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東北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地點發現甚少，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學者大部分是外國人，不是沙俄的就是日本的，中國人是極少的，發現的文化地點極少，僅顧鄉屯、昂昂溪等地，其研究程度也很有限。解放初期，在遼寧南部建平縣南地鄉的供銷社裡收購到一支人類的上臂骨，從而引起了國人的重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也曾組織力量普查，但收穫不大，後由高等脊椎動物研組室編寫了一本“東北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誌”作一研究小結。此後，東北地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舊石器文化和古人類古生物的發現和研究就沒太大的進展，到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情況仍然無多大的改觀。但自1972年底，我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調到遼寧省博物館考古隊工作後，在所裡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第一個舊石器晚期遺址——淩源西八間房遺址在1973年被發掘，經過研究很快地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上發表了。直到1975年——1976年，淩源鴿子洞遺址，在原來普查的基礎上經連續兩次發掘其成果也很快地在人類學報上發表。同時由於在1976年——1979年，全國各大區進行地層斷代總結工作，開展地層斷代和標準剖面的考核，確定時代及其伴生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其成果以論文集和圖錄形式出版。當時本人被推選為東北大區地層斷代工作瓿生代組業務隊長，和東北三省地質局和長春地院及各省地質研究所的專家學者一起，踏遍白山黑水和現在的內蒙古東部地區進行調查、論證、核實整個地區一些新生代的標準剖面。而且對這個時期各標準剖面，文化遺址所出土的各種古生物化石(主要是哺乳類化石)進行系統的研究，最後達到確立若干個標準剖面和從早到晚新生代若干個動物群。為東北地區新生代的地層斷代和各動物群的劃分和系統研究，打下了一個扎實的基礎。尤其是為東北地區第四紀地層研究和時代的劃分，提供了豐富的古生物化石依據。與此同時，也為東北第四紀的古人類、古文化與其生態環境的關係的研究提供充分的實物材料。

　　隨著後來在1979年至1983年間，金牛山遺址、廟後山遺址、鴿子洞和小孤山遺址、前陽洞遺址等一系列舊石器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才使東北地區的史前文化系列從早到晚地建立起來，填補了原來的空白，而且為全國有關中國人類的起源和史前文化演化及傳承的研究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各文化遺址情況的簡略介紹

　　為了全面地瞭解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和第四紀地質的關係，我們首先要對這個時期不同階段各文化遺址的情況有個基本認識，現介紹如下：

　　(一)1933年6月，楊鐘健等人在旅順至大連公路側畔的紅色土層內發現了幾片人工打製的石英岩石片，這是最早發現的可能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

　　(二)1957年8月，在朝陽地區建平縣南地鄉公社收購來的龍骨(即古生物化石)堆中發現了人類上臂骨化石，經供銷社人員的介紹，這些化石可能來自張家營子村附近。1975年5月本人和李傳夔、王景文等人，曾對整條南地鄉的南地溝進行了較為仔細的考察，結果仍未發現什麼線索，所以至今建平化石的具體出土地點還是一個謎。

　　(三)1965年10月，在文物普查中，在喀左縣水泉鄉首次發現鴿子洞群，其中在勺子洞中發現了舊石器。這次的發現，為後來在1973年5——6月在喀左縣水泉鄉鴿子洞中發現了含人牙化石的鴿子洞舊石器文化遺址打下了基礎。為此，後來接連兩年進行了系統的發掘，出土的遺物包括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骨器和一顆小孩的牙齒化石。

　　(四)1972年9——10月，在朝陽地區淩源縣草帽山大淩河邊Ⅱ級階地上發現了西八間房舊石器文化遺址。發掘中出土了一批細小石器，加工十分精細，其中以喙背刀刃為最具特點。這批打製石器次年很快由本人整理研究出來，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上發表，這是首次公佈的在遼寧省內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末的遺址。

　　(五)1973年5—6月第1次及1975年夏天對鴿子洞(即K7301A和B)進行第2次發掘，兩次發掘自鴿子洞A洞地層中，出土了石製品約300件和22種屬的古生物化石。以及包括牙齒、頂骨、顳骨、和髕骨等四件人類化石，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燒骨和骨器。用火痕跡相當明顯，因為有很厚的灰燼層。張森水先生認為這是有可靠地層關係的舊石器文化遺址，年代屬舊石器時代中期，其堆積剖圖和地層劃分各種文化遺物。

　　根據多位元研究者的研究結果認為，當時當地的古人類對製作石器的原料已經有嚴格的選擇。打片基本上使用錘擊法，偶有砸擊法的痕跡。

　　無論石片或石核，自然檯面者居多，少見檯面脊者，是否與修理檯面有關，因例子太少而難於肯定。

　　常用較原始的毛坯來製造石器，是鴿子洞石器工業技術的一大特徵。修理技術主要用錘擊法，以單向修理為主，且多向背面打擊，同時使用錯向加工和兩面打製的方法。由於不經直接打擊，致使刃緣多是缺口狀。刮削器是主要器種，其餘還有砍砸器，尖狀器等。各類石器在形態上缺乏相對的穩定性。鴿子洞出土的石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與山西和陝西早期舊石器地點和周口店第1地點出土的同種石器頗為相似。鴿子洞的石器，無論從類型上、尺寸上以及製作方法上，均與周口店第l地點上部地層，第15地點和山西垣曲南海峪的舊石器具有明顯的共同特徵。而與豫西三門峽地區——山西襄汾丁村舊石器系統有較大的區別，鴿子洞舊石器與國內現有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相比較，差異相當明顯。這說明了可能屬於時代不同的產物，相反在文化性質上與北京人文化較為密切，可視為北京人文化往北輻射的軌跡。

　　鴿子洞遺址是一個內容豐富、包含多種文化遺物的遺址，對此遺址的研究也比較深入。雖然迄今為止仍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對直隸狼的鑒定是否存在著問題，還有關於遺址的時代和年齡等問題，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總的來看分歧並非絕對的。比如對直隸狼的鑒定，原來最早鑒定者是在下，我認為屬直隸狼，後來張森水先生和呂遵諤認為是一般狼，而祁國琴在爭論發生後再一次把鴿子洞動物群進行研究，她的研究結果認為應是似直隸狼。祁國琴女士是我國研究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的資深學者，她的研究結果可能更可信些。呂遵諤先生是一個研究史前文化的行家，研究文化可能在行，如果要求他在第四紀古生物化石的鑒定上一樣準確，真有點難人所難了。在是否存在骨器問題上，原作者認為有，而張森水先生認為鴿子洞遺址出土的大量骨中，有一部分已肯定有人工打擊痕跡，但是否包含有打擊骨器，還有待深入研究後才能肯定。本人認為這兩種講法，本質上是一樣的，差異不大。在年代上的差異，迄今為止，大家的看法絕大多數都認為鴿子洞遺址是我國舊石器文化中期的一個代表性遺址(尤其在北方)，其差異上不過是應放在舊石器時代中期早一階段呢還是放在舊石器時代中期晚一階段更為合適而已。只有呂遵諤先生認為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從整個動物群的組成上看，鴿子洞動物群大家一致認為是一個生活在寒冷期的動物群。而根據研究大氣候的學者認為，在距今5萬年—7萬年間有一個寒冷期，這與整個動物群組成性質是一致的。另方面，從其地層岩性面貌來看，沒有鈣板層等代表溫暖氣候的碳酸岩溶解後再凝結的沉積，在洞穴地層堆積中只有許多棱角分明的角礫，土色呈灰黃，也沒有膠結。在整個動物群中沒有代表溫暖氣候的種類，多數是草原型的物種，如達呼爾鼠免、碩旱獺和上頭田鼠，披毛犀等化石種類。表明當時氣候是寒冷的。

　　(六)金牛山遺址

　　金牛山遺址地處遼寧省營口縣即今大石橋市西南8公里的西田屯村西邊的一座孤山上。從航空照片上來看，此小山丘頗像一個牛心形，故又稱牛心山。它的地理座標：東經122°26'30"，北緯40°34'40"。其實在金牛山被發現有人類文化遺物前，一直被人稱為一個古生物化石點。因為日俄佔領時期，特別是日本人佔領後，日本人曾派人在此調查過，發現了一些古生物化石，所以一直稱之為化石點。

　　自1974年5月8日金牛山聯合發掘隊進入發掘現場，5月10日開始發掘後，一直到1978年10月20日止，一共進行過四次發掘。前三次(即1974年、1975年、1976年)發掘均由聯合發掘隊負責執行，第四次(即1978年)的發掘是營口市博物館自己獨立進行的。還有一次是1984年秋，北大呂遵諤先生帶領著考古專業研究生班學員來金牛山實習，最後發現了金牛山人化石。所以明確地說應該有五次的發掘。由金牛山聯合發掘隊負責執行的前三次發掘，可以說是開拓性和試探性的，雖然每次的發現都比較豐富，但對整個遺址各個點的情況是不太清楚的，是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去做的。每次發掘完畢後的研究成果也只能說是階段性的成果，談不上是整個遺址的成果。到了第四次發掘，從出土的文化遺物來講是最豐富的一次，而且揭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給金牛山遺址的研究工作起了促進作用。第五次發掘最有意義的是發現了金牛山人化石，這次發掘不僅獲得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頭骨，而且還有不少的肢骨和脊椎骨，對研究這一階段的人類進化十分有意義。

　　經過這五次發掘後，金牛山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已十分豐富，不管是石器、古生物化石、人類化石以及骨器等等，都相當豐富。雖然前三次發掘後都有研究報告發表，但都屬於階段性成果，不足以反映金牛山遺址全貌。到了第五發掘過後情況卻不一樣，是到了進行一次綜合性研究的時候。所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張森水、鄭紹華、韓德芬、候連海、尤玉柱等人和營口市博物館崔德文等人一起，以金牛山遺址第四次發掘出土的文化遺物為基礎，結合對比前三次發掘的研究報告進行了一次綜合性的研究，把前三次發掘後所未能解決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解釋。當然，這次綜合性的研究，也並非把金牛山遺址所有的問題都全部解決了，因為金牛山遺址包括的文化點比較多，現已發現的已有A—F個，各文化點的堆積情況也不盡相同。迄今為止，以A點和c點最具代表性，我要在此介紹的也是以這兩地點為主，其它地點為輔了。

　　張森水等(1993年)研究了1978年A點發掘所得的全部標本後，把綜合研究的主要成果結集於《金牛山(1978年發掘)舊石器遺址綜合研究》—書中。這些室內研究成果對金牛山遺址今後的研究工作將起到繼往開來的作用。

　　下面讓我逐一給予介紹。

　　1.地貌及地層

　　①金牛山遺址A點堆積剖面的地層劃分

　　經1974年第一次發掘，A點的堆積物已被挖到了20米深，研究者按其岩性不同將其自上而下劃分出6個地層：

　　第1層，碎石層。為大理石碎塊，頂部有厚10釐米褐色亞粘土含碎石堆積層。這是晚近人工堆積而成，層厚0.4米，未發現化石。

　　第2層，含碎石黑褐色亞粘土層。碎石為白雲質大理石，呈棱角狀，直徑一般為3—5釐米。層厚約1.5米，未發現化石。

　　……侵蝕面……

　　第3層，黃褐色亞粘土層。這層只局部地保留在第4層的上面。具小孔隙及白色鈣質菌絲狀結構，裂隙面有黑色的鐵錳薄膜，為古風化殼的殘留部分。層厚O.8米。只發現少量齧齒類哺乳動物化石。

　　第4層，淡橘黃色亞粘土層。堆積較為緻密堅硬，其中含有白雲質大理石碎塊及鈣質結核，直徑多為2～3釐米，個別大者可達10釐米，多呈棱角狀。富含動物化石，以小型哺乳動物化石為多，層厚約2米。

　　第5層，棕褐色亞粘土含碎石層，碎石主要是大理石，還有少量的菱鎂礦石。直徑最小者僅幾釐米，一般為20～30釐米，最大的可達1米左右。從中除發現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外，還首次出土l件可能是人工打擊的石片，以及零星的用火痕跡等，層厚4米。

　　第6層，棕紅色角礫岩層。角礫主要為大理岩，次為綠泥絹雲母片岩和菱鎂礦，礫徑最少的20～50釐米，大者可達1.2米。其間填充綜紅色粘土。越往地層的深部，粘土顏色越發紅，局部由於淋濾作用使碳酸鈣富集膠結成岩。出土變種狼等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和石器材料等。此層當時已挖部分厚約4.5米，尚未見底(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6年)。

