬以上)。從大量的資料看，珠江文化在各自不同的區域，也有其不同的特徵，如在泰國，可以說是潮汕文化占了上風，而在馬來西亞，則有“客人開埠”的傳說，證明客家文化在那裏有較深影響，同樣，新加坡客藉華人有很高的地位。當然，在所有這些地方，作爲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文化，占有更大的比重。

　　    無疑，在這一地理環境中，華人所形成的社會的、語言的、風俗的、道德的、信仰的文化特質，都共同確立在顯著的珠江色彩上。

　　    而今，亞洲“四小龍”，有“三小龍”位于這個文化圈內，即香港、臺灣與新加坡。加上廣東與福建在改革開放以來長足的發展，非常明顯，現在它是全球經濟最爲活躍、最有發展前途的地帶，足以帶動起其他各方的發展，何况馬來西亞與泰國均有爭“五小龍”的姿態，而廣東也加入了這一競爭之列。

　　    因此，有人把南中國海，稱之爲今日的地中海——將哺育出2l世紀嶄新的文明來。將粵閩算入，這南中國海經濟圈或東南亞文化圈所具有的潜力是十分驚人的，它擁有近5億之衆，相當于不包含前蘇聯的整個歐洲的人口，重要的是，它正處于崛起中，所釋放的能量難以估計。

　　    如果沒有文化的維繫或深厚的文化土壤，這裏的經濟一體化及進入良性循環難以實現。因此，這個地區，同樣需要一種凝聚力，一種向心力。而産生這一凝聚力的，却唯有華人文化，也即是珠江文化。

　　    于是，更多的更廣泛的華人群體(也包括被同化的其他種族)共同參與珠江文化的創造，幷在珠江文化特有的兼容特質上，對已共存的其他文化予以更大的整合，從而使珠江文化的層次變得更高。

　　    珠江文化的中心——廣州，它挾中原文明深厚、偉大的傳統，同時，它又面對著一個廣闊的、需要它去拓展的新文明的海洋——它被譽爲今日的地中海。

　　    從地理上，它又處于從東亞至東南亞西太平洋岸綫的中心，處于大陸腹地與南海的連接綫上，處于正在發達的地區與正要發達的地區的交匯點上……這是很微妙的文化地理。它深刻地揭示了經濟與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經典論斷——背負的是文化深厚而經濟貧乏的內陸，面對的是經濟發達而文化滯後的海洋。那麽，在這個支點上，如何扭轉乾坤，使雙方均在兩個方面一同發達起來，這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

　　    這也正是珠江文化的歷史契機。

　　    三、珠江文化的歷史契機：傳統、時差

　　    說南方“文化北伐”，實質上講的是現代觀念的北伐，或現代文化的北伐，大可不必說成是珠江文化的北伐。

　　    因此，在很多人喋喋不休講珠江文化的异質性與叛逆性，乃至反傳統時，筆者恰恰持不同的看法。而當人們高呼“世界化”之際，筆者却處處疾呼“民族性”，當人們要摒弃“教育性”與“道德主義”時，筆者却提醒大家注意如今西方的“道德回歸”。這是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人們心理上的“時差”。

　　    大凡從北方來的，無一不感到廣東生活中的倫理化傾向，他們甚至開玩笑說，廣東女子連“婚外戀”都不懂，而北方已驚呼這已泛濫成灾了。有人譏評廣東如新加坡，經濟上開放，文化上却不開放，亦不失爲儒家管理的典範。這些議論，是非曲直且不去理它，却多少反映出某些廣東的文化特質……

　　    而珠江文化的“南下”——下南中國海，恐怕靠的是傳統而不是別的。

　　    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新加坡，還是香港的文學、影視，都帶有强烈的道德說教、去惡揚善的色彩，甚至于因果報應、生死輪回都有——在西方，以Ghost(鬼魂，漢譯爲《人鬼情未了》)爲代表的一大批藝術精品，都有這種倫理化傾向，它反映了當前西方社會所迫切需要的“道德拯救”。這是對60、70年代“嬉皮士”們反叛的時代的一個反撥。

　　    當然，港新此類作品，不少帶有後現代主義膺品的意味，讓人感到淺薄、浮泛，無法同中國大陸的藝術精品相抗衡。當珠江文化挾中原文明的深厚歷史背景，就可以在東南亞大有作爲。

　　    珠江文化絕不是浮淺的、單色的，同樣有其歷史厚度。這就使得今日的珠江文化的“南下”更具有歷史的潜力與現實的張力，使整個東南亞華人史具有壯闊的大背景：他們的南徙，與幾千年漢民族不斷地往南方發展是相銜接的。

　　   不少人津津樂道提珠江文化的市井味、享樂性、商業化……，幷憑此把自身與中原文化相對立起來。其實，這是缺乏歷史眼光，也缺乏現實感受——君不見佛道文化在嶺南如今處處可見，而儒家文化更比比皆是，因此，如何繼續虛心地、積極汲取、融聚中原文化，恰巧是這些人所應補上的一課。簡單劃一的什麽“南北文化”之爭，在界定上本就有很大的謬誤，過去講的南北文化，是講的儒道之分；後來劉師培亦有過精闢獨創的論述，這裏就不贅叙了。

　　    李鴻章曾驚呼中國面臨“3000年來未有之變局”之際。可否意識到，他指的文化南移，由大陸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變局”，今日亦正在繼續而且會在南中國海上走向輝煌?!

