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黃偉宗教授爲首的一批學者，在研究我國海上絲綢之路過程中，不斷思考、考察一個問題，即我國海陸絲綢之路不止一條，它們主要是溝通我國與海外往來，其出發港(或起點)可以在沿海某個港口或內地某座城市，但它們彼此間有沒有聯繫，以何種方式溝通，經過哪些省區，亦即海陸絲綢之路銜接與延伸問題。這在中外交通史上或地方史研究上是一個嶄新問題，過去未有學者涉足，但它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實際應用上都有重要意義。

　　在最近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的海陸絲綢之路通道考察團，在賀江流域考察後認爲，賀江是連接我國海陸絲綢之路通道之一，對溝通南北交通起到重要歷史作用。這不但有充分歷史文獻爲證，而且保存至今出土文物和相關遺迹遺址，也佐證了它的存在。歸納起來，這些證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賀江地理形勢。賀江，別稱桂嶺水，發源于廣西富川縣的蠻子嶺，上游稱富川江，流經富川、鐘山、賀縣、封開，在封開江口鎮注入西江。全長338公里，爲西江第五大支流，河床平緩，坡降僅爲058‰，略高于桂江(043‰)，極利于通航。而其發源地爲夾在萌渚嶺和都龐嶺之間一片山間谷地，丘陵海拔不超過300—400米，谷地海拔也在200米以下，越過分水嶺，即達湖南湘江支流瀟水上源永明河，形成一條很容易通過的南北交通綫。在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地形圖》上，清楚標示這一帶地理形勢，是一個不加任何閉合山形曲綫的大缺口。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張修桂教授認真研究這幅地圖後充分肯定了這一點。

　　這說明，順著這條山口水陸通道，北可上溯湘江，下可抵西江，或經南、北流江出合浦港轉東南亞、印度洋等地；或直下番禺(廣州)，同樣接海上絲綢之路通海外諸國，故在2100年前我國最早上述《地形圖》中，今廣東境內只標出兩個地名，一是桂陽，即今連縣，另一個爲“封中”，即今賀江流域，顯見這是一個軍事、政治活動要地，才在地圖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

　　二、大量歷史文獻記載賀江作爲南北交通孔道功能，驗證它溝通內地與海外歷史貢獻。比司馬遷《史記》約早30年成書的《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定嶺南越人五路大軍，其中兩路“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後者即今湖南道縣九嶷山，在萌渚嶺之北，與之相對爲都龐嶺，兩山之間各地，即上述賀江上源南北通道；秦末趙佗立南越國，後爲漢武帝平定，其中進攻南越國的漢軍，有一路是從賀江南下的。《史記·南越列傳》記：“元鼎五年秋(前112年)，……歸義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蒼梧”。零陵爲今湖南九嶷山地區，兩支軍隊由此出發，一支走湘桂走廊，一支走賀江，會于蒼梧郡治廣信，即今梧州至封開江口鎮一帶。歷史上賀江水量豐盈，爲重要航運綫。李調元《南越筆記》載，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中大夫陸賈出使南越，就是從瀟水取道桂嶺，順賀江入西江，登德慶錦石山下南越都城番禺(廣州)見趙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賀州·桂嶺縣》記：“桂嶺南二十七裏賀水邊，有越王渡遺迹，……俗雲昔越王渡水脫履櫛于此，二物今猶在”。直到清嘉慶《大清一統志》仍記賀江一源“臨水可通巨艦，桂嶺水淺灘高，僅容小”，(一種刀狀小船)。

　　三、野外調查考察發現秦築“新道”。按賀州所轄富川縣，先秦時期屬楚。楚越民間早有往來，在萌渚嶺、都龐嶺間形成古道。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爲征南越，擴建古道，形成一條水陸相連，但以水路爲主“新道”。據新編《富川瑤族自治縣志·交通運輸》記，新道起于湖南道縣雙屋凉亭，經江永縣進入富川，經麥嶺、青山口、黃龍至古城，陸路全城170公里，路寬1—15米，多用鵝卵石鋪成，也有青石塊敷就，蜿蜒于山丘間，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自秦漢曆唐宋至明清，每次用兵嶺南，乃至太平天國軍隊北上，均取新道進擊。1944年9月14日，日軍從湖南經此進攻廣東；1949年11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取新道追擊蔣軍。今人陳乃良先生多次赴實地考察，證實新道存在和它的歷史作用，在所著《封中史話》中作了詳盡闡述。這次廣東省有關學者在當地人員陪同下作實地踏勘，也得出同樣結論。另據賀州市博物館文物普查，發現在賀州桂嶺鎮七裏山至開山鄉豪界村，也有一條使用同樣材料和規格的秦古道，長約8公里，但不連續，諒是歷史久遠，人爲磨損和風雨侵蝕所致，可知秦新道不止一條。

　　四、出土文物顯示賀江爲五嶺南北交流主要通道之一。據悉，賀州市博物館收藏文物約l萬件，以漢代居多，說明上古經濟文化發達，交通繁忙。賀江流域出土不少與湖南、江西、江浙文化風格相同的斧、鉞、鼎等青銅器、陶器等，如富川、封開不少戰國至西漢米字紋和重方格紋陶器，即爲歷史早期南北交流物證。如1980年封開出土一件漢代土陶船模型，長54厘米，分頭艙、船樓和舵樓，以及舵手俑陶像，說明賀江航運很發達。

　　徐聞、合浦港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經兩港北上入西江支流桂江，和賀江接湘江水系，是通中原、入關中接西北絲綢之路捷徑。唐代以後，廣州崛起爲世界性大港，“廣州通海夷道”抵達東南亞、印度洋等地區，加上大庾嶺道開闢，五嶺交通重心東移，湘桂走廊、賀江交通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發揮自己作用，直到近代新式交通興起才漸漸退出歷史舞臺。賀江作爲連接海陸絲綢之路一條通道，留下豐富歷史文化遺産，將爲今天建立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和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提供歷史借鑒和决策參考，也應充分利用這種文化遺産，發展文化旅游和其他文化産業，爲振興地方經濟，提高國民文化素質服務。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教授及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