　　②金牛山遺址C點堆積剖面的地層劃分

　　這是一個較典型的裂隙堆積，經第1次發掘後，研究者根據剖面的岩性差異而把地層也劃分為6層：

　　第1層，黃褐色亞粘土層。頂部呈灰色，往下漸變為黃褐色，內偶見大理石碎塊，直徑均在4釐米以下，具有孔隙。出土有披毛犀化石及1件骨製品，該層厚3.1米。

　　第2層，灰黃色亞粘土層。含大理石及菱鎂礦碎屑，碎石直徑一般為l～2釐米，個別可達20·30釐米。層理發育，沿層面含有砂及黑褐色植物殘體和少量鈣質結核等，內夾灰褐色亞粘土扁豆體。未發現化石。層厚1.6～2.2米。

　　第3層，棕黃色亞粘土層。內含少量碎石，主要是大理石，少數為菱鎂礦石，一般礫徑為3～5釐米，個別可達20～30釐米，呈棱角狀。出土有披毛犀和赤鹿化石等，此層厚2米。

　　第4層，棕黃色亞粘土含碎石層。此層碎石占40％～60％，碎石含量隨深度增加。碎石多為大理岩，少數是菱鎂礦石，塊徑一般為10～20釐米，大者可達60～70釐米，含大河狸等化石。

　　第5層，灰綠色粗砂層，砂粒棱角分明而較粗，一般粒徑為0.5～1毫米。其間有1～5毫米的細礫石，亦具棱角狀，層理清楚，堆積物有輕度膠結。含動物化石，人類用火痕跡和打制石器材料等。此層厚0.4～0.7米。

　　第6層，棕紅色角礫層。角礫大者可達1米多，角礫間有紅色粘土填充，在其中發現有三門馬等多種化石和人類用火遺跡，但未見底。已發掘部分厚達2.6米。比較異常的是在此層中發現幾塊似有人工打擊痕跡的石灰岩石片和硬質泥岩石片。

　　A、C兩文化點從岩性特徵的對比來看，它們的地層關係是：C點剖面上沒有A點的第1、2層堆積(Q4)；c點的第1、2、3層和A點第3、4層堆積相似，被視為同一時期的堆積物；而c點的第4、5、6層則與A點的第5、6層相當，屬於同一時期的沉積地層。

　　但隨著發掘次數越來越多，其地層深度則越來越深，涉及到洞穴和裂隙的範圍越來越大，特別是A文化點，由於它是一處裂隙洞穴堆積，在洞穴的形成中條件比較複雜，大都是地質構造(主要為斷裂節理)的控制而發育形成的。A點的漏斗狀溶洞在地表徑流的作用下洞壁容易造成坍塌，也容易將一些填充物攜帶走，形成次生的孔隙，由次生孔隙擴大逐漸形成次生溶洞，次生溶洞又成為晚更新世新的堆積物堆積的埸所。但有一點大家不要忘記，溶洞中緊靠洞壁圍岩部分的堆積物，由於長期在富含碳酸鈣的地下水的滲透作用下，相對來講有一定的膠結現象，不那麼容易被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沖蝕而帶走，仍然保留在漏斗狀溶洞中。這些堆積物和後來從洞口上沖進來的填充物所構成的次生堆積，就不是同一時代的堆積物，但處在同一水準深度。如果我們不及時發現這一現象時，將會給我們判斷各文化層的年代帶來不可確定的因素，這種現象在古生物化石的垂直分佈上也可反映出來。

　　不管情況如何，經過1978年的第四次發掘後，從A點出土的動物化石和文化遺物都豐富得多，清理出來的剖面及其岩性面貌更加清楚。因此，在.1993年的綜合研究中尤玉柱等根據崔德文在1978年發掘現場繪製的剖面圖對A點地層及其岩性作如下的描述和劃分：

　　第l層，碎石層。雜色，由未經沖磨的角礫碎石塊和砂組成，屬近期開山採石作業中形成的堆積層。不含化石，層厚1.1米。

　　第2層，呈黑褐色含礫亞粘土層。礫石為大理岩石塊，直徑一般在lO～20釐米，層內偶見磚塊和瓦片。不含化石，層厚0.6～0.7米。

　　第3層，呈棕黃色含砂礫鈣質粘土層，因鈣質含量較多，故膠結堅硬。內含大理岩石塊，一般礫徑為4～6釐米，最大者可達1.9米，部分碎塊已膠結成岩。出土的化石有劍齒虎、轉角羚羊、鹿、免、狼、披毛犀和食蟲類等。此外在發掘面的中部還發現有燒骨和有人工打擊痕跡的碎骨片。層厚1.5～1.9米。

　　第4層，淡橘黃色含角礫砂質粘土層。本層膠結較好，緻密堅硬，所含角礫多為大理岩塊，礫徑3～6釐米，偶見可達2.2米者。局部地方因鈣質富集而形成近1米厚的鈣板層。此層出土的化石有劍齒虎、轉角羚羊、獾、野豬、狼、大角鹿和齧齒類等。在發掘面中部見有兩處灰堆。層厚1.8～2.8米。

　　第5層，角礫層。呈棕褐色，礫石最大的直徑可達4米，內中有粘土填充，膠結甚好，緻密堅硬，層內化石豐富，包括有居氏大河狸、大角鹿、葛氏斑鹿、斑鬣狗、野豬、獾和齧齒類等。層厚3～4米。

　　第6層，棕紅色含角礫砂質粘土層。角礫大小差異甚大。層內除發現人類化石外，還見有大角鹿、碩獼猴、貉、獾、熊、獐、齧齒類和食蟲類化石。以及有灰燼、燒骨和人工石製品等。剖面地層出露已有4.9米，但仍未見底。

　　從上述剖面中可以看出，除第l、2層明顯屬於很晚的堆積物之外，其餘3～6層的堆積物，除土色有些區別外，從出土的古生物化石來看，似乎差別不大，相當混亂。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地層沒有準確地劃分。因為對這個洞穴遺址的成因不太清楚，不知道在A點存在不同時期的地層複合體。另外，對各文化層出土的古生物化石，由於無法辨認而在出土層次上有記錯之疑，所以最後造成如今之混亂。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在綜合研究中，尤玉柱等認為有必要將A點第4次發掘剖面重新劃分，結果由下而上分為9個地層：

　　全新世(Q4)

　　第9層，碎石層，層厚1.1米。

　　第8層，黑褐色含碎石亞粘土層，碎石直徑0.1～0.2釐米，內夾雜有磚頭和瓦片，明顯地屬於近代堆積物，層厚O.5～0.7米。

　　——平行不整合——

　　晚更新世(Q3)

　　第7層，淡黃色類黃土層。具孔隙和垂直節理，結構上與華北馬蘭黃土相似，宏觀上是由山坡上的披蓋物組成。層厚1.5米。

　　第6層，灰黃色亞粘土層。含碎石塊，其中可見富含齧齒類骨骼的灰色泥質條帶。骨骼石化程度較低。層厚2～2.5米。

　　第5層，角礫層夾細沙，粘土透鏡體層。含較多的晚期哺乳動物化石以及人類生活及文化遺物中的碳屑和石製品等。層厚5.4米。

　　第4層，淡棕色夾角礫粘土質砂層。出土人類肱骨遠端化石一根。層厚3.5米。

　　——角度不整合——

　　中更新世(Q2)

　　第3層，角礫石層。內夾棕紅色砂質粘土。層厚2.5～3米。

　　第2層，塊狀礫石層。內夾棕紅色粘土質砂。底部有一層粗砂層。層厚為7.5～8.5米。

　　第1層，角礫石層。內夾粗砂透鏡體。可見厚度約2米。(尤玉柱，崔德文，1993)

　　從上述的地層劃分中可以看出，隨著發掘的深入，深度在變化，研究的程度也在變化。發現A點存在不同時期的地層複合體，這點十分重要，這可解釋了一些前幾次發掘時出現的不能解釋的現象。但總的來看，本質上差異不大。首先，大家都把地層劃分為上、下兩大部分。上部分為更新世晚期的堆積，下部為更新世中期的堆積(頂部為全新世暫且不管)。至於上、下部分界線的劃分則有所不同，特別是綜合性研究報告中的研究結果，和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6)在《遼寧營口金牛山發現的第四紀哺乳動物群及其意義》一文以及本人在1981年發表的《遼寧地區遠古人類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對金牛山A點的地層劃分基本格局趨於一致。這三者與1984年的第5次發掘的地質剖面則差異較大，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關鍵原因是當時人們對A點存在不同時期的地層複合體沒有足夠的認識。把一些原來本應屬於更新世期的地層，由於發現了個別時代比較早的動物化石之故，也劃到更新世中期的堆積中去。結果給人們一個印象，金牛山A點，除了頂部屬全新世堆積外，其餘則全屬於更新世中期的堆積。這顯然是不對的。

　　金牛山C點是一個裂隙型的漏斗溶洞，但不象A點那樣垂直。C點洞內堆積物的原始層狀結構清楚，沒有重新切割和再沉積的跡象。所以堆積物保持著正常的產狀，層理清晰。但觀其整個洞穴形狀，也不是遠古人類的居住地。根據1974年第1次發掘後的研究結果(可看c點剖面岩性地層劃分圖)。在C點第1層中曾發現1件中型的穿孔骨器，第2層中發現過具有粗磨和打制技術相結合加工而成的骨錐(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6)，這兩件文物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是正確的。在其下部地層中曾出土過梅氏犀和大河狸的化石，時代比較早，定為中更新世是不成問題的。C點的地層劃分是比較簡單，不象A點那麼複雜。但基本上也是有更新世中期和晚期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

　　2.文化遺物

　　①石器

　　經過1974年和1975年兩次發掘，出自金牛山遺址A點和C點下部堆積地層內的石器材料，總共只有19件，按分類統計，其中有9件為石片，1件石核，7件刮削器，l件尖狀器和1件雕刻器。可以劃分為石片、石核和石器三大類型。

　　石片又可分為錘擊石片和砸擊石片兩種

　　石核只有1件，屬於比較典型的砸擊石核

　　石器可分為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三大類。其中7件刮削器中又可分為單刃、複刃和半園形三種。尖狀器只有1件，由脈石英石加工而成，可稱為純尖尖狀器。這種尖狀器在北京人遺址、周口店第15地點和丁村遺址中均有出土。雕刻器僅1件，以上描述的是金牛山第1、2次發掘所出土的，此外，1976年第3次發掘中在首次發現人類股骨化石的同時，還清理出少量人工石製品(這部分的石器材料現存遼寧省博物館，尚未研究發表)。1978年第四次發掘，從第5～6層清理出21件石製品，這些石製品中以石英為原材料的有16件，其餘有3件以石英岩製作，有2件用灰岩打制而成。這21件石製品中同樣可分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類型。內中包括石核，共有3件，均為多面體石核。體積較小，全為寬體石核。

　　石片，共7件，其中有錘擊石片6件，砸擊石片1件。

　　石器，共9件，大小差異相當大，但多數是小型的，可分為刮削器和尖刃器兩大類型。

　　刮削器，共7件，特點是加工粗糙，式樣各異。內中可分為單直刃刮削器(2件)；單凸刃刮削器(1件)；單凹刃刮削(3件)。此外，還有端刃刮削器(1件)，尖刃器(2件)。

　　從上述石製品的介紹中，張森水、崔德文等認為其技術、工藝和文化特徵可歸納如下：

　　第一，製作石器的主要原料是石英，打片採用兩種技術，錘擊法和砸擊法，錘擊標本多，砸擊標本僅1件。石核形制不甚規整，多為自然石面，石片基本上呈梯形，且多是打擊檯面。

　　第二，工具基本上是以塊狀毛坯經二次加工而成。石片工具僅1件。工具分兩類：刮削器和尖刃器，其中刮削器占多數，可再分為單刃組和端刃組，尖刃器則有正尖和側尖之分。

　　第三，工具以中小型者居多。長度超過6釐米者有3件，重量超過50克的有3件，分別見於單直刃和單凹刃刮削器類中。

　　第四，修理工作採用錘擊法，而且是以硬石垂加工，刃口上可見集中的打擊點。由於修理工作粗糙，致使器形不規整，刃緣曲折，使用效果不佳。其加工方式以向背面修制的居多，個別採用向破裂面或複向加工。修制工具多用陡向加工，故刃口多較鈍，刃角基本上在70°上。

　　上述石器性質表明，這些石製品仿佛是當時人類偶用型的石製品，不能代表當時當地石器工業的技術，工藝水準。加之數量少，品質低，可進一步推測，我們的發掘還可能不是“金牛山人”久居之生活面遺存(張森水等，1993)。