　　    珠江文化今日所面臨的歷史使命，便是由此確定下來的。

　　    四、把握優勢，在未來的文化競爭中“先著一子”

　　    人們說，廣東或廣州，Canton，是中國走向世界的Passport(護照)，這是不無道理的。但是，一切都是雙向的，我們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向我們。當我們走向東南亞文化圈時，東南亞文化圈也同樣把我們拉進去。其實，香港本身，已有了不少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幷開始滲透到了廣東與整個中國大陸。香港的文化産業，如今我們不也正在汲取其經驗幷已有所效仿與更新麽?同樣，如今不少學者亦注目于新加坡的傳統文化教育方式，那種取之于中國却又有所演繹、更新的儒家管理方式麽?如今泰國等一些國家，正在大力提倡華語教學，有的國家亦將華語當作官方語言之一，亦反映了文化上的雙向吸收。讓東南亞作爲世界走向我們的重要一步，文化的作用就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某些發達國家的學者們早就預言，未來的競爭，歸根結底也就是文化的競爭。在東南亞，珠江文化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爲什麽不及時把握這一優勢，從而投入未來的競爭之中?

　　    目前，在廣東，也有一種追求短期效應的浮躁的文化心理：理論上不求甚解而亂給自己貼上閃光標簽，拒絕接受別人批評，滿以爲自己也可以當上文化暴發戶的夜郎自大……凡此種種，已危害不淺，如不及時糾正，勢必阻礙作爲長期的、高屋建瓴式的文化戰略規劃的制訂、確立與推行。“小家子氣”，也足以使廣州成爲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宏圖難以實施。

　　    因此，有必要在珠江文化的中心——廣州，建立起一種經濟與文化的互動機制，使這兩翼均得到充分發育，而不至于畸型發展，失去平衡而造成殞毀。如何以廣州爲“龍頭”，面對東南亞或南中國海文化圈，開掘整個大陸的文化資源，幷將這文化資源播撒到更廣的區域。

　　    如前所述，香港由于其局限，1997年以後，它在文化上的影響——對整個華人世界而言，勢必無法與作爲珠江文化中心的廣州相匹敵的，所以，在文化開發方面，廣州必須有所準備，在1997年之前就應有一個大的勃興，這才可能承擔起這之後的歷史重任。過去，香港已有用文化産業手段開發珠江文化資源成功的先例，如前所提的影視，以及旅游、飲食等等，但僅限于大衆文化與泛文化上，不過，這仍然有借鑒作用。假如在廣州，能出現如巴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或紐約的林肯藝術中心類型的珠江文化中心的設施，幷形成或達到國際級的標準，亦不愁整個東南亞文化圈不以其爲驕傲。當然，更重要的是，須有大師級的文化人，作爲數面旗幟樹立起來，産生廣泛的號召力。

　　廣州要有自己的“精英文化”，形成高層次的文化氛圍。

　　    乍一看，廣東是缺乏“精英文化”的，或者說，精英文化在廣州尚未形成氣候，而這，恰巧是廣東的危機。人才可以引進，但本地的文化精英，無疑需要發掘與培育。其實，廣東自身不是沒有人才，目前廣東在引進上做得不錯，發掘却大成問題。近年來，京滬津等地大量破格提拔人才，可在廣東，只要到人事部門一查，究竟有幾個給破了格。某些學者的學生在外已破格提了教授，可自己在廣東還在熬年限、等指標，這說明了什麽?

　　    同樣，廣泛的社會辦學似已成了風氣，但是，高層辦學至今仍未開始，大學招生質量仍成問題，而廣東的博士點、碩士點，較之京津滬來說，更是少得可憐——這也與“精英文化”密切相關。一個大都市的靈魂，則在于它的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之類現代文化的大師，這點，我們是無法與京滬相比，甚至，不能同天津相比。沒有高層的教育、科研的設施，無論如何也形成不了自己高層次的文化氛圍，又如何對南中國海文化圈産生强光下的輻射作用呢?當上海挾長江流域大開發作爲龍頭出現在中國的東部，廣東——這被小平同志稱之爲中國改革開放的龍頭——其“龍頭”的地位又能保持有多久，或者現在業已或多或少地失落了呢?是自甘退隱還是奮發圖强?是“認命”還是“抗命”……這一切，都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

　　    在1997年回歸祖國的香港參照下，廣東的改革開放一定能繼續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龍頭”上，因爲作爲南中國海加上珠江流域的潜力，其發展是無可限量的，珠江文化的輻射力與凝聚力從來是呈正比的，在歡呼太平洋時代到來之際，南中國海作爲今日的地中海將成爲這一時代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