　　綜合研究報告中小結的這些特徵也概括了1974和1975年頭兩次發掘出土的石製品的特徵。

　　對上述的觀點，本人覺得頗有道理，但認為由於石料是石英或石英岩，這種石料在做石製品時，對上述中某些特徵，如使器形不規整，刃緣曲折等等，都是自然的現象，與加工技術和工藝可能關係不大，這種現象在海城小孤山遺址出土的上萬件石製品中同樣出現。

　　②骨器和用火痕跡

　　A.骨器

　　在金牛山遺址A點和C點地層中出土了大量的碎骨片，發現這些碎骨的破碎原因，可能有以下四種情況：第一，可能是受地層壓力而破碎的；第二，是齧齒類動物咬碎的，因骨片上留有清楚的咬痕；第三，人工敲砸破碎的，因在一些骨面上留有敲砸破碎的痕跡，這可能與人類敲骨吸髓有關。第四，還有少許碎骨不屬於上述的情況，因為它們沒有骨髓，而是一些大型肢骨骨片破碎後，再由上面向兩面打擊出鈍銳的尖。或由一端以及兩端的破裂面向骨腔面打擊出刀狀，這種現象肯定是在破碎後再行加工的並非是自然破碎而成的，而且這種打擊常常是連續進行的。

　　為了便於研究，研究者將骨器標本大體上分成有刃類和有尖類兩種，而有尖類占更大的比重。現分別描述如下：

　　有刃類，中的2號骨標本，它是一管狀骨片，骨型較厚。從觀察中可發現，先在其一端打下一較大的骨片，使這部分變成鈍銳的斜邊，然後再加以打琢，其上留有4條平行的骨片疤，修理成象刮削器的刃口，邊緣上似有變鈍現象，這可能與使用有關。在其下部也有從裡向外打下小骨片的痕跡，這是一類。

　　有尖類，這一類中可再分為銳尖和鈍尖兩大類型。

　　銳尖型可以原野外編號為71號的骨標本為例，這是1件加工細緻的器物，修理工作主要在尖部，各個方面都有打擊痕跡。右側由裡向外打擊，背面頂端是橫向打擊，頂面則垂直打擊，骨片疤重疊，使尖端成多脊的銳尖。不過這個部位有摩擦變鈍的現象，可能與使用有關。

　　鈍尖型則更多，可以，5號骨標本為例，前者由右側向內打擊，形成連續的骨片疤痕。在前部，先由頂向外打擊一個小骨片，然後在尖端再加以修琢，使之形成鈍尖。尖端有明顯的變鈍現象，打擊時形成的棱脊變得鈍，可能是由於使用所造成的。72號骨器標本，其右側上部是自然破裂面，左側由頂斜向打成鑿子形。這件標本外側中部以及兩面都有連續打擊的痕跡，骨片疤稍有重疊，邊緣呈波紋狀，在其向外壁打擊的骨片上，放射線清晰可見。

　　至於金牛山A點的碎骨片中是否一樣存在著有人工打擊痕跡的骨製品。金牛山聯合發掘隊在1978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也曾經提到，把金牛山遺址A點下部地層中出土的一些骨器標本加以描述，其目的是為研究骨器問題提供一些新資料，説明對舊石器時代早期我國是否存在著真正的骨器問題深入探討。

　　其實，在1974年和1975年兩次發掘中，在金牛山遺址c點的上部地層中，曾獲得兩件真正的骨器。其中一件是由動物尾椎骨製成的穿孔器，器身長、寬、高分別為6.9釐米、4.1釐米、2.4釐米，石化程度中等。同層伴生出土的動物化石有披毛犀和駝鳥蛋殼碎片等。這件穿孔器的加工方法如下：先將尾椎骨打去一半，然後將破裂面刮削平，對其背面關節面突出部位也作了修整，使之與椎體面約略等高，接著在椎體中部穿孔，孔是兩面對刮成孔的。刮孔工作細緻，孔壁平緩，園弧度較均勻，孔徑由大漸漸變小，孔最小徑長略小於寬，長軸徑1.12釐米，橫徑1.15釐米。其背面，由於椎體面呈鞍型，高低不一，骨面與孔的最小徑之間的距離各部位也有差異(O.58～1.55釐米)，這個面最大孔徑為2.15～I.6釐米，最小孔徑為1.3～1.09釐米，均為長軸徑大於橫徑。背面孔的加工較差，孔壁凹凸不平，孔不甚園略有彎斜。

　　穿孔骨器在黑龍江滿州里市附近的扎賚諾爾也曾發現過，是件穿孔的鹿角塊，孔是方形的，有人認為是用金屬器具鑽的。

　　此外，1975年在c點洞口洞頂壩旁的上部堆積中(相當於洞內第2層堆積)發現了一件磨制的骨器。與其伴出的還有披毛犀，恰克圖扭角羚和多種齧齒類碎骨。它的長、寬、高分別為6.6釐米、1.9釐米和0.8釐米。加工程式似乎是先將骨內壁加以打琢，使骨面平整，在兩側邊上留有明顯的打擊痕跡，標本下半部僅有粗糙的磨制痕跡，未改變弧形骨面，骨面上可見稀疏和較粗糙的磨擦痕跡。其上部左右兩側各打去一塊骨片，使前端變成窄尖，再由尖端向內壁打琢。由於打落兩塊小骨片，頂端變成鑿子狀的刃口，呈一較典型的骨錐。

　　磨制骨器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重妻的工業文化成就之一，而且在我國出現的歷史較早。最早發現於周口店第4地點，還有湖南桂陽、四川資陽和廣西柳州等地，穿孔的裝飾品，除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有大量出土外，山西峙峪等地也有發現。金牛山的穿孔骨器體積小且輕，做工具有點不合適，所以研究者認為應算裝飾品類為宜(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8年)。

　　還有，在1978年第四次發掘時，在遺址A點下部地層出土的骨製品至少有33件，共分11個類型。

　　B.用火痕跡

　　金牛山遺址的用火遺存，主要發現於西側C點裂隙洞穴內的下部地層，即在第4層以下的堆積部分，在此同時發現零散的用火遺跡，其中有燒土塊、灰燼、木炭粒和色澤多樣的碎骨片。其中有黑、灰、棕黑、藍黑等多種顏色，還有的已變形或龜裂。這種燒骨在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裡是屢見不鮮的。為進一步肯定其性質，研究者對其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結果表明，不是鐵錳質的污染，而確是燒烤的結果，含炭量為3.1％。這些用火的證據雖然不是原生堆積，但從炭粒、燒骨等無明顯的磨園度看，原來的篝火堆可能就在洞穴附近，是經地表水短距離搬人洞內的。在燒骨中，以齧齒類、兔類和鹿類的肢骨為主，這說明當時的古人類主要狩獵的肉食對象就是它們(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8)。

　　此外，通過1978年第四次發掘，又從A點的第3～4層中出土燒骨，在第4層發現了灰堆遺跡，從第5～6層清理出21件石製品，還有用火遺跡。而且從第3～6層清理出約l萬多件的破碎獸骨中，已經挑選出幾十件加工痕跡確定的人工骨製品。這些標本的研究幫助我們對金牛山遺址的性質和文化特徵有進一步的瞭解。

　　③金牛山遺址A、C點文化層的地質時代及其文化性質的對比研究

　　在張森水、崔德文(1993)的研究報告中，他們認為僅僅根據金牛山遺址A點已發現的文化遺物來判斷其時代是困難的。若綜合地層和古生物資料，將其時代定為舊石器時代早期偏後的階段或稍晚是可取的，與文化遺物研究也不矛盾。綜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們指出原來認為A點的第3～4層在時代上相當於c點的第1～3層(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6)的說法是不穩妥的。因為A點第3～4層始終未發現磨製工具，故時代上要早於c點。從目前的研究進展來看，可把A點第3～4層看作是—個時間單元，在地質時代上均屬於中更新世中、晚期的沉積地質。

　　對此觀點本人認為，不能因為在A點迄今為止仍未發現磨製工具(指骨錐)，就認為其堆積物時代一定早。如果把A點地層的複雜性這一因素考慮進去，有不同時代堆積物的複合體存在，在A點的填充物中仍有晚更新世的填充物存在。尤玉柱、崔德文1993年在綜合研究報告中也認為，根據對目前發掘後殘留下來的剖面觀察，兩種不同時代的堆積物還是有差別的。雖然都以角礫占多數，成分以白雲質大理岩為主，填充物的物質卻很不同。中更新世晚一階段的填充物和上部地層都是棕紅色砂質粘土，而晚更新世的填充物。是淡黃色砂質粘土，且有更多的泥質成份。

　　④小結

　　A文化性質

　　直至1993年發表的《金牛山(1978年發掘舊石器遺址綜合研究)》一文為止，金牛山遺址已發掘了五次之多，每次發掘都有收穫。尤以1978年第四次和1984年秋第五次發現更為重要，第四次發掘出土了許多前三次發掘所沒有發現的古生物化石，種屬也由42種曾至52種，新出土的種屬包括金花鼠、居氏大河狸、似師氏河狸、紅背鼠平、黃氏田鼠、根田鼠、崔氏劍齒虎、韓氏剌蝟、最後斑鬣狗、丁氏虎等。1984.年秋第五次發掘，雖然面積不大，但發現了較多的人類化石(即後定為金牛山人)。使金牛山遺址成為一個具有古人類化石，大量古生物化石，一定數量的打製石器、骨器和人類用火痕跡，全面的舊石器文化遺址。

　　從金牛山遺址A點和C點出土的石製品來看，反映出他們是屬於同一文化類型，在技術工藝上都屬於我國北方以小石器為主的石器工業傳統。與北京周口店第l地點上部地層出土的石器材料十分相像(張森水等，1993)，這種文化現象，可能是文化趨同現象，也可能是文化傳統上密切相關的反映。可以作為北京直立人文化向東北地區傳播的證據。金牛山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和本溪廟後山出土的石器材料迥然不同，主體類型和加工方式均不相同，為我國北方舊石器文化類型存在著多樣性特徵提供了實物證據(張森水，崔德文，1993)。

　　在A點首次發現了灰堆遺存以及灰燼層等，表明了當時的金牛山人已有較高的控制火勢和保存火種的能力。

　　金牛山遺址中發現的碎骨數量頗大，從中找出了可靠的骨製品，但數量極少，不到碎骨總數的1％，在骨製品中，有些類型是國內此前尚未記錄過的，類似砸擊的標本也是首次發現的。在骨製品中，約有20％的標本可以看作是打擊骨器，其中一端具有類似石器中雕刻器打法的器物也未曾見於報導，屬於新發現的打擊骨器類型。已知的打擊骨器有三大類型：尖刃類、邊刃類和雕刻器刃類。打製方法以錘擊法為主。但修理方法有三種：向外、向內和複向加工。加工清楚的打擊骨器的發現，使得在我國舊石器時代早期是否存在打擊骨器的問題變得更加明朗和確定。這也是金牛山遺址大量出土骨製品的重要意義所在(張森水等，1993)。

　　B年代的確定和地層劃分

　　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各有不同的，在宏觀範圍來看，金牛山舊石器遺址範圍內，已經發現含人類和動物化石的地點共有6處，這些裂隙和洞穴堆積物，其相對年代可以分為早晚兩組：第一組屬於更新世中期，它們是A點、B點、C點的下部第4～6層(即後來把A點的地層劃分為11層時的第5—11層)，以及D點和F點的全部堆積；第二組屬於更新世晚期，指的是A點、B點和c點上部的第1～3層和E點的全部堆積。在第一組中，A點和C點下部地層的相對年代大體相當，屬於更新世中期偏後階段或稍晚，但c點下部地層的時代不能排除略晚於A點下部地層時代的可能性(張森水等，1993)。

　　從地層學來看，如果以A點第4層為界，將剖面分為上、下兩大部分，下部地層以綜紅色砂質粘土為主，顏色較深，上部地層以灰黃色粘砂土為主，顏色較淺，與華北地區第四紀堆積相比，棕紅色砂粘土與離石黃土相當，應屬中更新世。灰黃色粘土則與馬蘭黃土相對應，歸人晚更新世為宜。按地層岩性分析來劃分其年代不是不可以，也是很重要。但遇上了金牛山A點那樣的近乎垂直的裂隙洞穴的次生溶洞在原有的漏斗溶洞中發育，出現次生溶洞被晚一階段的物質所填充，這就形成了不同時期堆積物的複合體。這給以地層堆積來判斷地層年代增加了不少的困難，但如果在地層岩性分析的基礎上再加上古生物地層分析，對其相對年代的確定還是不難的。如綜合研究報告人所說的，通過對地層的進一步觀察和對1978年主要出土物的垂直和平面分佈的分析，提出了新的看法，在A點存在次生洞穴和局部再堆積的觀點，屬於中更新世晚期的堆積物只存在於靠近兩壁處。已發現具有斷代意義的劍齒虎(Homotherium Suii)和居氏大河狸(Trogontherium Cuvieri)等都發現在這部分的堆積物中。中部的堆積可能屬於晚更新世的早期，有代表性的化石如披毛犀(Coelodonta sp.)和最後斑鬣狗(Crocuta ultima)以及人類化石及其他文化遺物和遺址，均產自這部分的堆積物中(尤玉柱、崔德文，1993)。

　　不管如何劃分地層，但總體來說，金牛山遺址的堆積，迄今為止還是存在兩個不同時代的遺存，一個屬於中更新世的，一個屬晚更新世的，這是大家所公認的。至於兩者的分界線在哪，或者是否存在更早期的堆積物?這是可以作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當然，亦有人認為金牛山A點溶洞沒有中更新世的堆積，金牛山人的堆積以人類化石和動物化石都是晚更新世的(黃萬波，1987)。如果這結論準確，那麼金牛山人的屬性就變得簡單了，但古生物化石的鑒定結果並沒有支持這種觀點。

　　談到地層斷代問題時，很自然地使人想起了金牛山人的年代的爭論，從人骨化石本身的特徵來看，吳汝康、賈蘭坡等一批資深古人類學家、史前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們認為，金牛山人的形態特徵較北京猿人頭骨進步，更接近大荔人，所以應屬於我國早期智人階段的古人類。而作為金牛山人化石發現者之一的北京大學呂遵諤先生及其部分弟子們則認為，金牛山人若果不能歸屬於晚期直立人的話，起碼應把它歸屬於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過度階段的古人類，可稱其為“智猿人”。這種分類法在世界上是否可行?由於我不是研究古人類的，所以難於發表任何意見。但我瞭解到關於金牛山人骨化石發現的全過程後，加上金牛山遺址前三次的發現、整理、研究，本人都是直接參與者，1978年第四次發掘本人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但參加了發掘後的檢查和驗收工作。我清楚地記得，第四次發掘雖然是營口市博物館獨自搞的，但仍然遵照正式發掘的規程進行，發掘完畢後，整個發掘現場清理得非常乾淨，可能正好挖掘到和第六層堆積交接的鈣板層或是旁小洞的洞頂鈣板層。十分乾淨，底部無未發掘的堆積物。第二個印象是，第四次發掘出土的古生物化石標本數量和完整程度都勝於前三次。種屬當時估計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由於沒有參與整理研究，具體情況說不出來。因1984年底我就離開了遼寧省博物館考古隊調回老家廣東。當發現金牛山人化石後不久，北京大學研究生班的學員回北京路過瀋陽時，曾有部分學員到我考古隊辦公室來，希望能看看我們前三次發掘出土的標本。借此機會我曾向他們提出要求，希望能讓我看看金牛山人化石，但他們說十分遺憾，人化石不在他們手裡，他們手裡只有人化石出土時周邊的土壤標本。我看完後當時就問了他們一句，這是哪一層的土壤?他們回答說第6層，即是當時發掘暴露出來的最底層。當時我腦子裡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些土樣不是第六層的堆積，而是第五層或更上一層的。如果他們把這些土壤作為人骨化石的同層堆積物，這肯定錯了。所以造成了後來的爭論。

　　為了求證我的判斷結果，1985年回到瀋陽參加第六次全國考古學會年會時，我向金牛山人類化石當時的發現者之一、營口市博物館考古隊隊長崔德文先生當面瞭解過整個發現過程，其結果告訴了我，我的判斷是有根據的。因為當時發現的人類化石並不在原生地層中，而在所謂的第六層的最底層中，這是一層鬆散的堆積物，很有可能是從上部原生地層中塌方下來的。因為1984年所謂的第五次發掘只是一次實習性發掘，時間不長，發掘面積不大，更沒有對發掘現場作徹底的清理。而據我們多次發掘的經驗來講，後一次發掘一定要花不少時間去清理前一次發掘後由於氣候變化而帶來的塌方堆積，何況第四次和第五次發掘相隔有近6年之久(78～84年)，上部堆積不塌方是絕不可能的，其實早在第3次發掘時就已從上部塌方下來的堆積中發現了一段人的長骨化石。所以賈蘭坡先生早預言，金牛山一定還會有人類化石發現。本來早在1983年又一次計劃了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遼寧省博物館的再次合作，可惜由於新領導的上臺導致了這一計劃的流產。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研究生班學員的實習，幸運地發現了這一批古人類化石，對中國考古界而言，這是值得大家慶賀之事，畢竟這是由中國人發現的，每個中國人應為其感到高興。但後來又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大的爭議?在此我列舉一些事例可能會有助於人們對此爭議的瞭解和從中可以吸取一些教訓。首先，當這重大發現發生後，在遼寧省引起了轟動，接著而來就是一系列的新聞媒體的報導和發現者的大、小報告會，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對報告和報導者把金牛山人的歸屬由距今80萬年前一直講到距今40～50萬年前(這是離開遼寧省之前的報導)。也許會有人講，這是一種宣傳手段，是一種估計而已，不必計較。但有一點很清楚，這個金牛山人的年代，怎麼變其底線也不能低於北京猿人的下線，這給讀者一個清晰的資訊就是金牛山人和北京猿人是同一時代的古人類。如果真是如此，我會高興得拍手掌(在此我也提醒遼寧省的同行，金牛山遺址的堆積物還未挖到底，下來加把勁，也許有更早的文化發現)。可惜當我把自己的直觀感覺告訴那幾位學員，說您們給我看的土壤不可能是第6層的(即當時的最底層)。後來我瞭解到的確有學員把我的意見轉告他們的老師，但得到的回答是那位老師告訴他們，叫他們別相信我的說法，因為我當時沒能發現這些人骨化石早眼紅了(其實正在那個時候，我已在辦理調動工作，回到廣州老家，我的母校——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工作，我為啥要眼紅呢)。

　　後來事態的發展實在使人感到可歎!可悲!可惜!可歎是指本來一件令人振奮的考古大發現變成了一件需要用行政手段干預的訴訟。科學研究是無界限的，只要不涉及一個發現權的問題，誰來研究都是一樣的，有時你發現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是你熟行的東西，只要人家承認你的發現權，由更內行的人參與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見得是壞事，甚至獨立研究也可以。但以此參與研究為手段去掠奪別人的發現權和已有的研究成果，這是不容許的，是一種公開的剽竊。甚者用行政干預手段去刁難和壓迫發現者交出發現成果，這更加不容許的。政治上可以協商，我認為科學研究上也要運用協商方法來解決一些問題，其實一個重大發現，想由單個學科去解決是不容易的，應由多學科參與才能得到完善的解決，但在學術研究上過於自信往往容易造成自以為是的舉動，金牛山人化石的研究可能屬於這一類吧。可悲，是指金牛山人化石的研究至今仍然得不到深入的進行，因為至今金牛山人化石正型標本一直保存在北京大學，而真正有能力和條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則無從得到正型標本來進行研究，這種狀態難道不是很可悲嗎?在國外，只要真正從事某一學科研究的機構和人員，都可以通過合作或交流方式來進行研究，而在我們國家則做不到這一點，不是封閉就是壟斷，這就是可悲之處。說到可惜，指的是這麼重要一批古人類化石，至今還沒有一個共同認可的研究成果，在大多數的古人類學者都認為應歸屬於早期智人的情況下，個別發現者還堅持認為應歸於直立人的範疇，甚至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劃出一個新的分類標準，稱為“智猿人”。這種連最起碼的分類學標準都不符合的命名簡直令人哭笑不得，而作為堂堂有名學府——北京大學的教授都如此胡鬧，豈不令人感到可惜嗎?這種學風如果發展下去，實令人感覺不寒而慄。

　　從金牛山人化石的發現，研究的全過程中，本人覺得中國文博考古學發展到今天的確可以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迄今還健在的老一代學者，將給後代學者留下的該是一些什麼?後輩學者又將從老一代學者中學習和繼承些什麼?另方面，在商品經濟大潮下，整個學科的發展方向將何去何從?在維護科技教育界最後一片淨土的戰鬥中，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應該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是什麼?通過金牛山人化石的發現和研究的全過程，我們應該想到這一切，意識到其嚴重後果。我在此談這個問題並非是杞人憂天，而是談親身的感受而已。說到最後，本來多麼重要的一個舊石器古人類文化遺址，到了今天，由於出土的全部文物標本分存四處，不能集中於一處，我們可以借鑒和利用的到底有多少?

　　C.和周邊地區同期文化的對比研究

　　a.與廟後山石器文化的比較

　　根據研究報告可知，廟後山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共有76件，第4～5層的9件，第6層的62件，第7層的5件。這些標本包括錘擊石核、錘擊石片、碰砧石片以及砸擊石片l件。工具類中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前兩類工具數量基本相同，但金牛山的石製品與廟後山的石製品相比，其主要特點是不同的。如金牛山A點無碰砧石片、砍砸器和石球，而廟後山的石製品較為粗大，砍砸器佔有重要地位，僅比刮削器少了l件，也沒發現尖刃器；修理方式以複向加工為主，與金牛山A點以背向加工為主的修理工藝明顯的不同。可以說是屬於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技術傳統。

　　b.與東北地區時代較晚的舊石器地點的對比

　　這些地點包括喀左鴿子洞、淩源西八間房、丹東前陽洞遺址、錦州沈家台、海城小孤山仙人洞、營口藏山遺址、本溪廟後山東洞遺址、大連古龍山遺址、吉林蛟河磚埸遺址、哈爾濱顧鄉屯、哈爾濱黃山遺址、哈爾濱閻家崗遺址、五常學田遺址、吉林榆樹周家油坊遺址、樺甸仙人洞遺址、安圖石門山遺址、昂昂溪大興屯遺址、訥河清和屯遺址、呼瑪十八站遺址、紮齎諾爾蘑菇山遺址、饒河小南山遺址等等。當然還有一些零星的地點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按照張森水先生的研究成果認為，金牛山的石製品與上述各地點的石製品均可找到或多或少的相似特點，但細比之下，與喀左鴿子洞和海城小孤山仙人洞的石製品相近之點更多一些，如打片方法相近，工具組合均以刮削器為主，兼有尖刃器和砍砸器，雕刻器都不典型，以及加工方法也都基本相同，可以看為是同一文化傳統。只因後兩地點的年代比金牛山的晚些，可能存在著傳承關係。如果再與沈家台石製品相比，由於材料太少，是否屬於同一文化傳統實屬難定。與西八間房的石製品相比，似屬不同的文化傳統，因為西八間房遺址出土的石製品中包括一些長石片，這是石葉技術傳統的成份，但亦有一些可相比之處，可惜由於兩者時代相隔較遠，對比研究不多，只能說兩者間的文化特點有可能受到金牛山的影響。

　　對於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舊石器文化，除了黑龍江省呼瑪十八站遺址的石製品外，其餘各地點出土的石製品都可以找到可對比的標本，或者暗示在文化傳承上有一定的聯繫性。

　　c.與北京周口店第1地點石製品的對比

　　金牛山遺址的石製品與北京周口店第1地點的石製品相比，相似之處相當多，這兩個地點的古人類都用錘擊法和砸擊法生產石片，石器組合又都是以刮削器為主體，兼有尖刃器和雕刻器等多種工具類型。工具多是小型的，且以向背面加工為主，這表明它們屬同一文化傳統。如果更詳細的比較，金牛山A點的石器和C點一樣，更接近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的晚期文化。在晚期文化中可找到更多的對比標本，但均非北京直立人晚期石器中的典型成份。因兩者相距幾百公里，文化上如此相像，其一種可能是北京直立人文化向東北地區傳播的證據；另一種可能是屬於處在相近發展階段的舊石器文化，在一個較大的區域內有其明顯的共同性(金牛山聯合發掘隊，1978)。

　　D.發現的意義和作用

　　金牛山遺址A點發現的文化，其意義在於A點的石製品既可以與北京直立人的石器進行對比研究，又可與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進行對比研究，說明它恰在時空上居於中國北方舊石器工業的中間地位。儘管金牛山目前發現的石製品不多(只有37件，A點22件，c點15件)，但對研究我國北方以小石器為主的石器工業的傳播途徑無疑是有價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牛山的石製品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和作用(張森水，崔德文，1993)。

　　除石製品外，金牛山遺址出土的古生物動物群，無論從數量上來講是最多的，種屬更為豐富，哺乳類有52種屬之多，龜鱉類和魚類有2種，鳥類有17個種屬。在地史分佈上，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中更新世時期，一個是晚更新世時期。至於更新世中期的動物群可以早到什麼時候，還可進一步的探討，但如此豐富的種屬，對東北地區第四紀動物群組合和時代劃分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由此而建立起東北第四紀地層標準剖面，以及用這些動物群的生態習性來指示當時的環境類型也十分重要。

　　同樣，金牛山遺址發現的用火痕跡是如此明顯，出土的有人工加工痕跡的骨製品，為骨器存在的研究和人類用火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證據和材料。由此可見，金牛山遺址的發現其意義和作用都是不容忽視的。

　　(七)本溪廟後山遺址

　　本溪廟後山遺址是1978年5月，由當地石灰窯工人在開山採石作業中發現的。同年6月遼寧省博物館會同本溪市、本溪縣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和試掘，發現了腫骨鹿和三門馬等化石，還出土了一顆殘破的人牙化石及若干人工石製品。從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1979年春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發掘，發現了人類右上第三臼齒化石一顆(林一璞等，1987)以及一批哺乳動物化石。1980年進行了第二次系統發掘，出土了一顆完整的人類右側下臼齒和相當數量的人工石製品。1982年7月進行第三次補充發掘，主要有目的地對一些問題進行針對性的工作。這樣，通過從1978年到1982年的連續四次科學試掘和正式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從1983年起在賈蘭坡老先生的指導下，由多單位參加通過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和聯合攻關的新途徑，緊密圍繞著廟後山A洞有關的諸多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終於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提出了各個學科的相應研究結論，結集成冊，薈萃於198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廟後山——遼寧省本溪市舊石器文化遺址》一書中，這是我國文博考古界由多學科參與，共同合作完成一個遺址的綜合研究的首例。

　　1.地理位置、地貌及地層

　　本溪廟後山遺址位於遼寧省本溪縣山城子村廟後山南坡一洞穴中。地理座標：東經124。7＇50＂，北緯40°14＇99"。地貌屬於長白山南延的千山山脈東北端西側之丘陵區。地勢東高西低，海拔一般為400～700米，廟後山海拔450米，山前湯河谷地海拔250米。由南向北流經的湯河在小市南附近先後與太子河和渾河匯合後注入渤海中。

　　廟後山地區在大地構造上處於遼東台背斜太子河古凹陷區的中部，湯河西岸主要出露有震旦系，寒武系與奧陶系地層；東岸為奧陶系，石炭系與二迭系地層。廟後山洞穴遺址由奧陶系馬家溝組厚層狀與角礫狀灰岩構成。

　　廟後山A洞遺址位於湯河中游東側的山坡上，與高出湯河60米左右的第Ⅲ級階地處於同一高程，發育在一個由奧陶紀馬家溝組灰岩組成的單斜上，屬於石灰岩地層中的洞穴堆積類型。廟後山周圍的地貌，為通稱“遼東地”中的中低山地形，山脊走向大致呈北東走向。附近山峰海拔一般為700～1000米，地形切割深度200～500米。

　　廟後山A洞原洞口一個朝北，一個朝西。自中更新世早期以來，在洞內形成了由砂質粘土、礫石和坍塌的灰岩角礫構成的第四紀堆積物，總厚度為13.5米，按其沉積序列、地質時代和剖面性質，發掘報告人將其劃分為由3個沉積旋回形成的3個地層段，以及2個地層組和8個連續沉積的地層一。
① 第一個沉積旋迴：早更新世地層

　　包括自下而上的第1～3層。第l層，淺黃色砂質粘土層。第2層，砂礫石層。第3層，角礫層。

　　②第二個沉積旋迴：中更新世地層

　　包括第4～6層。在早更新世地層沉積後，廟後山地區處於上升狀態，洞內堆積暫停，造成第3層與第4層間的沉積間斷。而後沉積了一套黃褐色細顆粒的砂質粘土層，從下至上的第4～6層逐漸由細變粗，即由砂質粘土漸變為粉礫與細礫層。

　　③第三個沉積旋迴：晚更新世地層

　　這包括A洞的第7～8層。進入晚更新世時，洞穴的寬闊部分幾乎全被廟後山組地層充填。而後地殼繼續緩慢上升，晚更新世沉積物沿洞穴上部裂隙進洞停積，堆積了第7～8層。這部分堆積的下部為一層黃褐色的角礫層，上部為灰褐色的砂質粘土層。第7層屬大塊角礫層。第6層形成後便進入更新世晚期，地殼又趨於相對上升狀態，這時氣候變得乾冷起來，洞穴坍塌加劇，堆積了較大塊的角礫層。這時增加了代表干涼氣候的動物成份。第8層為砂質粘土層，當第8層堆積完成後，第三個旋迴的沉積就宣告完成。

　　2.廟後山A洞堆積的兩個地層組的劃分和命名

　　我們根據地層岩性、動物群的組合及其年代測定結果，將廟後山遺址A洞更新世的堆積物，劃分成兩個地層組，即將包括4～6層在內的大致屬於中更新世上部的第Ⅱ地層段命名為“廟後山組”。把包括7～8層的屬於晚更新世的第Ⅲ地層段，命名為“山城子組”，從而建立起兩個至少在東北地區南部具有代表性的標準地層。“廟後山組”地層大概可與周口店第1地點的中、上部地層對比。“山城子組”地層可與華北的許家窯組、丁村組及薩拉烏蘇組(3.75±0.19萬年)進行對比(賈蘭坡等，1982)，其形成時代大抵於東北地區北部的哈爾濱顧鄉屯組的地質時代相同(孫建中等，1981)。

　　研究者並對各地層組、地層段和地層年齡，運用多種年代學手段進行了測定。而且加上伴同出土之人類化石，打制石器和標準的中更新世哺乳動物群化石的論證，所以其可靠性大大地提高。因此，“山城子組”和“廟後山組”的建立和命名，對於東北和華北地區第四紀地層的對比和劃分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楊文才，1986)。

　　古地磁測定結果，布容正向時與松山反向時的古地磁極性轉換點正位於第3層與第4層的界線上，所以，處於松山反向時中的1～3層應屬早更新世。4～6層應屬中更新世，但3、4層之間有一個侵蝕面佔去了一定時間，所以4層底界之年齡應比B／M線的78萬年為新。廟後山組中有一系列的鈾系法年齡，由14.2 +1.3 1.1～33.7 +9.3 3.4萬年，所以可以估計廟後山組的時域為14～35萬年，屬於中更新世的中晚期，這和古生物斷代的結論是一致的。

　　取在山城子組中的兩個14C樣，PV363號為24570±5700aBP和PV366號為28040±6800aBP。第7層頂部有一個鈾系法年齡為1.77萬年，第7層下部還有一個鈾系法年齡為9.6±0.6萬年，所以山城子組為晚更新世1.5～10萬年間的地層和古生物斷代的結論也是一致的。

　　3.文化遺物

　　①人類化石

　　在遼寧省乃至整個東北地區，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還相對較少(因為此時金牛山人化石還未發現)。在廟後山遺址被發現與發掘之前，其他地點上，有—些時代較晚的材料出土。如遼寧建平的上臂骨(1957)、吉林安圖明月鎮洞穴的右下第一前臼齒(1964)，以及遼寧喀左鴿子洞的一顆小兒第一前臼齒(1975)和遼寧營口大石橋金牛山遺址A點上部地層出土的一段上臂骨遠端化石(1975)。此外，還有1951年由東北工學院師生以及1956年由裴文中先生等先後於吉林榆樹周家油坊發現的榆樹人化石等等。這些人類化石除喀左鴿子洞的材料屬於舊石器中期以外，其餘均屬於舊石器晚期的標本。

　　廟後山遺址A洞中出土的人類化石是一批新的材料。

　　A.1978年調查試掘時出自第5層中部的人類右上犬齒化石。此牙牙體呈淺褐色，石化程度很深，齒冠幾乎全部磨損，只保留距齒頸3毫米部分，近中舌角缺損。由於齒冠磨損44毫米的變異範圍之中。但其齒根部比現代人的14.4毫米的平均植既長大又粗壯。從橫斷面上觀察，最大寬為1.5毫米，髓腔相當發育。牙冠輪廓較圓，屬單齒根，略為扁平，惟其上縱溝不明顯，屬一老年個體的右側上犬齒。

　　B.1980年9月26日第二次正式發掘時，出土於第9探方第6層的上部層位中的一顆右下第一臼齒(M1)。這顆牙齒保存較為完整，齒冠磨損程度中等(約3級)，致使下原尖和下次尖的水泥質已出露，下後尖和下內尖保留完好，應屬壯年。此牙齒冠的近中遠中徑大於頰齒徑，咬合面近似方形。從遠中根舌側分出一根小的齒根，故屬第一下臼齒的可能性大。齒冠有4個齒尖，下後尖和下次尖連接在一起，屬於“Y4”型。在4個齒尖中，下後尖稍大於下原尖。頰面及舌面向側方隆起，齒點冠長11.5毫米，寬10.8毫米。近中遠中徑大於現代人的平均值，小於北京直立人的平均值。與歐洲尼人的平均值接近。頰舌頸的平均值，同樣大於現代人而小於北京直立人，也接近歐洲的尼安德特人。齒根長11.98毫米，但末端稍有折斷，比北京直立人14毫米的平均值為短。此外，遠中面一側有兩個齒根，遠頰根粗壯而且長，長度為12.6毫米，由此分出的遠舌根極纖細並折斷，只剩下4毫米長的一小段。從X光透視照片中可看出，牙髓腔比較發育，屬“牛齒”型，咬合面上的溝紋比較簡單，相當或接近於現代人。

　　C.1979年廟後山遺址A洞首次正式發掘出土的右上第三臼齒(M3)(已脫層)，這顆牙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林一璞先生研究的。研究者認為，它可能產自第5層中部與第6層底部之間。與人牙伴出的哺乳類化石有腫骨鹿、劍齒虎、梅氏犀和中國鬣狗等。其時代應屬於中更新世。

　　這顆人牙化石(M3)的咬合面輪廓近於心形，頰舌徑大於近中一遠中徑。由於磨損嚴重，致使各齒尖及斜脊均已不復存在，但4尖痕跡仍在，其中次尖最小，原尖最高也最大，前後尖幾乎一般大，而且清晰可辨。但前、後尖都有較深的磨蝕坑。在原尖與前後尖之間，有呈弧形排列的3個磨蝕點，原因不明。至於近中面上有一光滑的接觸面，在其下方還有一個卵圓形的齲孔，是中更新世人類牙齒出現齲齒病變的又一新例證。齒帶雖不存在，但在原尖與次尖間相當於齒帶的部位，釉質層較粗糙，可能是齒帶退化過程中的殘存部分。

　　齒尖的數目較多，除原尖、次尖和前、後四尖外，還有卡氏尖和原小尖。卡氏尖是位於原尖後外側的一個齒尖，約止于原尖高度的1／2處。此外，前方為原小尖，兩尖大小幾乎相等。而且原小尖還有向下逾越齒頸線到達齒根上部的釉質層，且呈尾尖狀的現象，實屬一罕見的特徵(林一璞等，1987)。

　　D.出自廟後山遺址A洞的智人股骨殘段化石

　　此段古人類化石是出自第6層底部。僅存滋養孔以上至小轉子以下的一段，與現代人同類標本對照，應屬於一個8～9歲兒童的股骨殘段。其全長為68.9毫米，小轉子下方骨幹前後徑為14.8毫米，左右徑(橫徑)為15.20毫米，骨壁厚2.4毫米滋養孔部位的前後徑為14.8l毫米，左右徑13.7毫米，骨壁厚3.95毫米。與同年齡、同性別、同部位的現代人股骨相比，其骨壁增厚0.6～l毫米。股骨脊相當發育，厚4.5毫米，恥骨線也顯著。在北京直立人成年的股骨上這特徵很明顯，被視為原始性的特徵，但在現代人中也常見，只是沒那麼發育而已。

　　②廟後山遺址A洞出土的人類化石年代的劃分和意義

　　A.出自A洞第6層上部的右下第一臼齒(M1)，其相對年代相當於中更新世晚期，鈾系法測定這一層位的絕對年代為距今14.2±1.3 1.1萬年左右。

　　B.出自A洞第6層底部的智人股骨殘段，時代相當於中更新世晚期之末，鈾系法測定同層位的絕對年齡為距今12.2±4.0 6.6萬年至14.2±1.3 1.1萬年之間。

　　c.出自A洞第5層中部的右上犬齒化石的絕對年齡為24.7±8.3 4.9萬年。這是迄今為止有明確出土層位，而年代最早的東北古人類化石。

　　D.已脫層的A洞人類右上第三臼齒(M3)，雖然根據推測是出於A洞的第5至第6層之間依鈾系法測定的地質年代約在距今24～14萬年的跨度之中，但因脫層難於加以準確的標定。

　　上述的廟後山遺址A洞出土的古人類化石數量不多，完整的和成年的材料更少，但除右上第三臼齒(M3)外，均有明顯的層位元記錄。它們的發現和研究證明了早在中更新世晚期，人類已分佈到了遼東地區，這一發現填補了我國東北地區舊石器早期人類化石的空白，為研究這一地區以及周邊地區古人類的地理分佈和輻射過程，提供了可貴的化石證據。

　　③舊石器文化遺存及文化特徵

　　A.人工打製的石製品

　　廟後山遺址A洞出自地層的石製品合計76件，其中第4～5層出土9件，第7層出土5件，其餘均出自第6層，且以第9探方內埋藏最為集中。此外，在遺址西側的山坡上，發現散佈有相當數量的人工石製品，其中許多器物與出自地層中的石器形狀十分相近。而且兩者在高程上也相同。

　　廟後山的石製品其原料絕大部分為灰黑色石英砂岩，其次為安山岩，後者因風化而表面都有一層厚重的淡褐色石鏽。此外，還有少量脈石英。這些原料均來自遺址前面的湯河河谷的礫石層中。

　　如果把出土於第4～6層、第7層以及在A洞西邊山坡上採集到的石製品，按其物體器形和功能來劃分，可分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類。石器中又可分為刮削器、砍砸器、石球和石砧等四種類型。

　　石核以多面體石核較為典型，其特點是：檯面角均小，無修理檯面痕跡，石片疤深凹，打擊點集中，放射線清楚，偶留部分礫石面。是用石碰直接打制而成。

　　石片可分為錘擊石片，碰砧石片和砸擊石片三類型。三種類型各不相同。

　　a.硾擊石片：檯面和背面均為礫石面，打擊點集中，半錐體、錐疤和放射線清。

　　b.砩砧石片：砸擊痕跡集中在石片一端，呈三棱體。其中兩面是由破裂面構成。

　　c.砸擊石片：形狀不甚規整；檯面為天然礫石面，很平；背面也保留有部分礫石面；石片角較大，半錐體散漫，打擊點不集中。

　　石器同樣可分為刮削器、砍斫器和石球三大類。各類的特點各不相同。

　　刮削器：均以石片修制而成。根據刃緣形態差異，又可分為複刃、凹刃兩種。

　　a.複刃刮削器：選用梯形石片經二次加工製成，是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直刃，加工技術粗糙，刃緣呈鋸齒狀。石片兩個側邊遺留有修理痕跡。一側是從背面向破裂面打擊，另一側由兩面加工而成。但也有四周邊緣均有加工痕跡，採用單面打擊，中途又調換方向，以致在同一件器物上形成了打擊方向相反的兩部分刃緣。

　　b.凹刃刮削器：選用碰砧法石片經二次修理而成。加工時往往在一側邊緣上或大部分邊緣上由破裂面向背面打擊成一個凹刃。

　　砍斫器：多以厚重石片修制而成，檯面以外的邊緣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成弧形刃，加工技術比較粗糙，刃緣呈鋸齒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檯面的前緣與破裂面相交處有修理痕跡，這種技術可歸入修理把手之技術中。

　　石球：由多面體礫石加工而成，表面保留部分礫石面，還有重疊的石片疤和大的檯面角，往往在用石硾打擊之後，再用另一石球或石錘對敲而成不帶脊棱的球體。

　　上述的是出土於4～6層中的石製品，出於第7層中總共僅有5件石製品，其分類十分簡單，只分為石片和砍斫器兩大類型。而石片占3件，砍斫器占2件。石片中可分為錘擊石片和砸擊石片，錘擊石片的特點是檯面上有重疊的石片痕跡，表明是人工修理檯面，石片形狀規整，半錐體凸出，石片角較大。碰砧石片的特點是寬大於長，以原有的石片疤檯面，半錐體散漫，打擊點不集中。砍砸器均是由碰砧法生產的大石片經第二步加工而成，大多數均有修理把手技術的存在，兩側部分邊緣上有從兩面修理的痕跡。采自廟後山遺址西邊山坡上的石製品，無論在石材上、器物類型上和加工技術上與A洞內出土的石製品較為一致，但沒有地層依據。石製品的分類可分為石片和石器。石片可分為碰砧法石片和錘擊法石片。石器可分為刮削器、尖狀器和砍斫器。砍斫器內分園盤狀砍斫器、修理把手砍斫器、不修理把手砍斫器三種。此外，採集的石製品中還有一種石砧。它是由一件大型的呈橢園形扁平狀礫石製成。長、寬、高分別為34釐米、48釐米、和10釐米，重約20公斤。四周邊緣有用交互打法進行修理痕跡，上下的平面中，一面有明顯的琢痕和鑿痕，另一面有研磨的痕跡。

　　④骨制工具和人類用火遺跡

　　廟後山遺址A洞地層中出土的大量碎骨中，多有人工砍砸遺痕，經觀察研究後認為，有一部分很可能是曾經被當作為工具來加工和使用的。這些骨製品加工特點是，在器身兩側，由髓腔向骨壁方向加工，並在骨片的尖端上有類似雕刻器打法的加工痕跡。修理工作集中在碎片一邊，由髓腔向骨壁連續打擊，形成一鋸齒狀刃緣，頗適於刮削之用，刃角一般小於30°，廟後山遺址A洞內發現的用火遺跡比較分散，零星的炭屑、被火燒過的碎骨和薄層灰燼等比較多，只在A洞第6層中發現一片5～10釐米的灰燼和在第7層內發現一片厚10～25釐米，長120釐米、寬約50釐米的灰燼層，由粉末狀的黑褐色物質構成，中間夾有灰白色的物質等。燒骨主要是一些動物的肢骨，過火程度不一，個別骨頭上還有裂紋。用火痕跡的發現表明廟後山人已經掌握了用火技能，這是在我國東北地區繼金牛山遺址之後發現的又一處時代較早的人類用火的文化遺存(黃慰文，1986)。

　　加工技術比較細緻。

　　⑤廟後山舊石器工業的技術特點及對比研究

　　A.石器工業的技術特點

　　在東北地區，當時能夠與廟後山遺址A洞的石器文化對比的材料不多，僅有金牛山遺址A、c點與其時代相當，雖然辛占山等(1990)指出廟後山、金牛山、鴿子洞以及小孤山仙人洞和西八間房文化之間，尤其是在砍斫器和刮削器的生產技術上、工藝上，具有較多的共同特徵。但黃慰文等(1986)在研究廟後山的石製品後，認為與華北地區兩個文化系統中的“周口店第1地點(北京直立人遺址)——峙峪系”有較少相似之處。例如，構成廟後山石器工業重要特色的修理把手的砍斫器，在周口店第15地點同樣存在，砍斫器不僅打法相同，甚至連形狀大小也十分接近。採用砸擊法生產的兩端石片，兩個地點都有，只不過廟後山遺址A洞發現得很少，僅有一件。從石器組合中作為北京直立人遺址出土的主要成份，如尖狀器、石鑽、石錐和雕刻器等等，在廟後山遺址中全然不見。而且廟後山遺址的刮削器類型單調，加工粗糙，比不上北京直立人遺址的刮削器類型那麼豐富多彩，加工細緻。

　　研究者通過對比研究，覺得相形之下，其技術特徵與“匼河——丁村系”有較多的相同之處，第一，碰砧法石片在石製品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一特點在丁村石器工業中最為突出，廟後山遺址也如此。這裡出土的砍斫器差不多都是用這種石片修制而成。第二，丁村系有修理檯面石片，廟後山也有。第三，用交互打法去加工的砍斫器在丁村石器組合中佔有重要地位，廟後山也有這類石器。第四，石球是匼河、丁村遺址中常見的一種工具類型。廟後山遺址也出土這類石製品。所以說他們之間相似的地方不少，相異的地方只在於廟後山遺址缺乏丁村最富特色的大三棱尖狀器和小尖狀器。

　　如果再與周邊地區的舊石器遺址出土的石製品比較，吉林、黑龍江兩省的地點則難於對比，因為無同一時代的石製品。但與近鄰朝鮮半島上的全穀裡遺址有可比之處，因為全谷裡文化在打制方法和石器組合等方面與“匼河——丁村系”接近，丁村的大三棱尖狀器、手斧、交互打擊的砍斫器和石球在全谷裡文化中均可找到。這可以理解為與文化輻射有關係，因為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在地理上是山水相連的。在長期人類的遷移和文化傳播上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⑥廟後山遺址A洞的動物群組合和時代的劃分

　　當介紹金牛山遺址動物群的組合和時代的劃分中，在上已列出廟後山遺址A洞出土的動物化石種類，總共有76個種屬，其中哺乳動物類72種，鳥類2種，魚類2種。這是經過1974～1978年前後四次發掘所得。研究者在研究中發現，如果合起來統計，72種哺乳類化石中絕滅種占35.3％，而且在不同層位中，化石種類的分佈也有顯著變化。在廟後山遺址A洞堆積的8個地層中，第l～3層中未見化石；第4層底部出土了一些時代比較老的殘留種，如似劍齒虎、安氏中華河狸、師氏中華河狸等；第4～6層中出土的動物化石主要有三門馬、梅氏犀、腫骨鹿、水牛、李氏野豬、中國鬣狗、變異狼、楊氏虎、翁氏免、複齒旱獺、白腹管鼻蝠、碩獼猴、油蝠等；而第7～8層內發現的動物化石主要有喜馬拉雅旱獺、達呼爾鼠免、灰倉鼠、中華鼢鼠、中華貉、洞熊、西伯利亞鼬、沙狐、最後斑鬣狗、普氏野馬、葛氏斑鹿、河套大角鹿、加拿大馬鹿、更新獐、北京香麝、王氏水牛和青羊等。

　　研究者發現，廟後山遺址A洞的地層堆積無異常，只第4層底部有點沉積(地層)缺失，但4～6層的動物化石組成基本都是華北中更新世的典型種屬，而第7～8層同第4～6層出土的動物化石組合成分上有明顯的差異，所以把它們劃分為不同時代的兩個動物群，即出自第7～8層的晚更新世“山城子動物群”，出自第4～6層的屬於時代較早的“廟後山動物群”。其時代是中更新世晚期的動物群，可與北京周口店第l地點中、上部地層和第8地點、遼寧營口金牛山遺址、四川萬縣鹽井溝遺址等動物群對比。研究者曾建議把此動物群命名為“劍齒虎——腫骨鹿動物群”。

　　隨著動物群組合和時代的確定，廟後山遺址的地質剖面也可劃分為兩個組，屬於中更新世中、晚期的稱為“廟後山組”，屬於晚更新世的則稱之為“山城子組”。整個遺址的文化上部可以劃歸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下部劃歸為舊石器時代早期。這個相對年齡被錢方(1986)、原思訓等人(1982)以及劉光聯等(1981)分別採用古磁法、不平衡鈾系法和同位素14C法所做的絕對年齡測試結果所證實。

　　4.本溪廟後山遺址B點的舊石器文化

　　這個廟後山遺址B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廟後山東洞遺址，它是在1978年6月與廟後山遺址A洞同時發現的。1979年至1980年間，我們對廟後山遺址A點進行系統發掘時，也同時派人對東洞堆積物進行清理，除在表面發現了一些青銅時代的文化遺物外，往下挖還出土了少量的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製品等。它被認為是與廟後山遺址A洞文化具有內在聯繫的又一處洞穴舊石器文化遺存。

　　①地形地貌

　　東洞周圍的地貌環境與A洞相同，同是岩溶洞穴堆積類型。只洞口海拔350米，比A洞的相對高度高出25米多。洞內東西長19米，南北寬9米。1979年首次試掘面積25平方米。堆積物總厚度7.5米。我們自下而上劃分為5個地層。

　　全新世(Q4)

　　第5層，碎石夾土層，層厚0.2～0.3米、

　　第4層，灰黑色粘質砂土含碎石層。從中發現了厚20釐米的灰燼層，同時發現大量的青銅時代的磨光石器、陶片和獸骨等。層厚O.5～1.6米。

　　晚更新世(Q3)

　　第3層，含角礫棕黃色粘質砂土層。其中角礫石占70％，礫徑一般為20～30釐米，大者可達50釐米以上，本層東薄西厚，底層出土的動物化石種屬有斑鹿(Cervus sp)、最後斑鬣狗(Crocuta ultima)、方氏鼢鼠(Myospalas fontanieri)、野豬(Sus scrofa)等。本層與第2層面有0.5米厚的粘質砂土層。本層厚0.8～2米。

　　第2層，棕黃色土夾灰岩角礫層。角礫占50％左右，一般礫徑為20～50釐米，個別大者可達50釐米以上，為坍落灰岩碎塊。地層內出土的古生物化石有棕熊(Ursus arctos)、葛氏斑鹿(Cervus grayi)、最後斑鬣狗(Crocuta ultina)和更新獐(Hydropotes inermisVarpleistacenica)等種，同時發現了人類化石和石製品等。這層厚O.4～O.5米。

　　——不整合——

　　上新世(N)

　　第l層，絳紅色粘土層。質地較純，含極少量的角礫，粘土結構緊密，未見化石等。發掘厚度2～3米，未見基岩(遼寧博物館等，1986)。

　　根據出土遺物的分析，東洞的第2和第3層堆積，在時代上相當於廟後山遺址A洞堆積的第7、8兩層。兩個洞穴堆積物的岩性也基本相同，只是東洞面積較大，洞內外坍落的碎屑較粗。而且東洞第1層與上覆地層之間有一明顯的不整合面。從岩性特徵看，絳紅色粘土可能為上新世或早更新世沉積的地層。而東洞的第4層(表層)出土的大量陶器、磨光石器以及未石化的獸骨表明，其時代應屬全新世(遼寧省博物館等，1986)。

　　②文化遺物

　　A.人的頂骨殘片化石2塊

　　這兩塊頂骨殘片化石。都是小孩的，估計約1歲左右，化石程度稍有差別，根據顱內腦膜中動脈壓跡的分佈情況，可斷定為右側頂骨。面積為38平方釐米左右，厚度為1.8毫米。保留有人字緣的大部分，邊緣有明顯的鋸齒狀骨縫；矢狀緣和顳緣都未保留；頂結節不甚發育，表面光滑，不見上下顳線的痕跡；顱內腦膜中動脈後支壓跡十分清楚。與許家窯人化石和馬壩人化石標本相比，東洞人化石的血管稍微纖細些，但比現代人為粗，而且小分支較少。與前兩種古人類化石相似，不象現代人那樣呈交錯的網狀型，這是圖中的l號樣本。圖中2號樣本也屬小孩的，但面積小得多，只有15平方釐米，骨厚也只有1.8毫米。根據顱內腦膜中動脈壓跡判斷，可能也是右側頂骨碎塊，屬顳骨與枕骨之間的部分，但也不排除是顳骨部分的可能性。骨中內膜中間有一條比較粗壯和清晰的血管壓跡。這條血管較為平直而分支又少，很像是顳下支的左幹，溝迥的壓跡也比較深。限於材料殘損嚴重，又是兒童發育階段，許多特徵不穩定難於確定。所以難作對比研究。

　　B.橈骨化石1件

　　這件標本也屬於一兒童個體的，除橈骨的小頭和橈骨莖突部的軟骨部分已經脫落外，橈骨骨體還很完整。但由於兩端骨骺尚未癒合，橈骨因粗隆度不很發育而顯得仍低平，與現代人的同類標本相比，明顯纖細，彎曲度也較大。測量結果為長170.8毫米，中部橫徑12.2毫米，中部矢徑為9.1毫米，最小周長31.9毫米，弦長129.8毫米。這些尺寸與現代人同類標本均無明顯區別。上述3件人類化石標本，雖然均出土於東洞的第2層，但埋藏深度不一樣，頂骨出土第2層的底部，距出土舊石器文化層2。6米深。與頂骨一起出土的動物化石有最後斑鬣狗、棕熊、更新獐、斑鹿和歐洲野兔。時代屬於晚更新世後期，同層位動物化石14C年代測定結果為距今28040±68年。橈骨出土於第2層的頂部，距舊石器文化層1.8米深，同層內出土的動物化石只有斑鹿和野豬，缺少其他能說明時代的典型動物。由此可見其年代會比頂骨的更晚些，相當於晚更新世末期。而其石化程度也比頂骨的較低，也可作為時代較晚的佐證(遼寧省博物館等，1986)。

　　C.石製品和用火痕跡

　　由於東洞之文化層甚薄，發掘面積還不到3平方米，所以僅發現1件具有明顯人工打擊的石製品。它是1件石英砂岩石片，以錘擊法打制而成的刮削器標本。檯面呈三角形，背部有幾個先期剝制石片時留下的石片疤，各邊緣均無加工痕跡。

　　廟後山遺址東洞出土的石器材料雖然太少，但亦表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之末，人類仍然一直在廟後山周圍地區棲息生存。我們相信，隨著廟後山遺址同期的文化遺物發現的越來越多，人們將會更多地瞭解遼東地區乃至毗鄰的朝鮮半島地區人類的分佈和遷徙軌跡，以及文化上的交流活動等。

　　在廟後山遺址東洞第4層中間，清理出一片0.2米厚的灰燼層，表明人類一直到青銅時代仍在此洞穴中活動。

　　③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

　　從第3層底部和第2層中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共有如下的種屬：斑鹿(Cervus sp.)、最後斑鬣狗(Crocuta ultina)、方氏鼢鼠(Myospalas fontanieri)、野豬(Sus scrofa)、棕熊(Ursus Arctos)、更新獐(Hydropotes inermisVarpleistacenica)、葛氏斑鹿(Cervus sp.)和歐洲野兔(Lepus eurpoeus)等。這些種類都是屬於華北和東北地區代表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猛獁象動物群中的成員，所以東洞的相對年代只能是更新世晚期的堆積。從這些伴生動物化石的絕對年代測定上來看，第2層底部的14C測定結果是距今28040±680年，可見這個數字和相對年代是吻合的。

　　(八)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遺址

　　①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遺址位於遼東半島北部海城縣城東南30公里的小孤山村附近海城河上游東岸之青雲山下。地現座標：東經122°58'30"，北緯40°34’53"。

　　這個遺址的發現最早應歸於1974年營口——海城大地震那年，本人和傅仁義兩人受命到震中小孤山村進行地震調查時發現的。後來在1981年秋天，由省博物館、鞍山市和海城縣文物部門組成聯合發掘隊，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試掘。從地層內出土了1000余件石製品，14種哺乳動物化石，以及人類用火痕跡等，同時獲得一些古人類用獸牙鑽孔製成的裝飾品，初步確定該遺址是一處洞穴舊石器文化遺址。1983年夏季，由省博物館、市、縣文博部門及中科院古脊椎所派人組成聯合發掘隊，對小孤山仙人洞遺址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發掘。為期近兩個月，由6月13日至7月30日，採用打格分方和對堆積物用過篩檢查的方法進行發掘。總計清理了350立方米的土狀堆積物，約佔整個洞內堆積物的70％，從地層中發現了人類單個牙齒5顆、幼兒股骨殘片l段、石製品約10，000件，骨角製品6件，穿孔獸牙等裝飾品7件，以及大批動物化石和灰燼層等。在地層表面，曾發現一具端坐屈身葬的人類骨架，很可能屬新石器時代的產物。這次發掘從而進一步證實這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這批文化遺物，未作過系統的綜合性的整理研究，只在1985年，人類學報4(1)上發表了一篇發掘簡報，其他的均以個人或少數幾個人一起對骨製品和裝飾品進行了研究，發表了一些專題文章，而對上萬件的石製品基本沒有怎樣系統地深入地探討過，這是極為遺憾的事情。據介紹，後來在1990年和1993年顧玉才等人又連續進行了第2次和第3次的正式發掘，出土的石製品不僅數量多，工具類型也更為豐富和典型，但至今仍未見實際研究成果的公佈，實為可惜。

　　小孤山的地形是丘陵地帶，是遼南山地的組成部分，東南近鄰是“玉石之鄉”岫岩縣，兩縣之分界處的山嶺均處於760～930米的高度。西北是逐漸加寬的海城河上游河谷，河水自南至北流經縣城後進人下游寬闊的河谷地帶，與遼河匯合後注入渤海。小孤山一帶屬於前震旦紀白雲質大理岩、雲母片岩等古老變質岩以及侏羅紀花崗岩、閃長岩等深成中基性岩的出露區。在大理岩穀坡上，分佈著一些不同高度的溶洞。在其中高出河床5.30米的溶洞裡，充填著含有腫骨鹿化石的堆積物，時代大概為中更新世。在高出河床約1米的溶洞堆積地層中，則埋藏著晚更新世的動物化石和舊石器時代文化遺物等。小孤山遺址就屬於後一級溶洞類型。

　　小孤山仙人洞的洞口向南偏西，洞寬5.8米，深19米，洞後有落水洞相連，洞內面積約90平方米。洞內堆積最厚處在6米以上，洞口處堆積物頂部比洞前的海城河河床(海拔150米)高出6.4米。洞的底部東高西低，由洞後部向洞口微傾。後部西側底部高出河床2.24米。而近洞口處西側底部只高出1.7米。我們把洞內堆積物自上而下分為5層：

　　第5層，黑褐色粘土質粉砂土內夾白雲質大理岩角礫層。

　　這可屬擾亂層，從中出土的東西很雜亂，有近代人活動的遺物；有明清歷史時期的銅錢；有新石器時代的紅燒土、陶器、磨光石斧。還有少量未石化的人骨、獸骨以及現代人在洞內挖洞時從下層翻亂上來的打製石器材料等等。這一層的堆積厚度由幾釐米至90釐米不等。

　　——剝蝕面——

　　第4層，褐色粘土質粉砂土層。內含零星的白雲質大理岩角礫和以花崗岩為主的礫石。從這層堆積中出土了少量的動物化石和石製品。最厚處達2米。

　　第3層，角礫夾黃褐色粉砂質粘土層。這一層在洞口附近厚達2米以上，而且延伸到現在的洞口以外(原先屬於洞內)。角礫均是洞頂和洞壁坍塌的白雲質大理岩，尺寸較大，有不少長度超過1米。角礫間充填的褐色粉砂質粘土，因受碳酸鈣溶液膠結而變得十分堅硬。從這層出土的文化遺物有石製品、骨角製品和動物化石等。層厚3.3米。

　　第2層，角礫、礫石夾黃褐色粘土質粉砂層。角礫亦為白雲質大理石，礫石則以花崗岩為主，少數為中基性的淺成侵入岩。這層整個洞室內均有分佈。近洞口處厚2米左右，向內逐漸減薄l米左右。上層以角礫為主，礫石只呈零星分佈，而角礫較大；下層角礫數量相對較少，尺寸亦小，但同時出現了許多岩性上，磨園度和球度上均與洞外河床上所見的礫石相同，層位元越低礫石密度越大，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粉砂透鏡體。小孤山仙人洞遺址的動物化石和文化遺物以及灰燼遺跡等都主要出自此層，層厚1～2米不等。

　　第1層，砂礫層。礫石成分與第2層相同，而且呈平鋪狀分佈於石洞內基岩上。自上而下是由黃褐色砂礫、褐色粉砂、黑色錳鐵淋濾帶和黃褐色砂礫構成。從此層中也出土了一些動物化石和人工石製品。層厚0.5～1米不等。

　　從上述的小孤山仙人洞總剖面可以看出，第1～4層的堆積是連續的，其中的第3層和第2層之間無明顯的界線，兩者呈漸變過程。第3層與第4層之間的界線。在洞後部不如洞前那樣清楚，它們可能稍有先後，也可能是同期異相的沉積地層。

　　②文物的分類及其特徵

　　A.人類化石

　　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人類化石不多，僅有單個牙齒5顆及幼兒股骨殘段1件。至今仍未見有專題研究報告發表，也許認為屬於晚期智人的材料，和現代人無多大的差異，加上數量不多，所以未能及時研究。

　　B.石製品

　　此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數石製品最多，僅第1次正式發掘(1983年)和試掘就發現了近lO，000件之多，這個數字還未包括發掘過程中清理出來的大量石片碎屑等。1990年第二次發掘時，又出土大量石製品，具體數字至今仍未公佈。石器材料幾乎全部選用脈石英礫石或岩塊，只有不多幾件以閃長岩、石英岩和玉石為原料。這些原料都來自洞穴前面的海城河河灘上，這也是小孤山仙人洞石器工業的一大特徵。

　　可能由於石製品數量太多，工作量太大，未能作一個全體的系統整理研究，總結出其全部特徵。現在介紹的只是經初步研究後的初步看法。

　　首先將全部石製品劃分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類型。在石制品類中又劃分出刮削器、尖狀器、鑽具、雕刻器、砍砸器以及手斧和石球等多種類型。研究者只能從這些不同類型中遴選出少量所謂典型器物進行研究，以形態和功能為標準，對小孤山仙人洞遺址的石器工業特徵，包括打片技術和修理工藝等方面，提出初步的看法。

　　a.全部石製品中石核和石片的數量佔較大的比重。而生產這兩種產品的方法是錘擊法和砸擊法。

　　b.刮削器是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數量最大。也是形式多樣的一種工具。按其刃部的形態特徵可細分為單刃、雙刃、園刃、拇指蓋狀和吻狀等多種。

　　c.尖狀器所佔的比例很小，是用脈石英厚石片加工而成。兩側邊緣由單向修理而成，根部還見有剝落碎屑的疤痕。

　　d.手斧。只有一件比較典型的。是用閃長岩扁平礫石打製而成的。周邊用交互打法修理。刃緣呈鋸齒狀。石片疤僅分佈於器身周邊，上、下兩面的中心部分及保留有天然礫石面。

　　e.雕刻器。在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石器中，不僅數量少，而且形制不典型。

　　f.石球在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石器中佔有相當的比重。它們都是用石英岩礫石製成。大多數為多面體石球，形制不甚典型。

　　g.鑽具這種工具在出土眾多石器中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形制較穩定。一般都用脈石英原石片製作而成，用交互打法打法加工周身邊緣，最後形成一個突出的尖端。

　　1995年顧玉才從1990年發掘出土的具有鑽器形態特徵的石器標本中選出29件來作模擬實驗，結果證明可以把這些鑽具進一步分類成寬鑽器，長身鑽器兩大類。而且通過微痕觀察研究證明石鑽可以用石錘直接修理而成，其部分標本的鑽尖，可能用“指墊法”進行第二步加工而成。

　　小孤山仙人洞遺址的石鑽確是這個遺址的石器工業中另一大特徵，因為如此數量多，器物形制穩定，加工技術精細而且可能用到“指墊法”技術，確實與別的遺址不同。但我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這與這個遺址的整個石器工業生產的產品其使用功能有直接關係，因為這個遺址出土了一批帶孔的骨、角製品和獸牙工具與飾品，這是必然的結果。

　　C.骨角製品和飾品

　　我們認為，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文物中，除了那一大批石製品外，最精彩的部分應該是伴隨出土的那批骨、角製品和飾品了。這批器物數量並不多，但相當精彩，其中包括有1件魚叉，1件標槍頭(黃慰文等，1986)和3件骨針。裝飾品包括以獸(小野貓和貉)的犬齒和鹿類牙齒以及蚌殼穿孔磨製而成，這批骨、角、牙製品加工細緻，器形精美、可稱為極品，比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所出土的那批同類標本還好，年代也稍為早些。

　　現在稍加介紹。這批標本，1986年由黃慰文等經初步研究後曾發表專題的論文後在1991年和1995年期間，安家瑗、呂遵諤等又發表過對魚叉等標本的研究文章，下面分別進行介紹。

　　a.漁鏢

　　1985年，我們最初研究時認為，漁鏢是用鹿角製成的(亦有人認為是用較大型動物的掌骨製成的)。表面遺有鋸、切、削、刮的痕跡，兩側有倒刺，根部做了一定修理，以便裝柄或固定。標槍頭用動物肢骨磨制而成，根部殘缺。骨針用動物肢骨或肋條骨磨制而成，針眼以對鑽法制成。安家瑗從小孤山仙人洞出土漁叉的結構分析，認為它應當屬於脫柄漁叉(鏢)類型，其根部被削薄，可能是作為插柄用的。另外，脫柄漁鏢不僅僅是一種有效的水中捕魚工具，還可以作為一種鋒利和有效的陸上獵獸工具。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漁鏢很可能就是兩種功能的工具。經對比研究發現，這種骨漁鏢和世界上馬格德林文化時期的骨漁鏢很相似，尤其是中期的(石興邦，1958)。

　　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漁鏢說明，在距今約40，000～35，000年(黃慰文等，1986)。人類已進行漁獵，而且工具已達到一定水準。所以它的被發現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它可以為研究我國史前脫柄漁鏢的使用方法及其發展演變歷史，以及與新石器時代骨漁鏢的承襲關係提供了唯一的實物證據。其次，可以和馬格德林骨魚漁鏢進行對比研究，從而推斷出從死柄到脫柄，由單排倒鉤到雙排倒鉤的發展過程。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漁鏢已相當先進了，顯然更原始的骨漁鏢仍未發現，需要我們去尋找。其三，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脫柄漁鏢是一種複合工具，是人類把陸上狩獵的技術運用到水上，這是漁獵工具發展史上一次重大革命。它不僅反映人類社會生產水準的提高，也反映人類社開闢食物來源上的重大成功，為人類的發展提供物質上的保證(安家瑗，1991)。

　　b.骨制標槍

　　這件標本在1985年的報告中曾被誤認為骨錐。出土於第3層。這是一件尾部殘缺的標槍頭，呈淺土黃色，用動物肢骨製成。器身大體上呈扁椎體狀，一面稍凸，另一面較平，稍凸的一面佈滿縱向的刮削條紋，較平的一面露出骨松質結構，整個器身都經過研磨加工。標槍頭殘長7.63釐米，下部寬1.72釐米，厚O.76釐米。在國內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這屬首次發現，在歐洲，這類器物早在奧瑞納文化中期已出現(Dshorn，1925)。

　　c.骨針

　　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針已發表的有三根。最長的一根出土E7方第3水準層，這根針表面光潔，呈“象牙白”色，有油脂光澤，針柄上有礦物質污染造成的灰褐色斑痕。針身稍彎，斷面大體呈園形。研究者認為它可能由象門齒做原料製作而成。針身長7.74釐米，柄部最寬處0.45釐米。針眼是先將針柄磨薄後由兩面對鑽而成，眼孔園，內徑0.16釐米，外徑一面為0.55釐米，另一面為0.52釐米。針身的一面上有三道互不連接的縱向裂紋。

　　第二長的骨針出土于F7方第一水準以下約1米處。此骨針針身光潔，外表因被礦物質污染而呈灰褐色。針身大致平直，斷面呈園形，針尖微損。針身長6.58釐米，針柄最寬處0.4釐米。針眼同樣先把針柄磨薄後由兩面對鑽而成，孔眼園，孔壁內徑0.21釐米，外徑一面為0.34釐米，另一面為0.30釐米。

　　第三根骨針最短，出土於F2第2水準層，身長僅有5.7釐米。針身也很光潔，呈“象牙白”色。也具油脂光澤，大概也是用象的門齒為原料。針眼未鑽穿，只留下一小點(黃慰文等，1986)。

　　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針，如果與國內、外同期的骨針比較來看，真有點名列前茅，迄今為止，國內只有山頂洞遺址出土過一根殘缺的骨針，這根針的長度9.2釐米，稍長於仙人洞出土的三根針，根據對針眼殘存部分的觀察研究，發現山頂洞出土的骨針，其針眼不是對鑽的，而是用一種尖銳工具從兩面剔挖而成的(斐文中，1939)。由此可見，小孤山的骨針在加工技術上比較進步。而在國外，骨針最早發現於奧瑞納文化晚期，但一般比較粗大而針眼的孔壁參差不齊。直到梭魯特文化和馬格德林文化時期，骨針流行，製作技術也比較進步，針眼為鑽制而成。由此可見，小孤山的骨針和梭魯特文化、馬格德林文化更為接近(黃慰文等，1986年)。

　　d.裝飾品

　　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裝飾品包括鑽孔的小獸牙和一蚌殼片。其數量並不多，總共5件標本。

　　出土於D9方第3水準層的標本是由一件貉(Mycterutes sp.)的上犬齒製成的，齒根磨薄後從兩面挖孔。其結果每一面都形成一個橢園形的輪廓不甚規則的淺坑，然後在淺坑裡鑽孔，但沒鑽通。出土于D8方第3水準層的標本是由1件小野貓(Fellschinenzis)的上犬齒製成的。齒根中部以上的齒冠缺失一半，齒根磨薄後由兩面對鑽穿孔，孔徑小而園，因為破損而出現一小缺口。出土于G8方第2水準層的標本是由l件鹿(Cervuscanaderhsis)的上犬齒加工而成的。穿孔時先將齒根磨薄，然後由兩面對鑽，孔徑小而園，孔的內徑為0.18釐米，外徑一面為0.4釐米，另一面為0.35釐米。

　　出土於F6方第2水準層的由1顆食肉動物犬齒的齒根製成的，飾物非常特別、精細，製作時先由牙齒上截取牙根，再經精心磨制而成，端粗斷面呈橢園形，孔壁內緣參差不齊，可能是由兩面對鑽和剔挖交互加工而成。

　　出土於G6方第3水準層的標本是一件蚌殼飾物)。這樣本並不完整，只有近半園，在周邊上刻有象徵太陽光芒的條紋，研究者認為，這件飾品很可能和人類原始宗教的起源有某種的聯繫。我們應深入的研究它。

　　我們不妨把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裝飾品進行對比研究，結果發現這裡出土的穿孔牙齒遠比周口店山頂洞人出土的穿孔牙齒少，它們的比數是4：125。但在原材料的選擇上兩者是相同的，主要是用小型食肉動物的犬齒製成，其次是鹿的犬齒。在加工技術有些差異，山頂洞人的標本，它的穿孔基本是用剔挖方法完成的，而小孤山仙人洞的標本，它的穿孔是存在著剔挖、挖鑽結合和單純鑽制的三種技術。同時，在鑽孔前都先把齒根磨薄。由此看來，小孤山仙人洞的穿孔技術比周口店山頂洞人的穿孔技術更為先進(黃慰文等，：1986)。

　　在裝飾品中殘留赤鐵礦粉未著色的痕跡，在山頂洞的飾品中很常見，但在小孤山的飾品中只見於蚌殼飾物中，而且並不突出。

　　這類穿孔牙飾在國外的奧瑞納文化和馬格德林文化時期都有，在國內，除了山頂洞，還有寧夏水洞溝遺址，也曾發現1件用駝鳥殼製作飾品(邱中郎等，1978)，山頂洞出土的飾物中除了牙齒外，還有穿孔的小礫石和石珠。所以從飾物種類上小孤山遺址出土的飾物種類比不上山頂洞而顯得貧乏些。但在工藝上則比周口店山頂洞的更勝一籌。在年代上也早些(40，000年)。

　　雖然自1986年後，呂遵諤、黃蘊平等人從實驗考古學的角度，對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骨角器和裝飾品進行過較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一些頗為值得思考的問題，但要實現使這種研究方法在考古學上起到真正的效果，還需要進行更多的實踐和吸收更多的生物學、物理學方面的基本知識。

　　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石製品、骨角器、鑽孔飾物，數量是那麼(石製品超萬件)多，種類那麼豐富，用料是脈石英，(難於加工的材料)，加工技術如此水準高，年代又那麼早(30000～40000年)，遺址處於我國高緯度的北方(北緯40°34'53")。這一系列的情況說明了什麼問題?按一般規律來講，在如此高緯度的北方，又在如此早的時代(距今40000)，不太可能出現生產技術生活水準如此高，如此豐富的族群，除非他們在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中，在適應這種特殊的環境過程中才孕育出哪些先進的生產水準。但統觀小孤山仙人洞遺址本身及其周邊地區的環境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這塊屬於遼南山地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海城河上游河谷地帶。從動物群的組合，反映出當時小孤山一帶的氣候總的說來是比較溫和濕潤，但有過氣候上的波動，出現過寒冷的氣候過程。單就以上的自然環境就可以造就了上述的人類社會的生產技術和水準?不易解釋通。在研究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整個動物群的組合和劃分時，我們發現了一些異常現象，就是一些在華北地區屬於中更新世時期代表性的動物種屬，如三門馬、梅氏犀、粗角羚羊、水牛，居然和晚更新世代表性的披毛犀一猛瑪象動物群中典型種類，如普氏野馬、披毛犀、青羊、普氏羚羊、最後斑鬣狗等共生。這除了反映當時的氣候比較溫和外，是否還說明了當時正處在最後一次冰期(大理冰期)到來之前(距今40000～35000年)這裡的自然生態環境相當優越，給人類提供的採集、狩獵(包括漁獵)的資源非常豐富，所以人類人口也迅速發展起來，需要從多方面來取得食物。這樣就孕育了多種生產經營，從而進一步誘發了與各種生產經營相適應的勞動工具。同時又促進加工各類工具技術的提高。所以出現了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遺址的古人類給我們後人留下這一切景象。如果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或許更合乎情理。